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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阿德娜·艾伏隆（АриаднаЭфрон，1912—1975） 昵称阿莉娅，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大女儿。阿莉娅聪颖不凡，幼年即展现观察和写作的天赋，从小即和母亲患难与共，流亡海外期间是和母亲待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人。长期在国外的困苦生活，加上父亲的影响，1937年3月，阿莉娅怀着满腔希望只身返回祖国。1939年8月27日深夜，阿莉娅突然被捕。经过十七年集中营和流放生活的磨难，阿莉娅终于在1956年重获自由，然而，母亲早在1941年8月31日在小城叶拉布加自尽。阿莉娅将自己的余生全部献给母亲的未竟事业，整理、注释并推动出版母亲的遗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将近三十年的生活与文学活动最直接的见证人，阿里阿德娜·艾伏隆未能完成关于母亲的回忆录便于1975年辞世了。
“虫子”事件
我正在笔记本上写字，忽然听见玛丽娜的呼唤声：“阿莉娅，阿莉娅，快到这里来！”我朝她走过去，看见厨房里的抹布上趴着一条湿淋淋的虫子。可我最害怕的就是虫子。玛丽娜说：“阿莉娅，你要是爱我，就把这条虫子给拿走。”我说：“我真心地爱您。”玛丽娜说：“你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蹲下身子看那条虫子，一边看一边想：拿它，还是不拿。我忽然发现，那虫子像鱼一样长着尾巴。我就说：“玛丽娜，我抓住它的尾巴，行吗？”听她回答说：“抓住它，抓哪儿都行！只要你把它抓走，你就是英雄，过后我给你讲故事。”
尽管她在鼓励，一开始我还是害怕，后来一咬牙抓住了虫子的尾巴，把它抓起来了，只听玛丽娜说：“好样的，真是好样的，把它放到这儿，放到桌子上，这样放。把它放到这儿， 千万别弄到我身上！”（因为玛丽娜看见虫子同样非常害怕。）我把虫子放到桌子上，然后说：“现在您真相信了吧？我确实爱您！”“是的，现在我知道了。阿莉娅，可这不是一条虫子，这是鲱鱼的一截肠子。”我生气了，就说：“玛丽娜，我也跟您说实话。为了以后不抓虫子，我打算说，我恨您。”
1919年5月
功勋
“虫子”事件都怨席勒和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翻译了席勒的叙事歌谣《酒杯》。“看谁是有名的骑士或者是普通士兵？就看他敢不敢从高处跳进这无底深渊。”在规定必须学习的一个小时当中，我在厨房里摇头晃脑地朗诵。心里充满了阅读的兴奋，感觉自己仿佛亲身经历了诗中描写的事件，究竟有什么样的经历呢？觉得自己成了那个“少年侍从，一下子跳进了深渊……”
“多么精彩的诗歌啊，玛丽娜！多么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皇后居然出面为少年侍从辩护，这就像您一样！国王把酒杯抛进了汹涌的大海，假如他是您的父亲……”玛丽娜说道：“那么他就是你的外祖父！”“不，不必是外祖父！假定他仅仅是您的父亲，而我就是作品里的那个少年侍从，那么我也会，也会……”“别以为你能那样做，”玛丽娜以严肃的口吻回答。
