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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应国际著名远程教育专家约翰·丹尼尔爵士（Sir John Daniel）的推荐，我作为一名关注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s）的大学教师以及研究人员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MOOCs的成本—收益分析”项目组组长菲奥娜·奥朗（Fiona Hollands）博士近1个小时的电话访谈。在访谈中，菲奥娜希望我尽可能想象如果我要参与制作开放在线课程，我会如何进行，会增大多少工作量，又会得到什么样的收获。
我努力想象，发现如果我要参与制作开放在线课程，将投入巨大而且额外的时间与精力在其中。比如给不同学业基础的学习者备课，就得比现在备课花费最少3倍的时间与精力。我有过给幼儿园小朋友上故事课的经历，当时为了找到一张有助于小朋友理解的图片、一个小朋友能够理解的词，可谓煞费苦心。目前在传统面授课堂上，为了保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我经常在课下花费大量时间与学习者进行与课程相关的交流和沟通，而这还是小班教学；如果真正主持开放在线课程，那么与线下的众多学习者的交流肯定会占据我大量的时间。而我的收获，可能就是两个，一是在世界上更有知名度，二是能够在不同背景的学习者中获得“教学相长”。但这两个收获，在我看来，不投入MOOCs同样可以获得，比如作为授课教师参与更多的培训以及与更多国内外高校的学生进行学术交流。而如果我不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备课以及与学习者的线下交流，显然我的课程受欢迎度就低，学习者就少，那么我投入开放在线课程的收获就微乎其微了。
所以，我对菲奥娜说，如果没有相当给力的激励机制，我自身参与在线课程的动机并不会很大。菲奥娜问我，如果主持一门开放在线课程，我会多久更新一次内容，我回答肯定每年甚至每学期都得更新一次，否则可能很快就会招致学习者的“差评”。我反问她，她觉得开放在线课程应该多久更新一次，她说她也不清楚。
上述问题目前其实是牵扯到一个MOOCs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按照约翰·丹尼尔爵士的看法，其实MOOCs作为一种新的教育传播方式，目前对其较为准确的定义与描述都还远未有定论。按照目前实践情况来看，MOOCs包括两种理念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称之为cMOOCs，另外一种是xMOOCs。cMOOCs以联通主义理论（connectivism）为哲学基础，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的知识创新与生成。而xMOOCs以行为主义理论（behaviourism）为基础，强调大规模复制知识并进行传播。
显然，对于xMOOCs而言，教师的投入就相对少得多，但问题是对于研究型大学的老师而言，投身于xMOOCs对其学术的增益可能实在有限，他们怎么会拿出宝贵的时间放在xMOOCs上呢？同样的逻辑，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其投资大量资源（包括宝贵的师资资源）放在xMOOCs，收获极其有限，还不如将资源投入到社会培训上，后者同样能够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声誉，最为重要的是还会有可观收入以补贴学校的教学与科研。
反之，对于cMOOCs，教师的投入就相对多得多，尽管其收益对于研究型大学及其老师而言也会大得多；但是要想让研究型大学成为cMOOCs的主角，那实在是难为这些大学及老师了。试想，现在国内的一些顶尖研究型大学连假期对外开放参观一事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更遑论让教授们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用于cMOOCs。
因此，无论是xMOOCs还是cMOOCs，都不是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所在。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其一流的师资，如果某所研究型大学将其一流师资的时间与精力过多耗费在MOOCs上，可以预见的是这所大学的声誉、影响力与排名更有可能是急剧下滑而不是上升。这个逻辑就决定了顶尖研究型大学不能也不会成为MOOCs运动的主角。
当然，我并不是说顶尖研究型大学应该成为MOOCs的旁观者，他们同样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但MOOCs的主角应该是谁呢？
近两年MOOCs成为一股热潮，更多是来自高科技公司的宣传与呐喊，比如谷歌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的判断是：应该是这些高科技公司成为MOOCs的主角，由他们去寻找解决成本—收益、盈利、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道路，并且整合社会中不同的资源（比如金融资源就必不可少），来推动MOOCs的发展，造福于整个社会。
就如同，科学研究与专利能够极大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福祉，但是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却更多只能成为研究本身的主力军，而无心、无力也没有必要去做随后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一样。因为社会需要分工，需要各司其职。如果MOOCs真的能够做到让大学的围墙消失，大学尤其是传统的研究型大学依然不能也不会成为MOOCs运动的主角，而是在热情参与的同时依然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科研、小班教学与辅导研究生上。
