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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今民间尤其广大农村仍然保存着丰富的社会学研究资料，渭源县会川镇《侯氏家谱》中顾颉刚的序文、康乐县五户乡侯氏的《祖先图》、康乐县景古乡的石香炉和胭脂乡回汉居民的界石等，都载有或刻有社会学资料，在社会学研究中极具史料价值。
[关键词]民间文化；《侯氏家谱》；社会学资料
[中图分类号]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037—02
从1999年6月至2009年底的10年间，我曾抽空分数次回康乐县老家，又分别去渭源县与兰州市有关农村收集编修家谱资料，进而编修完成了家谱《侯氏宗族志》。在此期间所收集资料，有的与编修家谱密切相关，有的则无甚关系，但均属社会学资料，且对社会学研究具有相当价值。这期间，由于受到意外收获重要社会学资料的启发，故撰此文吁请各界学人，对散落在民间、尚未载入正史与方志的社会学资料予以重视、收集和研究。
一、顾颉刚《侯氏家谱序》的发现及其价值
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对民间家谱特别重视，这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2007年9月12日，我和侄儿侯建民等，前往渭源县河里庄（亦称蛤蟆石）村寻根问祖和收集编修家谱资料，意外在该村《侯氏家谱》中，发现了顾颉刚先生1938年在国民政府教育次长任上，来西北进行教育考察时为该家谱所写序文，使我等喜出望外。
在将《侯氏家谱》复印件带回兰州后，我经仔细阅读始知，顾先生《侯氏家谱序》极具社会学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顾先生在序文中指出了河里庄侯氏这一大户人家由盛而衰情况。他说：在从会川通向渭源县城的“道北有大宅一区，仅存其垣墉，蓬蒿满焉……此侯氏之旧居也。侯氏夙为望族，生聚于斯，故家乔木，为全邑望。自同治间，干戈扰攘，遽归一炬，迄今犹未复也，余闻而悲之。”其次，顾先生在序文中称赞了河里庄侯氏“仗义疏财”行动：侯氏“始祖荀若公，生当清雍乾间，高才食饩，有闻于时，其后世世业儒，有声庠序……（二世祖）明弼公，自奉俭约，而性好施予。当乾隆三十八年，渭源大饥，公捐粟三百余石，以助官粥。至四十五年，小南川复遭冰雹，佃户债逋甚多，公悉哀之而焚其券。其仗义疏财若是，后裔昌盛，盖非偶然……侯氏之托始雍乾，谅亦因此。自今以往，继继绳绳，以名世相砥砺，为苍生造无穷之福，即为孙曾作克大之谋，则祖有功而宗有德”。再次，顾先生对《侯氏家谱》作了高度评价：“他日有人开其家谱而读之，固可作邑乘观，且进而作国史观矣。”（顾颉刚《侯氏家谱序》，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三月，甘肃省渭源县会川镇河里庄村《侯氏家谱》，手抄本，第10～12页）
顾颉刚先生在《侯氏家谱序》中，将清代大户人家侯氏在当地发生自然灾害时，自动“仗义疏财”、“捐粟”救灾和“焚其券”（即焚烧地租债券）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称赞；又对侯氏家庭因社会动乱而衰败“闻而悲之”；尤其将《侯氏家谱》誉之为“邑乘”（乡村之史书）和“国史”（国家的史书），这种非同寻常的赞誉，自然彰显了其社会学价值。
二、康乐县五户乡侯氏200余年家族史的钩沉
