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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抨旧党，一手骂康梁，晚年沉痛反思变法失败的原因，京官王照，这位曾在历史舞台大放异彩的维新干将，已逐渐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作为戊戌年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历史。现在谈维新变法，言则必称康、梁。然而，这一做法与倾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更多人的努力。譬如，曾因一纸上书而掀翻礼部六堂官的王照，当年可谓是名噪一时，但对多数国人来说，如今却已经很陌生了。
一封上书，惊动朝野
王照，字小航（筱航），直隶宁河县人。若论世系与旁支，其家族堪称人才鼎盛。王照的曾祖父王锡朋，系鸦片战争中英勇殉国的“定海三总兵”之一；其父王缉太学生出身，袭世职；其舅父华鑅，咸丰壬子年进士，工部主事；堂舅父、同时也是王照的受业师华金寿，同治甲戌年进士，曾任山东、河南学政，官至吏部右侍郎；其表兄华学涑、华学澜，也都是两榜进士出身。至于王照兄弟三人，兄长王燮系廪生出身，世袭骑都尉，官京营游击；王照于1894年中进士；其弟王焯则于次年金榜题名。短短数十年间，王家和华家一下出了六个进士，这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
王照于甲午年中榜，系慈禧太后六旬大寿的恩科进士，之后又拨入翰林院深造。据其同年进士胡思敬记载：“王照身躯奇伟，治事有能名。甲午之役，练乡兵保境杀贼，纪律严明，虽大风雨中，队伍不乱。同时老于军事者，皆逊谢不及。”由此可知，王照在甲午期间曾回乡办团练，这是仿效当年曾国藩故事了。次年四月，王照入京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后分发礼部为六品主事。1898年初，王照与李石曾（清流领袖、大学士李鸿藻之子）及徐世昌（时在袁世凯小站幕中）等在芦台合办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是为全国地方学校之首创。按王照的宏图，其“名为第一号者，以后尽力推广二号、三号以至十百千号，多多益善也”。
王照是1859年生人，比康有为小一岁。康有为是1895年中的进士，比王照晚一年，与王照之弟是同年。不过，康有为在朝考后未能入翰林院，而是直接授为工部主事，因而两人几乎同时进入官场。戊戌年时，康、王二人均为六品主事，不过是两枚普通的小京官罢了。大约在1897年冬，王照开始与康有为交接，并进而成为康党一重要分子。据王照的自述，他加入康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两人均主张开风气；二是均主张尊君；三是他佩服老康的活动能力。在戊戌年变法的热潮中，前期主要由康有为在前台唱主角，王照等人不过在旁侧摇旗呐喊，但在变法正酣之时，王照却因为一份奏折而惊动朝野，一时风头无两。
原来，光绪皇帝当时正热心广开言路，他下诏饬令，如有属吏具疏呈请代奏时，各衙门堂官应随时代奏，不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然而，王照依诏上折言事时，礼部堂官许应骙、怀塔布等不肯代递。之后，王照当面诘问彼等为何拒递时，双方发生言语冲突。王照表示，如果本部堂官不递，他将自行前往督察院亲递。不得已之下，许应骙等一方面答应代奏，另一方面又作折弹劾王照借端挟制、咆哮署堂，并谓其居心叵测、请加惩治，云云。
令许应骙等没有想到的是，光绪皇帝反以其抗违谕旨、故意抑格王照条陈等为由，亲笔朱谕将许应骙、怀塔布等六堂官全部革职，同时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竟然一下扳倒了两个尚书、四个侍郎，这次可真是令朝野上下大为震惊，而王照的大名，也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
不过，王照心里也清楚，他虽然暂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但其以下犯上的举动，同样是犯了官场的大忌。客观地说，出现这种反转剧情其实也不是王照的本意。堂堂礼部六堂官，居然被王照一折而罢，这一标志性事件无疑成为新旧两派斗争的爆点。事后，光绪到颐和园请安，慈禧太后即严加训斥：“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循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人事的进退还只是表面，问题的根源其实出在王照的上书上，这却是主流叙述中有意忽略的。那么，王照在这份上书中究竟写了什么呢？说来也不算新鲜，其中提及宣示危亡、建立学堂等还算中规中矩，但其中有一条堪称石破天惊，那就是王照在上书中提出的：请皇上奉太后圣驾巡幸中外，“借以考证得失，决定从违”。王照还补充说，巡幸应自日本始。
