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前对此疫情的态度很容易走向两极:或不以为意,或过度紧张。而我们以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警而不惊”的分寸
人类总在面临不幸:2003年SARS危机恍如昨日,2005年以来的禽流感威胁尚未去除,以“猪流感”之名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已然来临。
目前,此流感正式易名为甲型H1N1流感。近几日,疫情有所缓和,大规模的“人传人”尚未出现,病例增幅有所减缓,此流感为害烈度与专家们最为担忧的预言尚有距离。尽管如此,这场疫病对于人类已经和极可能继续造成的伤害,仍然令人忧心。当前,对此疫情的态度很容易走向两极:或不以为意,或过度紧张。我们以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警而不惊”的分寸。
出于对公众、对生命负责的基本态度,高度警觉极有必要。非如此,则等于用感觉和侥幸取代科学。
当前的信息带给人的判断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仍在攀升,受感染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无人确知世卫组织会否将流感警告级别从五级升至最高级六级;另一方面,疫患本身的死亡率较之SARS和人禽流感为低,且“风暴眼”墨西哥疫情确已有所控制,警戒级别5月初以来已从原来的红色(非常高)降为橙色(较高),进而降为黄色(中级)。
不确定性出现,一般人容易按自己的愿望作出判断,不过,愿望不能代替科学。须知此轮疫情的“元凶”属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新变体,对人类是全新的认知对象。从4月26日墨西哥宣布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到今天, 科学工作者只通过基因图谱分析发现,此次新型流感病毒拥有猪和鸡的基因片段,但对于人类致患的真实起源、病毒扩散路径、反季节暴发的原因,以及墨西哥何以沦为疫情重灾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均无定论;在第一阶段疫情之后,有无更为凶猛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如何避免其冲击,现在更难预料。(参见本期封面报道“新流感未解之谜”)
以此态势,可知病毒持续以无法预知的方式变异,每个人在理论上都是易感者。虽然此次疫情透明度较高,疫区又距中国较远,看似无六年前的SARS那样凶险,但因传播力极强,感染者可能在无症状时传播病毒,其对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威胁绝不可小觑。现在是强敌当前,把危险看得大一些,把威胁看得重一些,高度警觉积极防控,远胜于盲目乐观和轻敌。
不过,高度警觉不等于现在就立即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打破常规、全线动员。“警钟”或“警报”在这里更多地是一种比喻,而非针对普通公民的紧急行动号令。除疫情凶猛的疫区外,当前之于甲型H1N1流感,政府和公众还必须做到“警而不惊”“防而不乱”。应当看到,此次疫情至今并未出现全面暴发之势,这是个基本事实;更重要的是,人类此次实施的防疫抗疫举措,远比应对2003年SARS之疫更为主动,而主动性来源于透明、合作与科学精神——由于经年的不懈努力,更由于2003年SARS危机后更多共识的建立,许多国家的防病救灾体系均有所加强,各国联手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大幅提升,“全球流感项目”建立的监测框架也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新型流感之患面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现在都有理由比过去更深具信心,更能够沉着应对、积极防控。
流感疫情暴发于全球经济危机之中,可谓祸不单行。如何处理好二者的轻重缓急,也是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考验。经济继续恶化,势必削弱救灾财力、物力;疫情扩散,则无疑将对经济活动形成梗阻。若干研究机构试图评估此次流感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但因流感本身高度不确定,评估结果也自然依赖不同的疫情预设情景。国际社会目前可能的作为,恐怕只能是通力合作,全力防范其全球性暴发,并在制定防控措施时正视其经济成本。
当前,有些国家采取的防控举措受到质疑,甚至引发外交“口角”。解决这些问题也应诉诸科学。例如,对于隔离究竟能否有效阻断疫情传播,应不应该暂停从疫区进口猪肉制品,有无必要关闭边境、关闭学校和公共场所,等等,均应理性对待。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的制定初衷,便包括防止疫情防控中的“不当干涉”。
与六年前应对SARS疫情的迟缓、被动、不透明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政府此次采取的防控措施堪称及时、有力,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迅速建立,检验检疫、疫情监测、生产储备均认真细致。特别是政府高度重视疫情报告和信息公开,不允许缓报、瞒报和漏报,并要求“在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发布国内外最新疫情信息”,这一切都令人欣慰。但也应看到,疫情威胁出现,再度挑战中国欠完善的地方医疗防疫体系,已经走上前台的医疗体系改革如何蓄势而发,会成为重要关注点。
流感与人类相伴已有漫漫2400年。仅在近一个世纪中,人类就抗击过三次大规模的、极具杀伤力的流感暴发——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为此付出了亿万生命的代价。虽然在与流感的长期抗争中,人类逐渐学会与之共存,但此次甲型H1N1流感汹汹而来,又是一次激战,而且很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惟此,“警而不惊”当为常态,这不仅是分寸,更是境界。■