我的故乡——康乐县五户乡侯家沟村，是个山间小村，居住于此的侯氏族人，听祖上传说是从北京大柳树巷迁来。后至清朝乾嘉间，因康乐县地方社会动乱，我祖上有夫妇二人逃难至会川河里庄村，至社会安定后又带着眷属返回本村居住。此后的家族历史，在今健在族人的说法中模糊不清。幸好，我族人中的一家至今仍然完好保存着一幅《祖先图》，图上有序文，图与序文对已去世前辈有简略记载，从而可钩沉祖上逃难会川200余年来历史概貌。
在《祖先图》上所载最早先辈名为“侯殿邦”，但无生卒年记载。其子名为“侯彦士”，清道光七年（1827）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卒。侯彦士继配夫人侯何氏，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卒（《侯氏宗族志》，2008年复印本，第46～47页。）。据以上先世生、卒年计算，侯氏家族确切历史已有192年之久了。如果再将从河里庄带眷属迁来本村的侯殿邦祖父到侯殿邦的这三代人（以每代相隔25年计算）也算进去，侯氏迁来本村至少已有240多年了。
侯氏《祖先图序》，文字虽较简约，但对家族名人主要事绩亦不乏记述。《祖先图序》载，侯彦士“（侯）殿邦公之令子也，立身端方，持家勤俭，而且睦宗族、和乡邻，无非公之素怀也”。侯彦士之“元配丁儒人者，庄严守阃，夙行夜处，不以家政累公，岂非内助之贤欤”。侯彦士之子侯朝纲，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社会动乱时，“狄（道）西堡寨，无一保全，惟我景古城赖公之子设防守备，以全民命。后蒙钦命，提督董军门，剿办河湟军务。因公之子有功，赏给六品功牌并部札饬，军功荣身，正所谓宠叨凤阙，光前裕后者是也”。（《侯氏宗族志》，2008年复印本，第14页）
现在看来，收藏在一个偏辟山村的一户人家的一幅《祖先图》及其序文，并非毫无价值，其价值决不可小看。因为这家的侯彦士能“睦宗族、和乡邻”，其夫人是个贤内助；其子在当地社会动乱时率乡民“设防守备，以全民命。后蒙钦命，提督董军门，剿办河湟军务”，朝廷“赏给六品功牌并部札饬，军功荣身”。这些自然是极为难得的社会学研究资料，从中可理清作者家族五代人世系情况、五代人辈序用字情况、家族个别文化人对当地社会的贡献与影响，还能领略到当地的一些民风与民俗等。
三、康乐县景古镇侯家庄山神庙石香炉刻文的作用
在康乐县景古镇八字沟中，有一侯家庄村。相传，侯家庄侯氏很早以前是从我们侯家沟村迁去的。直至1949年前后，两个村侯氏在办丧事时，因人手不够曾互请党家帮忙。两个侯家村，相距约20里地，平素尚无往来，更无有关祖先迁移情况的口头交流，所以，他们的祖先何时从我村迁去成了历史之秘。
2007年9月24日，我去八字沟侯家庄调查，有一名叫孙忠的农民，当我问村里有何文物古迹时，他说：“阴娲山上山神庙里有一石香炉，石香炉上有‘侯’字。”于是我们登山来到山神庙前，看见山神庙很小，仅为一小间，屋顶为两檐水，摆着瓦，前面无墙、无门，后墙由山坡斩削而成，后墙前有一土莲台，莲台前地上立着一尊凿成四棱扁平、约高30厘米的石香炉。我走到石香炉跟前，用右手搬动石香炉，先看后面，再看左面、右面和底面，只见凿痕，未发现刻文。最后看石香炉的前面，看见有两纵行刻文，文为“咸丰七年八月献，发心石匠侯佛爷保”十五字。我们看了石香炉刻文后，孙忠说：“早先，与孙家奶奶结婚的侯家爷爷是个石匠，但在世年代不清楚。” 据以上刻文判断，这尊石香炉是乳名为“佛爷保”的“侯”姓石匠亲自凿制并向村里山神庙贡献的，其时间为清咸丰七年（1857）夏历八月。不仅如此，这尊石香炉刻文还以实物形式证明，我村一侯姓人，至迟于清咸丰七年（1857）八月之前迁居景古镇八字沟侯家庄村生活的。它的社会学价值显然不言自明。
四、康乐县胭脂乡晏家村回汉界石刻文的含义
