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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韩三边关系严重不平衡
随着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幻，中美韩关系处于更加特殊和复杂的不对等状态，体现出战略三角理论的某些特征，但又不符合标准的战略三角关系。
在外交中不受盟国控制是战略三角关系的前提条件。随着朝鲜核能力在近几年取得实质性进步和半岛安全形势的恶化，美韩同盟无论是在防务范围还是合作深度上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每年的美韩“2 2”会议都会对朝鲜的核威慑能力进行最新评估从而制定新的共同应对方案。韩国政府在美军向其移交战时指挥权时表现出的犹豫态度和推迟政策也说明，韩国在半岛安全形势恶化后在安全和防务方面更加依靠美国。美韩军事同盟只会随着朝核技术的增强而更加紧密，韩国在安全方面的决策会更多受到美国的外来压力和影响。“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就体现出这种影响。因此就军事安全方面来说，中美韩关系并不属于三角关系。美韩军事同盟和韩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使中美韩关系严重不对等，這种军事层面的不对等经常会影响到中美韩关系在其他领域的发展。
然而，分析中美韩经贸关系则可以发现，中韩贸易关系要比美韩贸易关系更加紧密，中韩贸易额已大于美韩和日韩贸易的总和。在韩国2015年的对外出口贸易中，对华出口占到其出口总额的26%，对美出口则只有对华出口的三分之一。韩国无疑在经贸方面更加依赖中国。
随着半岛安全形势的恶化，中美韩三边关系的政治军事方面和经济层面更加分离。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朝鲜决心通过发展先进的核打击技术和核能力以保证其国家安全，韩国的不安全感正在增加。美韩为了追求绝对安全，选择在韩部署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萨德”反导系统。由朝核问题引发的连锁式反应的威慑应对手段使当前的东北亚局势出现集团对抗的倾向。美日韩三国在应对朝鲜威胁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美韩对“萨德”的部署说明，东北亚国家正在走向以“零和博弈”战略思维为指导的安全政策，从而使东北亚出现安全困境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韩应主动寻求出路，使三国关系转变为良性互动的关系，安全、经贸关系重新得到均衡。
中韩、中美关系遇到障碍的根源
在中国学者看来，影响中美韩三角关系均衡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朝核问题和美国的对华战略。
朝核问题是制约中韩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坚定决心，尽管中国在联合国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积极合作对朝鲜实施制裁，但国际制裁依然无法阻挡朝鲜的核进程。随着朝鲜核威慑能力的不断进展，韩国的不安全感正在增加。而朝鲜近两年在核爆炸当量、核爆技术和核投射武器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韩国寻求与美国更紧密的防务合作以应对朝鲜的威胁。尽管中韩都主张朝鲜去核化，但是双方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实现路径和优先选择上存在分歧。中方主张六方通过“和平稳定、去核、对话”的方式、以半岛和平条约谈判和去核化谈判“双轨”同时进行来解决朝核问题，其中半岛局势的稳定是前提条件，半岛不能生战生乱。因此中方主张在联合国平台发起的对朝制裁必须以不伤害朝鲜人民基本生活为原则。韩国和美国藉此认为中国不愿意切断对朝能源粮食援助，中国在“有意庇护”朝鲜。美韩认为当前必须全力给朝鲜施压，断其经济来源，以压促变迫使朝自内部崩溃。中国与美韩立场僵持的过程中，随着朝核能力的进展，美韩将朝核问题恶化的原因归结到中国身上。韩国也在部署“萨德”方面更加强硬，中方在反对部署立场上也会更加坚定。
