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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初中毕业的我成了社会青年,住进了我二哥的工人宿舍。
我二哥住的工人宿舍是三栋并列的茅草房。当地人喊“茅草”为“毛草”,因而就称为“毛三栋”。“毛三栋”是一色的黄泥巴夹着竹篾片的墙壁,屋顶上的茅草已变成灰色,像起了厚厚的一层霉。“毛三栋”的每一栋都隔成三大间,每一间里住着二十多个人。每个工人的全部家当就是在床档头摆有两个木制的挑箱。
住在“毛三栋”里的都是煤矿建井处的工人。这个煤矿建井处当时的全称是煤炭部第四十六工程处,牌子忒大,工人们也都以“我是四十六处的”而自豪。这些自豪的工人多是些四级工,每月有四十八元九角钱工资,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数字。
因了这个令人羡慕的数字,就有挑着装有梨子、桃子担子的年轻女子,走进“毛三栋”,绕着茅棚打转转,扯长着嗓音,尖尖地、甜甜地喊:
“梨子桃子要喔?清甜的梨子哪,咬一口就出水的水蜜桃哪!”
这么一喊,就有轮休的工人钻出来,蹲到放着的担子旁,一边装做挑水蜜桃,一边伸出一只手往卖水蜜桃的胸脯摸去,嬉笑着说,我要吃你这个水蜜桃。
“吃就吃哪!”卖水蜜桃的便扬起手,将那只摸到自己胸前的粗糙的大手亲昵地打开,斜睨着好像没睡醒的双眼,轻声地娇嗔,“到哪里吃啊?就在这外面吃啊?!”
“到我房里去吃,到我房里去吃。”
挑选水蜜桃的就站起来,一只手抓着装有梨子的筐,另一只手抓着装有水蜜桃的筐,抓起就往他的房里——摆有二十多个床铺的茅棚走。
卖水蜜桃的则拿着挑担子的扁担,跟在后面进了房。
一进房就尖声地叫:“哎呀呀,你们这是什么房啊?!几十个人睡一起!”
“几十个人倒没有哪,不要乱讲。喏喏喏,这是我的地盘。”将自己床铺的帐子掀起。
“你就这么一个破床啊?!”
“床虽然破一点,铺的可是绒毯哪!来来来,不要嫌弃嘛。”一手抓了卖水蜜桃的手,就往床前拉。旋即又小心地、神秘地,“我那箱子里,有钱有粮票哪。”
“你不怕人进来啊?”
“没有人,没有人,都上班去了。就我一个人。”
半推半就地,进了蚊帐。
……
完事后,或给几块钱,或给些饭菜票、馒头票,亲亲热热地,将卖水蜜桃的送出门。
“下次再来啊!”
“下次还来呵?下次你就不认得我了。”
“哪能呢!”
于是又响起了卖水蜜桃卖梨子的脆生生的喊声。
也有真成了事的。就这样和卖水蜜桃卖梨子的恋上了。于是到得晚上,茅棚里做中班(井下工分早中晚三班)的人都回来得差不多了时,这个人就会在茅棚里大声地宣布:
“那个刘妹子,你们都看见了吧,对我,那是甜得像糖包子。”
有不相信的,说,你是做梦娶媳妇呢,想得甜。
“你不相信,不相信?!”便拿出一封信,说,“我念给你们听,念给你们听。她是初中毕业生呢,你们听听她写的信。”
念出的信果然写得既甜蜜,又流利,等得他念完了,我听得我二哥说,你那是什么她写的信,那是一本小说里边的,是抄来的。
我二哥是“毛三栋”里文化程度最高的,唯一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中专生。我之所以没有说是“中专毕业生”,是属于忠诚老实的说法。因为他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他在湖南煤炭学校读了两年半,到了要拿毕业证书那一期,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被下放回到矿里,又大概因为他毕竟是吃国家粮的中专生,名字在矿家属户口本、粮油本上只列了几个月,就转到建井处,成了一名井下工。
我二哥似乎从不对命运进行抗争,无论在什么恶劣的环境下,都是得过且过。在他还没进这“毛三栋”,而是和我并母亲、大哥、大嫂、侄子住在一起,也就是住在家里时,就喜欢在看过的书本上写写画画,就如同名人爱写眉批、脚注一样。有次他在一本书上随手写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又在另一本书上写道: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些“批注”被我大哥看见后,把他骂得该死。此时我大哥的工区副区长职务也因父亲的问题早已被撤掉,他和我大嫂一道经常写检讨,向组织汇报思想。我大哥抓起二哥“批注”的书往地上一扔:“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什么五花马,千金裘,混帐,混帐透顶!”大哥拍着桌子吼道:“你得注意呢,你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的呢!到时候自己犯了政治错误,还不知道是怎么犯的!你不要连累我哪!”大哥认定他今后是必定要犯错误的,但后来事实证明大哥的推定错了,二哥不但没犯过任何政治错误,反而正是因为得过且过,他过得安然。他不但安然地度过了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就连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风尖浪口,许多因家庭问题牵连的工人被枪杆子押着撵回了老家,二哥却依然无恙。只是他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