其实，MOOCs的理念与实践早就有了。知名国际远程教育专家托尼·贝茨（Tony Bates）甚至认为：xMOOCs采用的是一种依赖于信息传递、计算机对作业评分和同伴评价的非常古老的、过时的行为主义教学法；xMOOCs运动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网络学习方式和有用的技术，这些所谓的新技术早在40年前就在远程学习领域为大家所熟知了。
作为一名了解一些教育技术、远程教育发展历史的大学教师，我对于MOOCs的未来抱着审慎的乐观。最后，我希望借用约翰·丹尼尔爵士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当我们试图让MOOCs实现真正改善教育的目标而不是仅成为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昙花一现时，应该谨记之前众多令人失望的概念炒作背后的原因。”
我努力想象，发现如果我要参与制作开放在线课程，将投入巨大而且额外的时间与精力在其中。比如给不同学业基础的学习者备课，就得比现在备课花费最少3倍的时间与精力。我有过给幼儿园小朋友上故事课的经历，当时为了找到一张有助于小朋友理解的图片、一个小朋友能够理解的词，可谓煞费苦心。目前在传统面授课堂上，为了保证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我经常在课下花费大量时间与学习者进行与课程相关的交流和沟通，而这还是小班教学；如果真正主持开放在线课程，那么与线下的众多学习者的交流肯定会占据我大量的时间。而我的收获，可能就是两个，一是在世界上更有知名度，二是能够在不同背景的学习者中获得“教学相长”。但这两个收获，在我看来，不投入MOOCs同样可以获得，比如作为授课教师参与更多的培训以及与更多国内外高校的学生进行学术交流。而如果我不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备课以及与学习者的线下交流，显然我的课程受欢迎度就低，学习者就少，那么我投入开放在线课程的收获就微乎其微了。
所以，我对菲奥娜说，如果没有相当给力的激励机制，我自身参与在线课程的动机并不会很大。菲奥娜问我，如果主持一门开放在线课程，我会多久更新一次内容，我回答肯定每年甚至每学期都得更新一次，否则可能很快就会招致学习者的“差评”。我反问她，她觉得开放在线课程应该多久更新一次，她说她也不清楚。
上述问题目前其实是牵扯到一个MOOCs未来发展方向的问题。按照约翰·丹尼尔爵士的看法，其实MOOCs作为一种新的教育传播方式，目前对其较为准确的定义与描述都还远未有定论。按照目前实践情况来看，MOOCs包括两种理念截然不同的模式，一种称之为cMOOCs，另外一种是xMOOCs。cMOOCs以联通主义理论（connectivism）为哲学基础，强调在教学过程中的知识创新与生成。而xMOOCs以行为主义理论（behaviourism）为基础，强调大规模复制知识并进行传播。
显然，对于xMOOCs而言，教师的投入就相对少得多，但问题是对于研究型大学的老师而言，投身于xMOOCs对其学术的增益可能实在有限，他们怎么会拿出宝贵的时间放在xMOOCs上呢？同样的逻辑，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其投资大量资源（包括宝贵的师资资源）放在xMOOCs，收获极其有限，还不如将资源投入到社会培训上，后者同样能够扩大学校的影响力、声誉，最为重要的是还会有可观收入以补贴学校的教学与科研。
反之，对于cMOOCs，教师的投入就相对多得多，尽管其收益对于研究型大学及其老师而言也会大得多；但是要想让研究型大学成为cMOOCs的主角，那实在是难为这些大学及老师了。试想，现在国内的一些顶尖研究型大学连假期对外开放参观一事都心有余而力不足，更遑论让教授们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用于cMOOCs。
因此，无论是xMOOCs还是cMOOCs，都不是研究型大学的优势所在。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其一流的师资，如果某所研究型大学将其一流师资的时间与精力过多耗费在MOOCs上，可以预见的是这所大学的声誉、影响力与排名更有可能是急剧下滑而不是上升。这个逻辑就决定了顶尖研究型大学不能也不会成为MOOCs运动的主角。
当然，我并不是说顶尖研究型大学应该成为MOOCs的旁观者，他们同样应该积极参与其中。但MOOCs的主角应该是谁呢？
近两年MOOCs成为一股热潮，更多是来自高科技公司的宣传与呐喊，比如谷歌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的判断是：应该是这些高科技公司成为MOOCs的主角，由他们去寻找解决成本—收益、盈利、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道路，并且整合社会中不同的资源（比如金融资源就必不可少），来推动MOOCs的发展，造福于整个社会。
就如同，科学研究与专利能够极大推动社会的进步与人类的福祉，但是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却更多只能成为研究本身的主力军，而无心、无力也没有必要去做随后的产业化与市场化一样。因为社会需要分工，需要各司其职。如果MOOCs真的能够做到让大学的围墙消失，大学尤其是传统的研究型大学依然不能也不会成为MOOCs运动的主角，而是在热情参与的同时依然将大部分的精力放在科研、小班教学与辅导研究生上。
其实，MOOCs的理念与实践早就有了。知名国际远程教育专家托尼·贝茨（Tony Bates）甚至认为：xMOOCs采用的是一种依赖于信息传递、计算机对作业评分和同伴评价的非常古老的、过时的行为主义教学法；xMOOCs运动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独特的网络学习方式和有用的技术，这些所谓的新技术早在40年前就在远程学习领域为大家所熟知了。
作为一名了解一些教育技术、远程教育发展历史的大学教师，我对于MOOCs的未来抱着审慎的乐观。最后，我希望借用约翰·丹尼尔爵士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当我们试图让MOOCs实现真正改善教育的目标而不是仅成为教育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昙花一现时，应该谨记之前众多令人失望的概念炒作背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