那时候我才六岁半，处处跟随着大人，还没有学会分析道理，不懂得人生道路该怎么走。看到我又小又弱，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体谅和温柔。“第一，你怕水……再说，还不仅仅是水！那里还有海里的妖怪！你明白吗？”（怎么能不明白：“从黑暗中爬出来长着一百条腿的怪物，张开大口想要咬人……”一百条黏乎乎的腿！太讨厌，太吓人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想跳！”我还在固执己见，声音依然热烈，可由于疑惑内心有点儿发凉了。“你看，如果我是那个皇后，或者那个国王，我就不会允许你或者别的什么人跳进大海的深渊。爱，不能用跳海来证明，而要用做好每天该做的事情来证明。你最好坐到桌子旁边写你的笔记！”于是我坐到了桌子旁边，我没有想到——“功勋”并没有隔着大山，因为玛丽娜所承认的宣言，只能用行动来验证……
在乡村
玛丽娜决定让我去乡村，到给我们送牛奶的女人杜尼娅家里去做客。然后她亲自去接我。
我跟着杜尼娅搭乘拉货的火车上路了。有几个站停车的时间很长。我们要在森林里走五俄里的路，才能到达克兹洛沃村。有几个姑娘和老太婆走在前面。她们过一会儿就喊叫几声彼此呼应。不久我们走到了开阔地带，在那里看见了黑麦的金黄色的麦穗。大家都好奇地打量我。“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呀？”杜尼娅听了很神气地说：“应该叫小姐，从莫斯科来的。能读书，会写字。”有个男孩子说：“丑丫头！我们强迫她干活儿！”杜尼娅说：“真的吗？”在不太远的地方已经看得见土冈、房舍和克兹洛沃的篱笆墙了。
我们走进了房舍。看外表很破旧，让我感到失望。这是歪歪扭扭快要倒塌的小房舍，房顶上盖着发黑的茅草。小窗户也是歪斜的。里面只有一个房间，有俄罗斯的炉子和几张长条椅子。
杜尼娅和她丈夫有五个孩子。她丈夫留着胡子，人很粗鲁，粗声粗气地跟杜尼娅和孩子们说话。有一次他动手打杜尼娅，还用头往炉子上顶撞她。我大声喊叫，使劲拉住他的衬衫。他冲我哼了一声就走了。夜里他打呼噜很可怕。
杜尼娅给我们吃土豆。大家都用手指头把土豆弄干净，每个人给自己的土豆撒盐。端上汤来的时候，都从一个盆子里喝汤，每个人使用自己的木勺。木勺子用起来很不方便，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常常把汤弄洒了。
没过多久，我到了打麦场上。他们让我坐在麦秸垛上，就动手打麦子。我看得非常仔细。他们使用的连枷很像鞭子，只不过秆子顶端拴的是木棍儿。场上摆着一小捆一小捆的麦子，他们用力抽打麦穗，打下麦子就有了吃的。这样能得到粮食和面包。
我们有时候去森林里采蘑菇和坚果，但是我什么都采不到，因为只顾了看四周的美景。
最后一天我一个人单独待在村子里，那一天过得很有意思，灰色的云朵被月光镶上了寒冷的金边。夜里我醒了，看见亮着一盏小灯。“明天顺利，”我心里想，一会儿就睡着了。
早晨我醒得很早。杜尼娅生着了俄罗斯式的火炉。我朝另一边看了看，看见了玛丽娜晒黑的脖子和她卷曲的头发。长椅上放着她的小手提箱和衣服，地上有两个烟头。
杜尼娅刚走出屋门，玛丽娜一下子坐了起来，像威严的狮子，摇了摇头发卷曲的脑袋。我悄悄地亲吻了她。
玛丽娜小声说：“你好，阿列奇卡。你过得怎么样？”“还好。”“你为什么从日记本里撕了好几张纸？”“为了画画儿！”玛丽娜听了说：“猪一样愚蠢。”不过，很快她就变得温和了，听我给她讲杜尼娅的丈夫多么粗鲁。
早饭做得格外隆重，因为尊贵的“小姐”来了，那里的人都这么称呼玛丽娜。一家人都对她说好听的话，都客气地让她吃糖。然后我跟玛丽娜都坐在连着炉子的火炕上。欣赏他们擦得干干净净的茶炊，擦洗得一尘不染的地板。杜尼娅家的院子里生长着接骨木和向日葵，像个好看的小花园，中间摆着张蓝色的桌子，是她丈夫给桌子上的油漆。我们坐在院子里，玛丽娜把砸开的核桃分给杜尼娅的几个孩子，给瓦夏、给阿纽达，也给我。接下来我们开始各自看书——玛丽娜看的是一本有关法国革命的书，我看的是自己带来的《基督的孩子》。第二天、第三天也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去了，只是玛丽娜觉得时间缓慢很难熬。