乖乖！请光绪皇帝带慈禧太后出国访问，以广博见识，这在当时可真是个馊得不能再馊的馊主意。试想当时的环境，国不可一日无君且不说，更何况让慈禧太后出国，此何等事！于国制如何？更何况，李鸿章、俄国太子在日本连连被刺，首访日本究竟又是何动机？
是以，许应骙等不为王照代奏并要参劾他，想来也一点都不奇怪了。其实呢，许应骙等人心里并不糊涂，如此荒唐的折子呈上去，放在平时肯定有罢官之虞；可谁料到，变法的非常时期，不代奏反而被罢官了。
除了这道著名的折子外，王照在变法期间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光绪皇帝准备开懋勤殿时，王照与徐致靖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各荐十人，其中即以康、梁二人为首。
另一件，则是具折弹劾张萌桓。张荫桓是广东南海人，有才干并通晓洋务，颇受光绪器重，而且与康有为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然而，张荫桓对维新运动虽然多有贡献，但为官贪婪，变法期间，尚且贿保已革的三名官员开复原官原衔，由此遭到王照的弹劾。
王照的胡乱开炮让康有为等人很是不满，他们曾劝告王照，说张荫桓是皇上信任的人，又同属维新阵营，此弹又是何必。但王照听后不为所动，并表示：张荫桓败坏皇上的名声，我看他未必是皇上的人而是皇上的仇人，“今設如珍妃、瑾妃卖缺，我也必参也”。然以事实论，王照的做法其实是在自作聪明，因为他清楚知道，此前六堂官被罢引起了守旧派的极大嫉视，而他此举是想通过弹劾帝党来向后党讨好取巧，以图转圜关系。
对于“帝、后”关系的认识，王照与康有为存在很大的分歧。在康有为看来，光绪如欲振作朝纲，即“非去太后不可”，而王照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国家危如累卵，岂容两宫又生衅隙？”更何况，帝党力量有限，何能制慈禧也？”为此，他曾劝康有为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康有为听后大不悦，说：“小航兄，汝对令弟的感化之术何如？乃欲责皇上耶？”两人不欢而散。 逃亡日本，决裂于异邦
目前的主流看法都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反扑所致。不过就细节而言，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策划的“围园杀后”之谋或许更值得推敲一二。
对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谋”，王照是坚决反对的。戊戌政变前，康有为、谭嗣同、徐致靖等曾两次请王照去拉拢武毅军统领聂士成，并答应许聂以直隶总督之职，但王照均表示不能从命。为此，徐致靖大为不满，他以老年伯的意态训斥王照曰：尔如此怕事，乃是为身家计也。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王照回答说：“我以为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为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
之后，康有为等虽然不再与王照谈动兵之事，但王照对此事仍十分关心。当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听说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后，王照大为吃惊，他对徐致靖表示：如此做法，太后岂能不惊。三十日，王照上敬陈管见折，向光绪皇帝奏请派袁世凯前往河南归德府镇压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查军机处档案，王照确有此折。
