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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隐藏的祖先：妙香国的传说和社会》的阅读，理解洱海地区作为南诏大理王朝中心经历元朝的收编之后，成为帝国的边疆这一历程。连瑞枝透过对大理白族地区的传说、书画和经卷爬梳，来厘清南诏大理国的结构样貌，以“过去”作为田野来构筑和理解洱海边白族应对外来变化的能力与方式：最初依托佛教建国、确立权力的神圣来源，并设置了相应的政治体制；而当遭遇元军铁蹄入侵之后，便和平归顺，且转投儒学，以之作为攀附帝国中心的手段与途径。
关键词：历史民族志 佛国 社会结构 社会变迁
遥远的南诏王朝是如何的形貌？整个王权是在如何运作？神奇的妙香国是否只是个美好的传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游走在连瑞枝用传说“构筑”的历史中似乎能找到些线索。南诏大理在历史上一个边缘的王国，它的崛起并未给中央王朝带来足够的冲击，历经唐宋它从一个王国最终变为中央王权的一部分，然而这样的转变却没有伴随着杀戮和血腥，仅仅只是段氏王权屈服、原来以佛教为核心的社会文化慢慢被儒家文化消解，在今天汉化程度极高的大理地区我们似乎找不到南诏存在过的证据——除了那些久远的传说。
一、“过去”作为一种田野
这本书将田野点锁定在南诏大理时代的洱海地区，作者意图展现在前国家时期（直至元朝征服）整个洱海地区的社会架构及其运作方式。由于史料记述的缺失，使得作者转向不同于历史思考过去的方式；思考过去分为自传/传记、先例、神话和历史四大领域（戴维斯，2010），历史是思考过去最常用的但并非唯一的方式，而且这是属于历史学家的方式，其它三种方式是那些活在过去或现在的当事人思考过去的方式。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取向，拓展了人类学研究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引导我们从对结构的关注走向对过程的重视，它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延伸了田野的意涵，使得田野点从原有的“孤岛”走向一种更为开放的面向，更让“过去”成为一种田野，一种用以理解现在或借助现在进行理解的田野。“过去”作为一种田野，不仅仅是利用史料、口述传说、神话等资料的爬梳来呈现在过去的时期中的各种经历，它还是我们理解现在必须借助的知识。把“过去”作为一种田野，使得人类学从对遥远的他者的想象走进对自身所处社会的理解，提醒我们无法将过去与现在进行简单、机械的二分，思考“过去”可以为对现在社会状况的思考提供一种参照，而理解“现在”亦会为呈现过去提供一种路径。
“南诏大理王权的历史是以传说的形式仍在民间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分析传说的过程中，企图重构一个古老社会的面貌”（连瑞枝，2007：3）。全书以图卷与佛教经文、碑刻金石资料和传说性的文本和野史三大类资料为基础，来分析南诏大理时代的传说结构与社会运作的关系，是依照过去的资料来对过去进行理解，描写和分析南诏大理所经历过的那段过往岁月以及在其中社会运作的形式和逻辑，是一种历史民族志（西佛曼，格里福，1999）对于这些传说的研究“与其说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理解故事的内容，毋宁说是反问一个社会史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这样的故事’”（连瑞枝，2007：2）。传说并非一个社会凭空的创造，传说的内容是对于其所处社会情境的一种反应或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一种需要和要求，传说是一种社会记忆亦是一种历史上人们的一种期待。
二、隐藏的祖先
大理南诏王权通过佛教来整合社会，宗教与政治的合二为一是洱海地区政治结构的重要特征，国王通过在佛教中不断确立和强化自己的合法性、而政治官僚（在家僧侣）则通过各种行为来辅助国王进而获取自己的合法性。国王的至高性在佛教中有着对应者，也因此他们必须要通过各种佛教仪式来完善和圆满自己，而自己身上的不足和缺憾会导致国家的某種灾难，这样会促使他们让出王位、出家为僧；在王权的运作中，除了国王之外还有一些群体用以辅助国王，高氏家族掌控着政治和军事实权，而董氏家族则用仪式不断的为国王解决各种问题，虽然高氏掌控实权，但是他们却要不断依靠各种宗教实践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国王与高氏家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既定的平衡——这种平衡是依靠佛教来维系的。
南诏王权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就如华琛描述的国家收编妈祖一样，大理王权通过佛教来将地方的各种神纳入其自身合法的体系内，而地方也会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迎合王权的各种需要。但是这并非一个佛教压倒地方神的过程，而是一个双方互动、双向的过程，国家借助佛教与地方神的融合来将各种地方纳入自己的范围中，地方则通过与佛教的联合来确立自己的位置、获取相应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始终是代表外来的佛教且具有权力的，而女性则是地方的和具有生命力的；在传说中外来的男性通过与当地的女性缔结婚姻关系而产生生命力，从而成为各种拥有权力人物的先祖。传说中女性的角色反映了在现实社会中女性的意义和作用，人们之间通过女性来缔结各种关系，让女性成为创造和维系他们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部分，同时，女性的生命力亦是使得佛教和地方神灵极好融合的一个手段，通过女性的生殖，将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神融于一体，使得生下的孩子具有佛教中的合法性、亦有本土的部分在于其中。
