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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从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理论创立开始，内在价值就一直是西方环境伦理学界所广泛探讨同时也被广泛批判的概念。尽管以内在价值这一基本概念来建立理论体系的环境哲学家在具体理论阐述上有所不同，但却遵循着相似的思维范式。这一范式主要体现在自然价值的形而上学基础和自然价值这一概念所蕴含的伦理基础。自然内在价值理论所主要用来保护的自然是未经人类文明践踏过的荒野。最近几年，在对内在价值这一概念的批判中，西方环境伦理理论中出现了另外一个理论路径，即用地方这一概念来代替内在价值，从而开辟了环境伦理研究的新路径。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证了以地方这一概念为基础来建立环境伦理体系的思维范式，这三个方面包括关系的形而上学、基于情感的道德义务论和这一伦理体系所捍卫的地方这一概念。而由内在价值向地方这一概念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西方环境伦理思维向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模式的转换，从而为建立中国本土化的环境伦理理论提供了新路径。地方这一概念所体现的东方思维转向主要体现在儒家的气论、情感论和实践价值观。
关键词：内在价值；地方；天人合一；同情
一、内在价值：论证模式与批判
自然的“内在价值”一直是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理论所广泛探讨的一个概念，而在内在价值理论内部又分为客观主义的内在价值论和主观主义的内在价值论。客观主义的内在价值论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保罗·泰勒和汤姆·罗根等。尽管他们提出的内在价值理论的具体表述方式不同，但都遵循着相似的思维范式。这一思维范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环境伦理学科如果成立，则必须要考虑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而满足这一条件的方法就是论证自然具有内在价值。（2）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所依据的形而上基础是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点。这一客观特点是根据生态学和生物学知识所发现的特点来决定的。（3）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论证类似于康德式的道德律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证明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那么我们在道德上就必须去尊重和保护这一价值。（4）他们努力所捍卫的自然大多以荒野的形式来体现。荒野在中国文化里一般是消极的概念，它常使人们联想起杂草丛生的和荒凉的地方，是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存在。而荒野在西方文化中确实有着丰富人文内涵的概念，环境哲学家对荒野哲学的兴趣从未减少过。那么什么是荒野？我们可以从美国1964年荒野法案中对荒野的定义看出，在对荒野的界定中，他们最强调的是荒野所具有的自我意志性。关于西方内在价值所要捍卫的自然的荒野性这一点，泰勒曾在他的《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体系》中明确提出了我们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的义务。罗尔斯顿的伦理体系所提到的自然也以野生的自然为主，例如在他的自然价值体系中，对有机物、动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义务是逐层递加，而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则处于最上方，这一生态系统就是具有原生态特点的系统，而有机物和动植物都是这一系统中的成员。尽管他也对处于人类文化中的自然例如动物也提出要保护的主张，但这一保护是在使用基础上的保护，例如家养动物，罗尔斯顿提出我们不能给动物带去不必要的痛苦，这种不必要时以它们在野外所遭受的痛苦作为比较点的。客观主义自然内在价值论在理论上出现一个难题，那就是说从科学事实直接推导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否成立？ 正是因为这个理论难题，出现了主观主义内在价值论。
与客观的内在价值论证相反，主观的内在价值理论代表人科里考特和马克·西格夫不是从自然物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来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而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论证，他们都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的来源并不是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点，而是人的情感，在科里考特那里则是道德情感。科里考特批判了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观念中由科学事实向价值过渡的理论谬误，而用休谟关于情感的论述在论证从自然事实到价值的过渡。而在马克·西格夫（Mark Sagoff）那里则是审美情感，是因为人的情感可以内在地去珍视自然，所以赋予了自然以内在价值。马克·西格夫沿用的是康德的理论路径，他认为科学知识无法解决价值的问题，而价值是在人们的审美中所赋予的。1
笔者认为，在客观主义内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中，尤其是罗尔斯顿和保罗·泰勒，他们从科学事实直接推导出自然价值，并由此论证自然保护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一种事实过渡到价值的谬误。这两位客观主义内在价值论的代表人在其作品中并没有通过论证来解决这一难题，但事实上深入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审美情感和道德情感在他们从科学事实出发推导出自然的内在价值中起到了逻辑上的过渡作用，尽管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上去论证这一过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介绍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的思维范式中详细提到。
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自从提出以来，西方环境伦理理论界对内在价值的批评、反思和探寻绕过内在价值这一概念的新路径一直没有停止过。农业伦理的创始人保罗·汤姆森批判把西方内在价值理论所要努力捍卫的自然看成是一种教条，因为这一理论所要努力保护的自然是那种没有被人践踏过的原始地方，他指出大多数环境哲学是由早起环境运动中建立国家公园和保护野生动物所激发的，约翰·缪尔和平肖的争论为美国的环境伦理开创了一个舞台，但他忽略了农耕用地。汤姆森从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的批判来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然与文化的区分很难将保持”1。布然·班尼在《从内在价值到同情：一种基于地方的伦理》2一文中尽管没有直接批判内在价值的理论，但他探讨了绕过内在价值这一概念，沿着另外一种理论路径去寻找人对自然履行道德义务的基础。在诸多的努力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理论趋势，即人们越来越多地把重心转移到以地方为核心来建立环境伦理学。国际知名的《环境伦理学》杂志近几年办了很多以地域为主题的环境伦理研究专刊，并探讨这些环境伦理对当地环境政策与环境实践的促进作用。该杂志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刊出专刊，探讨非洲和南美洲的环境伦理研究，并探讨这些地区所特有的环境伦理观对当地环境政策与环境保护的指导作用。此外，国际著名的《自然与文化》和《环境价值》杂志也陆续刊登很多以地方为核心的研究环境价值的学术论文。 二、从内在价值到地方：环境伦理新路径