尽管在“围园”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不过王照与康有为等人的关系并未因此破裂。据康有为记载，八月初三日康有为奉密诏当夜，王照与杨漪川、宋芝栋、李孟符等人来访，康未与王照等人谈密诏事而托他们上折请调袁军入京勤王。八月初六日政变前夕，王照亦过访康有为，而后者又将动兵之事托付，可见二人仍属同一阵营。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其时，康已于前一日出京，其弟康广仁在京被逮。之后，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来，谭嗣同于八月初九日（9月24日）被捕，原本还算平和的政变转而向流血化发展。9月25日，在友人的极力劝说下，王照于当晚逃到日本东亚会骨干井上雅二的住处。半夜时分，在山田良政的保护下，王照秘密逃往天津。次日黎明，王照至塘沽登日本大岛兵舰，此时梁启超已在舰中藏匿两夜矣。10月15日，大岛号起行前往日本，两人于10月20日抵达东京。在此期间，日方对王、梁二人颇为优待，保护也很严密。其后，康有为也抵达东京与梁、王会合。
次年2月，近卫笃麿拟访中国，康有为与王照前去拜访并试图劝说日本政府帮助光绪摆脱困境。据近卫笃磨的记载，本次会谈以王照发言为主，其大意是：慈禧太后等守旧势力并不可靠，归政于光绪皇帝才是中国之福、中日之福。然而，游说并没有结果。
流亡日本后，王照仍主张调和“帝、后”关系而反对过分刺激慈禧太后，而康有为更加主张武力夺权并热衷于谋划兴师勤王，两人矛盾由此变得激化，最终一拍两散，分道扬镳。
据日人宗方小太郎记载：某次，他去访问康有为等人。会谈中，康向他吹嘘南学会员有上万人，而且都是上流士子，一旦举事，将直取武昌，然后沿长江东下攻略南京，最终移军北上，实行武力夺权。至于官军，能战者不过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完全不在话下。
康有为采取虚张声势的策略，本意是希望日方借重并援助己党，但这种不诚实的做法引起了王照的强烈不满。不久，他就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揭发了康有为的种种作伪，最终引发他与康党的决裂。
王照首先揭发的是康有为的所谓“衣带诏”，他表示：康有为刊刻的密诏并非真诏，而是来自康的篡改伪造。光绪皇帝密谕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这表明光绪皇帝并不想与慈禧太后闹翻，但康有为等人却以此设定兵变密谋，以致事态大坏。如今，谭嗣同等人已为变法献身，死无对证，康有为得以任意篡改，而漩涡之中的光绪皇帝却无以自证清白。康之做法，表面是在尊皇，实则坑害有之。此外，康有为向外散布谭嗣同的两封“绝笔信”，王照也直指其为伪作：“任公创办《清议报》，大放厥词，实多巧为附会。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隔一纸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从其思路来看，王照向日方揭发康、梁作伪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近卫笃磨等日本显要被康有为等蒙蔽误导，以为“帝、后”矛盾真的不可调和，由此作出错误的判断和举措。康有为自称奉诏，无非是为了自抬身价，他对王照的“异动”自是大为不满。其后，康有为等竟凭人数上的优势而对王照实行人身限制，据后者自诉：“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来，陵侮压制，及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先经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与监狱无异矣！”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中，也对此事做了类似的记述，可见王照的自诉并非虚言。
默默回归，沉痛反思
王照与康、梁等人屡发冲突后，日方对此也颇感头疼。此后，日本舆论界也改变了对“中国维新派”的看法，认为：中国变法过于急激，致误大事”；“清国亡命者康有为无以死殉事之决心，其于此次政变前已得知消息，但不与其他同志相议而率先由北京逃出，在其同党中评价不高。梁启超乃康之弟子，虽尚年轻，但其改革之意见甚有条理，在对此次政变的态度上，尚有并不卑下之好评。”而对于王照，一些报刊的评价还比较正面：“王照为礼部主事，此次来日之亡命者中，以此人气品最高。王照离开北京之前，其同志虽频劝其避难逃亡，但其挂念皇帝之安危，从容不迫，大有臣子为王事而死之意。劝说王照并非易事，最后乃至强行拉扯，才使其渐渐离开京城。”