隐藏的祖先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在南诏大理王国统治时期，那些土著地方传说中的女性被纳入到佛教王权的框架中，成为隐藏在男性统治权力背后的重要部分；另一是在元朝征服洱海地区、进而明朝开始从信仰、文化上冲击这个地方社会时，不论段氏、高氏、董氏这些原有的贵族阶层还是民众如何广泛接纳和融入儒学传统中，从而使得原有的佛教崇拜被隐匿起来。这两个层面都是将原有的“祖先”隐藏起来，以调适于社会变迁，但是这种隐藏又非消解原有的崇拜使之消失。隐藏的祖先更是潜藏在社会中的祖先系谱，是南诏大理社会得以运作的动态架构，通过祖源宣称这种可操弄的历史资源，使得身处变迁社会中的人们得以调适于新的环境及文化。
三、从国王转为朝臣
在元军进入到南诏后，国王顺服的招降，于是忽必烈就把统治当地的权力依然交给段氏，这样政权的转变也就没有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由于元朝也是以宗教来整合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致使南诏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社会结构没有瓦解和变化，但是明朝开始的一系列政策使得段氏权力彻底瓦解，因此，也就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动，各种名家大姓选择新的策略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在面对国家的收编，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本社会中没有王权的存在如广东等地；而另一种就是大理地区的情况，它原本有着王权的基础。但是大理王权在元军到来之后就顺服的招降，对于国家的收编显得非常的顺从，不仅在王权的交接上很平顺在文化的转变上也是很自然而然。政权的转变并没有伴随着杀戮和血腥，而文化上的转变则更为彻底——许烺光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喜洲的白族认定为“民家”，他们是汉族的典型代表，对于许烺光先生这样的判断后来的研究者并不能绝对的否定，因为喜洲白族的生活习性、文化传统与汉人并无太大的差异，白族甚至被称为“比汉族还要像汉人的少数民族”，从当前白族的文化来看，元朝的征服带来文化上的转变是极为彻底的。
科大卫（2009）指出国家对华南地区的收编是通过道教科仪实现的，而在洱海地区，南诏大理王权的运作与社会整合是借助佛教实现的，但是在佛教整合的脉络下，存在着各种阶层如何应对这种整合的逻辑——借助祖源宣称和系谱操弄来实现与王权的融合。这种应对变迁的机制在元朝征服之后由于元朝统治同样依赖于佛教而继续有效。
连瑞枝对南诏大理王国时期洱海地区王权运作与社会架构的分析，展现了王权如何与佛教结合、并整合土著社会，从而维系这个王国的统治。将“过去”作为一种田野，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在各种历史叙述的运用中来呈现某一过去时期的社会样貌，它更是我们用以理解当下社会的重要脉络。在这本书中，虽然着力呈现南诏大理王权的运作，但是它亦廓清了在面对社会变迁（王国建立、帝国入侵）时，人们进行调适的手段和机制，这对于我们理解在卷入市场经济之后白族社会所出现的应对方式和呈现的变化、他们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有着一种指示的意义。梁永佳在对喜洲地区人民孰汉孰白的争论理解中强调这是一个具有文化复合性的社区（梁永佳，2005），通过仪式的“等级”来理解地域的形塑，在面向南诏以来的历史融合时，突显出喜洲社会如何处理外来因素的冲击，他们用等级的含括（杜蒙，1992）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得这个地方社会在面对从王国走向中央边陲的过程中，平顺调适。
在探讨地方如何面对社会变迁的议题时，历史人类学引导我们从关注那种调适之后形成的结构转而聚焦于调适的过程，连瑞枝用南诏大理王国佛教王权运作及整合土著社会秩序的内在过程呈现了这种调适，对于任何社会来说，稳定并非一种恒久的结构，贯穿过去到现在的连续性及其脉络应该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动力来源。
参考文献：
[1] 戴维斯.历史与欧洲以外的民族.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杜蒙著.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M].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2
[3]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國家与宗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4] 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 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台北：蓝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
[5] 西佛曼，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个人、历史和知识性的考量[M].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