第二个影响中韩关系的因素是美国将其对华战略融入到对东北亚的政策中。美国在反制朝鲜核武器的防务部署上存在“夹带私货”的行为，将遏制和反制中国的内容加入其在韩国部署的武器系统中。从此次美国与韩国互动决定部署“萨德”就可以看出：“萨德”系统的探测雷达远远超出其防卫朝鲜导弹的需求半径，其对中国东北部地区的探测能力会严重损害中美之间的战略平衡。美国的东北亚政策包含强烈的牵制、防范、制衡中国的因素，有时候美国会把这些因素与韩国的对朝政策相互捆绑，导致中韩关系也出现问题。美韩在黄海地区针对朝鲜进行的军事演习也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中美关系也因美国的朝鲜政策而存在矛盾。
突破中美韩关系不平衡的建议
美国是解决东北亚安全困境以及中美、中韩关系发展障碍的关键。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布局依然是在遏制朝鲜威慑能力的同时遏制中国。美国将其对朝、对华政策强行捆绑到韩国的对朝政策中，使得韩国在处理对华、对美、对朝关系时不得不做出选择。如果想要中美韩三角关系更加合理，美国就应放弃企图利用东北亚问题遏制中国的企图。只要美国在战略上寻求更加理性平衡的对华政策，韩国的战略压力也会减少，韩国不需要在中美之间和安全与经济两方面之间选边站。美国强行推动“萨德”在韩部署的决策是因小失大、缺乏战略眼光的行为。美国的本意是希望中国承受“包庇”朝鲜核计划的安全后果，但实际上部署“萨德”不仅没有实现施压中国解决朝核问题的目的，恰恰相反，“萨德”增加了中国国内强硬派主张要支持朝鲜的声音。对美国来讲，这是非常糟糕的错误算计。中韩需要认识到，符合美国东北亚战略利益的半岛形势和中韩关系未必有利于中韩两国本身，而美国通过伤害中方利益的方式向中朝施压，这种政策考虑不可能使中方就范。美方需要调整其东北亚和半岛政策背后的逻辑思维，在促进朝鲜去核化的手段和路径方面更多地考虑到中方的安全利益关切和韩国的选择压力，审慎行事方能使中韩两国在改善其安全关系时拥有更良好的氛围。
韩国在中美之间应该寻求更加平衡的立场，首先要对朴槿惠政府坚持部署“萨德”的立场进行反思。韩国要做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推动者，而不是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绝对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换言之，韩国需要更大的战略自主。在遇到美国对韩施压的情况下，韩国不能一味认为安全至上就选择搭美国的安全车，而是需要具体分析其安全威胁的性质。中韩建交以后中国从未对韩国有过安全威慑行为，相反两国在半岛问题上的共同点正在增加。同时，两国在对日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韩国需要明白真正独立自主外交的含义，并且认识到其在调和中美关系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中国需要下更多力气，以更大的战略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半岛无核化进程，推动停和机制转换以及东北亚安全与和平发展机制建设。由于中朝关系的正常化和逐渐冷淡、中美和中韩在对朝制裁和半岛军演方面的分歧，中国在拉拢各方重启谈判、防止美朝敌对升级方面没有特别有力的调节杠杆，外交呼吁和多边牵头斡旋是仅有选项。但如果中国想要同时缓和朝鲜和韩国的安全担忧，防止半岛安全困境升级，就必须以更大的主动性来落实“半岛无核化机制与停和机制转换双轨并进”。中国尤其需要以更大的积极性说服美国，让半岛相关方至少先通过对话渠道谈起来。中国也需要思考如何以“中国方式”为各方提供再保证，给予韩国和美国以重新加入和谈的信心。
三国学界、智库有必要推动二轨乃至1.5轨的中美韩三边对话，对各自的战略关切进行深入坦率的交流，避免错误知觉和战略误判，积极寻求具有创新性的战略路径，弥补官方沟通的不足和不便。朝鲜半岛的稳定是中方“三大核心目标”（去核、稳定、和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半岛的稳定关乎中国周边稳定与核心利益。但中方的态度被美韩理解为宁愿选择有核武器的朝鲜也不愿选择半岛统一。中美韩可以通过学界和智库举行对话来说清楚、讲明白各方的立场。三国学者也需要在推动东北亚和平发展的蓝图上寻找更高层面的共识，寻找一个可以使三国在应对东北亚局势时少一点安全困境的逻辑，培养有利于三国包容和互谅互让的东北亚政治环境。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盘古智库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随着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幻，中美韩关系处于更加特殊和复杂的不对等状态，体现出战略三角理论的某些特征，但又不符合标准的战略三角关系。