起程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刚睡着不久，迷迷糊糊就被杜尼娅叫醒了。一家人差不多都起来了，连夜里睡得很香的主人也穿好了衣服。公鸡打鸣提醒我们已经是早晨了。给我穿了两层衣服，外面还套上了大衣，杜尼娅的大儿子谢廖沙陪我们一起上路。
我们走了还不到半俄里，我突然一脚陷进了水洼，膝盖以下都弄湿了，觉得很丧气。我们在路上走了很久，有些地方非常危险。水坑、水沟，再加上一片漆黑。谢廖沙走在前头，我在中间，玛丽娜走在最后边。遇到了几乎难以通行的沼泽地，幸亏谢廖沙总能找到狭窄的小路，我们跟随他亦步亦趋地朝前走。走过打麦场的时候，发现四周的田野雾气升腾，迷雾茫茫已经围拢了我们。天空还是棕褐色的，要目睹优美的风景还要耐心等待。 不久我们距离车站越来越近了。路旁有排列成行的几棵云杉，树梢白雾缭绕，云杉的上空出现了一道鲜亮通红的光带。我们好像一直从人家的菜地旁边经过。当我们就快走到车站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只见一条条红、蓝、灰色的光带占据了大半个天。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玛丽娜说：“你哭什么呀？你最好欣赏空中的美景！”我觉得不好意思了。早晨寒冷的霞光柔和地照亮了我的面孔。
一列列从车站驶过的都是货车。倒数第二列火车装运的都是皇家的汽车，带有皇家徽章和标志。那些汽车很漂亮，车头和车门上贴着徽章。
终于等来了第一列客车。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也上不去车，人们纷纷往上挤，我们挤不上去。好在上了后面开来的客车。
1919年8月
1919至1920年那个艰难的冬天之前，送牛奶的女人杜尼娅经常来看我们，来的时候手里提着牛奶桶，背后背着布袋；可是那个冬天她忽然消失了。我们一直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还活在人间？
那个冬天我的妹妹伊丽娜死了—就是她，大脑门儿的小姑娘喜欢喝牛奶，她的浅黄色的头发又亮又密，还有卷儿，一双灰色的眼睛，不停地重复说：“玛耶娜，我的玛耶娜！”（我的玛丽娜！）她需要喝牛奶，可是供应牛奶的人不见了，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可在当时又好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杜尼娅常常来我们家，呆一会儿就走，她带来无比珍贵的牛奶，拿走的却是贬值的、不值钱的钞票：几千卢布或者百万卢布。所有的“乡下人”都以物换物，她却不那样做。她很慷慨，把牛奶倒进放好的锅子里，确实跟玛丽娜很亲近，她跟玛丽娜一样热心肠，一样不会“做买卖”。
一个古怪的“小姐”，一个古怪的送牛奶的女人，她们俩居然以自己的方式成了好朋友。这种友情—是两个母亲以心换心的真情，这种感情甚至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玛丽娜养育两个孩子—我和妹妹，而杜尼娅有三个儿子，两个丫头。我们家的东西很乱，玛丽娜经常拿出点什么送给杜尼娅，杜尼娅从不嫌弃！从不拒绝！可她给我们带来吃的东西，有揉碎了的油炸土豆饼，还会塞给伊丽娜一个煮熟了的鸡蛋，坐火车的时候拥挤已经挤瘪了的鸡蛋。
杜尼娅的脸显得严厉，可是表情温和，仿佛总在倾听着什么，遇到什么吃惊的事情，就好像自己有愧，显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她究竟多大年龄；母亲的外貌往往跟年龄无关。
有一天杜尼娅来了，来的不只她一个人，她的小儿子、跟我同岁的瓦夏跟在她身后边，拽着她褐色短袄的后腰不撒手。“您看，小姐，我领着他来莫斯科看看。总缠着我说，莫斯科，莫斯科，莫斯科什么样呀？”玛丽娜俯下身子问瓦夏：“怎么样，在城里你喜欢吗？”