[6] 西佛曼，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M].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杨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2011级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人类学，区域社会研究。
关键词：历史民族志 佛国 社会结构 社会变迁
遥远的南诏王朝是如何的形貌？整个王权是在如何运作？神奇的妙香国是否只是个美好的传说？面对这样的问题，游走在连瑞枝用传说“构筑”的历史中似乎能找到些线索。南诏大理在历史上一个边缘的王国，它的崛起并未给中央王朝带来足够的冲击，历经唐宋它从一个王国最终变为中央王权的一部分，然而这样的转变却没有伴随着杀戮和血腥，仅仅只是段氏王权屈服、原来以佛教为核心的社会文化慢慢被儒家文化消解，在今天汉化程度极高的大理地区我们似乎找不到南诏存在过的证据——除了那些久远的传说。
一、“过去”作为一种田野
这本书将田野点锁定在南诏大理时代的洱海地区，作者意图展现在前国家时期（直至元朝征服）整个洱海地区的社会架构及其运作方式。由于史料记述的缺失，使得作者转向不同于历史思考过去的方式；思考过去分为自传/传记、先例、神话和历史四大领域（戴维斯，2010），历史是思考过去最常用的但并非唯一的方式，而且这是属于历史学家的方式，其它三种方式是那些活在过去或现在的当事人思考过去的方式。历史人类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取向，拓展了人类学研究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引导我们从对结构的关注走向对过程的重视，它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延伸了田野的意涵，使得田野点从原有的“孤岛”走向一种更为开放的面向，更让“过去”成为一种田野，一种用以理解现在或借助现在进行理解的田野。“过去”作为一种田野，不仅仅是利用史料、口述传说、神话等资料的爬梳来呈现在过去的时期中的各种经历，它还是我们理解现在必须借助的知识。把“过去”作为一种田野，使得人类学从对遥远的他者的想象走进对自身所处社会的理解，提醒我们无法将过去与现在进行简单、机械的二分，思考“过去”可以为对现在社会状况的思考提供一种参照，而理解“现在”亦会为呈现过去提供一种路径。
“南诏大理王权的历史是以传说的形式仍在民间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分析传说的过程中，企图重构一个古老社会的面貌”（连瑞枝，2007：3）。全书以图卷与佛教经文、碑刻金石资料和传说性的文本和野史三大类资料为基础，来分析南诏大理时代的传说结构与社会运作的关系，是依照过去的资料来对过去进行理解，描写和分析南诏大理所经历过的那段过往岁月以及在其中社会运作的形式和逻辑，是一种历史民族志（西佛曼，格里福，1999）对于这些传说的研究“与其说是从分析的角度来理解故事的内容，毋宁说是反问一个社会史的问题：‘什么样的社会，需要这样的故事’”（连瑞枝，2007：2）。传说并非一个社会凭空的创造，传说的内容是对于其所处社会情境的一种反应或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一种需要和要求，传说是一种社会记忆亦是一种历史上人们的一种期待。
二、隐藏的祖先
大理南诏王权通过佛教来整合社会，宗教与政治的合二为一是洱海地区政治结构的重要特征，国王通过在佛教中不断确立和强化自己的合法性、而政治官僚（在家僧侣）则通过各种行为来辅助国王进而获取自己的合法性。国王的至高性在佛教中有着对应者，也因此他们必须要通过各种佛教仪式来完善和圆满自己，而自己身上的不足和缺憾会导致国家的某種灾难，这样会促使他们让出王位、出家为僧；在王权的运作中，除了国王之外还有一些群体用以辅助国王，高氏家族掌控着政治和军事实权，而董氏家族则用仪式不断的为国王解决各种问题，虽然高氏掌控实权，但是他们却要不断依靠各种宗教实践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国王与高氏家族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既定的平衡——这种平衡是依靠佛教来维系的。
南诏王权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就如华琛描述的国家收编妈祖一样，大理王权通过佛教来将地方的各种神纳入其自身合法的体系内，而地方也会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来迎合王权的各种需要。但是这并非一个佛教压倒地方神的过程，而是一个双方互动、双向的过程，国家借助佛教与地方神的融合来将各种地方纳入自己的范围中，地方则通过与佛教的联合来确立自己的位置、获取相应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男性始终是代表外来的佛教且具有权力的，而女性则是地方的和具有生命力的；在传说中外来的男性通过与当地的女性缔结婚姻关系而产生生命力，从而成为各种拥有权力人物的先祖。传说中女性的角色反映了在现实社会中女性的意义和作用，人们之间通过女性来缔结各种关系，让女性成为创造和维系他们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部分，同时，女性的生命力亦是使得佛教和地方神灵极好融合的一个手段，通过女性的生殖，将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神融于一体，使得生下的孩子具有佛教中的合法性、亦有本土的部分在于其中。
