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在我国诗歌史上以“诗佛”著称。他所创作的诗作，风靡当世，留泽后代，享有崇高的声誉。他所创造出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多角度的，而其中之一则是能够将佛教禅宗的哲理思想融汇于诗作之中，创造出独具特色的诗歌。禅意是王维是诗歌中最具代表性特点之一，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而其山水诗则尤为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这使他在诗歌领域里独树一帜。是什么让他在诗歌中有了禅意？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家庭环境的熏染
　　王维在《赞佛文》中称自己“以般若力，生菩提家”，其全家人均虔信佛法，茹素戒杀。王维的名字本身就深含禅机，他名维，字摩诘，连读恰为“维摩诘”。稍通佛学的人，都会知道有一部《维摩诘所说》，其中通达甚深般若智能，神通广大的维摩诘长者，是一位得到释尊称许的大居士。又此经专说般若，是禅宗的根本经典之一。王维既以维摩诘作为自己的名与字，可见他对其人的仰慕之情，又可透露出他与佛教、尤其是与禅宗的深厚缘分。其母崔氏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带发修行，并因同乡的关系，师事一代名僧大照（《宋高僧传》记为大慧）普寂禅师三十余年（大照禅师名普寂，是禅宗北宗首领神秀的弟子，神秀圆寂后，“天下好释者咸师事之”，唐中宗还特地下制“令普寂代神秀统其法众”，于是名望更高，“王公士庶竞来礼谒”，成为当时的佛教首领），一生“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志求寂静”（《请施庄为寺表》），这对事母至孝的王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时代风流的渐染
　　禅宗始于北魏，在盛唐以后兴起，安史乱后才开始广泛流行，可能与“寒士”阶层（中小地主、庶族地主）的崛起有关。禅宗比之与道教是较为悲观的，是美好理想幻灭的产物，比较符合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个人在现实社会中被挤压、难以自我主宰的感觉。禅宗的本质是通过自省而明心见性，也就是使人挣脱现实的樊笼，从有限走向无限。正如日本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所说的：“从本质上看，禅是见性的方法，并指出我们挣脱桎梏走向自由的道路。由于它使我们啜饮生命的泉源，使我们摆脱一切束缚，而这些束缚是使我们有限生命时常在这个世界上受苦的，因此 我们可以说禅释放出那适当而自然地藏在每个人内心的一切活力，在普通情况下，这些活力是被阻挡和歪曲因而找不到适当的活动机会的。”王维也是一样不得不在对现实社会秩序的屈从下来寻求感性生活之愉悦，寻求精神生活的幸福。寻求一个可怜的而有限的“自由身”。他在理性上无力也根本无心与森严、顽固的封建秩序相抗衡。何况禅宗在理性上并不主张反叛，在感性上也并不真正主张放纵，而主张“净心”、“觉悟”。它所昭示的不触动现存秩序的自由精神，与士大夫尚存的本能的自由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合拍的。现实世界中所无法满足的，只好遁入艺术创造与审美的虚境中来弥补。于是乎，他的山水田园诗便很自然地融入“禅法”，运用直觉、暗示、联想、顿悟、感应等手段来营构自然、清幽、静谧、肃穆的诗境。使其诗语言朴素而含义深远，给读者留下了审美再创造的广阔天地，令人读后满嘴余香、咀嚼不尽。
　　三、社会现实刺激和个性思想蜕变
　　王维的思想，以40岁左右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支持张九龄的开明政治，倾向进步，这一阶段的诗作有不少反映边塞生活、歌颂游侠精神，诗歌气象雄浑，入世思想较强，充满着英雄主义气概。即使是山水诗也是气象峥嵘，意境开阔的，如《华岳》《晓行巴峡》《汉江临泛》等。以后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上台，接着杨国忠专权，朝政腐败与社会黑暗日重，王维渐生退隐之意。于是他的后半生一直处于“身心相离”而“理事”不能俱如的矛盾中，一方面，他一直在中央朝廷擔任官职，虽然官位到底不很高，但也逐渐升迁；另一方面，从四十岁开始他过上了长期隐居山林的生活（以前曾在嵩山隐居过），先是在终南山，以后在蓝田辋川，两处的景色都很优美。他过着“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的亦官亦隐的生活，身在朝廷，心存山野。同时对佛教的信仰日益发展，他在山水田园诗中也就不自觉地渗入了禅的意味。特别是经历了安史之乱的惨痛遭遇后，他以“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的内疚心情，接受了责授太子中允的降职处分，在“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白发叹》）的感叹下决定皈依佛门，专以“以诵禅为事”。他后期的山水田园诗更多的是轻微淡远之音，描绘深山溪涧或寺院幽邃的作品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