1899年，在清廷方面的压力下，加之“康、王水火，屡生事端”，日本政府给予康有为9000元旅费，令其克日离境。同年3月22日，康有为乘船离开横滨，开始其欧美之旅。由于王照的态度相对温和，目标没有康、梁那么大，因而日方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1900年，王照秘密潜回烟台。此后数年，在亲友的保护下，蛰伏津京的王照一直专注于制定一套汉字拼音方案。后来的这套方案，名“官话合声字母”，主要仿造日文假名的方式，采取汉字偏旁或字体的一部分作为声、韵母，这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不过，这套方案虽在当时引人关注，但最终未能得到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王照在1904年尚有一惊人之举，即向清廷“自首”。根据其自首呈词，王照自认戊戌年弃职逃走是因为“礼部六堂官事件”影响太大（坏）所致，但与康、梁的“逆案”有着本质区别；其次，王家世受国恩、门第清白，曾祖王锡朋为国捐躯，曾获优恤，兄长、世袭骑都尉王燮亦于庚子年被污奉教而遭惨死，希图朝廷网开一面，格外恩恤。
投案不久，王照于三月初九日奉上谕，著永远监禁。结果出来后，一些人不免窃笑，但仅过了两个月，清廷又颁布上谕，宣布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其他党案涉案人员一律开复原衔，监禁者一体开释。如此，王照实际上只坐了两个月牢便重获自由。很显然，王照如此做法，背后有高人（如那桐等）指点，因为当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廷即将赦免党人的消息恐怕早有人告诉他吧。
民国年后，王照曾出任读音统一会副会长，后以研究经学为主。1933年，王照于寂寂无闻中去世，年74岁。王照晚年也曾反思当年变法事，他在抨击守旧党的同时，也把康、梁等人的过激行為归结为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用其原话来说就是：“总之敝邦之政变，荣（禄）、刚（毅）及守旧党皆误国者，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作为局中人，王照也曾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从其一生经历看，王照实际上是主张教育救国、渐进救国。戊戌年时，他曾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但康的回答却是：“列强瓜分就在眼前，这条道如何来得及？”30年后，王照在《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都是不贴题的话。”
总体而言，王照没有康有为的政客天分，也没有谭嗣同的烈士气节，他既有书生意气，又是首鼠两端，因非常之遇而卷进政坛激流后，竟在无意中成为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最后，王照闹得左右不是人，不得不亡命天涯，由此落得半生狼狈，令人唏嘘。
（作者系文史学者）
作为戊戌年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了历史。现在谈维新变法，言则必称康、梁。然而，这一做法与倾向，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更多人的努力。譬如，曾因一纸上书而掀翻礼部六堂官的王照，当年可谓是名噪一时，但对多数国人来说，如今却已经很陌生了。
一封上书，惊动朝野
王照，字小航（筱航），直隶宁河县人。若论世系与旁支，其家族堪称人才鼎盛。王照的曾祖父王锡朋，系鸦片战争中英勇殉国的“定海三总兵”之一；其父王缉太学生出身，袭世职；其舅父华鑅，咸丰壬子年进士，工部主事；堂舅父、同时也是王照的受业师华金寿，同治甲戌年进士，曾任山东、河南学政，官至吏部右侍郎；其表兄华学涑、华学澜，也都是两榜进士出身。至于王照兄弟三人，兄长王燮系廪生出身，世袭骑都尉，官京营游击；王照于1894年中进士；其弟王焯则于次年金榜题名。短短数十年间，王家和华家一下出了六个进士，这在当时是极其少见的。
王照于甲午年中榜，系慈禧太后六旬大寿的恩科进士，之后又拨入翰林院深造。据其同年进士胡思敬记载：“王照身躯奇伟，治事有能名。甲午之役，练乡兵保境杀贼，纪律严明，虽大风雨中，队伍不乱。同时老于军事者，皆逊谢不及。”由此可知，王照在甲午期间曾回乡办团练，这是仿效当年曾国藩故事了。次年四月，王照入京参加翰林院散馆考试，后分发礼部为六品主事。1898年初，王照与李石曾（清流领袖、大学士李鸿藻之子）及徐世昌（时在袁世凯小站幕中）等在芦台合办八旗奉直第一号小学堂，是为全国地方学校之首创。按王照的宏图，其“名为第一号者，以后尽力推广二号、三号以至十百千号，多多益善也”。