关于地方，很多地理学家曾对此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并撰写了文字，例如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 （ Edward Relph） 和段义孚 （ Yi-Fu Tuan） 对 “地方”这一问题做了持久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包括爱德华· 雷尔夫的 《地方与无地方性》 、段义孚的 《恋地情节： 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研究》，还有凯西的《回到地方》。人类学家也就 “地方”问题著书，如 《人类学理论中的地方与声音》 。但由于受专业的局限，他们对地方的讨论缺少哲学的根基，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很难受到哲学领域的人重视，但他们的作品中确实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如果将其融合到环境哲学理论中，定将会为创立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做出很大理论贡献。在环境哲学界，以地方为核心建立的环境伦理体系的主要代表人是保罗·汤姆森和拜恩。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农耕诗人、散文家和环保主义者拜瑞，他尽管没有像环境哲学家那样系统建立环境伦理理论，但他一生以自己的农耕实践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却对汤姆森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这里会对拜瑞的思想做一梳理。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他们所努力建立的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的思维范式，这一思维范式与内在价值理论的思维方式相互对立。我将从对比的方式来阐述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的思维方式。
第一大特点：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所依赖的是以关系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而这一注重关系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是这一理论对身体的强调。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是注重身体的伦理。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环境伦理中比较欠缺的一点就是对身体的忽视。如果我们从哲学根源来解释的话，这一对身体的忽视与西方主流哲学中对身体的忽视密切相关，例如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笛卡儿等这些哲学大家在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中都强调理性的重要性和优越性，而把身体看成是理性所有驯服的欲望等。西方的现代环境伦理理论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西方传统哲学思维，因此所出现的对身体的忽略是在理论意料之中。温德尔·拜瑞在其经典之作《不安的美国：农业与文化》一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了身体，他所说的身体并不是指人的身体，而是包括自然其他物的身体。他强调的是生态学意义上身体与身体的相互依赖。他认为人的身体的健康并不是指人的疾病的缺乏，而是与其他生命的身体形成互相依赖的完成的整体。“如果身体是健康的，那么它就是完整的。但身体如何既是完整而又是依赖性的呢，因为很显然身体依赖于其它的身体、地球和其余的创造物。因此，很明显，身体的健康与完整是个庞大的主题，保护它是个宏大的事业。”1 保罗·汤姆森明确指出，如果人是身体的存在，那么忽略人的身体的哲学理论就是有缺陷的。而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环境伦理理论都忽略了人作为身体的存在这一点，而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的存在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也是伦理意义上的。从认识论的意义来看，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伦理理论强调人的科学理性对自然的认识，例如罗尔斯顿、泰勒还有罗根在其作品中都引用了大量的生态学和动物学的知识，他们所强调的是人的科学理性对自然的认知，这时人的身份是处于自然之外的冷静的观察者。从伦理的意义上，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强调的是人的理性对自然内在价值进行认可并保护的道德义务。
第二大特点：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在论证人对地方的道德义务时所依赖的伦理基础是人对地方的情感。与自然内在价值论，尤其是客观主义内在价值论所体现的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不同，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所提到的人的地方感是建立在认知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同情和爱。布然·班尼在《从内在价值到同情：一种基于地方的伦理》一文中主要从情感出发探讨了建立与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路径。他在论证同情在人们履行对地方的义务时首先从哲学角度对同情做了详细分析。他引用了纳斯鲍姆对情感的论述，指出情感中所包含的知性成分，并将情感与怜悯做一区分。他指出，关于情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情具有行动的力量，他会让我们努力做些什么来减少对方的痛苦，如果我们没有做出努力，那么我们所感受到的是怜悯，而不是同情。这一注重情感的思维范式与内在价值注重理性的思维范式有明显不同。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内在价值的环境伦理理论在论证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上完全忽略了人的情感，而是说他们在对自然保护的义务之论证上，用的是不同的情感，这些情感是由理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尊重。保罗·汤姆森在对地方进行定义时强调地方这一概念中所蕴含的情感成分。他说：“人们发展了许多技术来衡量地方的价值感，并广泛吸收社会科学的方法。大多数方法所分享的一个假设就是 ‘地方感’是人们在与特殊的当地或某一种类型的当地联系时一种情感的反应。”1保罗·泰勒在其《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的理论》中把对人的尊重的论证逻辑延伸到对自然的尊重。他的论证逻辑是遵循着康德义务论的逻辑，他说，尊重人作为人就是要公共的认可他们的内在价值，并给予每个人平等的考虑。而对自然的尊重态度就是要认可自然的内在价值，并给予它们尊重与保护。而罗尔斯顿在论述自然的内在价值上提到了“兴奋”，他在论述自然的内在价值时这样写道：“就纯粹的认知来说，认知者对外界的东西有一种内在的表象，或许很平静的表象。价值需要更多，一种内在的兴奋。而这使情感或许是主体与客体的联姻生成了价值。所有对自然的评价都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但这并不能需要把它的描述——也就是价值仅仅看成是经验，评价是更进一步的，非中立的方式对世界的认知。”2 这种情感既包括道德情感也包括审美情感。在拜瑞那里所体现的是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的统一，而在汤姆森和拜恩那里则主要体现的是道德情感。罗尔斯顿和保罗·泰勒在作品中均明确出现了有关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的概念。在罗尔斯顿那里，审美情感是他从科学事实出发直接推导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深层次理论基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段落看出。
