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在一叶扁舟之中缓缓展开的一段对话，似问答，似诗篇，似参禅。一切看似是风与月点燃了千年的诗情，实则散发着哲学思辩的光辉。苏子与客的对立与争论，是苏轼自身思想矛盾的外化；而最终以通脱超达的观念说服了客，则是苏轼完成了一次思想的突围和自我的和解。
　　作此文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次蓄意的政治迫害，给了苏轼沉重的打击，因此他渴望超越尘世，正如其《答李端叔书》所言“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而这次夜访赤壁，恰恰暗合了苏轼那颗笑拈佛花的无为之心。在那样一个秋晚的江上，清风徐徐，明月徘徊，浮光接天，碧江如练。面对如此朦胧、空灵之夜色，自然产生一种“超鸿蒙，混希夷”之感：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苏轼借助列子御风而行和许玄羽化登仙的故事，诗化出一个谪臣的逍遥与洒脱。
　　可是，此时的苏轼，未必没有怨恨和不甘的一面。苏子歌咏“望美人兮天一方”，多多少少流露出渴望而不得的淡淡愁绪。而客的“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箫声，也是倚苏子的歌声而和的，这样悲戚的箫声是客的也是苏子的。所以苏子并不完全如遗世独立、羽化登仙般逍遥洒脱。但是依苏轼的个性，苏轼的修养与抱负，他决不允许“自己”沦为一个悲戚哀怨的“孤舟嫠妇”的角色。所以看似哀怨的“客”，其实是苏轼幻化出的自我中逍遥的另一面，“怨恨与不甘”的一面。
　　此时的苏轼，也未必没有寄情山水之后的虚无感。儒道互补给了中国士人和合之心态，进可以昂然入世，退可以飘然出世。但是道家虽然缓解了“进”不通时的疲惫感，却又不得不面对“退”之后的虚无感。因此，客才有感于赤壁之英雄--曹操。曹操乃一世之雄也，文韬武略，无人望其项背。而苏轼面对党争纷繁，时运多舛，只得与渔樵杂处，举酒游江，更不可能建立曹操那样的功业。英雄如曹操者，如今都湮没于历史的长河，杳不可寻，何况是此时谪居的苏轼。他觉得自己只是沧海之一粟，无穷之须臾。人在自然宇宙面前是多么渺小、短暂与虚无啊！
　　但是，人之伟大处不在于其从不蹈入人生之陷阱，而在于能从中救出自己。苏轼面对这样的境遇，决不允许自己沉入怨恨与虚无不可自拔，而是需要以此度化自己，完成自我的和解和超越。所以苏子宽慰“客”（更是宽慰自己）说“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何“無尽”？但是，总有一种不变的因子万古长存。流水如斯，却终未逝去；清月盈虚，却终未增减；人生短暂，却历史长流。苏轼这种更为超达的生死观来自于哪里呢？宋代谢枋得说：“此赋深得《庄》《骚》文法”。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也提及：在黄州那一段日子，苏东坡开始钻研佛道，以后的作品也就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可见苏轼的这种生死观应该得益于佛道思想。《庄子·齐物论》中言“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形态，只要不以生死为念，“照之于天”（遵循自然的规律），便可达到肉体死亡而灵魂永存的逍遥境界。而佛家关于死亡亦有一个令人眩晕的词汇：轮回。不死的灵魂可以迁往另一个肉体不断再生。这些佛道思想中的死亡观与苏轼“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思想何其相似。领悟了这样的死亡观，关于生命“不可乎骤得”的悲伤失落自然可以稍稍平复。
　　理解了“死亡”，怎样“活着”就变得更为重要。只有领悟了“活的艺术”，才能最终消弭人生的虚无感。苏轼认为清风明月等自然万物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这种“活的艺术”是对生命本真意义的顿悟，超越了生死、超越了得失。却又不离开现实的时空，在心灵时空里达到了永恒和不朽。这种超越的形式和结果就是庄子所言“天人合一”。
　　人生的玄机已然解开，客终释然，“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苏子与客终于合二为一，苏轼亦完成了思想的突围与自我的和解。
　　赤壁之下，清风明月唤醒了苏子的一颗佛道之心，化外山水守望着中国士人宝贵的精神家园。一篇《赤壁赋》仿佛一篇菩提的笑忘书，语带莲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