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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容易让人忽视的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却多数从事推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他们拥有知识和理想,却在现实中徘徊迷惘;他们有着上百万的庞大规模,却“蜗居”在狭小的空间……他们的名字叫“蚁族”,即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最近,“蚁族”现象引起了各界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令人忧虑。这个群体是怎么形成的?他们的生存状态怎样?如何走出困境?
观察:
城市边缘的窘迫生活
小月河位于北四环外、八达岭高速以西的一片城乡接合部,是数万名大学毕业生聚居的村落,这些年轻人大多是“80后”,他们毕业后不愿告别繁华的北京,于是怀揣梦想,苦苦奋斗于斯,他们被称为“蚁族”。
杨珊珊算得上是小月河的“老人”了。杨珊珊不知道这个奇怪的名词,但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四年,知道有关小月河的一些传闻。比如,演员王宝强当年“北漂”时也在小月河住过,他可能是现在最有名的“小月河人”。小月河主营学生公寓的物业公司有八家左右,他们经营的建筑物多为每栋两三层的小楼,一楼住男生,二楼以上住女生,顶层有自习教室,像最普通的大学宿舍,只需登记身份证号码,交钱就行了,半年的租金需要1 500元。住在这里也不容易,因为杨珊珊在一家私企工作,月薪1200元。
杨珊珊工作并不快乐,她曾经几次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告诉在湖南农村的父母自己想回湖南工作。“可是爸爸严厉责备我,希望我怎么着也得在北京坚持下去。他觉得我能来北京是光耀门庭的事情。”不过,住在小月河,杨珊珊觉得最缺少的不是文凭,不是北京人的身份,而是“安全感”。
与杨珊珊同龄的陈华是安徽人,1980年生,2001年来京,在中央党校读工商管理专业。他住的房间只有五六平方米,一张双层床,上铺堆杂物,下铺睡人。旁边还能放下一张电脑桌,但桌上没有电脑,只有几本书、两支笛子和一支箫。
陈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私营教育培训机构,他要向北京各类公司的管理人员推销培训课程。这些公司高管很难见面,推销的主要方式是打电话,陈华每天打一百多个电话,常常是话还没说完,对方就直接挂断。工作地点在劲松,每天上班要斜穿整座城,倒三四趟公交车,往返约六个小时。工作时间和报酬都很有规律: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八点半赶到公司,底薪800元另加提成,没有三险。
与杨珊珊、陈华相比,郑章军算是“有钱人”了。郑章军生于1982年,内蒙古赤峰人,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现在一家国企做软件工程师,月薪5 000元。但是他说,就算有了钱,也不会为结婚而买房。郑章军认为,钱要用来开自己的软件公司,让钱生钱。要是买了房子,干事业的梦想便化为泡影。
2006年夏天来到这里,郑章军对小月河的第一印象只有两个字:蟑螂。住下的第一个晚上,就听见有人砰砰敲门。开门见是对面住的女生。女生说她屋里有很多蟑螂,害怕。郑章军就让她留宿了一晚。蟑螂多到什么程度?某天早上醒来,睡在郑章军下铺的青年觉得鼻子堵得难受,一挖,挖出来一只……
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牵头完成了一项“蚁族”现象大型社会调查,这项调查有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百余名研究生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高校云集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蚁族”,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他们又是像农民工一样的困难群体,游离在城市边缘,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对话:
青春为何停靠“蜗居”
2009年9月,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的调查实录《蚁族》出版,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蚁族”这个新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人惊叹:“原来我们就是‘蚁族’!”也有人开始思考:原来还有这么一群“蚁族”。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廉思。
中国青年报:“蚁族”是个比喻,你能否给这一边缘青年群体画一个像?
廉思:如果让我来给这一群体画像,他们绝大多数是“80后”,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具体来说,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更多来自地方和民办高校;拿着1 000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绝大多数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
中国青年报:你的团队曾对这一群体进行过问卷调查,是否有一些数量上的精确表述?