在保罗·泰勒那里，由科学事实出发推导出价值的理论基础是尊重的道德情感，主题将这样的道德情感投射到自然而产生了泰勒的自然的固有价值观念。这种尊重是由科学理性基础上产生的，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在科学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对自然的尊重是康德在实践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尊重的延伸。我们知道，康德道德律令中第二条就是人是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人有尊重的道德义务，而这种尊重是在实践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曾详细讨论了尊重这样一种情感。他说： 敬重在任何时候都仅仅关涉人，而不关涉事物。后者能够在我们心中唤起偏好，而是如果是动物（例如马、狗等）的话，深证能够唤起爱，或者还能唤起恐惧。3
对康德来说，敬重仅仅涉及人，而不涉及自然，因为人具有理性，能够独立提出道德法则并自觉遵守。而泰勒提出尊重自然则是建立在他的科学理性基础上，主要体现在生物学和生态科学。
第三大特点：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保护伦理所要保护的并不是与人类生活分离的具有自我意志的荒野，而是与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的地方。对地方保护的深层次理论基础是认为地方具有价值，但这些以地方为核心建立环境伦理体系的环境伦理学家例如汤姆森在论证地方具有价值时所遵循的论证模式完全不同于内在价值的环境伦理理论的论证模式。从第一部分我们知道，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在论述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依据是自然本身固有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在生物科学和生态科学基础之上发现的。而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在论证或描述地方的价值时所依据的是在实践和认识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地方的情感，这一情感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在拜瑞那里表现的是人对地方的美感，这一美感是在具体的农耕实践基础上友善使用土地的基础上建立的。关于这一点，他在《不安的美国：农业与文化》中有一个明晰的表述：
因为土壤是鲜活的、多样的、复杂的，因为它的过程可以被模仿但不能被分析，可以被关怀但不能被强迫，农业永远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在农业与艺术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因为农耕更多的依赖于知识，也依赖于品格、投入、想象和结构感。农耕是一门实践的艺术。1
拜瑞作为农耕诗人、散文家和环保主义者，尽管没有从哲学角度去论证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但他却用一生的农耕实践和文学化的语言向人们说明了地方的价值和回到地方的重要意义。上面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在拜瑞的思维中审美、认识和伦理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在农耕实践基础上发生的，是农耕实践完成了这种统一。具体来说，他把农耕看成是一种艺术，而正是这种审美的艺术情感推动了他一生对耕种的热情和对土地的责任感，这一责任感既推动了他对耕种的认识，也推动了他对土地进行保护的道德责任感，而这三者的统一是在使用土地的过程中发生的。
拜瑞一生的农耕实践和文学作品对保罗·汤姆森系统化的农业伦理创立有着深远影响。他的《农业的视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伦理》一书在对内在价值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地方的伦理价值观。他的地方价值观是在引评马克的内在价值基础上提出的。我们首先来看看马克关于自然保护的价值论证。马克沿用的康德的思维模式，在他看来，科学知识本身不能给我们带来价值判断，而对自然的保护来源于审美判断，是因为审美产生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并不是自然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它不能从经验考察中而来，而是来源于人的审美欣赏。如果说人的审美赋予自然内在价值，但人的审美并不是个体行为，而是建立在共同的语言实践基础之上，语言实践形成了基本的共同体观念，这一共同体是人的审美欣赏的群体基础。而保罗·汤姆森对内在价值的论述逻辑与马克类似，也就是说他们都强调共同体的观念，但保罗·汤姆森更强调农耕的物质实践和分享食物在建立共同体价值中的决定作用。他说：
农业思想的一个有约束力的理念就是博格曼餐桌文化上的食物实践，是马克意义上的潜在的共同体资源。这意味着社区不仅仅是语言的能力；分享的体验也同样重要。在各种从事食物和食物实践研究的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对社区这一概念进行社会建构或多元的有争论意义的担心。这些担心有一些位置，但在目前的环境下必须放在一边。我们不能逃避语言来理解一种建构的主观性，正如我们不能逃避吃饭来理解食物一样。1
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汤姆森在价值观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共同体的资源不仅仅在语言和写作中，而是在物质实践中，它建立潜在的邻居和旅行者之间的联系，也能建立障碍。价值通过社区的物质实践来产生。他把记忆与身体的物理构成联系起来为我们理解食物和社区的联系提供了形而上的假设。
三、地方：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的东方转向
根据以上我们对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在思维范式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契合，尤其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思维范式中有三个主要特点，这三个特点与我们在第二部分阐述的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思维范式中三大特点具有相似之处。因此，如果从儒家思想传统入手来挖掘本土化的环境伦理理论的话，它所适合建立的就是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儒家思想的思维范式，并与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做一类比，找出其相似之处。
