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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能有丝毫松懈。
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
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增长模式存在缺陷。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增长模式的关键，主要是看靠投入资源实现增长，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这种做法出现了两个积极后果。一是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大约2.5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也使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二是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支撑了此后10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现在的欧债危机已经抑制了我国外需，过分依赖外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理应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十分迫切。
宏观政策仍要充分灵活
出口导向政策成功实施了多年之后出现两个问题。从微观上看，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优惠，创新动力开始懈怠。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大幅增加，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加剧贸易摩擦。许多国家的最终选择往往是让中央银行进行干预，继续保持本币低估的状态。中央银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就是，发行货币来收购外汇。货币流入资产市场就会形成资产泡沫，流入消费市场就会造成CPI上升。
对经济形势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宏观政策的决策依据。有人说我们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些绝对化。一方面，要防止“硬着陆”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多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制度条件和基本面支撑。
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的。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在紧缩力度不够的情况下，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力度过大，也怕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硬着陆”。
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在我看来，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仇富”本质是“仇腐”
中国经济最近30年来取得的进步可从三方面说明：第一是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类发展指数也有很大提高。
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民众已经富裕。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严峻挑战。
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中石化2009年盈利第一名，原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他平均每天花公款人民币4万元用于个人享受。按原来的改革计划，不应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这样。
近年来有种倾向容易误导部分民众：把贫富分化归因于市场经济。可“仇富”的本质是“仇腐”，是对腐败的仇恨。我始终认为，有人在刻意转移目标，把民众对腐败的憎恶，转移到一般富人身上。富人有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答案当然是后者。如何实现？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普通老百姓(甚至专业人员)消费不足，根本原因在收入水平不高。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只能使资本收入增长，而资本收入增长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是国家资本。国家资本只能造成国家收入、国有企业收入增长。第二部分是特别有钱的人的资本，如果其份额增加，也只能使极富的人收入增加。
所以，不可能依靠投资增加来增加普通人收入。如果要解决长期问题，还是要转变增长模式，使产业升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以现在巨大的制造业来说，就是制造业本身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这两端在传统意义上都是服务业，不管前端的研发、设计还是后端的品牌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都是服务业。向两端延伸的结果会使一部分服务业成为独立的产业。
要使老百姓富起来，国家走向民主、文明、和谐，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此外我还想重复一下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问题目前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至于民主、宪政问题，要想办法推进。这里首要的一点是应有好的讨论气氛，不但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能有丝毫松懈。
经济增长模式存在缺陷
中国的长期发展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增长模式存在缺陷。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还是经济增长模式，增长模式的关键，主要是看靠投入资源实现增长，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现了长时期的持续增长，没有发生改革开放以前那样严重的经济困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出口导向政策，用各种政策手段支持出口，发展对外贸易。
这种做法出现了两个积极后果。一是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大约2.5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也使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二是大量的出口（净出口）需求弥补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经济能够持续增长。1994年汇率改革以后，出口导向政策全面展开，中国的贸易盈余由负转正，旺盛的出口需求有力支撑了此后10多年GDP的高速度增长。
应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现在的欧债危机已经抑制了我国外需，过分依赖外部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政策理应调整，转变发展方式十分迫切。
宏观政策仍要充分灵活
出口导向政策成功实施了多年之后出现两个问题。从微观上看，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优惠，创新动力开始懈怠。从宏观上看，在出口导向政策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外汇结余大幅增加，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加剧贸易摩擦。许多国家的最终选择往往是让中央银行进行干预，继续保持本币低估的状态。中央银行频繁干预外汇市场的结果就是，发行货币来收购外汇。货币流入资产市场就会形成资产泡沫，流入消费市场就会造成CPI上升。
对经济形势始终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宏观政策的决策依据。有人说我们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这两种说法都有些绝对化。一方面，要防止“硬着陆”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多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制度条件和基本面支撑。
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的。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如果为了防止经济过热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在紧缩力度不够的情况下，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力度过大，也怕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硬着陆”。
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才能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在我看来，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仇富”本质是“仇腐”
中国经济最近30年来取得的进步可从三方面说明：第一是中国经济以每年近10%的速度高速增长。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人口减少了3.5亿，人类发展指数也有很大提高。
但“减贫”不等于“灭贫”，更不等于民众已经富裕。事实上“民穷”依然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严峻挑战。
什么导致贫富差距？我认为有两项：第一，腐败；第二，垄断。这都和政府权力有关。我们的垄断，不是经济自由竞争的结果，而是行政权力造成的。中石化2009年盈利第一名，原CEO陈同海因受贿被捕，之后查出他平均每天花公款人民币4万元用于个人享受。按原来的改革计划，不应这样。但改革不到位，就变成这样。
近年来有种倾向容易误导部分民众：把贫富分化归因于市场经济。可“仇富”的本质是“仇腐”，是对腐败的仇恨。我始终认为，有人在刻意转移目标，把民众对腐败的憎恶，转移到一般富人身上。富人有靠勤劳、善于经营致富的；也有靠弄权谋私、结交权贵致富的。把公众愤怒转移到普通富人身上，不但不利于民富，还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后果。
我们面前再次出现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是向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答案当然是后者。如何实现？首先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普通老百姓(甚至专业人员)消费不足，根本原因在收入水平不高。靠投资拉动的增长只能使资本收入增长，而资本收入增长在中国有两种情况：第一部分是国家资本。国家资本只能造成国家收入、国有企业收入增长。第二部分是特别有钱的人的资本，如果其份额增加，也只能使极富的人收入增加。
所以，不可能依靠投资增加来增加普通人收入。如果要解决长期问题，还是要转变增长模式，使产业升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以现在巨大的制造业来说，就是制造业本身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这两端在传统意义上都是服务业，不管前端的研发、设计还是后端的品牌销售、渠道管理、售后服务，都是服务业。向两端延伸的结果会使一部分服务业成为独立的产业。
要使老百姓富起来，国家走向民主、文明、和谐，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一定要实现小平同志的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此外我还想重复一下建设法治国家。这个问题目前无论在立法方面还是司法方面都遇到一些困难。至于民主、宪政问题，要想办法推进。这里首要的一点是应有好的讨论气氛，不但要让老百姓富起来，还要让老百姓敢说话。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