男孩子怎么也不说话，眼睛一直瞅着自己的树皮鞋，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没想到厨房里的茶炊引起了他的兴趣。这个茶炊可不一般：有一次玛丽娜突发奇想用它来熬黄米粥，从那一天起龙头就堵死了，要烧开水，只能从上面往外舀。
喝完茶，瓦夏开始犯睏了，直打盹儿。玛丽娜让杜尼娅安排他睡一会儿。屋里有张金属床，上面铺着带弹簧的床垫子。男孩子勉强睁开眼皮发黏的眼睛，流露出跟母亲相似的抱歉眼神。他小声说：“头一回在弹簧床上睡！”玛丽娜咬了咬嘴唇说：“杜尼娅，留下他在我们这儿玩两天吧。我带他看看莫斯科……”这样瓦夏就留了下来。
玛丽娜让瓦夏穿上我的皮鞋，带他去克里姆林宫，去动物园，一直耐心地给他解释，给他讲故事。
瓦夏在动物园里，就像我头一次看马戏团演出，不知道该往哪儿看，最让他惊讶的是那些用铁栏杆围起来的树木。“你瞧，那些树种在铁笼子里……好奇怪！”在家里，瓦夏都听我的，我有那么多书，有那么多玩具，我有优越感，这些都让他头脑发晕：不管怎么说，我认识很多字，我是城市里的孩子！真的，他要走的时候，不等玛丽娜提醒，我把自己所有的玩具差不多都送给了他，我在科兹洛沃村住过几天，出于首都女孩儿的优越感，我要让瓦夏知道，在他们村子里，没有一个女孩儿比我更憨厚。
玛丽娜去杜尼娅家里接我的时候，不想在那里做客。四周的人都在劳动，她不好意思“休息”，可是像农民那样干活儿，她又不会。农民们“传统质朴的日常生活”—整天围着俄罗斯式的火炉子打转—让她感到害怕和厌恶。尽管那里有美好的自然风光，有朝霞、晚霞，有从河对岸传来的歌声，有挂在圣像下面的绣花毛巾……
还有一个普通妇女跟杜尼娅一样，为人善良，不爱说话，对玛丽娜很好，让她从心里感激，这个女人是住在我们楼房院子里的鞋匠格朗斯基的妻子。
格朗斯基一家住在半地下室里，他们的房子虽然很小，却很干净，其中有一个小间归鞋匠使用，他整天愁眉苦脸地在那里用锤子敲打，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鞋匠“喝醉了”的时候，全家人—他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吓得浑身颤抖，眼睛看着他，不停地小声哀求，劝他别发脾气。
不论你什么时候去他们家，只要走进厨房，就能看见：泄水池上方连接水龙头的长长的铜水管子上面总是挂着兽腿皮，一只猫蹲在那里不时地舔一舔从兽腿皮上掉下来的水滴；鞋匠的妻子有干不完的家务活儿—洗衣服、做饭、缝缝补补。
就是这个身材矮小、不起眼的女人，跟杜尼娅一样，很难猜测她的年龄，也常常从后门跑到我们家里来，她用头巾包着一个搪瓷盆，里面盛着几个土豆或是燕麦粥，塞到玛丽娜的手里悄悄说：“吃吧，吃了身体好！不用谢！”还有，她把身体瘦弱的小女儿送到乡下外婆那里去住，就把按定量给小女儿买的土豆送给了我们。
总起来说，在艰苦岁月里，帮助玛丽娜的只有女人。男人们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便有，也很少见！
【附记】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艾伏隆，小名阿莉娅，1912年10月5日生于莫斯科，10岁跟随妈妈出国寻找父亲，在捷克布拉格郊区生活三年，在法国巴黎市郊生活十二年，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她在法国的实用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后来在杂志社找到了工作，画插图，当翻译。1937年3月独自回到苏联时，她才二十五岁。随后她父母和弟弟相继返回苏联，1939年8月27日，她第一个被捕，紧接着内务部警察又逮捕了她的父亲谢尔盖·艾伏隆。