第一、中国儒家哲学传统是建立在关系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而关系形而上学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就是气，万物都来源于气，而气的流动性和创造性是儒家所强调的大自然的特点，这一特点既是事实性的，也是价值意义上，儒家把这一特点看成是美。儒家用天地来表示。气既具有物质性也就有精神性，我们可以通过孟子的浩然之气看出来。中国哲学对身体的强调，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气这一概念。中国哲学把天地万物都理解为气的流动的结果。例如《庄子·知北游》中所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有三大特点，体现在气的创造性、虚空性与自发性，这三大特点紧密相联：气在形式上为虚空，但气却永远处于不断运动的过程，这一不断运动的过程是自发的，而非外界有意识地存在物的指导。中国哲学对天地万物的气化解释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界限，沟通了自然与人文，自然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身体也可以通过气改变着周围的自然。看起来无生命的自然如岩石等通过气与有生命的自然相互沟通，这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拜恩对自然的重新解释有很多类似。所不同的是，拜恩是通过生态学的方法来把无生命的自然纳入到有生命的自然中，而中国哲学所讲的气则是一种在直觉意义上的把握，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
第二、儒家哲学对情感的强调。关于这一点，蒙培元曾经把儒家哲学概括为情感哲学。李泽厚将华夏文艺的特征概括为情感的重视。我赞同这样的概括。关于儒家的情感，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说明。（1）儒家的情感是关系性的，是指向他者的道德上的同情，这一他者既包括人，也包括充满生命的自然，这一自然是与人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自然，而不是在人类生活之外的荒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段文字看出。一段文字是孟子在解释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举例：“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另外一段是关于齐宣王与孟子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一段对话，孟子通过人的恻隐之心的例子来说明：“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通过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具有以下三大特点：（1）恻隐之心是基于地域为基础的，也就是它的辐射范围是跟自己密切生活的地方，而不是遥远的陌生人或物，如果用我们现代的术语表达就是生活在公共空间中没有血缘和地缘联系的陌生人或物。上面所提到的第二个例子尤为明显。齐宣王因为直接接触到了牛，因此不忍心将之杀害，于是命令人更换了他所没有接触到的羊。（2）这种恻隐之心是指向他人或它物的痛苦的，而非指向内心的个人的情感体验。也就是说恻隐之心包涵着一种关系的存在，只有在他人或他物在场的时候，恻隐之心才能浮现出来。（3）这种恻隐之心具有行动的力量。这在第二个例子中直接得到体现。中国哲学中的情感并不是平等地辐射所有人或物，而是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并具有差等。最先辐射的人群应该是父母，它以孝的情感体现，然后是兄弟姐妹还有朋友，最后是地方上有生命的自然。这种辐射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扩充四端。中国哲学对道德义务的论证并不是根据理性的判断，而是一种人的天然情感的培养和社会化的再加深。在道德义务这一问题上，中国哲学对情感的强调与西方基于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相契合。 第三、儒家哲学中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这一共同体有共同的语言还有实践基础，传统的力量决定价值观。它并不是像康德的义务论那样，将实践理性看成是道德的基础，而康德所得实践理性是超越了具体的风俗和习惯。儒家的实践理性是以传统的礼为基础，这一实践理性是在对传统礼仪的认知和实践基础上得到确立的。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1孟子说的智就是儒家的实践理性，他是以传统礼为基础，强调孝悌在实践仁义的基础作用。因此，中国儒家哲学中传统的价值观在民众的道德生活中依然起主导作用，尽管学者也许对价值观有不同的批判，但主导民众道德生活的主要力量依然是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在起作用。而我们在第二部分所分析的基于地方的环境伦理的内在推动力也是强调了建立在共同语言和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价值观。
[作者简介：高山，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朱凯）
From Intrinsic Value to Place： On Oriental Turn of Western 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Gao Shan
Abstract： Since the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West， intrinsic value has been a widely discussed and criticized concept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Although environmental philosophers who have establish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rinsic value disagree in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hey follow the same mentality paradig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etaphysical and ethical foundation. Intrinsic value theories try to protect the wilderness untouched by human civi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while criticizing the concept of intrinsic value， some scholars start a new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ethics： employing the concept of place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concept of intrinsic value.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mentality paradigm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lace： relationship?oriented metaphysics， emotion?based moral deontology and the concept of place. The shift from intrinsic value to the concept of place reflects the transition from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mentality to the ment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hich provides new approach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mentality transi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Confucian views of qi and affection and practice values.