廉思:根据我们对54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蚁族”群体的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税前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在1 000~2 500元。同时,“蚁族”的基本生活消费相对较低,每月的房租平均为377元,饭费为529元,月均花费总计1 676元。多数被调查者都处于收支平衡或略有结余的状态。就工作单位来讲,“蚁族”大部分成员(89%)任职于私、民营企业;其中有16.5%的群体成员的工作单位性质为个体经营。有32.3%的调查对象并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36.4%没有“三险”的保障。
中国青年报:他们大都来自哪里?
廉思:被访者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最多,大部分系外地高校毕业后到北京找工作。从户籍来看,绝大多数人来自农村或者县城,但多数通过升学取得了城镇户口,又以外地城镇户口为主。
中国青年报:“蚁族”到底有多少人?
廉思: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课题组研究表明,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人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中国青年报:他们为什么要聚居呢?
廉思:现有的“聚居村”所在地房租低廉、交通便利,同学、老乡相对集中,群体间容易形成认同感。此外,由于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开发利用土地相对较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就业、创业机会相对较多,加之这些地区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因而形成聚居。
追问:
他们为何沦为“蚁族”
“蚁族”只是一个新名词,并非新现象。但是,随着这几年就业形势的日趋紧张,大学毕业生首次工资收入日益下降,竟然出现了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的现象。而同一时期,大城市房价疯狂上升,城市租房市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租方市场,从而拉高了房租价格。一降一升的后果是导致了“蚁族”群体的扩大。那些刚刚上班不久的人,还依然租住在“狭小、低廉、简陋、不安全”的“蚁穴”里。所以,蚁族现象日益突出,并逐渐成长为一个百万级数量的群体。
“蚁族”的出现,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时空背景。首先是大都市机会与资源的不均衡导致了大城市的就业吸引力超乎想象地大。这种不均衡的后果就是让中小城市、乡村地区的“就业洼地效应”相对突出,在人口红利的巨大推动之下,中国的大城市呈现了异乎寻常的活力,塑造出一副发达的表象。而这种表象对于年轻的大学生来说,就是一种人生发展机遇的“具象之地”。在人口流动量巨大的大城市,工资收入、住房价格、租房价格日新月异,因激烈的竞争带来的后果出现了上述的“蚁族”人口的上升趋势。
另外,蚁族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条件本就不好的家庭,况且按照中国的“社会资本”积累路径看,这些家庭条件不好的青年大学生们在老家也会觉得没有“关系、人脉”而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从而不得不要到相对靠本事谋生的“大都市”就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特别是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的大学生必然加入到了城市蚁族行列。而当今的本科学历日益大众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寻找工作,毕竟家境条件好的学生数量有限,很大一部分条件不好或者一般的学生只能忍受着“劳其筋骨”的“蚁族”生活。
归根结底,大都市的高度竞争、高涨的房价,低廉的工资,底层的家境,“两高两低”状况导致了大都市“蚁族”的蓬勃生长。
思考:
警惕蜗居里的危机
“蚁族”的特征之一便是“蜗居”。蚂蚁和蜗牛,都是动物界的相对弱势群体。蜗居的“蚁族”们,在空间上塑造了中国大城市的“白领贫民窟”。
白领贫民窟,便是指那些由“蚁族”群居而成的社区。因为“蚁族”大凡也都能干着白领型的工作,诸如保险业务员、市场营销者、广告设计、公司普通文员等。但他们聚居的地方因为价格低廉而不得不享受“狭仄的、简陋的、拥挤的、非人道的”改装公寓。据说北京的天通苑竟然有一套房子里面住了三十几个租客,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等地也到处都有改装过的低廉公寓,往往都聚集了超员的大学生租客。一旦这样的社区逐渐聚集了几百人的规模,便基本上就是一个“白领贫民窟”了。外面貌似还是那个小区,但里面却是糟糕的如贫民窟的样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几十个人排队上厕所;没有公共的客厅,客厅也被改装成了铺位;没有安全的水、电、网络设施,只能过上最简单的“睡眠生活”。
年轻的大学生往往带着一种遥远且虚无缥缈的理想,去追逐大都市的美好生活。可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楼价飞涨、工资不涨的时期,大城市的生存可谓多艰。南京一个典型“蚁族”大学生月薪1 500,“蚁穴”中的床位就要350,吃饭最少400元,交通、电话、日常生活费要300,还有社交费用一个月二三百,整个月的工资几无可剩。面对南京不低于万元的房价,一个年轻大学生总是带着一种无奈、忧伤、焦虑的神色,何处是归处?何处是尽头?何处是我家呢?“蚁族”仿佛就是这个城市中的炼狱者。
“蚁族”处在这样的生存结构中,必然带来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扭曲。更有可能在年轻人心中产生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往往也是一种危险要素的潜伏。因贫富分化而带来的生活质量的两极化,让原本充满希望的大学生感受到绝望,这种社会心理的落差,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危机的潜伏?