王照是1859年生人，比康有为小一岁。康有为是1895年中的进士，比王照晚一年，与王照之弟是同年。不过，康有为在朝考后未能入翰林院，而是直接授为工部主事，因而两人几乎同时进入官场。戊戌年时，康、王二人均为六品主事，不过是两枚普通的小京官罢了。大约在1897年冬，王照开始与康有为交接，并进而成为康党一重要分子。据王照的自述，他加入康党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两人均主张开风气；二是均主张尊君；三是他佩服老康的活动能力。在戊戌年变法的热潮中，前期主要由康有为在前台唱主角，王照等人不过在旁侧摇旗呐喊，但在变法正酣之时，王照却因为一份奏折而惊动朝野，一时风头无两。
原来，光绪皇帝当时正热心广开言路，他下诏饬令，如有属吏具疏呈请代奏时，各衙门堂官应随时代奏，不得拘牵忌讳，稍有阻隔。然而，王照依诏上折言事时，礼部堂官许应骙、怀塔布等不肯代递。之后，王照当面诘问彼等为何拒递时，双方发生言语冲突。王照表示，如果本部堂官不递，他将自行前往督察院亲递。不得已之下，许应骙等一方面答应代奏，另一方面又作折弹劾王照借端挟制、咆哮署堂，并谓其居心叵测、请加惩治，云云。
令许应骙等没有想到的是，光绪皇帝反以其抗违谕旨、故意抑格王照条陈等为由，亲笔朱谕将许应骙、怀塔布等六堂官全部革职，同时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竟然一下扳倒了两个尚书、四个侍郎，这次可真是令朝野上下大为震惊，而王照的大名，也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
不过，王照心里也清楚，他虽然暂时得到了皇帝的支持，但其以下犯上的举动，同样是犯了官场的大忌。客观地说，出现这种反转剧情其实也不是王照的本意。堂堂礼部六堂官，居然被王照一折而罢，这一标志性事件无疑成为新旧两派斗争的爆点。事后，光绪到颐和园请安，慈禧太后即严加训斥：“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循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
人事的进退还只是表面，问题的根源其实出在王照的上书上，这却是主流叙述中有意忽略的。那么，王照在这份上书中究竟写了什么呢？说来也不算新鲜，其中提及宣示危亡、建立学堂等还算中规中矩，但其中有一条堪称石破天惊，那就是王照在上书中提出的：请皇上奉太后圣驾巡幸中外，“借以考证得失，决定从违”。王照还补充说，巡幸应自日本始。
乖乖！请光绪皇帝带慈禧太后出国访问，以广博见识，这在当时可真是个馊得不能再馊的馊主意。试想当时的环境，国不可一日无君且不说，更何况让慈禧太后出国，此何等事！于国制如何？更何况，李鸿章、俄国太子在日本连连被刺，首访日本究竟又是何动机？
是以，许应骙等不为王照代奏并要参劾他，想来也一点都不奇怪了。其实呢，许应骙等人心里并不糊涂，如此荒唐的折子呈上去，放在平时肯定有罢官之虞；可谁料到，变法的非常时期，不代奏反而被罢官了。
除了这道著名的折子外，王照在变法期间还做了两件事：一是光绪皇帝准备开懋勤殿时，王照与徐致靖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各荐十人，其中即以康、梁二人为首。
另一件，则是具折弹劾张萌桓。张荫桓是广东南海人，有才干并通晓洋务，颇受光绪器重，而且与康有为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然而，张荫桓对维新运动虽然多有贡献，但为官贪婪，变法期间，尚且贿保已革的三名官员开复原官原衔，由此遭到王照的弹劾。
王照的胡乱开炮让康有为等人很是不满，他们曾劝告王照，说张荫桓是皇上信任的人，又同属维新阵营，此弹又是何必。但王照听后不为所动，并表示：张荫桓败坏皇上的名声，我看他未必是皇上的人而是皇上的仇人，“今設如珍妃、瑾妃卖缺，我也必参也”。然以事实论，王照的做法其实是在自作聪明，因为他清楚知道，此前六堂官被罢引起了守旧派的极大嫉视，而他此举是想通过弹劾帝党来向后党讨好取巧，以图转圜关系。
对于“帝、后”关系的认识，王照与康有为存在很大的分歧。在康有为看来，光绪如欲振作朝纲，即“非去太后不可”，而王照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国家危如累卵，岂容两宫又生衅隙？”更何况，帝党力量有限，何能制慈禧也？”为此，他曾劝康有为说：“太后本是好名之人，若皇上极力尊奉，善则归亲，家庭间虽有小小嫌隙，何至不可感化？”康有为听后大不悦，说：“小航兄，汝对令弟的感化之术何如？乃欲责皇上耶？”两人不欢而散。 逃亡日本，决裂于异邦
