蒙文通是研究史学史的名家。１９４６年，顾颉刚在评论当代中国史学及史家时，就提到蒙文通的史学史成就，他说：“前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现任华西大学教授蒙文通是治史学史最有成就的一位，虽然他不长于外文，但是他能批判接受西洋史学史权威的方法。”此前史学界已经出版了三部以“中国史学史”为书名的专著，按出版先后分别是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蒙文通３０年代就在四川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但他的讲义那时并没有出版。王玉璋在撰著《中国史学史概论》时，曾向蒙文通请教过，但未阅其讲义，对此王氏还深感遗憾。６０年代初，根据高教部的指示，中国史学史教材被纳入了文科教材编写规划中，白寿彝负责主编中国史学史教本的古代部分。为了编写教材，白寿彝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专门成立了史学史教研室，创办《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现在的《史学史研究》前身）。当时，白寿彝也很想参考蒙文通的讲义，但无从得到，在《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中只登载了蒙氏的讲义目录。长期以来，蒙氏的中国史学史讲义，对研治这门学科的学者来说，一直有着特殊的魅力。
　　２０世纪前期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尽管详略有所不同，但大都受到梁启超提出的史学史框架的影响，即讲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等。蒙氏的书却未见受梁氏影响的痕迹，他很重视论述历史哲学的问题，重视史学与经学、文学的关系。该书共有四章，第一章是晚周至汉；第二章是六朝至唐；第三章是中唐两宋；第四章是明清。由此章节安排可以看出，蒙氏没有以朝代的更迭作为划分史学阶段的依据，依据的是史学思想的变化。他说：“窃以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皆思想廓落之会也。体制革新，陈义深远，宏文迭出，名家踵武，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舍此三时，虽有纂述，才记注耳”。因此，晚周、六朝、两宋在这部书中所占篇幅最多。蒙文通的史学史研究，以明变为宗，在史学转变处，着墨较多，而对一般史学史重点论述的《史记》、《汉书》以及唐朝的八书、《通典》等却写得很少。蒙氏重视学术思潮、学术派别的梳理，如把晚周史学分为三系：北方功利说、南方神怪说、东方圣智说，并指出这三系所对应的思想体系，很有见地。对两宋时期的史学派别如经制派、义理派、事功派以及地域性史学等，他都旁征博引各类资料，将其源流理得井井有条。他还认为史学与哲学关系密切：“哲学发达之际，则史著日精，哲学亡而史亦废。”他把史学思想置于当时的哲学思潮下进行分析。深厚的经学史修养，使他在史学思想的论述上，表现出高屋建瓴的气象。
　　蒙文通曾受业于廖平和刘师培，于经学甚有研究，所作《经学导言》，为廖氏称赞，谓“文通文如桶底脱落，佩服佩服，将来必成大家”。其《经学抉原》，对经学源流之爬梳，多有独到见解。他写的《井研廖季平师与近代今文学》、《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对研究近现代学术史具有重要的价值。他的《评〈学史散论〉》（《学史散论》为刘咸炘所著），反映了他对中国学术的总体把握，很能体现他研究学术史的见识。蒙氏关于经学史、学术史的著述与史学史有密切的关系。该书编辑了１２篇这类文章作为附录置于后面，与正文相得益彰，增添了《中国史学史》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