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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大地震后通信恢复的进程已经成为各大运营商之间的一个特殊的竞技场
移动打不通，联通打不通，小灵通也打不通。
“这次地震对中国国际海光缆影响较大，互联网电路大量中断，话音电路部分中断。”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
像很多人一样，5·12地震发生后，中国电信集团网运部总监董晓庄陷入了“信息孤岛”，往四川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他首先给国家地震局打了个电话，打不通，跟兄弟公司打听，对方也乱作一团。14点38分左右，终于有一个四川省电信的电话打到北京，在汇报了“四川省发生地震，具体位置不详”后，再也没有音讯。
应急通信处处长秦艳盛在国家地震局有个朋友，于是托其打探消息，答复是：地震发生在四川汶川，震级为7．6级。董晓庄给四川公司总经理刘红建、副总经理靳华勇打电话，还是不通，他决定尝试另外一种渠道——短信——与话音呼叫不同，短信采用存储转发技术，系统在处理短信时采取先到先出的排队机制，实时性要求相对较低。
短信救急
第一个短信发出的时间是14点57分，对象是四川公司的总经理刘红建和副总经理靳华勇，内容是“汶川发生7．6级地震。情况如何?速来电。”
而此时位于成都市文庙前街72号的四川电信，经历剧烈的摇晃后，刚刚将员工从楼上撤下来，惊魂未定。收到董晓庄发来的短信，靳华勇马上给汶川电信打电话，不通，转而跟汶川所属的阿坝州电信联系，后者同样没法跟汶川联系上。
地震发生后，通讯系统的反应与其他系统一样，大体遵循了以下的程序：首先确定地震发生地，然后了解受损情况。在官方有关地震的信息发布之前，大量的民间信息初步还原事实。而这些民间信息，又多是通过私人渠道从地震系统获悉。这一环节的作用在于：让那些因受地震波及而惊魂未定的人们长舒一口气，进而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对灾区的关注，应急方案的启动因而大大提前。
与电信系统不同，中国移动有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地震发生后，他们通过视讯系统，已提前获知各地网络的受损情况。
在北京，董晓庄向集团副总张继平请示去四川，获批，飞机票已经订好，却在20分钟后被通知取消，原因是成都双流机场封闭，只好改签第二天最早的一班飞机。
这时，信息产业部对这次地震给出了一个新的说法：震级7．5级。
再次向中国地震局求证，得到的答复是：震级为8．0。
15时30分左右，电信集团接到中办电话，反映四川省委电话打不过去。董晓庄赶紧向靳华勇短信交代：尽快维修。
与此同时，中国电信西安机动局接到待命通知。各省电信网管中心也接到指令：对往成都的呼叫全部限呼，以保证成都的电话能够畅通。中国移动则通过增加网络资源，疏导话务。
此时，外省打往四川的电话接通率，已经低至10％。中国移动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地震后，四川本地用户拨打电话的次数是平常的10倍；全国至四川的长途话务量增为平时的5至6倍；北京用户拨打四川的呼叫次数为平时的80倍。
董晓庄12日晚上参加了两个会，一个在国资委，一个在信产部。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刚从中央开完会，向与会人员传达指示说：中央现在最揪心的就是信息不通。董晓庄将此信息传达给四川省分公司，并且指示：有事直报。21点45分，尚在会上的董晓庄短信告诉应急处处长秦艳盛：“通知西安机动局出动吧。”
信产部副部长奚国华当天下午参加完李克强副总理主持的会议，又列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回来后向通讯运营商传达了中央对不了解汶川情况的焦虑。
开完信产部的会，已是子时。回到总部，电信集团总经理王晓初召集会议，成立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他本人任组长，副组长由张继平和杨杰担任，成员包括相关二级部门的总经理，董晓庄也在其中。开完会后，董晓庄连夜通知所有网运部的处长：不允许出差。
挺进汶川
汶川仍然失声。
四川电信下属的四川省长途通信局，受命打通从都江堰通往汶川的光缆。局长陈新才在紫坪铺水库大坝附近搭起帐篷，作为临时指挥部。凌晨1点多，他给局里打电话，要求火速组织货源，包括光缆、雨靴、雨衣、手电筒，还要备3天的干粮。此前，该局已经从受灾较轻的南充调了30多位农民工，加上40多位工作人员，每人要肩扛300米光缆。
13日7点，人员、设备到齐，修复开始。刚刚修复了一个断点，就发现无路可走。泥石流和塌方掩埋了路面，雨一直在下，两边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一支队伍出发7个小时后，第二支意在打通汶川通信的队伍从阿坝州府马尔康出发，向汶川挺进。
被困在汶川县城的电信员工，也开始从县城往外修复光缆。