在外交中不受盟国控制是战略三角关系的前提条件。随着朝鲜核能力在近几年取得实质性进步和半岛安全形势的恶化，美韩同盟无论是在防务范围还是合作深度上都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每年的美韩“2 2”会议都会对朝鲜的核威慑能力进行最新评估从而制定新的共同应对方案。韩国政府在美军向其移交战时指挥权时表现出的犹豫态度和推迟政策也说明，韩国在半岛安全形势恶化后在安全和防务方面更加依靠美国。美韩军事同盟只会随着朝核技术的增强而更加紧密，韩国在安全方面的决策会更多受到美国的外来压力和影响。“萨德”反导系统的部署就体现出这种影响。因此就军事安全方面来说，中美韩关系并不属于三角关系。美韩军事同盟和韩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使中美韩关系严重不对等，這种军事层面的不对等经常会影响到中美韩关系在其他领域的发展。
然而，分析中美韩经贸关系则可以发现，中韩贸易关系要比美韩贸易关系更加紧密，中韩贸易额已大于美韩和日韩贸易的总和。在韩国2015年的对外出口贸易中，对华出口占到其出口总额的26%，对美出口则只有对华出口的三分之一。韩国无疑在经贸方面更加依赖中国。
随着半岛安全形势的恶化，中美韩三边关系的政治军事方面和经济层面更加分离。造成这种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朝鲜决心通过发展先进的核打击技术和核能力以保证其国家安全，韩国的不安全感正在增加。美韩为了追求绝对安全，选择在韩部署严重威胁中国安全的“萨德”反导系统。由朝核问题引发的连锁式反应的威慑应对手段使当前的东北亚局势出现集团对抗的倾向。美日韩三国在应对朝鲜威胁的同时也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美韩对“萨德”的部署说明，东北亚国家正在走向以“零和博弈”战略思维为指导的安全政策，从而使东北亚出现安全困境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韩应主动寻求出路，使三国关系转变为良性互动的关系，安全、经贸关系重新得到均衡。
中韩、中美关系遇到障碍的根源
在中国学者看来，影响中美韩三角关系均衡的主要因素有两个：朝核问题和美国的对华战略。
朝核问题是制约中韩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由于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坚定决心，尽管中国在联合国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积极合作对朝鲜实施制裁，但国际制裁依然无法阻挡朝鲜的核进程。随着朝鲜核威慑能力的不断进展，韩国的不安全感正在增加。而朝鲜近两年在核爆炸当量、核爆技术和核投射武器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使韩国寻求与美国更紧密的防务合作以应对朝鲜的威胁。尽管中韩都主张朝鲜去核化，但是双方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实现路径和优先选择上存在分歧。中方主张六方通过“和平稳定、去核、对话”的方式、以半岛和平条约谈判和去核化谈判“双轨”同时进行来解决朝核问题，其中半岛局势的稳定是前提条件，半岛不能生战生乱。因此中方主张在联合国平台发起的对朝制裁必须以不伤害朝鲜人民基本生活为原则。韩国和美国藉此认为中国不愿意切断对朝能源粮食援助，中国在“有意庇护”朝鲜。美韩认为当前必须全力给朝鲜施压，断其经济来源，以压促变迫使朝自内部崩溃。中国与美韩立场僵持的过程中，随着朝核能力的进展，美韩将朝核问题恶化的原因归结到中国身上。韩国也在部署“萨德”方面更加强硬，中方在反对部署立场上也会更加坚定。