Key words： intrinsic value；place；human?nature integration；compassion
关键词：内在价值；地方；天人合一；同情
一、内在价值：论证模式与批判
自然的“内在价值”一直是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理论所广泛探讨的一个概念，而在内在价值理论内部又分为客观主义的内在价值论和主观主义的内在价值论。客观主义的内在价值论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保罗·泰勒和汤姆·罗根等。尽管他们提出的内在价值理论的具体表述方式不同，但都遵循着相似的思维范式。这一思维范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环境伦理学科如果成立，则必须要考虑人以外的其他存在物，而满足这一条件的方法就是论证自然具有内在价值。（2）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所依据的形而上基础是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点。这一客观特点是根据生态学和生物学知识所发现的特点来决定的。（3）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这一论证类似于康德式的道德律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证明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那么我们在道德上就必须去尊重和保护这一价值。（4）他们努力所捍卫的自然大多以荒野的形式来体现。荒野在中国文化里一般是消极的概念，它常使人们联想起杂草丛生的和荒凉的地方，是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的存在。而荒野在西方文化中确实有着丰富人文内涵的概念，环境哲学家对荒野哲学的兴趣从未减少过。那么什么是荒野？我们可以从美国1964年荒野法案中对荒野的定义看出，在对荒野的界定中，他们最强调的是荒野所具有的自我意志性。关于西方内在价值所要捍卫的自然的荒野性这一点，泰勒曾在他的《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体系》中明确提出了我们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的义务。罗尔斯顿的伦理体系所提到的自然也以野生的自然为主，例如在他的自然价值体系中，对有机物、动物、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义务是逐层递加，而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则处于最上方，这一生态系统就是具有原生态特点的系统，而有机物和动植物都是这一系统中的成员。尽管他也对处于人类文化中的自然例如动物也提出要保护的主张，但这一保护是在使用基础上的保护，例如家养动物，罗尔斯顿提出我们不能给动物带去不必要的痛苦，这种不必要时以它们在野外所遭受的痛苦作为比较点的。客观主义自然内在价值论在理论上出现一个难题，那就是说从科学事实直接推导出自然的内在价值是否成立？ 正是因为这个理论难题，出现了主观主义内在价值论。
与客观的内在价值论证相反，主观的内在价值理论代表人科里考特和马克·西格夫不是从自然物本身所具有的特点来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而是从人的情感出发来论证，他们都认为自然的内在价值的来源并不是自然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特点，而是人的情感，在科里考特那里则是道德情感。科里考特批判了罗尔斯顿的内在价值观念中由科学事实向价值过渡的理论谬误，而用休谟关于情感的论述在论证从自然事实到价值的过渡。而在马克·西格夫（Mark Sagoff）那里则是审美情感，是因为人的情感可以内在地去珍视自然，所以赋予了自然以内在价值。马克·西格夫沿用的是康德的理论路径，他认为科学知识无法解决价值的问题，而价值是在人们的审美中所赋予的。1
笔者认为，在客观主义内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中，尤其是罗尔斯顿和保罗·泰勒，他们从科学事实直接推导出自然价值，并由此论证自然保护的义务，这在理论上是一种事实过渡到价值的谬误。这两位客观主义内在价值论的代表人在其作品中并没有通过论证来解决这一难题，但事实上深入他们的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审美情感和道德情感在他们从科学事实出发推导出自然的内在价值中起到了逻辑上的过渡作用，尽管他们并没有从理论上去论证这一过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介绍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的思维范式中详细提到。
自然的内在价值论自从提出以来，西方环境伦理理论界对内在价值的批评、反思和探寻绕过内在价值这一概念的新路径一直没有停止过。农业伦理的创始人保罗·汤姆森批判把西方内在价值理论所要努力捍卫的自然看成是一种教条，因为这一理论所要努力保护的自然是那种没有被人践踏过的原始地方，他指出大多数环境哲学是由早起环境运动中建立国家公园和保护野生动物所激发的，约翰·缪尔和平肖的争论为美国的环境伦理开创了一个舞台，但他忽略了农耕用地。汤姆森从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的批判来源于这样一种观点，即“自然与文化的区分很难将保持”1。布然·班尼在《从内在价值到同情：一种基于地方的伦理》2一文中尽管没有直接批判内在价值的理论，但他探讨了绕过内在价值这一概念，沿着另外一种理论路径去寻找人对自然履行道德义务的基础。在诸多的努力中，我们看到了一种理论趋势，即人们越来越多地把重心转移到以地方为核心来建立环境伦理学。国际知名的《环境伦理学》杂志近几年办了很多以地域为主题的环境伦理研究专刊，并探讨这些环境伦理对当地环境政策与环境实践的促进作用。该杂志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刊出专刊，探讨非洲和南美洲的环境伦理研究，并探讨这些地区所特有的环境伦理观对当地环境政策与环境保护的指导作用。此外，国际著名的《自然与文化》和《环境价值》杂志也陆续刊登很多以地方为核心的研究环境价值的学术论文。 二、从内在价值到地方：环境伦理新路径
关于地方，很多地理学家曾对此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并撰写了文字，例如地理学家爱德华·雷尔夫 （ Edward Relph） 和段义孚 （ Yi-Fu Tuan） 对 “地方”这一问题做了持久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包括爱德华· 雷尔夫的 《地方与无地方性》 、段义孚的 《恋地情节： 环境感知、态度与价值研究》，还有凯西的《回到地方》。人类学家也就 “地方”问题著书，如 《人类学理论中的地方与声音》 。但由于受专业的局限，他们对地方的讨论缺少哲学的根基，这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很难受到哲学领域的人重视，但他们的作品中确实有很多重要的发现，如果将其融合到环境哲学理论中，定将会为创立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做出很大理论贡献。在环境哲学界，以地方为核心建立的环境伦理体系的主要代表人是保罗·汤姆森和拜恩。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农耕诗人、散文家和环保主义者拜瑞，他尽管没有像环境哲学家那样系统建立环境伦理理论，但他一生以自己的农耕实践创作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却对汤姆森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这里会对拜瑞的思想做一梳理。下面我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他们所努力建立的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的思维范式，这一思维范式与内在价值理论的思维方式相互对立。我将从对比的方式来阐述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的思维方式。
