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夏天，乡下药房最好卖的就数那种盘式蚊香了。母亲注意到点燃蚊香是件大事。即使在现在，一根火柴也还是不容易点燃这种盘香，当时的话就更是困难，人们都用木头尖上涂着硫磺的“点火棍”来点。母亲考虑这太不方便了，要能将蚊香的点火部分做成火柴头样子的话，只要在哪儿擦一下就能“嘭”地着火，而后蚊香的主体部分也随之点燃。这要能成功，以前的不方便就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蚊香也会畅销，一定能大赚一把。
　　糟就糟在母亲当时最爱看的书是《居里夫人传》，虽没打算靠改良蚊香这件事来获取诺贝尔化学奖，可她认为，人家是人我也是人，没有人家能干成自己却干不成的道理。于是母亲废寝忘食地把自己关在药房里，将自己参加药材商执照考试时那点可怜的药品知识倒腾来倒腾去，终于以火柴头的火药为主要成分，成功地给蚊香主体添加了点火药。
　　可试着在火柴盒的纸硝上一擦，火力太强了，哪是什么蚊香，分明是烟花，眨眼工夫，火星飞溅到废纸篓上引起了一场小灾，让消防分队长把我们家臭骂了一顿。可要是减少药量的话又不容易点燃，就是没法做得恰到好处。随着夏日暑热的渐渐消退，母亲的研究热情也日益衰竭了。一直奉为座右铭的书《居里夫人传》，不知何时也收进书架深处。她的化学家时代就这么无所建树地结束了。不过在那种时候，就算顺顺当当造出了一种“十分方便、一点即着的盘香”，也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母亲的独创本事甚至波及到我们的衣服上。在风雪交加的山形，冬天人们都要裹上罗纱斗篷。有一年初冬，我拿出塞着卫生球的斗篷一看，我这一年大概长得太快了，本应长遮至膝盖的斗篷这会儿还不及腰长了。上学前，母亲见我把短小的斗篷拉来扯去想拽长点，便说：“把那件给弟弟穿吧，我给你做件新的。”虽然说我也从“给你做”这句话里感觉到一丝不祥，但那时还没有怀疑母亲，欢呼雀跃地上学去了，上课时眼前浮动的也全是新斗篷。放学时大雪霏霏而下，披上斗篷的同学问：“哎，井上，你的斗篷呢，没有吗？”我回答说：“嗯，今天会有一件新斗篷。”兴冲冲穿过积雪马路回到家一看，斗篷确确实实做好了。
　　可这斗篷不过是块蔓藤花纹的包袱皮，母亲从正中间剪了个口子好能伸出头，衬里上缝了各种各样的碎布片，兜得严的话也不会不暖和，但实在是穿不出去。从那以后，每当我许下什么美好的诺言后又爽约，被人责备“别尽摊大包袱皮”时，总会记起那件蔓藤花纹的斗篷。她的“大包袱皮”性格似乎已经准确无误地遗传到我的身上，一想起就够烦的。“什么样的父母养什么样的儿女”“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些格言似乎都是真理。
　　有些时候我对母亲这种独创癖也反其道而用之。刚进新制中学时，总是莫名其妙地肚子饿。早晨肚子里塞得再满，一到第三、四节课还是咕咕乱叫。于是背着老师啃饭团，中午冲回家又干掉两三碗。当然肚子也确实是饿了，再加课堂上偷吃盒饭在当时大概被认为是某种半英雄性的举动了吧，所以动不动就来一次。有一次，这种早餐盒饭连着暴露了三天，班主任老师跑到家来了。我想不采取措施的话肯定得挨揍，于是等老师一走，我赶紧问母亲：“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让早餐盒饭绝对不会被发现呢？”
　　母亲本来要对儿子滥用盒饭好好教训一通的，就这一句话，像是一下子刺激了她那根独创癖神经，顿时将说教忘得一干二净，说声“这个嘛简单得很”。她从书架拿出书的外包装盒，用糨糊和剪刀三下五除二地把饭盒改装成了一本书。说得准确点，是将饭盒的面儿、里子和背面都糊上封皮，合上就是一本书，揭开封皮是饭盒，掀开饭盒盖子，便露出了盒饭。盖子藏到书桌里，老师走远了就吃盒饭，走近了就合上封皮纸放到桌上，真是变化无穷。我心想，大可以不必如此正经八百嘛。见我看得目瞪口呆，她急忙命令：“明天赶紧试试看。”
　　就这样，训人的一下子成了共犯，我免了挨骂自然可喜可贺，可一想到自己独立生活之前只能依靠这个“胡作非为”“变化无常”的母亲，心里就一点底也没了，后悔不如干脆让她骂一顿算了。而且这个早餐饭盒也没派上什么用场，第二天，第三节数学课上我刚想用饭盒便让老师轻而易举地发现了。也不为别的，就因为用做封皮纸的外盒上贴的是亡父藏书《近代剧全集》中的一册，明明上数学课，桌上却摆着《近代剧全集》，当然要露馅了。数学老师一看饭盒咆哮不已：“如此愚弄教师实属可恶。得赶紧告诉你妈妈，让她狠狠教训教训你！”
　　“老实说，这是我妈的杰作。”听我这么回答，他大感败兴。自那以后，学校再没就早餐盒饭的事往我家提什么警告了，大概知道了我们母子同谋而惊讶万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