二哥住进“毛三栋”后,和所有的工人都称兄道弟,无论提起哪个工人,他都爱说:“我和他呀,只多了一个脑袋。”后来建井处工会不知怎么知道了他会写会画,就要他利用业余时间在井口出黑板报,于是二哥从井下一出班,就顶着矿灯矿帽,浑身墨黑地坐到井口地上,编写井口黑板报。于是他总是被工会评为积极分子。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调令,调他去机械队担任技术工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就会被领导看中,将他改为了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和井下工相比,简直无异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二哥看着那白纸黑字的调令,和调令上签着的处党委书记的名字,寻思:肯定是廉老头廉书记搞错了,把调另一个人的调令错写成了我的名字。“管他的呢!”他说。他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毛三栋”,到机械队上班去了。他在机械队被分配当外线工,爬电线杆子。他爬电线杆子特别积极,晚上则鼓捣着搞了些小发明,还帮人家免费修理收音机,一下子出了名。可不到半年,建井处劳资科的科长——我在读初中时的一个同学的爸爸,忽然在机械队外线工的名单上发现了他,便说,这么一个父亲有问题的人,怎么能到机械队呢?于是一纸调令,又将他调回了井下。他又回了“毛三栋”。回到“毛三栋”后不久,他带了两个新工人徒弟,在井下放炮时,有一个哑炮没响,徒弟要去看一看,他不准,自己冲了上去,刚一到埋设的哑炮处,那个哑炮轰地爆响了。一块几十公斤重的料石,砸断坑木,再砸到他头上,他被工人们抢救出来,火速送到湘潭人民医院,足足昏迷了72个小时。他被料石砸着脑袋时,刚好23岁。当我母亲得到消息,慌慌地写信告诉我,又从老家赶来,带着我去医院看他时,他已在和医生下象棋。他满头长发,脸色苍白,他的后脑处,明显地凹下去了一块。他见着母亲和我时,只是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来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便扭过头,继续下他的象棋去了。不懂事的我根本没去想他这是从鬼门关里逃生捡了一条命,反而因为他不愿理睬远道来看他的母亲和我而生气。我根本就不知道,其实是十分好强的二哥,他不愿意任何人看到他受伤后的惨相。而当时医生和他下象棋,其实是在测试他的思维到底还是不是正常。
二哥活了下来,但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我被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后,有次没米下锅了,就去他那里。头天他还好好的,第二天,他说自己有点感冒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的,我经常感冒。他躺到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就说起胡话来。他时而笑,时而叫,时而说出一大串令人听不懂的话语……我害怕得不行,工人们对我说,他经常这样发作的,没关系,过两天就会好了的。我跑去找医生,医生也说,他经常这样的,没关系。医生说完又说,我还是去给他打一针吧。医生给他打了一针,留下些药,对着讲胡话的他说了几句玩笑话,走了。打了针后,二哥渐渐地安静下来。到晚上,他醒过来了,他说是那个陈医生来过吧,他说陈医生是他的好哥们,陈医生只要知道是他病了,肯定要来的。他抓起陈医生给他留下的药,看了看,又说,这个陈医生,给我打的是镇静针,开的药却是些兴奋药,他对这方面不懂,不懂。二哥一好过来,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后来我从工人那里才知道,他在集体澡堂洗澡时,因为澡堂的蒸汽过于浓烈,一头就栽倒在洗澡池子里;他到水塘边看人家钓鱼时,看着看着,头一发晕,就栽进了池塘……幸亏每次都有工人朋友在他身边。
当我看着他那凹陷了一块的后脑,和年轻轻的满头白发,心里止不住发酸时,他却笑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焉知非福。
二哥的这句话说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专政要纯洁工人队伍,工人民兵将许多被认为家庭有问题的工人用枪杆子押解回老家。我二哥“榜上”有名。当工人民兵正要去押解我二哥时,一个工人民兵突然说,人家是受了工伤的,那个哑炮如果不是他冲上去,说不定就会将两个新工人都炸死了,他虽说不能记功,但硬将人家赶回去,良心上也有点过不去呢。领队的则说,什么良心良心的,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这么说,但我们无产阶级讲究实事求是,他的确是为我们无产阶级受的工伤,那就算了,不押解他妈的了!