第二个影响中韩关系的因素是美国将其对华战略融入到对东北亚的政策中。美国在反制朝鲜核武器的防务部署上存在“夹带私货”的行为，将遏制和反制中国的内容加入其在韩国部署的武器系统中。从此次美国与韩国互动决定部署“萨德”就可以看出：“萨德”系统的探测雷达远远超出其防卫朝鲜导弹的需求半径，其对中国东北部地区的探测能力会严重损害中美之间的战略平衡。美国的东北亚政策包含强烈的牵制、防范、制衡中国的因素，有时候美国会把这些因素与韩国的对朝政策相互捆绑，导致中韩关系也出现问题。美韩在黄海地区针对朝鲜进行的军事演习也有针对中国的因素，中美关系也因美国的朝鲜政策而存在矛盾。
突破中美韩关系不平衡的建议
美国是解决东北亚安全困境以及中美、中韩关系发展障碍的关键。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布局依然是在遏制朝鲜威慑能力的同时遏制中国。美国将其对朝、对华政策强行捆绑到韩国的对朝政策中，使得韩国在处理对华、对美、对朝关系时不得不做出选择。如果想要中美韩三角关系更加合理，美国就应放弃企图利用东北亚问题遏制中国的企图。只要美国在战略上寻求更加理性平衡的对华政策，韩国的战略压力也会减少，韩国不需要在中美之间和安全与经济两方面之间选边站。美国强行推动“萨德”在韩部署的决策是因小失大、缺乏战略眼光的行为。美国的本意是希望中国承受“包庇”朝鲜核计划的安全后果，但实际上部署“萨德”不仅没有实现施压中国解决朝核问题的目的，恰恰相反，“萨德”增加了中国国内强硬派主张要支持朝鲜的声音。对美国来讲，这是非常糟糕的错误算计。中韩需要认识到，符合美国东北亚战略利益的半岛形势和中韩关系未必有利于中韩两国本身，而美国通过伤害中方利益的方式向中朝施压，这种政策考虑不可能使中方就范。美方需要调整其东北亚和半岛政策背后的逻辑思维，在促进朝鲜去核化的手段和路径方面更多地考虑到中方的安全利益关切和韩国的选择压力，审慎行事方能使中韩两国在改善其安全关系时拥有更良好的氛围。
韩国在中美之间应该寻求更加平衡的立场，首先要对朴槿惠政府坚持部署“萨德”的立场进行反思。韩国要做促进中美关系缓和的推动者，而不是把自己绑在美国的战车上，绝对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换言之，韩国需要更大的战略自主。在遇到美国对韩施压的情况下，韩国不能一味认为安全至上就选择搭美国的安全车，而是需要具体分析其安全威胁的性质。中韩建交以后中国从未对韩国有过安全威慑行为，相反两国在半岛问题上的共同点正在增加。同时，两国在对日历史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韩国需要明白真正独立自主外交的含义，并且认识到其在调和中美关系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
中国需要下更多力气，以更大的战略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半岛无核化进程，推动停和机制转换以及东北亚安全与和平发展机制建设。由于中朝关系的正常化和逐渐冷淡、中美和中韩在对朝制裁和半岛军演方面的分歧，中国在拉拢各方重启谈判、防止美朝敌对升级方面没有特别有力的调节杠杆，外交呼吁和多边牵头斡旋是仅有选项。但如果中国想要同时缓和朝鲜和韩国的安全担忧，防止半岛安全困境升级，就必须以更大的主动性来落实“半岛无核化机制与停和机制转换双轨并进”。中国尤其需要以更大的积极性说服美国，让半岛相关方至少先通过对话渠道谈起来。中国也需要思考如何以“中国方式”为各方提供再保证，给予韩国和美国以重新加入和谈的信心。
三国学界、智库有必要推动二轨乃至1.5轨的中美韩三边对话，对各自的战略关切进行深入坦率的交流，避免错误知觉和战略误判，积极寻求具有创新性的战略路径，弥补官方沟通的不足和不便。朝鲜半岛的稳定是中方“三大核心目标”（去核、稳定、和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半岛的稳定关乎中国周边稳定与核心利益。但中方的态度被美韩理解为宁愿选择有核武器的朝鲜也不愿选择半岛统一。中美韩可以通过学界和智库举行对话来说清楚、讲明白各方的立场。三国学者也需要在推动东北亚和平发展的蓝图上寻找更高层面的共识，寻找一个可以使三国在应对东北亚局势时少一点安全困境的逻辑，培养有利于三国包容和互谅互让的东北亚政治环境。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盘古智库秘书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