第一大特点：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所依赖的是以关系为基础的形而上学。而这一注重关系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是这一理论对身体的强调。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是注重身体的伦理。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环境伦理中比较欠缺的一点就是对身体的忽视。如果我们从哲学根源来解释的话，这一对身体的忽视与西方主流哲学中对身体的忽视密切相关，例如亚里士多德、康德和笛卡儿等这些哲学大家在他们各自的哲学体系中都强调理性的重要性和优越性，而把身体看成是理性所有驯服的欲望等。西方的现代环境伦理理论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西方传统哲学思维，因此所出现的对身体的忽略是在理论意料之中。温德尔·拜瑞在其经典之作《不安的美国：农业与文化》一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讨论了身体，他所说的身体并不是指人的身体，而是包括自然其他物的身体。他强调的是生态学意义上身体与身体的相互依赖。他认为人的身体的健康并不是指人的疾病的缺乏，而是与其他生命的身体形成互相依赖的完成的整体。“如果身体是健康的，那么它就是完整的。但身体如何既是完整而又是依赖性的呢，因为很显然身体依赖于其它的身体、地球和其余的创造物。因此，很明显，身体的健康与完整是个庞大的主题，保护它是个宏大的事业。”1 保罗·汤姆森明确指出，如果人是身体的存在，那么忽略人的身体的哲学理论就是有缺陷的。而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环境伦理理论都忽略了人作为身体的存在这一点，而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存在，这种理性的存在既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也是伦理意义上的。从认识论的意义来看，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伦理理论强调人的科学理性对自然的认识，例如罗尔斯顿、泰勒还有罗根在其作品中都引用了大量的生态学和动物学的知识，他们所强调的是人的科学理性对自然的认知，这时人的身份是处于自然之外的冷静的观察者。从伦理的意义上，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强调的是人的理性对自然内在价值进行认可并保护的道德义务。
第二大特点：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在论证人对地方的道德义务时所依赖的伦理基础是人对地方的情感。与自然内在价值论，尤其是客观主义内在价值论所体现的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不同，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所提到的人的地方感是建立在认知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同情和爱。布然·班尼在《从内在价值到同情：一种基于地方的伦理》一文中主要从情感出发探讨了建立与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路径。他在论证同情在人们履行对地方的义务时首先从哲学角度对同情做了详细分析。他引用了纳斯鲍姆对情感的论述，指出情感中所包含的知性成分，并将情感与怜悯做一区分。他指出，关于情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同情具有行动的力量，他会让我们努力做些什么来减少对方的痛苦，如果我们没有做出努力，那么我们所感受到的是怜悯，而不是同情。这一注重情感的思维范式与内在价值注重理性的思维范式有明显不同。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内在价值的环境伦理理论在论证人对自然的道德义务上完全忽略了人的情感，而是说他们在对自然保护的义务之论证上，用的是不同的情感，这些情感是由理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尊重。保罗·汤姆森在对地方进行定义时强调地方这一概念中所蕴含的情感成分。他说：“人们发展了许多技术来衡量地方的价值感，并广泛吸收社会科学的方法。大多数方法所分享的一个假设就是 ‘地方感’是人们在与特殊的当地或某一种类型的当地联系时一种情感的反应。”1保罗·泰勒在其《尊重自然：一种环境伦理的理论》中把对人的尊重的论证逻辑延伸到对自然的尊重。他的论证逻辑是遵循着康德义务论的逻辑，他说，尊重人作为人就是要公共的认可他们的内在价值，并给予每个人平等的考虑。而对自然的尊重态度就是要认可自然的内在价值，并给予它们尊重与保护。而罗尔斯顿在论述自然的内在价值上提到了“兴奋”，他在论述自然的内在价值时这样写道：“就纯粹的认知来说，认知者对外界的东西有一种内在的表象，或许很平静的表象。价值需要更多，一种内在的兴奋。而这使情感或许是主体与客体的联姻生成了价值。所有对自然的评价都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但这并不能需要把它的描述——也就是价值仅仅看成是经验，评价是更进一步的，非中立的方式对世界的认知。”2 这种情感既包括道德情感也包括审美情感。在拜瑞那里所体现的是道德情感和审美情感的统一，而在汤姆森和拜恩那里则主要体现的是道德情感。罗尔斯顿和保罗·泰勒在作品中均明确出现了有关审美情感与道德情感的概念。在罗尔斯顿那里，审美情感是他从科学事实出发直接推导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深层次理论基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段落看出。
在保罗·泰勒那里，由科学事实出发推导出价值的理论基础是尊重的道德情感，主题将这样的道德情感投射到自然而产生了泰勒的自然的固有价值观念。这种尊重是由科学理性基础上产生的，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这种在科学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对自然的尊重是康德在实践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对人的尊重的延伸。我们知道，康德道德律令中第二条就是人是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人有尊重的道德义务，而这种尊重是在实践理性基础上产生的。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曾详细讨论了尊重这样一种情感。他说： 敬重在任何时候都仅仅关涉人，而不关涉事物。后者能够在我们心中唤起偏好，而是如果是动物（例如马、狗等）的话，深证能够唤起爱，或者还能唤起恐惧。3