我二哥以脑袋的工伤代价,躲过了这一劫。
当我二哥说那个工人收到的情书都是从小说里抄来的时候,他的脑袋还没有遭到几十公斤的料石的打击。我和二哥睡在一张床上,他是躺在枕头上这么说的。我听得好有味。我还听见他们经常说些什么老马想吃嫩草的话。我听得似懂非懂,不知道他们是说谁。
和我二哥打对铺的是一个叫纠普的老工人。“毛三栋”里的人都喊纠普喊岳老子,也就是岳父。因为纠普有个女儿在益阳农村,名叫满娇。纠普总爱拿出他女儿的照片给“毛三栋”的人看,说他的女儿长得漂亮极了,已经十四岁了,以后不知会被哪个有福的家伙占了去。纠普说女儿反正是别人的,你们哪个家伙对我好喽,对我好我就把女儿给他。
我看过纠普女儿满娇的照片,那是一个梳着两条短辫子,刘海密密齐齐地覆在额前的小姑娘,我根本就看不出她漂亮在什么地方。可“毛三栋”的人讲,益阳女子苏州汉,益阳女子的漂亮是天下第一。我曾问过纠普,我说我怎么看不出你的女儿有多漂亮?纠普立即对我说,蠢宝,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漂亮,她现在还没变啦!纠普说的是一口益阳话,我觉得他的话倒是很好听。
纠普跟我二哥的关系特别好,我二哥当然也就喊他岳老子。可当我来到“毛三栋”时,我二哥又要我也喊纠普喊岳老子,纠普笑哈哈地说:“蠢宝,哥哥喊我喊岳老子,又要弟弟也喊我岳老子,我一个女儿你们两兄弟去抢啊!也行啰,等我女儿长大了,看你两兄弟哪个抢得赢啰!”我二哥知道说错了,“嘿嘿”地笑,我则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纠普更乐了,摸着我的脸说,好伢子,是个好伢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伢子。
纠普说了喜欢我这样的伢子后,就总爱来找我,或者说爱来逗我。他一来,就用长满胡子的脸扎我,扎得我哎哟哎哟地叫着,笑着,把张脸左右摇晃着,躲。纠普见我躲,就把我按到我二哥的床上,伸出一只长满老茧的手在我身上乱摸。他首先是搔我的胳肢窝,痒得我在床上打滚子;我一打滚子,他就乘势摸我的羞处;他一摸着我的羞处,就说十八岁了十八岁了,长毛了,长毛了,细细的,软软的。然后便笑呵呵地走了。
纠普说我十八岁了的话让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实实在在地还未满十四岁。但我知道纠普是以长毛了来确定年龄的。也就是说,男子必定要到十八岁才长毛。而我既然已被他认定为十八岁,却一无书读,二无工作,就更感到抬不起头来了。从这以后,我一到公共澡堂洗澡,就总是穿着短裤不脱,以免被大人们看到。
睡在靠大泥坯窗子边的是个叫金龙的工人,“毛三栋”的人都叫他金龙哥。金龙哥一开口说话,就露出两颗金牙,那是他在井下被矸石砸掉了两颗牙齿后镶上的。金龙哥一天到晚无忧无虑,从没见他蹙过眉头。他有把心爱的小提琴,他一下班回来,就要拉起他的小提琴。他一拉起小提琴来,就可以不去吃饭。有天晚上,“毛三栋”来了小偷,小偷从开着的窗户外,用一根带钩的长棍,将金龙脱在帐子外的衣服全部钩了去。金龙哥起床时才发现他的衣服全没了。他也不喊,不叫,不生气,只是抱起放在枕头旁的小提琴,使劲拉“金蛇狂舞”。在床上拉了半天“金蛇狂舞”,又跑到房子外面拉“金蛇狂舞”。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光胸脯的两坨肉腱子鼓起好高,手把子上的肉腱子也鼓起好高。看见他的人问他这是怎么了,金龙说,我日他小偷的妈,将老子的衣服全给弄跑了。说完,他又使劲拉“金蛇狂舞”,一直拉到下班回来的工人纷纷抗议,说金龙金龙你别再锯木板了好不好!