以“法国间谍”的罪名判处她八年徒刑，在集中营劳动改造。1941年她母亲在中亚小城叶拉布加上吊自杀，父亲被处决，她都不知道任何消息。1948年8月27日刑满释放后，按上级规定不准返回莫斯科，她在梁赞一所艺术学校当美术教师，不料过了不到一年的自由生活，便再次被捕，罪名依然是“间谍”，终身流放到叶尼塞河流域的图鲁汉斯克，直到1955年才获得平反。经历了十五年的监禁磨难，终获自由后，她开始整理母亲的手稿、笔记，为出版母亲的著作奔波忙碌，1975年因心肌梗塞在塔鲁萨医院去世。阿里阿德娜只活了六十三岁，其中十五年在国外漂泊流离，十五年在监禁中痛苦煎熬，二十年整理母亲的译稿，因此她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我过的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一句话有无限感慨！
“虫子”事件
我正在笔记本上写字，忽然听见玛丽娜的呼唤声：“阿莉娅，阿莉娅，快到这里来！”我朝她走过去，看见厨房里的抹布上趴着一条湿淋淋的虫子。可我最害怕的就是虫子。玛丽娜说：“阿莉娅，你要是爱我，就把这条虫子给拿走。”我说：“我真心地爱您。”玛丽娜说：“你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蹲下身子看那条虫子，一边看一边想：拿它，还是不拿。我忽然发现，那虫子像鱼一样长着尾巴。我就说：“玛丽娜，我抓住它的尾巴，行吗？”听她回答说：“抓住它，抓哪儿都行！只要你把它抓走，你就是英雄，过后我给你讲故事。”
尽管她在鼓励，一开始我还是害怕，后来一咬牙抓住了虫子的尾巴，把它抓起来了，只听玛丽娜说：“好样的，真是好样的，把它放到这儿，放到桌子上，这样放。把它放到这儿， 千万别弄到我身上！”（因为玛丽娜看见虫子同样非常害怕。）我把虫子放到桌子上，然后说：“现在您真相信了吧？我确实爱您！”“是的，现在我知道了。阿莉娅，可这不是一条虫子，这是鲱鱼的一截肠子。”我生气了，就说：“玛丽娜，我也跟您说实话。为了以后不抓虫子，我打算说，我恨您。”
1919年5月
功勋
“虫子”事件都怨席勒和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翻译了席勒的叙事歌谣《酒杯》。“看谁是有名的骑士或者是普通士兵？就看他敢不敢从高处跳进这无底深渊。”在规定必须学习的一个小时当中，我在厨房里摇头晃脑地朗诵。心里充满了阅读的兴奋，感觉自己仿佛亲身经历了诗中描写的事件，究竟有什么样的经历呢？觉得自己成了那个“少年侍从，一下子跳进了深渊……”
“多么精彩的诗歌啊，玛丽娜！多么令人敬佩的英雄人物！皇后居然出面为少年侍从辩护，这就像您一样！国王把酒杯抛进了汹涌的大海，假如他是您的父亲……”玛丽娜说道：“那么他就是你的外祖父！”“不，不必是外祖父！假定他仅仅是您的父亲，而我就是作品里的那个少年侍从，那么我也会，也会……”“别以为你能那样做，”玛丽娜以严肃的口吻回答。
那时候我才六岁半，处处跟随着大人，还没有学会分析道理，不懂得人生道路该怎么走。看到我又小又弱，她的眼睛里充满了体谅和温柔。“第一，你怕水……再说，还不仅仅是水！那里还有海里的妖怪！你明白吗？”（怎么能不明白：“从黑暗中爬出来长着一百条腿的怪物，张开大口想要咬人……”一百条黏乎乎的腿！太讨厌，太吓人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想跳！”我还在固执己见，声音依然热烈，可由于疑惑内心有点儿发凉了。“你看，如果我是那个皇后，或者那个国王，我就不会允许你或者别的什么人跳进大海的深渊。爱，不能用跳海来证明，而要用做好每天该做的事情来证明。你最好坐到桌子旁边写你的笔记！”于是我坐到了桌子旁边，我没有想到——“功勋”并没有隔着大山，因为玛丽娜所承认的宣言，只能用行动来验证……