社会不会健忘到忘记马家爵事件的悲剧,也不会健忘孙志刚的悲剧,也不会忘记上海“蚁族”穴火灾的悲哀。诚如廉思感叹的“一个国家掌握知识的阶层过得不好,说明国家是有问题的”。我们当警惕。
寻找:
自我突围与社会保障
教育部日前透露,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630余万人,加上往届未实现就业的,明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本已庞大的“蚁族”群体,如何突破现实的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洪大用认为,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与社会需求有很大差距,是“蚁族”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蚁族”应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找到并发挥自己真正的优势,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能力。在职场中客观评价自身能力,做到知足常乐。可以笃定自己的工作目标,但同时也要知道,身在职场总有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定下高标准为自己平添烦恼。另外要认真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确定明确的人生和工作目标,目标和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相结合,按照职业规划有的放矢地实现目标。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城乡发展协调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将被破解。“蚁族”眼光不妨放长远一些,到二三线城市或基层去打拼,同样能够有所作为。
对于“蚁族”聚居区,廉思认为,政府和社区应当负担起更多的责任。一是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同时避免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二是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增加文化和体育等活动设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三是有关部门可为“蚁族”提供切合实际的就业培训,提供心理辅导等。
憧憬:
现实如蚁,梦想成蝶
2009年7月,23岁的叶尚海离开求学四年的长沙来到北京。这个来自河北邢台学计算机的小伙子在天通苑
的同学处蹭住几天后,在上地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并开始找房。有同事住在唐家岭,说那儿的房租便宜,叶尚海拜访同事时来到了邓庄子的一处大院:15平方米的单间,每月房租450元,水费10元,网费40元,取暖费另交。他就在这个2 000多人的小村子里住了下来。
叶尚海第一份工作月薪2 000元,转正后可以拿到2 500元。他在转正前一天辞职了,并在上地找到一家公司,待遇相仿,但平时有活儿做,可以学些东西。他对未来的规划很清晰,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发展,就多学点技术,以后自己开个软件公司。虽然才来北京三个多月,但他对未来很有信心。
2008年秋,兰州某校新闻系女生马林林只身来到北京,在挤进无数场招聘会,网投100多份简历之后,一家广告公司接纳了她,不过每月只有1 800元的薪水。第一份工作“每天的任务就是做表格、打电话、写软文。”不久,马林林换了一份工作,月薪2 500元,在一家项目服务的网站做网络编辑。但半年多来网站没有任何效益,老板心急如焚,不停地变换运营模式,让马林林无所适从。
但马林林还是希望扎根北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兰州太小,放不下我的理想。”她也不想回东北家乡的县城,“回去什么也干不了,找工作还要托关系。”“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还是有向上的力量。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她给自己鼓劲。
这就是“蚁族”,一个孕育着希望的群体,他们知道,大学校门已走出,而社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不少“蚁族”表示,从表面看他们很苦,其实那是打拼的过程,人生的经历本就包括艰难和辛酸,条件差正应该是艰苦奋斗的起点。美国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有句名言在“蚁族”中流传甚广:“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为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含泪写诗与“蚁族”共勉:在那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他们诞生了。不管权力、关系如何戏谑平等竞争规则,他们仍然选择了勤奋工作;面对被金钱、权贵绞杀的社会道德底线,他们没有放弃理想和希望。关注他们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编辑 薛 峰