冬天来了,我二哥就常和宿舍里的人“打平伙”,他们买来些羊肉或狗肉,捎带几棵大白菜,在院子里架几块红砖,弄来些木头,烧起大火,将洗脸兼洗脚的铜盆架到火上,煮肉吃。肉煮熟后,就每人拿个涮口杯子,倒上酒,围到铜盆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得脸上红通通后,就开始讲卖梨或卖桃的女子,追着纠普喊岳老子……
“毛三栋”早就没有了。煤炭部第四十六工程处也早就没有了,先是改成省煤炭一处,后来变成华建公司。我二哥他们属于“四十六处”的湖南老班底,曾从邵东县牛马司水井头转战到双峰县蛇形山、娄底恩口、嘉禾县等处,这些湖南老班底的现在大多就在娄底退休养老,那些从北方转战到南方的则在数年前便大多到徐州去了……
我二哥住的工人宿舍是三栋并列的茅草房。当地人喊“茅草”为“毛草”,因而就称为“毛三栋”。“毛三栋”是一色的黄泥巴夹着竹篾片的墙壁,屋顶上的茅草已变成灰色,像起了厚厚的一层霉。“毛三栋”的每一栋都隔成三大间,每一间里住着二十多个人。每个工人的全部家当就是在床档头摆有两个木制的挑箱。
住在“毛三栋”里的都是煤矿建井处的工人。这个煤矿建井处当时的全称是煤炭部第四十六工程处,牌子忒大,工人们也都以“我是四十六处的”而自豪。这些自豪的工人多是些四级工,每月有四十八元九角钱工资,这是一个令人非常羡慕的数字。
因了这个令人羡慕的数字,就有挑着装有梨子、桃子担子的年轻女子,走进“毛三栋”,绕着茅棚打转转,扯长着嗓音,尖尖地、甜甜地喊:
“梨子桃子要喔?清甜的梨子哪,咬一口就出水的水蜜桃哪!”
这么一喊,就有轮休的工人钻出来,蹲到放着的担子旁,一边装做挑水蜜桃,一边伸出一只手往卖水蜜桃的胸脯摸去,嬉笑着说,我要吃你这个水蜜桃。
“吃就吃哪!”卖水蜜桃的便扬起手,将那只摸到自己胸前的粗糙的大手亲昵地打开,斜睨着好像没睡醒的双眼,轻声地娇嗔,“到哪里吃啊?就在这外面吃啊?!”
“到我房里去吃,到我房里去吃。”
挑选水蜜桃的就站起来,一只手抓着装有梨子的筐,另一只手抓着装有水蜜桃的筐,抓起就往他的房里——摆有二十多个床铺的茅棚走。
卖水蜜桃的则拿着挑担子的扁担,跟在后面进了房。
一进房就尖声地叫:“哎呀呀,你们这是什么房啊?!几十个人睡一起!”
“几十个人倒没有哪,不要乱讲。喏喏喏,这是我的地盘。”将自己床铺的帐子掀起。
“你就这么一个破床啊?!”