2005年秋，我走访亲戚家时，在康乐县胭脂乡晏家村，发现一块极为罕见的一户汉族晏姓的宅院与一户回族马姓农地间的界石，界石的正面与背面都刻有文字。细读界石刻文，深感其价值颇大。
这块界石，用稍有破损的天然深青色石板刻成，界石上宽下窄，正反面形状均呈倒立的三角形。界石高66厘米，最宽处26厘米，厚10厘米，通体平整。界石正面左上角稍有破损，似有一二字缺失。界石正面纵行刻文为：“嘉庆十三年七月初一日晏公等立。冬至日，影定止界石，又有猫茨，后来宜修口口毁。”背面三纵行刻文为：“诚心马，书杨，石工曹。”左上方还刻有一圆圈。
对上述界石及其刻文，从未有人予以关注，更不知它有何价值。现在我们对其略作阐释，以揭其含义。其中，“嘉庆十三年”为公元1808年，这是说界石刻立至今已有204年时间了；“晏公”与“马公”，是回汉两家立界石人之姓氏；“冬至日，影定止界石，又有猫（茅）茨”，是说在冬至日这天太阳光照在附近一物体（树木或房屋）上、物体的影子刚好落在界石上，以此确定界石的具体位置；“猫（茅）茨”（是一种丛生、长刺的植物），位于界石之北10余米处山坡边缘，是界石位置的又一参照物；“七月初一日”，是具体立界石的日子；“诚心马”是说马公与晏公立界石出于诚心诚意；“书杨”是指书写界石刻文的杨公；“石工曹”是指刻界石文字的曹姓石匠。背面左上角圆圈，可能是晏公与马公为立界石请太阳作证，以示诚信之意。
在清朝中后期，康乐县地方回、汉民族矛盾尖锐，可是，当时回、汉两族居民在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上发生纠纷时，不是采取过激的斗殴、打架方式，而是本着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并立界石，公之于众，还请太阳作证，以示诚信，这种理性处理问题的做法，自然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典范。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在清代回、汉民族矛盾尖锐时期，回、汉居民之间仍然友好相处，这种极为珍贵的社会学资料无疑是十分罕见的。
以上社会学资料的发现表明，研究社会学问题的资料并非全都在书本上，而实际上散落在民间各地的实物、文字也有不少，这自然是亟待各界学人高度重视和下功夫收集和研究的问题之一。这一工作做好了，必将推动社会学研究出现崭新局面。
[关键词]民间文化；《侯氏家谱》；社会学资料
[中图分类号]K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6—0037—02
从1999年6月至2009年底的10年间，我曾抽空分数次回康乐县老家，又分别去渭源县与兰州市有关农村收集编修家谱资料，进而编修完成了家谱《侯氏宗族志》。在此期间所收集资料，有的与编修家谱密切相关，有的则无甚关系，但均属社会学资料，且对社会学研究具有相当价值。这期间，由于受到意外收获重要社会学资料的启发，故撰此文吁请各界学人，对散落在民间、尚未载入正史与方志的社会学资料予以重视、收集和研究。
一、顾颉刚《侯氏家谱序》的发现及其价值
我国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对民间家谱特别重视，这是我们以前闻所未闻的。2007年9月12日，我和侄儿侯建民等，前往渭源县河里庄（亦称蛤蟆石）村寻根问祖和收集编修家谱资料，意外在该村《侯氏家谱》中，发现了顾颉刚先生1938年在国民政府教育次长任上，来西北进行教育考察时为该家谱所写序文，使我等喜出望外。