观察:
城市边缘的窘迫生活
小月河位于北四环外、八达岭高速以西的一片城乡接合部,是数万名大学毕业生聚居的村落,这些年轻人大多是“80后”,他们毕业后不愿告别繁华的北京,于是怀揣梦想,苦苦奋斗于斯,他们被称为“蚁族”。
杨珊珊算得上是小月河的“老人”了。杨珊珊不知道这个奇怪的名词,但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将近四年,知道有关小月河的一些传闻。比如,演员王宝强当年“北漂”时也在小月河住过,他可能是现在最有名的“小月河人”。小月河主营学生公寓的物业公司有八家左右,他们经营的建筑物多为每栋两三层的小楼,一楼住男生,二楼以上住女生,顶层有自习教室,像最普通的大学宿舍,只需登记身份证号码,交钱就行了,半年的租金需要1 500元。住在这里也不容易,因为杨珊珊在一家私企工作,月薪1200元。
杨珊珊工作并不快乐,她曾经几次在电话里失声痛哭,告诉在湖南农村的父母自己想回湖南工作。“可是爸爸严厉责备我,希望我怎么着也得在北京坚持下去。他觉得我能来北京是光耀门庭的事情。”不过,住在小月河,杨珊珊觉得最缺少的不是文凭,不是北京人的身份,而是“安全感”。
与杨珊珊同龄的陈华是安徽人,1980年生,2001年来京,在中央党校读工商管理专业。他住的房间只有五六平方米,一张双层床,上铺堆杂物,下铺睡人。旁边还能放下一张电脑桌,但桌上没有电脑,只有几本书、两支笛子和一支箫。
陈华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私营教育培训机构,他要向北京各类公司的管理人员推销培训课程。这些公司高管很难见面,推销的主要方式是打电话,陈华每天打一百多个电话,常常是话还没说完,对方就直接挂断。工作地点在劲松,每天上班要斜穿整座城,倒三四趟公交车,往返约六个小时。工作时间和报酬都很有规律: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八点半赶到公司,底薪800元另加提成,没有三险。
与杨珊珊、陈华相比,郑章军算是“有钱人”了。郑章军生于1982年,内蒙古赤峰人,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现在一家国企做软件工程师,月薪5 000元。但是他说,就算有了钱,也不会为结婚而买房。郑章军认为,钱要用来开自己的软件公司,让钱生钱。要是买了房子,干事业的梦想便化为泡影。
2006年夏天来到这里,郑章军对小月河的第一印象只有两个字:蟑螂。住下的第一个晚上,就听见有人砰砰敲门。开门见是对面住的女生。女生说她屋里有很多蟑螂,害怕。郑章军就让她留宿了一晚。蟑螂多到什么程度?某天早上醒来,睡在郑章军下铺的青年觉得鼻子堵得难受,一挖,挖出来一只……
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牵头完成了一项“蚁族”现象大型社会调查,这项调查有社会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百余名研究生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等高校云集的大中城市存在大量“蚁族”,主要分布在城乡接合部,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高的智商和知识水平;他们又是像农民工一样的困难群体,游离在城市边缘,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
对话:
青春为何停靠“蜗居”
2009年9月,北京大学博士后廉思的调查实录《蚁族》出版,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蚁族”这个新词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有人惊叹:“原来我们就是‘蚁族’!”也有人开始思考:原来还有这么一群“蚁族”。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廉思。
中国青年报:“蚁族”是个比喻,你能否给这一边缘青年群体画一个像?
廉思:如果让我来给这一群体画像,他们绝大多数是“80后”,收入不高,生活拮据,工作不稳定。具体来说,他们有的毕业于名牌高校,但更多来自地方和民办高校;拿着1 000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绝大多数从事保险推销、餐饮服务、电子器材销售等低收入工作。有的完全处于失业状态。
中国青年报:你的团队曾对这一群体进行过问卷调查,是否有一些数量上的精确表述?
廉思:根据我们对54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蚁族”群体的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以毕业5年内的大学毕业生为主,税前月平均收入主要集中在1 000~2 500元。同时,“蚁族”的基本生活消费相对较低,每月的房租平均为377元,饭费为529元,月均花费总计1 676元。多数被调查者都处于收支平衡或略有结余的状态。就工作单位来讲,“蚁族”大部分成员(89%)任职于私、民营企业;其中有16.5%的群体成员的工作单位性质为个体经营。有32.3%的调查对象并没有与工作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36.4%没有“三险”的保障。
中国青年报:他们大都来自哪里?