“床虽然破一点,铺的可是绒毯哪!来来来,不要嫌弃嘛。”一手抓了卖水蜜桃的手,就往床前拉。旋即又小心地、神秘地,“我那箱子里,有钱有粮票哪。”
“你不怕人进来啊?”
“没有人,没有人,都上班去了。就我一个人。”
半推半就地,进了蚊帐。
……
完事后,或给几块钱,或给些饭菜票、馒头票,亲亲热热地,将卖水蜜桃的送出门。
“下次再来啊!”
“下次还来呵?下次你就不认得我了。”
“哪能呢!”
于是又响起了卖水蜜桃卖梨子的脆生生的喊声。
也有真成了事的。就这样和卖水蜜桃卖梨子的恋上了。于是到得晚上,茅棚里做中班(井下工分早中晚三班)的人都回来得差不多了时,这个人就会在茅棚里大声地宣布:
“那个刘妹子,你们都看见了吧,对我,那是甜得像糖包子。”
有不相信的,说,你是做梦娶媳妇呢,想得甜。
“你不相信,不相信?!”便拿出一封信,说,“我念给你们听,念给你们听。她是初中毕业生呢,你们听听她写的信。”
念出的信果然写得既甜蜜,又流利,等得他念完了,我听得我二哥说,你那是什么她写的信,那是一本小说里边的,是抄来的。
我二哥是“毛三栋”里文化程度最高的,唯一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中专生。我之所以没有说是“中专毕业生”,是属于忠诚老实的说法。因为他没有拿到毕业证书。他在湖南煤炭学校读了两年半,到了要拿毕业证书那一期,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被下放回到矿里,又大概因为他毕竟是吃国家粮的中专生,名字在矿家属户口本、粮油本上只列了几个月,就转到建井处,成了一名井下工。
我二哥似乎从不对命运进行抗争,无论在什么恶劣的环境下,都是得过且过。在他还没进这“毛三栋”,而是和我并母亲、大哥、大嫂、侄子住在一起,也就是住在家里时,就喜欢在看过的书本上写写画画,就如同名人爱写眉批、脚注一样。有次他在一本书上随手写道:今朝有酒今朝醉,莫管门前是与非。又在另一本书上写道: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这些“批注”被我大哥看见后,把他骂得该死。此时我大哥的工区副区长职务也因父亲的问题早已被撤掉,他和我大嫂一道经常写检讨,向组织汇报思想。我大哥抓起二哥“批注”的书往地上一扔:“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什么五花马,千金裘,混帐,混帐透顶!”大哥拍着桌子吼道:“你得注意呢,你这种思想是非常危险的呢!到时候自己犯了政治错误,还不知道是怎么犯的!你不要连累我哪!”大哥认定他今后是必定要犯错误的,但后来事实证明大哥的推定错了,二哥不但没犯过任何政治错误,反而正是因为得过且过,他过得安然。他不但安然地度过了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就连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风尖浪口,许多因家庭问题牵连的工人被枪杆子押着撵回了老家,二哥却依然无恙。只是他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
二哥住进“毛三栋”后,和所有的工人都称兄道弟,无论提起哪个工人,他都爱说:“我和他呀,只多了一个脑袋。”后来建井处工会不知怎么知道了他会写会画,就要他利用业余时间在井口出黑板报,于是二哥从井下一出班,就顶着矿灯矿帽,浑身墨黑地坐到井口地上,编写井口黑板报。于是他总是被工会评为积极分子。有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调令,调他去机械队担任技术工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就会被领导看中,将他改为了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和井下工相比,简直无异于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二哥看着那白纸黑字的调令,和调令上签着的处党委书记的名字,寻思:肯定是廉老头廉书记搞错了,把调另一个人的调令错写成了我的名字。