从都江堰赶往映秀的队伍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于14日中午到达距离映秀5公里左右的一个基站。该基站损坏严重，无法修复，只好静待空投并在两天后完成安装。
此间的15日18时，中国联通泸洲分公司及陕西分公司三位抢险队员，通过微型卫星地面站，抢先开通了映秀镇的通信。
14日，汶川的通信抢修尚处于胶着状态。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王晓初向国务院领导表态：14日晚上能够通话汶川。
14日深夜至15日凌晨，距离汶川10公里处，突降大雨，伴随着强烈余震，队员不得不绕道而行，与后方也失去了联系。
15日7点多，前往汶川的队伍与从汶川出来的人员会合。10：58，最后一个断点被修复。
此前的15日6时，中国移动两名工程人员徒步7小时到达汶川县城，给当地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送去海事卫星电话。
中国移动还选择通过空降，建立卫星基站。5月15日早晨，第一批空降的设备送达机场，当日17时30分，中国移动6位员工搭乘空军直升机，降落在汶川一个海拔较高的地方，随机携带设备。15日晚上开始调测，16日8时正式开通。8时30分，汶川打通了第一个通往外界的移动电话。
但直升机不是每天都能飞，一要等天气，二要等军方的安排。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天天都在等消息，等好的消息。”
特殊的角逐
王建宙还向媒体透露，在恢复移动通讯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卫星通讯集团公司的大力协助，不仅提供了大量卫星电话，还派人对空降队伍提供技术支持——一个业已形成的共识是：这次的通信应急，作用最大的是卫星电话，而不是移动电话，这也构成了通信系统最大的反思之一，“卫星、微波的传输手段一定要与光纤并存，”王建宙说。
类似的合作还发生在其他运营商之间。但业内人士认为，相对于地震应急的需要来说，这样的合作还不够充分。通信领域评论家项立刚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运营商之间如果能有一个明确的分工，通信恢复起来无疑会事半功倍。“比如修复光缆的工作，完全可以由电信去做，移动则可以全力进行基站的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资源的重复浪费，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抢险救灾的效率。现在的情况是，移动进入地震灾区先去铺设光缆，之后再建设基站，而电信如法炮制。”
网上有一个四大运营商抢通重灾6县通信的时间表，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运营商之间在这个平台上角逐的结果。从该表看，电信在北川、汶川、青川三县独领风骚，移动则在茂县、黑水走在了前面，联通的优势是在平武县。
移动打不通，联通打不通，小灵通也打不通。
“这次地震对中国国际海光缆影响较大，互联网电路大量中断，话音电路部分中断。”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
像很多人一样，5·12地震发生后，中国电信集团网运部总监董晓庄陷入了“信息孤岛”，往四川的电话再也打不通。他首先给国家地震局打了个电话，打不通，跟兄弟公司打听，对方也乱作一团。14点38分左右，终于有一个四川省电信的电话打到北京，在汇报了“四川省发生地震，具体位置不详”后，再也没有音讯。
应急通信处处长秦艳盛在国家地震局有个朋友，于是托其打探消息，答复是：地震发生在四川汶川，震级为7．6级。董晓庄给四川公司总经理刘红建、副总经理靳华勇打电话，还是不通，他决定尝试另外一种渠道——短信——与话音呼叫不同，短信采用存储转发技术，系统在处理短信时采取先到先出的排队机制，实时性要求相对较低。
短信救急
第一个短信发出的时间是14点57分，对象是四川公司的总经理刘红建和副总经理靳华勇，内容是“汶川发生7．6级地震。情况如何?速来电。”
而此时位于成都市文庙前街72号的四川电信，经历剧烈的摇晃后，刚刚将员工从楼上撤下来，惊魂未定。收到董晓庄发来的短信，靳华勇马上给汶川电信打电话，不通，转而跟汶川所属的阿坝州电信联系，后者同样没法跟汶川联系上。
地震发生后，通讯系统的反应与其他系统一样，大体遵循了以下的程序：首先确定地震发生地，然后了解受损情况。在官方有关地震的信息发布之前，大量的民间信息初步还原事实。而这些民间信息，又多是通过私人渠道从地震系统获悉。这一环节的作用在于：让那些因受地震波及而惊魂未定的人们长舒一口气，进而迅速将注意力转向对灾区的关注，应急方案的启动因而大大提前。
与电信系统不同，中国移动有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地震发生后，他们通过视讯系统，已提前获知各地网络的受损情况。
在北京，董晓庄向集团副总张继平请示去四川，获批，飞机票已经订好，却在20分钟后被通知取消，原因是成都双流机场封闭，只好改签第二天最早的一班飞机。