廉思:被访者绝大多数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其中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最多,大部分系外地高校毕业后到北京找工作。从户籍来看,绝大多数人来自农村或者县城,但多数通过升学取得了城镇户口,又以外地城镇户口为主。
中国青年报:“蚁族”到底有多少人?
廉思: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课题组研究表明,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人以上。此外,上海、武汉、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中国青年报:他们为什么要聚居呢?
廉思:现有的“聚居村”所在地房租低廉、交通便利,同学、老乡相对集中,群体间容易形成认同感。此外,由于环城带地区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可开发利用土地相对较多,开发建设速度加快,就业、创业机会相对较多,加之这些地区大量合法和违法建设的出租房屋,使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此落脚成为可能,因而形成聚居。
追问:
他们为何沦为“蚁族”
“蚁族”只是一个新名词,并非新现象。但是,随着这几年就业形势的日趋紧张,大学毕业生首次工资收入日益下降,竟然出现了大学生工资不如农民工的现象。而同一时期,大城市房价疯狂上升,城市租房市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租方市场,从而拉高了房租价格。一降一升的后果是导致了“蚁族”群体的扩大。那些刚刚上班不久的人,还依然租住在“狭小、低廉、简陋、不安全”的“蚁穴”里。所以,蚁族现象日益突出,并逐渐成长为一个百万级数量的群体。
“蚁族”的出现,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时空背景。首先是大都市机会与资源的不均衡导致了大城市的就业吸引力超乎想象地大。这种不均衡的后果就是让中小城市、乡村地区的“就业洼地效应”相对突出,在人口红利的巨大推动之下,中国的大城市呈现了异乎寻常的活力,塑造出一副发达的表象。而这种表象对于年轻的大学生来说,就是一种人生发展机遇的“具象之地”。在人口流动量巨大的大城市,工资收入、住房价格、租房价格日新月异,因激烈的竞争带来的后果出现了上述的“蚁族”人口的上升趋势。
另外,蚁族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条件本就不好的家庭,况且按照中国的“社会资本”积累路径看,这些家庭条件不好的青年大学生们在老家也会觉得没有“关系、人脉”而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从而不得不要到相对靠本事谋生的“大都市”就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刚毕业的大学生,特别是偏远地区来到大城市的大学生必然加入到了城市蚁族行列。而当今的本科学历日益大众化的趋势十分明显,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需要寻找工作,毕竟家境条件好的学生数量有限,很大一部分条件不好或者一般的学生只能忍受着“劳其筋骨”的“蚁族”生活。
归根结底,大都市的高度竞争、高涨的房价,低廉的工资,底层的家境,“两高两低”状况导致了大都市“蚁族”的蓬勃生长。
思考:
警惕蜗居里的危机
“蚁族”的特征之一便是“蜗居”。蚂蚁和蜗牛,都是动物界的相对弱势群体。蜗居的“蚁族”们,在空间上塑造了中国大城市的“白领贫民窟”。
白领贫民窟,便是指那些由“蚁族”群居而成的社区。因为“蚁族”大凡也都能干着白领型的工作,诸如保险业务员、市场营销者、广告设计、公司普通文员等。但他们聚居的地方因为价格低廉而不得不享受“狭仄的、简陋的、拥挤的、非人道的”改装公寓。据说北京的天通苑竟然有一套房子里面住了三十几个租客,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京等地也到处都有改装过的低廉公寓,往往都聚集了超员的大学生租客。一旦这样的社区逐渐聚集了几百人的规模,便基本上就是一个“白领贫民窟”了。外面貌似还是那个小区,但里面却是糟糕的如贫民窟的样子。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几十个人排队上厕所;没有公共的客厅,客厅也被改装成了铺位;没有安全的水、电、网络设施,只能过上最简单的“睡眠生活”。
年轻的大学生往往带着一种遥远且虚无缥缈的理想,去追逐大都市的美好生活。可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楼价飞涨、工资不涨的时期,大城市的生存可谓多艰。南京一个典型“蚁族”大学生月薪1 500,“蚁穴”中的床位就要350,吃饭最少400元,交通、电话、日常生活费要300,还有社交费用一个月二三百,整个月的工资几无可剩。面对南京不低于万元的房价,一个年轻大学生总是带着一种无奈、忧伤、焦虑的神色,何处是归处?何处是尽头?何处是我家呢?“蚁族”仿佛就是这个城市中的炼狱者。
“蚁族”处在这样的生存结构中,必然带来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扭曲。更有可能在年轻人心中产生一种悲观绝望的情绪。这种情绪往往也是一种危险要素的潜伏。因贫富分化而带来的生活质量的两极化,让原本充满希望的大学生感受到绝望,这种社会心理的落差,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危机的潜伏?