隐藏的祖先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在南诏大理王国统治时期，那些土著地方传说中的女性被纳入到佛教王权的框架中，成为隐藏在男性统治权力背后的重要部分；另一是在元朝征服洱海地区、进而明朝开始从信仰、文化上冲击这个地方社会时，不论段氏、高氏、董氏这些原有的贵族阶层还是民众如何广泛接纳和融入儒学传统中，从而使得原有的佛教崇拜被隐匿起来。这两个层面都是将原有的“祖先”隐藏起来，以调适于社会变迁，但是这种隐藏又非消解原有的崇拜使之消失。隐藏的祖先更是潜藏在社会中的祖先系谱，是南诏大理社会得以运作的动态架构，通过祖源宣称这种可操弄的历史资源，使得身处变迁社会中的人们得以调适于新的环境及文化。
三、从国王转为朝臣
在元军进入到南诏后，国王顺服的招降，于是忽必烈就把统治当地的权力依然交给段氏，这样政权的转变也就没有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由于元朝也是以宗教来整合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条件致使南诏宗教与政治合一的社会结构没有瓦解和变化，但是明朝开始的一系列政策使得段氏权力彻底瓦解，因此，也就带来了整个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变动，各种名家大姓选择新的策略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 在面对国家的收编，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原本社会中没有王权的存在如广东等地；而另一种就是大理地区的情况，它原本有着王权的基础。但是大理王权在元军到来之后就顺服的招降，对于国家的收编显得非常的顺从，不仅在王权的交接上很平顺在文化的转变上也是很自然而然。政权的转变并没有伴随着杀戮和血腥，而文化上的转变则更为彻底——许烺光先生在自己的研究中将喜洲的白族认定为“民家”，他们是汉族的典型代表，对于许烺光先生这样的判断后来的研究者并不能绝对的否定，因为喜洲白族的生活习性、文化传统与汉人并无太大的差异，白族甚至被称为“比汉族还要像汉人的少数民族”，从当前白族的文化来看，元朝的征服带来文化上的转变是极为彻底的。
科大卫（2009）指出国家对华南地区的收编是通过道教科仪实现的，而在洱海地区，南诏大理王权的运作与社会整合是借助佛教实现的，但是在佛教整合的脉络下，存在着各种阶层如何应对这种整合的逻辑——借助祖源宣称和系谱操弄来实现与王权的融合。这种应对变迁的机制在元朝征服之后由于元朝统治同样依赖于佛教而继续有效。
连瑞枝对南诏大理王国时期洱海地区王权运作与社会架构的分析，展现了王权如何与佛教结合、并整合土著社会，从而维系这个王国的统治。将“过去”作为一种田野，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在各种历史叙述的运用中来呈现某一过去时期的社会样貌，它更是我们用以理解当下社会的重要脉络。在这本书中，虽然着力呈现南诏大理王权的运作，但是它亦廓清了在面对社会变迁（王国建立、帝国入侵）时，人们进行调适的手段和机制，这对于我们理解在卷入市场经济之后白族社会所出现的应对方式和呈现的变化、他们如何适应这种变化，有着一种指示的意义。梁永佳在对喜洲地区人民孰汉孰白的争论理解中强调这是一个具有文化复合性的社区（梁永佳，2005），通过仪式的“等级”来理解地域的形塑，在面向南诏以来的历史融合时，突显出喜洲社会如何处理外来因素的冲击，他们用等级的含括（杜蒙，1992）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使得这个地方社会在面对从王国走向中央边陲的过程中，平顺调适。
在探讨地方如何面对社会变迁的议题时，历史人类学引导我们从关注那种调适之后形成的结构转而聚焦于调适的过程，连瑞枝用南诏大理王国佛教王权运作及整合土著社会秩序的内在过程呈现了这种调适，对于任何社会来说，稳定并非一种恒久的结构，贯穿过去到现在的连续性及其脉络应该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动力来源。
参考文献：
[1] 戴维斯.历史与欧洲以外的民族.克斯汀·海斯翠普编.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 杜蒙著.阶序人：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M].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2
[3] 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國家与宗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4] 梁永佳.地域的等级：一个大理村镇的仪式与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 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台北：蓝天书局有限公司，2001
[5] 西佛曼，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个人、历史和知识性的考量[M].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
[6] 西佛曼，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M].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
杨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2011级人类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人类学，区域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