这时，信息产业部对这次地震给出了一个新的说法：震级7．5级。
再次向中国地震局求证，得到的答复是：震级为8．0。
15时30分左右，电信集团接到中办电话，反映四川省委电话打不过去。董晓庄赶紧向靳华勇短信交代：尽快维修。
与此同时，中国电信西安机动局接到待命通知。各省电信网管中心也接到指令：对往成都的呼叫全部限呼，以保证成都的电话能够畅通。中国移动则通过增加网络资源，疏导话务。
此时，外省打往四川的电话接通率，已经低至10％。中国移动公布的一份材料显示，地震后，四川本地用户拨打电话的次数是平常的10倍；全国至四川的长途话务量增为平时的5至6倍；北京用户拨打四川的呼叫次数为平时的80倍。
董晓庄12日晚上参加了两个会，一个在国资委，一个在信产部。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刚从中央开完会，向与会人员传达指示说：中央现在最揪心的就是信息不通。董晓庄将此信息传达给四川省分公司，并且指示：有事直报。21点45分，尚在会上的董晓庄短信告诉应急处处长秦艳盛：“通知西安机动局出动吧。”
信产部副部长奚国华当天下午参加完李克强副总理主持的会议，又列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回来后向通讯运营商传达了中央对不了解汶川情况的焦虑。
开完信产部的会，已是子时。回到总部，电信集团总经理王晓初召集会议，成立抗震救灾领导小组，他本人任组长，副组长由张继平和杨杰担任，成员包括相关二级部门的总经理，董晓庄也在其中。开完会后，董晓庄连夜通知所有网运部的处长：不允许出差。
挺进汶川
汶川仍然失声。
四川电信下属的四川省长途通信局，受命打通从都江堰通往汶川的光缆。局长陈新才在紫坪铺水库大坝附近搭起帐篷，作为临时指挥部。凌晨1点多，他给局里打电话，要求火速组织货源，包括光缆、雨靴、雨衣、手电筒，还要备3天的干粮。此前，该局已经从受灾较轻的南充调了30多位农民工，加上40多位工作人员，每人要肩扛300米光缆。
13日7点，人员、设备到齐，修复开始。刚刚修复了一个断点，就发现无路可走。泥石流和塌方掩埋了路面，雨一直在下，两边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一支队伍出发7个小时后，第二支意在打通汶川通信的队伍从阿坝州府马尔康出发，向汶川挺进。
被困在汶川县城的电信员工，也开始从县城往外修复光缆。
从都江堰赶往映秀的队伍经过一天一夜的跋涉，于14日中午到达距离映秀5公里左右的一个基站。该基站损坏严重，无法修复，只好静待空投并在两天后完成安装。
此间的15日18时，中国联通泸洲分公司及陕西分公司三位抢险队员，通过微型卫星地面站，抢先开通了映秀镇的通信。
14日，汶川的通信抢修尚处于胶着状态。中国电信集团总经理王晓初向国务院领导表态：14日晚上能够通话汶川。
14日深夜至15日凌晨，距离汶川10公里处，突降大雨，伴随着强烈余震，队员不得不绕道而行，与后方也失去了联系。
15日7点多，前往汶川的队伍与从汶川出来的人员会合。10：58，最后一个断点被修复。
此前的15日6时，中国移动两名工程人员徒步7小时到达汶川县城，给当地的抗震救灾指挥部送去海事卫星电话。
中国移动还选择通过空降，建立卫星基站。5月15日早晨，第一批空降的设备送达机场，当日17时30分，中国移动6位员工搭乘空军直升机，降落在汶川一个海拔较高的地方，随机携带设备。15日晚上开始调测，16日8时正式开通。8时30分，汶川打通了第一个通往外界的移动电话。
但直升机不是每天都能飞，一要等天气，二要等军方的安排。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天天都在等消息，等好的消息。”
特殊的角逐
王建宙还向媒体透露，在恢复移动通讯的整个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卫星通讯集团公司的大力协助，不仅提供了大量卫星电话，还派人对空降队伍提供技术支持——一个业已形成的共识是：这次的通信应急，作用最大的是卫星电话，而不是移动电话，这也构成了通信系统最大的反思之一，“卫星、微波的传输手段一定要与光纤并存，”王建宙说。
类似的合作还发生在其他运营商之间。但业内人士认为，相对于地震应急的需要来说，这样的合作还不够充分。通信领域评论家项立刚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运营商之间如果能有一个明确的分工，通信恢复起来无疑会事半功倍。“比如修复光缆的工作，完全可以由电信去做，移动则可以全力进行基站的建设。这样一方面可以减少资源的重复浪费，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抢险救灾的效率。现在的情况是，移动进入地震灾区先去铺设光缆，之后再建设基站，而电信如法炮制。”
网上有一个四大运营商抢通重灾6县通信的时间表，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运营商之间在这个平台上角逐的结果。从该表看，电信在北川、汶川、青川三县独领风骚，移动则在茂县、黑水走在了前面，联通的优势是在平武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