对康德来说，敬重仅仅涉及人，而不涉及自然，因为人具有理性，能够独立提出道德法则并自觉遵守。而泰勒提出尊重自然则是建立在他的科学理性基础上，主要体现在生物学和生态科学。
第三大特点：以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保护伦理所要保护的并不是与人类生活分离的具有自我意志的荒野，而是与人的生产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的地方。对地方保护的深层次理论基础是认为地方具有价值，但这些以地方为核心建立环境伦理体系的环境伦理学家例如汤姆森在论证地方具有价值时所遵循的论证模式完全不同于内在价值的环境伦理理论的论证模式。从第一部分我们知道，以内在价值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在论述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依据是自然本身固有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在生物科学和生态科学基础之上发现的。而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在论证或描述地方的价值时所依据的是在实践和认识论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地方的情感，这一情感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不同的表现。在拜瑞那里表现的是人对地方的美感，这一美感是在具体的农耕实践基础上友善使用土地的基础上建立的。关于这一点，他在《不安的美国：农业与文化》中有一个明晰的表述：
因为土壤是鲜活的、多样的、复杂的，因为它的过程可以被模仿但不能被分析，可以被关怀但不能被强迫，农业永远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在农业与艺术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亲缘关系，因为农耕更多的依赖于知识，也依赖于品格、投入、想象和结构感。农耕是一门实践的艺术。1
拜瑞作为农耕诗人、散文家和环保主义者，尽管没有从哲学角度去论证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但他却用一生的农耕实践和文学化的语言向人们说明了地方的价值和回到地方的重要意义。上面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在拜瑞的思维中审美、认识和伦理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在农耕实践基础上发生的，是农耕实践完成了这种统一。具体来说，他把农耕看成是一种艺术，而正是这种审美的艺术情感推动了他一生对耕种的热情和对土地的责任感，这一责任感既推动了他对耕种的认识，也推动了他对土地进行保护的道德责任感，而这三者的统一是在使用土地的过程中发生的。
拜瑞一生的农耕实践和文学作品对保罗·汤姆森系统化的农业伦理创立有着深远影响。他的《农业的视野：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伦理》一书在对内在价值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地方的伦理价值观。他的地方价值观是在引评马克的内在价值基础上提出的。我们首先来看看马克关于自然保护的价值论证。马克沿用的康德的思维模式，在他看来，科学知识本身不能给我们带来价值判断，而对自然的保护来源于审美判断，是因为审美产生了自然的内在价值。也就是说，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并不是自然界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它不能从经验考察中而来，而是来源于人的审美欣赏。如果说人的审美赋予自然内在价值，但人的审美并不是个体行为，而是建立在共同的语言实践基础之上，语言实践形成了基本的共同体观念，这一共同体是人的审美欣赏的群体基础。而保罗·汤姆森对内在价值的论述逻辑与马克类似，也就是说他们都强调共同体的观念，但保罗·汤姆森更强调农耕的物质实践和分享食物在建立共同体价值中的决定作用。他说：
农业思想的一个有约束力的理念就是博格曼餐桌文化上的食物实践，是马克意义上的潜在的共同体资源。这意味着社区不仅仅是语言的能力；分享的体验也同样重要。在各种从事食物和食物实践研究的社会科学中，存在着对社区这一概念进行社会建构或多元的有争论意义的担心。这些担心有一些位置，但在目前的环境下必须放在一边。我们不能逃避语言来理解一种建构的主观性，正如我们不能逃避吃饭来理解食物一样。1
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汤姆森在价值观上的一个基本观点：共同体的资源不仅仅在语言和写作中，而是在物质实践中，它建立潜在的邻居和旅行者之间的联系，也能建立障碍。价值通过社区的物质实践来产生。他把记忆与身体的物理构成联系起来为我们理解食物和社区的联系提供了形而上的假设。
三、地方：西方现代环境伦理的东方转向
根据以上我们对地方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在思维范式上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契合，尤其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思维范式中有三个主要特点，这三个特点与我们在第二部分阐述的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思维范式中三大特点具有相似之处。因此，如果从儒家思想传统入手来挖掘本土化的环境伦理理论的话，它所适合建立的就是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概括儒家思想的思维范式，并与以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做一类比，找出其相似之处。
第一、中国儒家哲学传统是建立在关系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而关系形而上学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就是气，万物都来源于气，而气的流动性和创造性是儒家所强调的大自然的特点，这一特点既是事实性的，也是价值意义上，儒家把这一特点看成是美。儒家用天地来表示。气既具有物质性也就有精神性，我们可以通过孟子的浩然之气看出来。中国哲学对身体的强调，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气这一概念。中国哲学把天地万物都理解为气的流动的结果。例如《庄子·知北游》中所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气有三大特点，体现在气的创造性、虚空性与自发性，这三大特点紧密相联：气在形式上为虚空，但气却永远处于不断运动的过程，这一不断运动的过程是自发的，而非外界有意识地存在物的指导。中国哲学对天地万物的气化解释打破了人与自然的界限，沟通了自然与人文，自然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而身体也可以通过气改变着周围的自然。看起来无生命的自然如岩石等通过气与有生命的自然相互沟通，这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拜恩对自然的重新解释有很多类似。所不同的是，拜恩是通过生态学的方法来把无生命的自然纳入到有生命的自然中，而中国哲学所讲的气则是一种在直觉意义上的把握，是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