社会不会健忘到忘记马家爵事件的悲剧,也不会健忘孙志刚的悲剧,也不会忘记上海“蚁族”穴火灾的悲哀。诚如廉思感叹的“一个国家掌握知识的阶层过得不好,说明国家是有问题的”。我们当警惕。
寻找:
自我突围与社会保障
教育部日前透露,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将达630余万人,加上往届未实现就业的,明年大学生就业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本已庞大的“蚁族”群体,如何突破现实的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社会学家洪大用认为,部分高校毕业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与社会需求有很大差距,是“蚁族”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蚁族”应正确地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找到并发挥自己真正的优势,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能力。在职场中客观评价自身能力,做到知足常乐。可以笃定自己的工作目标,但同时也要知道,身在职场总有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不要定下高标准为自己平添烦恼。另外要认真做好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确定明确的人生和工作目标,目标和实际情况基本相符,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相结合,按照职业规划有的放矢地实现目标。
专家指出,目前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城乡发展协调推进,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将被破解。“蚁族”眼光不妨放长远一些,到二三线城市或基层去打拼,同样能够有所作为。
对于“蚁族”聚居区,廉思认为,政府和社区应当负担起更多的责任。一是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同时避免增加他们的生活成本。二是完善社会公共服务,增加文化和体育等活动设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三是有关部门可为“蚁族”提供切合实际的就业培训,提供心理辅导等。
憧憬:
现实如蚁,梦想成蝶
2009年7月,23岁的叶尚海离开求学四年的长沙来到北京。这个来自河北邢台学计算机的小伙子在天通苑
的同学处蹭住几天后,在上地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并开始找房。有同事住在唐家岭,说那儿的房租便宜,叶尚海拜访同事时来到了邓庄子的一处大院:15平方米的单间,每月房租450元,水费10元,网费40元,取暖费另交。他就在这个2 000多人的小村子里住了下来。
叶尚海第一份工作月薪2 000元,转正后可以拿到2 500元。他在转正前一天辞职了,并在上地找到一家公司,待遇相仿,但平时有活儿做,可以学些东西。他对未来的规划很清晰,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发展,就多学点技术,以后自己开个软件公司。虽然才来北京三个多月,但他对未来很有信心。
2008年秋,兰州某校新闻系女生马林林只身来到北京,在挤进无数场招聘会,网投100多份简历之后,一家广告公司接纳了她,不过每月只有1 800元的薪水。第一份工作“每天的任务就是做表格、打电话、写软文。”不久,马林林换了一份工作,月薪2 500元,在一家项目服务的网站做网络编辑。但半年多来网站没有任何效益,老板心急如焚,不停地变换运营模式,让马林林无所适从。
但马林林还是希望扎根北京,从来没想过要放弃。“兰州太小,放不下我的理想。”她也不想回东北家乡的县城,“回去什么也干不了,找工作还要托关系。”“虽然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还是有向上的力量。希望是自己给自己的。”她给自己鼓劲。
这就是“蚁族”,一个孕育着希望的群体,他们知道,大学校门已走出,而社会的大门还没有完全敞开,这是一个艰难的过渡,也是一个必然阶段。不少“蚁族”表示,从表面看他们很苦,其实那是打拼的过程,人生的经历本就包括艰难和辛酸,条件差正应该是艰苦奋斗的起点。美国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有句名言在“蚁族”中流传甚广:“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为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含泪写诗与“蚁族”共勉:在那个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年代,他们诞生了。不管权力、关系如何戏谑平等竞争规则,他们仍然选择了勤奋工作;面对被金钱、权贵绞杀的社会道德底线,他们没有放弃理想和希望。关注他们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编辑 薛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