目前的主流看法都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反扑所致。不过就细节而言，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策划的“围园杀后”之谋或许更值得推敲一二。
对康、梁等人的“围园之谋”，王照是坚决反对的。戊戌政变前，康有为、谭嗣同、徐致靖等曾两次请王照去拉拢武毅军统领聂士成，并答应许聂以直隶总督之职，但王照均表示不能从命。为此，徐致靖大为不满，他以老年伯的意态训斥王照曰：尔如此怕事，乃是为身家计也。受皇上大恩，不趁此图报，尚为身家计，于心安乎？”王照回答说：“我以为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为不安，人之见解不能强同也。”
之后，康有为等虽然不再与王照谈动兵之事，但王照对此事仍十分关心。当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听说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后，王照大为吃惊，他对徐致靖表示：如此做法，太后岂能不惊。三十日，王照上敬陈管见折，向光绪皇帝奏请派袁世凯前往河南归德府镇压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查军机处档案，王照确有此折。
尽管在“围园”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不过王照与康有为等人的关系并未因此破裂。据康有为记载，八月初三日康有为奉密诏当夜，王照与杨漪川、宋芝栋、李孟符等人来访，康未与王照等人谈密诏事而托他们上折请调袁军入京勤王。八月初六日政变前夕，王照亦过访康有为，而后者又将动兵之事托付，可见二人仍属同一阵营。
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并下令捉拿康有为。其时，康已于前一日出京，其弟康广仁在京被逮。之后，袁世凯告密的消息传来，谭嗣同于八月初九日（9月24日）被捕，原本还算平和的政变转而向流血化发展。9月25日，在友人的极力劝说下，王照于当晚逃到日本东亚会骨干井上雅二的住处。半夜时分，在山田良政的保护下，王照秘密逃往天津。次日黎明，王照至塘沽登日本大岛兵舰，此时梁启超已在舰中藏匿两夜矣。10月15日，大岛号起行前往日本，两人于10月20日抵达东京。在此期间，日方对王、梁二人颇为优待，保护也很严密。其后，康有为也抵达东京与梁、王会合。
次年2月，近卫笃麿拟访中国，康有为与王照前去拜访并试图劝说日本政府帮助光绪摆脱困境。据近卫笃磨的记载，本次会谈以王照发言为主，其大意是：慈禧太后等守旧势力并不可靠，归政于光绪皇帝才是中国之福、中日之福。然而，游说并没有结果。
流亡日本后，王照仍主张调和“帝、后”关系而反对过分刺激慈禧太后，而康有为更加主张武力夺权并热衷于谋划兴师勤王，两人矛盾由此变得激化，最终一拍两散，分道扬镳。
据日人宗方小太郎记载：某次，他去访问康有为等人。会谈中，康向他吹嘘南学会员有上万人，而且都是上流士子，一旦举事，将直取武昌，然后沿长江东下攻略南京，最终移军北上，实行武力夺权。至于官军，能战者不过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等，完全不在话下。
康有为采取虚张声势的策略，本意是希望日方借重并援助己党，但这种不诚实的做法引起了王照的强烈不满。不久，他就在与犬养毅的笔谈中揭发了康有为的种种作伪，最终引发他与康党的决裂。
王照首先揭发的是康有为的所谓“衣带诏”，他表示：康有为刊刻的密诏并非真诏，而是来自康的篡改伪造。光绪皇帝密谕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这表明光绪皇帝并不想与慈禧太后闹翻，但康有为等人却以此设定兵变密谋，以致事态大坏。如今，谭嗣同等人已为变法献身，死无对证，康有为得以任意篡改，而漩涡之中的光绪皇帝却无以自证清白。康之做法，表面是在尊皇，实则坑害有之。此外，康有为向外散布谭嗣同的两封“绝笔信”，王照也直指其为伪作：“任公创办《清议报》，大放厥词，实多巧为附会。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隔一纸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从其思路来看，王照向日方揭发康、梁作伪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近卫笃磨等日本显要被康有为等蒙蔽误导，以为“帝、后”矛盾真的不可调和，由此作出错误的判断和举措。