在乡村
玛丽娜决定让我去乡村，到给我们送牛奶的女人杜尼娅家里去做客。然后她亲自去接我。
我跟着杜尼娅搭乘拉货的火车上路了。有几个站停车的时间很长。我们要在森林里走五俄里的路，才能到达克兹洛沃村。有几个姑娘和老太婆走在前面。她们过一会儿就喊叫几声彼此呼应。不久我们走到了开阔地带，在那里看见了黑麦的金黄色的麦穗。大家都好奇地打量我。“这是谁家的小姑娘呀？”杜尼娅听了很神气地说：“应该叫小姐，从莫斯科来的。能读书，会写字。”有个男孩子说：“丑丫头！我们强迫她干活儿！”杜尼娅说：“真的吗？”在不太远的地方已经看得见土冈、房舍和克兹洛沃的篱笆墙了。
我们走进了房舍。看外表很破旧，让我感到失望。这是歪歪扭扭快要倒塌的小房舍，房顶上盖着发黑的茅草。小窗户也是歪斜的。里面只有一个房间，有俄罗斯的炉子和几张长条椅子。
杜尼娅和她丈夫有五个孩子。她丈夫留着胡子，人很粗鲁，粗声粗气地跟杜尼娅和孩子们说话。有一次他动手打杜尼娅，还用头往炉子上顶撞她。我大声喊叫，使劲拉住他的衬衫。他冲我哼了一声就走了。夜里他打呼噜很可怕。
杜尼娅给我们吃土豆。大家都用手指头把土豆弄干净，每个人给自己的土豆撒盐。端上汤来的时候，都从一个盆子里喝汤，每个人使用自己的木勺。木勺子用起来很不方便，刚一开始的时候，我常常把汤弄洒了。
没过多久，我到了打麦场上。他们让我坐在麦秸垛上，就动手打麦子。我看得非常仔细。他们使用的连枷很像鞭子，只不过秆子顶端拴的是木棍儿。场上摆着一小捆一小捆的麦子，他们用力抽打麦穗，打下麦子就有了吃的。这样能得到粮食和面包。
我们有时候去森林里采蘑菇和坚果，但是我什么都采不到，因为只顾了看四周的美景。
最后一天我一个人单独待在村子里，那一天过得很有意思，灰色的云朵被月光镶上了寒冷的金边。夜里我醒了，看见亮着一盏小灯。“明天顺利，”我心里想，一会儿就睡着了。
早晨我醒得很早。杜尼娅生着了俄罗斯式的火炉。我朝另一边看了看，看见了玛丽娜晒黑的脖子和她卷曲的头发。长椅上放着她的小手提箱和衣服，地上有两个烟头。
杜尼娅刚走出屋门，玛丽娜一下子坐了起来，像威严的狮子，摇了摇头发卷曲的脑袋。我悄悄地亲吻了她。
玛丽娜小声说：“你好，阿列奇卡。你过得怎么样？”“还好。”“你为什么从日记本里撕了好几张纸？”“为了画画儿！”玛丽娜听了说：“猪一样愚蠢。”不过，很快她就变得温和了，听我给她讲杜尼娅的丈夫多么粗鲁。
早饭做得格外隆重，因为尊贵的“小姐”来了，那里的人都这么称呼玛丽娜。一家人都对她说好听的话，都客气地让她吃糖。然后我跟玛丽娜都坐在连着炉子的火炕上。欣赏他们擦得干干净净的茶炊，擦洗得一尘不染的地板。杜尼娅家的院子里生长着接骨木和向日葵，像个好看的小花园，中间摆着张蓝色的桌子，是她丈夫给桌子上的油漆。我们坐在院子里，玛丽娜把砸开的核桃分给杜尼娅的几个孩子，给瓦夏、给阿纽达，也给我。接下来我们开始各自看书——玛丽娜看的是一本有关法国革命的书，我看的是自己带来的《基督的孩子》。第二天、第三天也就这样平淡无奇地过去了，只是玛丽娜觉得时间缓慢很难熬。
起程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我刚睡着不久，迷迷糊糊就被杜尼娅叫醒了。一家人差不多都起来了，连夜里睡得很香的主人也穿好了衣服。公鸡打鸣提醒我们已经是早晨了。给我穿了两层衣服，外面还套上了大衣，杜尼娅的大儿子谢廖沙陪我们一起上路。
我们走了还不到半俄里，我突然一脚陷进了水洼，膝盖以下都弄湿了，觉得很丧气。我们在路上走了很久，有些地方非常危险。水坑、水沟，再加上一片漆黑。谢廖沙走在前头，我在中间，玛丽娜走在最后边。遇到了几乎难以通行的沼泽地，幸亏谢廖沙总能找到狭窄的小路，我们跟随他亦步亦趋地朝前走。走过打麦场的时候，发现四周的田野雾气升腾，迷雾茫茫已经围拢了我们。天空还是棕褐色的，要目睹优美的风景还要耐心等待。 不久我们距离车站越来越近了。路旁有排列成行的几棵云杉，树梢白雾缭绕，云杉的上空出现了一道鲜亮通红的光带。我们好像一直从人家的菜地旁边经过。当我们就快走到车站的时候，我抬头看了看天空。只见一条条红、蓝、灰色的光带占据了大半个天。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突然放声大哭起来。玛丽娜说：“你哭什么呀？你最好欣赏空中的美景！”我觉得不好意思了。早晨寒冷的霞光柔和地照亮了我的面孔。