“管他的呢!”他说。他就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毛三栋”,到机械队上班去了。他在机械队被分配当外线工,爬电线杆子。他爬电线杆子特别积极,晚上则鼓捣着搞了些小发明,还帮人家免费修理收音机,一下子出了名。可不到半年,建井处劳资科的科长——我在读初中时的一个同学的爸爸,忽然在机械队外线工的名单上发现了他,便说,这么一个父亲有问题的人,怎么能到机械队呢?于是一纸调令,又将他调回了井下。他又回了“毛三栋”。回到“毛三栋”后不久,他带了两个新工人徒弟,在井下放炮时,有一个哑炮没响,徒弟要去看一看,他不准,自己冲了上去,刚一到埋设的哑炮处,那个哑炮轰地爆响了。一块几十公斤重的料石,砸断坑木,再砸到他头上,他被工人们抢救出来,火速送到湘潭人民医院,足足昏迷了72个小时。他被料石砸着脑袋时,刚好23岁。当我母亲得到消息,慌慌地写信告诉我,又从老家赶来,带着我去医院看他时,他已在和医生下象棋。他满头长发,脸色苍白,他的后脑处,明显地凹下去了一块。他见着母亲和我时,只是不耐烦地说了一句,来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便扭过头,继续下他的象棋去了。不懂事的我根本没去想他这是从鬼门关里逃生捡了一条命,反而因为他不愿理睬远道来看他的母亲和我而生气。我根本就不知道,其实是十分好强的二哥,他不愿意任何人看到他受伤后的惨相。而当时医生和他下象棋,其实是在测试他的思维到底还是不是正常。
二哥活了下来,但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我被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后,有次没米下锅了,就去他那里。头天他还好好的,第二天,他说自己有点感冒了。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的,我经常感冒。他躺到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突然就说起胡话来。他时而笑,时而叫,时而说出一大串令人听不懂的话语……我害怕得不行,工人们对我说,他经常这样发作的,没关系,过两天就会好了的。我跑去找医生,医生也说,他经常这样的,没关系。医生说完又说,我还是去给他打一针吧。医生给他打了一针,留下些药,对着讲胡话的他说了几句玩笑话,走了。打了针后,二哥渐渐地安静下来。到晚上,他醒过来了,他说是那个陈医生来过吧,他说陈医生是他的好哥们,陈医生只要知道是他病了,肯定要来的。他抓起陈医生给他留下的药,看了看,又说,这个陈医生,给我打的是镇静针,开的药却是些兴奋药,他对这方面不懂,不懂。二哥一好过来,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后来我从工人那里才知道,他在集体澡堂洗澡时,因为澡堂的蒸汽过于浓烈,一头就栽倒在洗澡池子里;他到水塘边看人家钓鱼时,看着看着,头一发晕,就栽进了池塘……幸亏每次都有工人朋友在他身边。
当我看着他那凹陷了一块的后脑,和年轻轻的满头白发,心里止不住发酸时,他却笑着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焉知非福。
二哥的这句话说中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群众专政要纯洁工人队伍,工人民兵将许多被认为家庭有问题的工人用枪杆子押解回老家。我二哥“榜上”有名。当工人民兵正要去押解我二哥时,一个工人民兵突然说,人家是受了工伤的,那个哑炮如果不是他冲上去,说不定就会将两个新工人都炸死了,他虽说不能记功,但硬将人家赶回去,良心上也有点过不去呢。领队的则说,什么良心良心的,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这么说,但我们无产阶级讲究实事求是,他的确是为我们无产阶级受的工伤,那就算了,不押解他妈的了!