在将《侯氏家谱》复印件带回兰州后，我经仔细阅读始知，顾先生《侯氏家谱序》极具社会学价值，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顾先生在序文中指出了河里庄侯氏这一大户人家由盛而衰情况。他说：在从会川通向渭源县城的“道北有大宅一区，仅存其垣墉，蓬蒿满焉……此侯氏之旧居也。侯氏夙为望族，生聚于斯，故家乔木，为全邑望。自同治间，干戈扰攘，遽归一炬，迄今犹未复也，余闻而悲之。”其次，顾先生在序文中称赞了河里庄侯氏“仗义疏财”行动：侯氏“始祖荀若公，生当清雍乾间，高才食饩，有闻于时，其后世世业儒，有声庠序……（二世祖）明弼公，自奉俭约，而性好施予。当乾隆三十八年，渭源大饥，公捐粟三百余石，以助官粥。至四十五年，小南川复遭冰雹，佃户债逋甚多，公悉哀之而焚其券。其仗义疏财若是，后裔昌盛，盖非偶然……侯氏之托始雍乾，谅亦因此。自今以往，继继绳绳，以名世相砥砺，为苍生造无穷之福，即为孙曾作克大之谋，则祖有功而宗有德”。再次，顾先生对《侯氏家谱》作了高度评价：“他日有人开其家谱而读之，固可作邑乘观，且进而作国史观矣。”（顾颉刚《侯氏家谱序》，民国二十七年戊寅三月，甘肃省渭源县会川镇河里庄村《侯氏家谱》，手抄本，第10～12页）
顾颉刚先生在《侯氏家谱序》中，将清代大户人家侯氏在当地发生自然灾害时，自动“仗义疏财”、“捐粟”救灾和“焚其券”（即焚烧地租债券）的人道主义精神予以称赞；又对侯氏家庭因社会动乱而衰败“闻而悲之”；尤其将《侯氏家谱》誉之为“邑乘”（乡村之史书）和“国史”（国家的史书），这种非同寻常的赞誉，自然彰显了其社会学价值。
二、康乐县五户乡侯氏200余年家族史的钩沉
我的故乡——康乐县五户乡侯家沟村，是个山间小村，居住于此的侯氏族人，听祖上传说是从北京大柳树巷迁来。后至清朝乾嘉间，因康乐县地方社会动乱，我祖上有夫妇二人逃难至会川河里庄村，至社会安定后又带着眷属返回本村居住。此后的家族历史，在今健在族人的说法中模糊不清。幸好，我族人中的一家至今仍然完好保存着一幅《祖先图》，图上有序文，图与序文对已去世前辈有简略记载，从而可钩沉祖上逃难会川200余年来历史概貌。
在《祖先图》上所载最早先辈名为“侯殿邦”，但无生卒年记载。其子名为“侯彦士”，清道光七年（1827）生，光绪二十四年（1898）卒。侯彦士继配夫人侯何氏，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卒（《侯氏宗族志》，2008年复印本，第46～47页。）。据以上先世生、卒年计算，侯氏家族确切历史已有192年之久了。如果再将从河里庄带眷属迁来本村的侯殿邦祖父到侯殿邦的这三代人（以每代相隔25年计算）也算进去，侯氏迁来本村至少已有240多年了。
侯氏《祖先图序》，文字虽较简约，但对家族名人主要事绩亦不乏记述。《祖先图序》载，侯彦士“（侯）殿邦公之令子也，立身端方，持家勤俭，而且睦宗族、和乡邻，无非公之素怀也”。侯彦士之“元配丁儒人者，庄严守阃，夙行夜处，不以家政累公，岂非内助之贤欤”。侯彦士之子侯朝纲，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社会动乱时，“狄（道）西堡寨，无一保全，惟我景古城赖公之子设防守备，以全民命。后蒙钦命，提督董军门，剿办河湟军务。因公之子有功，赏给六品功牌并部札饬，军功荣身，正所谓宠叨凤阙，光前裕后者是也”。（《侯氏宗族志》，2008年复印本，第14页）
现在看来，收藏在一个偏辟山村的一户人家的一幅《祖先图》及其序文，并非毫无价值，其价值决不可小看。因为这家的侯彦士能“睦宗族、和乡邻”，其夫人是个贤内助；其子在当地社会动乱时率乡民“设防守备，以全民命。后蒙钦命，提督董军门，剿办河湟军务”，朝廷“赏给六品功牌并部札饬，军功荣身”。这些自然是极为难得的社会学研究资料，从中可理清作者家族五代人世系情况、五代人辈序用字情况、家族个别文化人对当地社会的贡献与影响，还能领略到当地的一些民风与民俗等。