第二、儒家哲学对情感的强调。关于这一点，蒙培元曾经把儒家哲学概括为情感哲学。李泽厚将华夏文艺的特征概括为情感的重视。我赞同这样的概括。关于儒家的情感，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说明。（1）儒家的情感是关系性的，是指向他者的道德上的同情，这一他者既包括人，也包括充满生命的自然，这一自然是与人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自然，而不是在人类生活之外的荒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段文字看出。一段文字是孟子在解释人皆有恻隐之心的举例：“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另外一段是关于齐宣王与孟子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一段对话，孟子通过人的恻隐之心的例子来说明：“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通过以上文字我们可以看出，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具有以下三大特点：（1）恻隐之心是基于地域为基础的，也就是它的辐射范围是跟自己密切生活的地方，而不是遥远的陌生人或物，如果用我们现代的术语表达就是生活在公共空间中没有血缘和地缘联系的陌生人或物。上面所提到的第二个例子尤为明显。齐宣王因为直接接触到了牛，因此不忍心将之杀害，于是命令人更换了他所没有接触到的羊。（2）这种恻隐之心是指向他人或它物的痛苦的，而非指向内心的个人的情感体验。也就是说恻隐之心包涵着一种关系的存在，只有在他人或他物在场的时候，恻隐之心才能浮现出来。（3）这种恻隐之心具有行动的力量。这在第二个例子中直接得到体现。中国哲学中的情感并不是平等地辐射所有人或物，而是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并具有差等。最先辐射的人群应该是父母，它以孝的情感体现，然后是兄弟姐妹还有朋友，最后是地方上有生命的自然。这种辐射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扩充四端。中国哲学对道德义务的论证并不是根据理性的判断，而是一种人的天然情感的培养和社会化的再加深。在道德义务这一问题上，中国哲学对情感的强调与西方基于地方为核心的环境伦理相契合。 第三、儒家哲学中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上，这一共同体有共同的语言还有实践基础，传统的力量决定价值观。它并不是像康德的义务论那样，将实践理性看成是道德的基础，而康德所得实践理性是超越了具体的风俗和习惯。儒家的实践理性是以传统的礼为基础，这一实践理性是在对传统礼仪的认知和实践基础上得到确立的。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1孟子说的智就是儒家的实践理性，他是以传统礼为基础，强调孝悌在实践仁义的基础作用。因此，中国儒家哲学中传统的价值观在民众的道德生活中依然起主导作用，尽管学者也许对价值观有不同的批判，但主导民众道德生活的主要力量依然是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在起作用。而我们在第二部分所分析的基于地方的环境伦理的内在推动力也是强调了建立在共同语言和共同实践基础上的价值观。
[作者简介：高山，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朱凯）
From Intrinsic Value to Place： On Oriental Turn of Western Mod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Gao Shan
Abstract： Since the formation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West， intrinsic value has been a widely discussed and criticized concept in the field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Although environmental philosophers who have established the theoret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intrinsic value disagree in the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they follow the same mentality paradigm，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metaphysical and ethical foundation. Intrinsic value theories try to protect the wilderness untouched by human civi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while criticizing the concept of intrinsic value， some scholars start a new approach to environmental ethics： employing the concept of place as a substitute for the concept of intrinsic value.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e mentality paradigm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lace： relationship?oriented metaphysics， emotion?based moral deontology and the concept of place. The shift from intrinsic value to the concept of place reflects the transition from western environmental ethics mentality to the ment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which provides new approach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environmental ethics. The mentality transition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Confucian views of qi and affection and practice values.
Key words： intrinsic value；place；human?nature integration；compa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