一列列从车站驶过的都是货车。倒数第二列火车装运的都是皇家的汽车，带有皇家徽章和标志。那些汽车很漂亮，车头和车门上贴着徽章。
终于等来了第一列客车。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也上不去车，人们纷纷往上挤，我们挤不上去。好在上了后面开来的客车。
1919年8月
1919至1920年那个艰难的冬天之前，送牛奶的女人杜尼娅经常来看我们，来的时候手里提着牛奶桶，背后背着布袋；可是那个冬天她忽然消失了。我们一直不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是不是还活在人间？
那个冬天我的妹妹伊丽娜死了—就是她，大脑门儿的小姑娘喜欢喝牛奶，她的浅黄色的头发又亮又密，还有卷儿，一双灰色的眼睛，不停地重复说：“玛耶娜，我的玛耶娜！”（我的玛丽娜！）她需要喝牛奶，可是供应牛奶的人不见了，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可在当时又好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杜尼娅常常来我们家，呆一会儿就走，她带来无比珍贵的牛奶，拿走的却是贬值的、不值钱的钞票：几千卢布或者百万卢布。所有的“乡下人”都以物换物，她却不那样做。她很慷慨，把牛奶倒进放好的锅子里，确实跟玛丽娜很亲近，她跟玛丽娜一样热心肠，一样不会“做买卖”。
一个古怪的“小姐”，一个古怪的送牛奶的女人，她们俩居然以自己的方式成了好朋友。这种友情—是两个母亲以心换心的真情，这种感情甚至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玛丽娜养育两个孩子—我和妹妹，而杜尼娅有三个儿子，两个丫头。我们家的东西很乱，玛丽娜经常拿出点什么送给杜尼娅，杜尼娅从不嫌弃！从不拒绝！可她给我们带来吃的东西，有揉碎了的油炸土豆饼，还会塞给伊丽娜一个煮熟了的鸡蛋，坐火车的时候拥挤已经挤瘪了的鸡蛋。
杜尼娅的脸显得严厉，可是表情温和，仿佛总在倾听着什么，遇到什么吃惊的事情，就好像自己有愧，显得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她究竟多大年龄；母亲的外貌往往跟年龄无关。
有一天杜尼娅来了，来的不只她一个人，她的小儿子、跟我同岁的瓦夏跟在她身后边，拽着她褐色短袄的后腰不撒手。“您看，小姐，我领着他来莫斯科看看。总缠着我说，莫斯科，莫斯科，莫斯科什么样呀？”玛丽娜俯下身子问瓦夏：“怎么样，在城里你喜欢吗？”
男孩子怎么也不说话，眼睛一直瞅着自己的树皮鞋，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没想到厨房里的茶炊引起了他的兴趣。这个茶炊可不一般：有一次玛丽娜突发奇想用它来熬黄米粥，从那一天起龙头就堵死了，要烧开水，只能从上面往外舀。
喝完茶，瓦夏开始犯睏了，直打盹儿。玛丽娜让杜尼娅安排他睡一会儿。屋里有张金属床，上面铺着带弹簧的床垫子。男孩子勉强睁开眼皮发黏的眼睛，流露出跟母亲相似的抱歉眼神。他小声说：“头一回在弹簧床上睡！”玛丽娜咬了咬嘴唇说：“杜尼娅，留下他在我们这儿玩两天吧。我带他看看莫斯科……”这样瓦夏就留了下来。
玛丽娜让瓦夏穿上我的皮鞋，带他去克里姆林宫，去动物园，一直耐心地给他解释，给他讲故事。