康有为自称奉诏，无非是为了自抬身价，他对王照的“异动”自是大为不满。其后，康有为等竟凭人数上的优势而对王照实行人身限制，据后者自诉：“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来，陵侮压制，及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先经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与监狱无异矣！”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中，也对此事做了类似的记述，可见王照的自诉并非虚言。
默默回归，沉痛反思
王照与康、梁等人屡发冲突后，日方对此也颇感头疼。此后，日本舆论界也改变了对“中国维新派”的看法，认为：中国变法过于急激，致误大事”；“清国亡命者康有为无以死殉事之决心，其于此次政变前已得知消息，但不与其他同志相议而率先由北京逃出，在其同党中评价不高。梁启超乃康之弟子，虽尚年轻，但其改革之意见甚有条理，在对此次政变的态度上，尚有并不卑下之好评。”而对于王照，一些报刊的评价还比较正面：“王照为礼部主事，此次来日之亡命者中，以此人气品最高。王照离开北京之前，其同志虽频劝其避难逃亡，但其挂念皇帝之安危，从容不迫，大有臣子为王事而死之意。劝说王照并非易事，最后乃至强行拉扯，才使其渐渐离开京城。”
1899年，在清廷方面的压力下，加之“康、王水火，屡生事端”，日本政府给予康有为9000元旅费，令其克日离境。同年3月22日，康有为乘船离开横滨，开始其欧美之旅。由于王照的态度相对温和，目标没有康、梁那么大，因而日方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1900年，王照秘密潜回烟台。此后数年，在亲友的保护下，蛰伏津京的王照一直专注于制定一套汉字拼音方案。后来的这套方案，名“官话合声字母”，主要仿造日文假名的方式，采取汉字偏旁或字体的一部分作为声、韵母，这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套汉字笔画式的拼音文字方案。不过，这套方案虽在当时引人关注，但最终未能得到推广。
值得一提的是，王照在1904年尚有一惊人之举，即向清廷“自首”。根据其自首呈词，王照自认戊戌年弃职逃走是因为“礼部六堂官事件”影响太大（坏）所致，但与康、梁的“逆案”有着本质区别；其次，王家世受国恩、门第清白，曾祖王锡朋为国捐躯，曾获优恤，兄长、世袭骑都尉王燮亦于庚子年被污奉教而遭惨死，希图朝廷网开一面，格外恩恤。
投案不久，王照于三月初九日奉上谕，著永远监禁。结果出来后，一些人不免窃笑，但仅过了两个月，清廷又颁布上谕，宣布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其他党案涉案人员一律开复原衔，监禁者一体开释。如此，王照实际上只坐了两个月牢便重获自由。很显然，王照如此做法，背后有高人（如那桐等）指点，因为当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廷即将赦免党人的消息恐怕早有人告诉他吧。
民国年后，王照曾出任读音统一会副会长，后以研究经学为主。1933年，王照于寂寂无闻中去世，年74岁。王照晚年也曾反思当年变法事，他在抨击守旧党的同时，也把康、梁等人的过激行為归结为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用其原话来说就是：“总之敝邦之政变，荣（禄）、刚（毅）及守旧党皆误国者，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作为局中人，王照也曾坦言：“戊戌政变内容，十有六七皆争利争权之事，假政见以济之。根不坚实，故易成恶果。”
从其一生经历看，王照实际上是主张教育救国、渐进救国。戊戌年时，他曾劝康有为多立学堂，等风气变了再行新政，但康的回答却是：“列强瓜分就在眼前，这条道如何来得及？”30年后，王照在《小航文存》里叹气道：“来得及，来不及，都是不贴题的话。”
总体而言，王照没有康有为的政客天分，也没有谭嗣同的烈士气节，他既有书生意气，又是首鼠两端，因非常之遇而卷进政坛激流后，竟在无意中成为激化“帝、后”矛盾的导火线，“旧党斥其党康，而康党复疑其党旧”。最后，王照闹得左右不是人，不得不亡命天涯，由此落得半生狼狈，令人唏嘘。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