三、康乐县景古镇侯家庄山神庙石香炉刻文的作用
在康乐县景古镇八字沟中，有一侯家庄村。相传，侯家庄侯氏很早以前是从我们侯家沟村迁去的。直至1949年前后，两个村侯氏在办丧事时，因人手不够曾互请党家帮忙。两个侯家村，相距约20里地，平素尚无往来，更无有关祖先迁移情况的口头交流，所以，他们的祖先何时从我村迁去成了历史之秘。
2007年9月24日，我去八字沟侯家庄调查，有一名叫孙忠的农民，当我问村里有何文物古迹时，他说：“阴娲山上山神庙里有一石香炉，石香炉上有‘侯’字。”于是我们登山来到山神庙前，看见山神庙很小，仅为一小间，屋顶为两檐水，摆着瓦，前面无墙、无门，后墙由山坡斩削而成，后墙前有一土莲台，莲台前地上立着一尊凿成四棱扁平、约高30厘米的石香炉。我走到石香炉跟前，用右手搬动石香炉，先看后面，再看左面、右面和底面，只见凿痕，未发现刻文。最后看石香炉的前面，看见有两纵行刻文，文为“咸丰七年八月献，发心石匠侯佛爷保”十五字。我们看了石香炉刻文后，孙忠说：“早先，与孙家奶奶结婚的侯家爷爷是个石匠，但在世年代不清楚。” 据以上刻文判断，这尊石香炉是乳名为“佛爷保”的“侯”姓石匠亲自凿制并向村里山神庙贡献的，其时间为清咸丰七年（1857）夏历八月。不仅如此，这尊石香炉刻文还以实物形式证明，我村一侯姓人，至迟于清咸丰七年（1857）八月之前迁居景古镇八字沟侯家庄村生活的。它的社会学价值显然不言自明。
四、康乐县胭脂乡晏家村回汉界石刻文的含义
2005年秋，我走访亲戚家时，在康乐县胭脂乡晏家村，发现一块极为罕见的一户汉族晏姓的宅院与一户回族马姓农地间的界石，界石的正面与背面都刻有文字。细读界石刻文，深感其价值颇大。
这块界石，用稍有破损的天然深青色石板刻成，界石上宽下窄，正反面形状均呈倒立的三角形。界石高66厘米，最宽处26厘米，厚10厘米，通体平整。界石正面左上角稍有破损，似有一二字缺失。界石正面纵行刻文为：“嘉庆十三年七月初一日晏公等立。冬至日，影定止界石，又有猫茨，后来宜修口口毁。”背面三纵行刻文为：“诚心马，书杨，石工曹。”左上方还刻有一圆圈。
对上述界石及其刻文，从未有人予以关注，更不知它有何价值。现在我们对其略作阐释，以揭其含义。其中，“嘉庆十三年”为公元1808年，这是说界石刻立至今已有204年时间了；“晏公”与“马公”，是回汉两家立界石人之姓氏；“冬至日，影定止界石，又有猫（茅）茨”，是说在冬至日这天太阳光照在附近一物体（树木或房屋）上、物体的影子刚好落在界石上，以此确定界石的具体位置；“猫（茅）茨”（是一种丛生、长刺的植物），位于界石之北10余米处山坡边缘，是界石位置的又一参照物；“七月初一日”，是具体立界石的日子；“诚心马”是说马公与晏公立界石出于诚心诚意；“书杨”是指书写界石刻文的杨公；“石工曹”是指刻界石文字的曹姓石匠。背面左上角圆圈，可能是晏公与马公为立界石请太阳作证，以示诚信之意。
在清朝中后期，康乐县地方回、汉民族矛盾尖锐，可是，当时回、汉两族居民在赖以生存的土地问题上发生纠纷时，不是采取过激的斗殴、打架方式，而是本着友好协商的方式予以解决，并立界石，公之于众，还请太阳作证，以示诚信，这种理性处理问题的做法，自然为子孙后代树立了典范。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在清代回、汉民族矛盾尖锐时期，回、汉居民之间仍然友好相处，这种极为珍贵的社会学资料无疑是十分罕见的。
以上社会学资料的发现表明，研究社会学问题的资料并非全都在书本上，而实际上散落在民间各地的实物、文字也有不少，这自然是亟待各界学人高度重视和下功夫收集和研究的问题之一。这一工作做好了，必将推动社会学研究出现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