(本文刊于05月11日出版的2009年第10期《财经》杂志)
人类总在面临不幸:2003年SARS危机恍如昨日,2005年以来的禽流感威胁尚未去除,以“猪流感”之名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已然来临。
目前,此流感正式易名为甲型H1N1流感。近几日,疫情有所缓和,大规模的“人传人”尚未出现,病例增幅有所减缓,此流感为害烈度与专家们最为担忧的预言尚有距离。尽管如此,这场疫病对于人类已经和极可能继续造成的伤害,仍然令人忧心。当前,对此疫情的态度很容易走向两极:或不以为意,或过度紧张。我们以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握好“警而不惊”的分寸。
出于对公众、对生命负责的基本态度,高度警觉极有必要。非如此,则等于用感觉和侥幸取代科学。
当前的信息带给人的判断是不确定的:一方面,死亡人数和确诊人数仍在攀升,受感染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无人确知世卫组织会否将流感警告级别从五级升至最高级六级;另一方面,疫患本身的死亡率较之SARS和人禽流感为低,且“风暴眼”墨西哥疫情确已有所控制,警戒级别5月初以来已从原来的红色(非常高)降为橙色(较高),进而降为黄色(中级)。
不确定性出现,一般人容易按自己的愿望作出判断,不过,愿望不能代替科学。须知此轮疫情的“元凶”属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新变体,对人类是全新的认知对象。从4月26日墨西哥宣布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到今天, 科学工作者只通过基因图谱分析发现,此次新型流感病毒拥有猪和鸡的基因片段,但对于人类致患的真实起源、病毒扩散路径、反季节暴发的原因,以及墨西哥何以沦为疫情重灾区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均无定论;在第一阶段疫情之后,有无更为凶猛的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如何避免其冲击,现在更难预料。(参见本期封面报道“新流感未解之谜”)
以此态势,可知病毒持续以无法预知的方式变异,每个人在理论上都是易感者。虽然此次疫情透明度较高,疫区又距中国较远,看似无六年前的SARS那样凶险,但因传播力极强,感染者可能在无症状时传播病毒,其对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人类的威胁绝不可小觑。现在是强敌当前,把危险看得大一些,把威胁看得重一些,高度警觉积极防控,远胜于盲目乐观和轻敌。
不过,高度警觉不等于现在就立即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打破常规、全线动员。“警钟”或“警报”在这里更多地是一种比喻,而非针对普通公民的紧急行动号令。除疫情凶猛的疫区外,当前之于甲型H1N1流感,政府和公众还必须做到“警而不惊”“防而不乱”。应当看到,此次疫情至今并未出现全面暴发之势,这是个基本事实;更重要的是,人类此次实施的防疫抗疫举措,远比应对2003年SARS之疫更为主动,而主动性来源于透明、合作与科学精神——由于经年的不懈努力,更由于2003年SARS危机后更多共识的建立,许多国家的防病救灾体系均有所加强,各国联手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大幅提升,“全球流感项目”建立的监测框架也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在新型流感之患面前,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现在都有理由比过去更深具信心,更能够沉着应对、积极防控。
流感疫情暴发于全球经济危机之中,可谓祸不单行。如何处理好二者的轻重缓急,也是对国际社会的重大考验。经济继续恶化,势必削弱救灾财力、物力;疫情扩散,则无疑将对经济活动形成梗阻。若干研究机构试图评估此次流感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但因流感本身高度不确定,评估结果也自然依赖不同的疫情预设情景。国际社会目前可能的作为,恐怕只能是通力合作,全力防范其全球性暴发,并在制定防控措施时正视其经济成本。
当前,有些国家采取的防控举措受到质疑,甚至引发外交“口角”。解决这些问题也应诉诸科学。例如,对于隔离究竟能否有效阻断疫情传播,应不应该暂停从疫区进口猪肉制品,有无必要关闭边境、关闭学校和公共场所,等等,均应理性对待。2005年《国际卫生条例》的制定初衷,便包括防止疫情防控中的“不当干涉”。
与六年前应对SARS疫情的迟缓、被动、不透明形成了鲜明对照,中国政府此次采取的防控措施堪称及时、有力,联防联控工作机制迅速建立,检验检疫、疫情监测、生产储备均认真细致。特别是政府高度重视疫情报告和信息公开,不允许缓报、瞒报和漏报,并要求“在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发布国内外最新疫情信息”,这一切都令人欣慰。但也应看到,疫情威胁出现,再度挑战中国欠完善的地方医疗防疫体系,已经走上前台的医疗体系改革如何蓄势而发,会成为重要关注点。
流感与人类相伴已有漫漫2400年。仅在近一个世纪中,人类就抗击过三次大规模的、极具杀伤力的流感暴发——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为此付出了亿万生命的代价。虽然在与流感的长期抗争中,人类逐渐学会与之共存,但此次甲型H1N1流感汹汹而来,又是一次激战,而且很可能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惟此,“警而不惊”当为常态,这不仅是分寸,更是境界。■
(本文刊于05月11日出版的2009年第10期《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