我二哥以脑袋的工伤代价,躲过了这一劫。
当我二哥说那个工人收到的情书都是从小说里抄来的时候,他的脑袋还没有遭到几十公斤的料石的打击。我和二哥睡在一张床上,他是躺在枕头上这么说的。我听得好有味。我还听见他们经常说些什么老马想吃嫩草的话。我听得似懂非懂,不知道他们是说谁。
和我二哥打对铺的是一个叫纠普的老工人。“毛三栋”里的人都喊纠普喊岳老子,也就是岳父。因为纠普有个女儿在益阳农村,名叫满娇。纠普总爱拿出他女儿的照片给“毛三栋”的人看,说他的女儿长得漂亮极了,已经十四岁了,以后不知会被哪个有福的家伙占了去。纠普说女儿反正是别人的,你们哪个家伙对我好喽,对我好我就把女儿给他。
我看过纠普女儿满娇的照片,那是一个梳着两条短辫子,刘海密密齐齐地覆在额前的小姑娘,我根本就看不出她漂亮在什么地方。可“毛三栋”的人讲,益阳女子苏州汉,益阳女子的漂亮是天下第一。我曾问过纠普,我说我怎么看不出你的女儿有多漂亮?纠普立即对我说,蠢宝,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漂亮,她现在还没变啦!纠普说的是一口益阳话,我觉得他的话倒是很好听。
纠普跟我二哥的关系特别好,我二哥当然也就喊他岳老子。可当我来到“毛三栋”时,我二哥又要我也喊纠普喊岳老子,纠普笑哈哈地说:“蠢宝,哥哥喊我喊岳老子,又要弟弟也喊我岳老子,我一个女儿你们两兄弟去抢啊!也行啰,等我女儿长大了,看你两兄弟哪个抢得赢啰!”我二哥知道说错了,“嘿嘿”地笑,我则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纠普更乐了,摸着我的脸说,好伢子,是个好伢子,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伢子。
纠普说了喜欢我这样的伢子后,就总爱来找我,或者说爱来逗我。他一来,就用长满胡子的脸扎我,扎得我哎哟哎哟地叫着,笑着,把张脸左右摇晃着,躲。纠普见我躲,就把我按到我二哥的床上,伸出一只长满老茧的手在我身上乱摸。他首先是搔我的胳肢窝,痒得我在床上打滚子;我一打滚子,他就乘势摸我的羞处;他一摸着我的羞处,就说十八岁了十八岁了,长毛了,长毛了,细细的,软软的。然后便笑呵呵地走了。
纠普说我十八岁了的话让我很不高兴,因为我实实在在地还未满十四岁。但我知道纠普是以长毛了来确定年龄的。也就是说,男子必定要到十八岁才长毛。而我既然已被他认定为十八岁,却一无书读,二无工作,就更感到抬不起头来了。从这以后,我一到公共澡堂洗澡,就总是穿着短裤不脱,以免被大人们看到。
睡在靠大泥坯窗子边的是个叫金龙的工人,“毛三栋”的人都叫他金龙哥。金龙哥一开口说话,就露出两颗金牙,那是他在井下被矸石砸掉了两颗牙齿后镶上的。金龙哥一天到晚无忧无虑,从没见他蹙过眉头。他有把心爱的小提琴,他一下班回来,就要拉起他的小提琴。他一拉起小提琴来,就可以不去吃饭。有天晚上,“毛三栋”来了小偷,小偷从开着的窗户外,用一根带钩的长棍,将金龙脱在帐子外的衣服全部钩了去。金龙哥起床时才发现他的衣服全没了。他也不喊,不叫,不生气,只是抱起放在枕头旁的小提琴,使劲拉“金蛇狂舞”。在床上拉了半天“金蛇狂舞”,又跑到房子外面拉“金蛇狂舞”。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光胸脯的两坨肉腱子鼓起好高,手把子上的肉腱子也鼓起好高。看见他的人问他这是怎么了,金龙说,我日他小偷的妈,将老子的衣服全给弄跑了。说完,他又使劲拉“金蛇狂舞”,一直拉到下班回来的工人纷纷抗议,说金龙金龙你别再锯木板了好不好!
冬天来了,我二哥就常和宿舍里的人“打平伙”,他们买来些羊肉或狗肉,捎带几棵大白菜,在院子里架几块红砖,弄来些木头,烧起大火,将洗脸兼洗脚的铜盆架到火上,煮肉吃。肉煮熟后,就每人拿个涮口杯子,倒上酒,围到铜盆前,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吃得脸上红通通后,就开始讲卖梨或卖桃的女子,追着纠普喊岳老子……
“毛三栋”早就没有了。煤炭部第四十六工程处也早就没有了,先是改成省煤炭一处,后来变成华建公司。我二哥他们属于“四十六处”的湖南老班底,曾从邵东县牛马司水井头转战到双峰县蛇形山、娄底恩口、嘉禾县等处,这些湖南老班底的现在大多就在娄底退休养老,那些从北方转战到南方的则在数年前便大多到徐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