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幸福的种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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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用幸福指数代替经济指标,来考核政绩或制定政策还为时过早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随着政府对和谐社会的倡导,学术界、媒体、政界以及广大百姓对幸福追求的热情空前高涨。当我们还不够富裕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贫穷是追求幸福道路上必须首先铲除的障碍,而当我们渐渐富裕起来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将富有变为真正的幸福呢?
  
  幸福是测量主观感受
  
  幸福的定义和测量应当反映人们的主观体验,而不能由他人强加或包办。要看人们是否喜欢吃水煮鱼,就应该直接问他们吃的感受,而不应该用主、配料的重量来测定。同样的道理,要测量人的主观感受,就应该直接问人们的主观感受,而不应该由客观因素来间接定义。
  当然,测量人们是否喜欢水煮鱼,还可以看他们吃水煮鱼的速度多快(行为法),或者见到水煮鱼时流多少口水(生理法)。在测量幸福感时也可以用行为法和生理法,但上述方法的代价高,操作灵便性差。
  提到幸福指数,有人会想起不丹王国。不丹王国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增加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国策的国家。由此,又很可能会将其GNH作为幸福指数的榜样。虽然我欣赏不丹政府对于国民幸福的重视,但是GNH内容的确定不一定完善。
  不丹王国的GNH的定义建立在四个方面,即促进平等和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保护和促进文化价值、保护自然环境以及创建善治。这些被幸福指数所囊括的因素是由学者或政府所决定的,它们可能会与那些真正影响国民幸福的因素不同,正如水煮鱼的受宠程度并不一定任凭鱼、辣、麻、油这些调料摆布。
  
  要反映感受
  
  想到“幸福”,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安逸”或“吃喝玩乐”。我们讲的幸福,不应当局限于这些,幸福是指整体的主观感受,包括正的,也包括负的。产生正感受的形式是多样的:吟诵优美的诗句,体验刺激的性生活,欣赏瑰丽的落日,帮助盲人过马路,在鏖战中奋勇杀敌等等。虽然这些体验的原因和环境截然不同,但它们都是正的感觉。同样,产生负感受的形式也是多样的。
  幸福测量就要以最简单的方法来反映这种正或负的主观感受。严格讲,幸福指数不应叫幸福指数,应叫感受指数。
  关于幸福,人们还有一种偏见,认为幸福难以捉摸——同样是金榜题名,有的人欣喜若狂,也有的人一笑而过,即便是同一个人,也时而欢呼雀跃,时而郁闷低落,难以预测。因此,幸福是无法准确测量的。
  这种观点也不正确。让我们把人们的幸福和气温来做个比较。地方不同,气温也不尽相同,就算是同一地方,今天的气温和明天的气温也会不同。这是由于气温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季节、海拔、周边地貌、城市建筑、绿化面积等。但这是否意味着气温就不能测量,不能研究呢?当然不是。对幸福的测量和研究也是同样的。
  
  要循序渐进
  
  目前,完全用幸福指数代替经济指标来考核政绩或制定政策还为时过早。
  比如,不同人对于同一幸福量表的使用可能不同。如果用传统的心理量表,农民所报告的幸福水平可能比城市居民高。这是否就意味着前者就真的要比后者幸福?不一定。农民和市民使用的幸福尺度可能不同。
  有研究表明,如果用传统的心理量表来分别测量人们对“9”和“221”这两个数字的大小的感受,发现人们对9打的分要比“221”打的分更高,似乎人们觉得9比221更大。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们真的认为9比221大呢?
  另一个是有关测量的范围。幸福测量可以测人对生活总的感受,也可以追踪人们每时每刻的幸福度。然而,采用这两种测量方式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一个为人妇且初为人母的女性可能会说,相夫教子甜蜜无忧,自己觉得整体上要比没有孩子的单身女性更加幸福。但是,如果我们每小时对其幸福水平进行测量就会发现,这位年轻的母亲淹没在各种烦人的琐事之中,孩子声嘶力竭地哭泣在等她温牛奶、换尿布,丈夫下班回家要备好喷香可口的晚饭,而她自己很可能连基本的睡眠时间都无法保证,因此她所报告的平均即时幸福水平可能并不高。
  相比之下,单身女性在工作之余可以逛街购物,或者派对狂欢,或者K歌泡吧,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她报告的平均即时幸福水平可能会更高。那么,到底是整体测量还是基于时刻的测量更为可靠呢?目前也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目前世界上没有一个公认幸福指数,在近期的未来也不会有。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投石问路,不断收集数据,检验各种不同的测量方法,进而渐渐地用幸福测量来补充而不是替代经济指标,并且引导政策的制定。
  尽管测量幸福面临诸多挑战,但我认为,主要挑战不在于如何制定幸福指数。找到决定幸福的因素,才是真正的挑战。
  不要奢望一夜之间就能把所有与幸福相关的因素跃然纸上,并因此摘得下一年的诺贝尔桂冠。要知道,如果你能够真正了解其中一个因素(比如婚姻状况、通勤路程)与幸福的关系,那就已经是一个巨大贡献了。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是将幸福学和幸福指数理念最早引入中国的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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