瓦夏在动物园里，就像我头一次看马戏团演出，不知道该往哪儿看，最让他惊讶的是那些用铁栏杆围起来的树木。“你瞧，那些树种在铁笼子里……好奇怪！”在家里，瓦夏都听我的，我有那么多书，有那么多玩具，我有优越感，这些都让他头脑发晕：不管怎么说，我认识很多字，我是城市里的孩子！真的，他要走的时候，不等玛丽娜提醒，我把自己所有的玩具差不多都送给了他，我在科兹洛沃村住过几天，出于首都女孩儿的优越感，我要让瓦夏知道，在他们村子里，没有一个女孩儿比我更憨厚。
玛丽娜去杜尼娅家里接我的时候，不想在那里做客。四周的人都在劳动，她不好意思“休息”，可是像农民那样干活儿，她又不会。农民们“传统质朴的日常生活”—整天围着俄罗斯式的火炉子打转—让她感到害怕和厌恶。尽管那里有美好的自然风光，有朝霞、晚霞，有从河对岸传来的歌声，有挂在圣像下面的绣花毛巾……
还有一个普通妇女跟杜尼娅一样，为人善良，不爱说话，对玛丽娜很好，让她从心里感激，这个女人是住在我们楼房院子里的鞋匠格朗斯基的妻子。
格朗斯基一家住在半地下室里，他们的房子虽然很小，却很干净，其中有一个小间归鞋匠使用，他整天愁眉苦脸地在那里用锤子敲打，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鞋匠“喝醉了”的时候，全家人—他妻子和三个孩子，都吓得浑身颤抖，眼睛看着他，不停地小声哀求，劝他别发脾气。
不论你什么时候去他们家，只要走进厨房，就能看见：泄水池上方连接水龙头的长长的铜水管子上面总是挂着兽腿皮，一只猫蹲在那里不时地舔一舔从兽腿皮上掉下来的水滴；鞋匠的妻子有干不完的家务活儿—洗衣服、做饭、缝缝补补。
就是这个身材矮小、不起眼的女人，跟杜尼娅一样，很难猜测她的年龄，也常常从后门跑到我们家里来，她用头巾包着一个搪瓷盆，里面盛着几个土豆或是燕麦粥，塞到玛丽娜的手里悄悄说：“吃吧，吃了身体好！不用谢！”还有，她把身体瘦弱的小女儿送到乡下外婆那里去住，就把按定量给小女儿买的土豆送给了我们。
总起来说，在艰苦岁月里，帮助玛丽娜的只有女人。男人们头脑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即便有，也很少见！
【附记】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谢尔盖耶夫娜·艾伏隆，小名阿莉娅，1912年10月5日生于莫斯科，10岁跟随妈妈出国寻找父亲，在捷克布拉格郊区生活三年，在法国巴黎市郊生活十二年，一直过着清贫的日子。她在法国的实用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后来在杂志社找到了工作，画插图，当翻译。1937年3月独自回到苏联时，她才二十五岁。随后她父母和弟弟相继返回苏联，1939年8月27日，她第一个被捕，紧接着内务部警察又逮捕了她的父亲谢尔盖·艾伏隆。以“法国间谍”的罪名判处她八年徒刑，在集中营劳动改造。1941年她母亲在中亚小城叶拉布加上吊自杀，父亲被处决，她都不知道任何消息。1948年8月27日刑满释放后，按上级规定不准返回莫斯科，她在梁赞一所艺术学校当美术教师，不料过了不到一年的自由生活，便再次被捕，罪名依然是“间谍”，终身流放到叶尼塞河流域的图鲁汉斯克，直到1955年才获得平反。经历了十五年的监禁磨难，终获自由后，她开始整理母亲的手稿、笔记，为出版母亲的著作奔波忙碌，1975年因心肌梗塞在塔鲁萨医院去世。阿里阿德娜只活了六十三岁，其中十五年在国外漂泊流离，十五年在监禁中痛苦煎熬，二十年整理母亲的译稿，因此她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我过的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一句话有无限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