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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牧区公安机关退休三年后，小儿子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省公安厅，终于圆贺了他的公安民警梦。
我发现，从他得到确切的录用消息那天起，他就好像换了个人，皱了几年的眉头舒展开了，回到家里也有话了，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阳光灿烂四个字。
真不容易！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我长长呼出一口气的同时，不由得想起儿子成长中的一些事情……
初闯雪山
当年，我来到青藏高原某地谋生。“文革”结束，年过而立的我，有资格以一个临时工的身份考上人民教师，分到一个牧区乡下学校教书。
尽管是在牧区深处；尽管语言不通（我曾经教藏族孩子们汉语）；尽管氧气稀少气候恶劣；尽管那里连青菜都没有，但我愿意去，因为那是一份“吃皇粮”的国家正式指标啊！
亲友们不敢想我一个人将会怎样在那里度过每一天。妻子决定陪我去。
可两个儿子怎么办？大儿子从小就身体弱，医生说他不能继续在这高海拔的地方住下去。于是，他妈妈带着他回到了内地农村老家。在老家，妻子生下了小儿子。妻子要和我一起上高原，身体弱的大儿子肯定是不能一起去的，实在没办法，还不到两岁的他，只能留给我年近七旬的老父亲看护了。
小儿子这时出生还不到三个月，正在吃奶，离不开妈妈。他生下来就身体结实，开学在即，一点都不敢耽误，正月初二就启程，把他一起带上了青藏高原。
我们差点为了这个决定后悔一辈子——险些把这个小生命夭折在半路上。
卡车在人烟稀少的荒原上跑了三天后，要翻越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大雪山。这时，孩子出现了高原反应。只见他脸色青紫，翻着白眼，头往背后折，连哭都哭不出声了。在半路的汽车上，我们眼睁睁看着儿子挣扎在生死线上，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哭求司机师傅把车开快点，再快点。司机师傅真是个好人，他把车开得飞快，及时赶到那个草原小镇上，直接把车开到医院，马上输氧，终于把孩子的小命从死神那里抢了回来。
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我们夫妻俩太胆大了，有些好好的大人都过不去那架雪山，何况是个新生儿。我们真真后怕。
儿子命真大！
人说命大福大造化大，我们在心中默默地祈祷。虽然我们并不信奉任何宗教。
认识世界
我教书的那个牧区乡下，除了人烟稀少，高寒缺氧偏僻闭塞外，应当说还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草原。湖畔有白天鹅、黑颈鹤等珍禽飞鸟；山上有虫草雪莲；草地上有牛羊蘑菇；河里有鱼。那里的人，淳朴善良，真诚地接纳了我们。我和藏族同事们相处得都很好。藏族学生天真可爱，我教他们汉文汉语，我为他们理发，我和他们一起上山挖虫草，下河抓鱼，去草原捡蘑菇。他们特别喜欢我的小儿子，一有空儿就跑去逗他玩。
一家五口人就我一人拿那几十元工资，生活没法维持。乡上照顾让我妻子给乡政府灶上做饭，以减轻负担。一开始不得不经常把儿子用小被子捆上，把他一人锁在窑洞宿舍里。他像是很理解无奈的父母似的，竟很少哭闹。孩子会玩时几乎没有什么玩具，但他与藏族小孩玩骨头玩得挺快活。不知不觉中他还学会了一些藏语。就这样，他在这草原上一直长到两岁，很皮实，竟没得过什么病。
我想，自己这辈子就在这里终了一生也就无憾了。谁知一次我带着妻儿到州上（仅仅是州上，仍然是高海拔的牧区）去了一趟，竟改变了我的想法。
这个牧区的州比内地某些省或者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要大，“州上”和乡下最大的区别就是州上有树，乡下没树，人相对多些。乡下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树和菜，有人把绿色的树和菜一律称“草”。从有记忆开始就没见过树的儿子，第一次见到高大的树觉得奇怪，就问：“爸爸，‘草’怎么能长这么大？”
这一问，把我一下子问愣了，儿子难道把草和树都分不清了吗？猛地想起听人说过的话，“严重缺氧对人的大脑有损伤”，难道……我不敢想了，但没法不想，想来想去好象没发现儿子的智力有什么问题。
把树说成草无疑是环境闭塞造成的。但这同样是可怕的，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又不敢想了。我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流了下来。
为了儿子，我也要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
也许我遭的难太多，上苍不忍再继续折磨我，很快就有了一个令我想都不敢想的大好事——我被一个藏族公安局长看上了，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人家甚至没抽过我一支烟，喝过我一杯水），就把我调到那个县公安局去上班，以至于我上班多天了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想想，也是我赶上了好时候。“文革”后百废待兴，牧区太缺有文化的人了。缺者为贵，我虽是个“半瓶子醋”，可不如我的人更多。我到公安局除了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外，主要是搞文字工作。
人到中年的我成了名公安民警。我万分珍惜我的这份工作，就不分白天夜晚，不分节假日，不知疲倦地忙开了。为了维持生计，妻子也找了点事干。孩子根本没条件送托儿所什么的，平时几乎没人管，每天就在公安局的院子里跑。虽然我只要有一点点空就教儿子一点拼音，或者把数字说成“棍子1、鸭子2、耳朵3、手铐8”教他一点东西，但是毕竟少得可怜。有时民警们逗逗他，他出些洋相也能给大家带来点乐趣；更多的时候，他就一个人长时间地蹲在地下看虫子，看蚂蚁搬家……
一位藏族派出所所长的夫人爱开玩笑，每次见到我那胖乎乎的儿子就故意逗他说：“我的儿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把我给找坏了，快跟妈妈回家。”说着，就拉着他的手要把他“领走”。开始他不信，往往挣脱跑掉；回数一多，他也半信半疑，跟藏族妈妈走了……
孩子长到了四岁。有一天，我为了试试儿子的见识，就故意问他，我们吃的米面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粮店买来的。虽然没有错，但我还不满意，就接着问粮店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汽车从省城拉来的，到最后也没问出“是农民从地里种出来的”这个答案。我感到这是个问题。
他没见过农民种地，家里也没有电视（当时电视还没普及到这里），我们教给他的东西也只是一鳞半爪，他没有感性认识，自然回答不出来。环境的闭塞居然给孩子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后来，电视这新玩意儿也来到了高原牧区。虽然我的经济条件常常是入不敷出，虽然当年电视机还是紧俏商品，价格昂贵，可我毅然咬牙凑钱、找门子求人成了小镇上第一批电视机用户。为了孩子我得这样干。我家里一时成了这院子里的中心，大人小孩每晚必到我家里报到看世界，来晚一会儿就没地方坐。
有了电视这个传媒，儿子一天一天在不知不觉中懂的事渐渐多了，每天晚上的儿童节目他是必看的。不知道啥时候，他居然学会了自己系鞋带，而且还系出个蝴蝶结来。我和他妈发现了赞不绝口，连说“不简单”。
谁知儿子一听“不简单”三个字，愣了愣，皱了一下眉头，马上弯腰把系好的鞋带重又解开，又系了一次，只系一个环儿，然后伸出脚来，征询意见似的仰脸问我们：“这下‘简单’了吧？”
这回该我们愣了，待回过神来，立刻大笑：好一个儿子，好一个“简单不简单”！
儿子慢慢地也能说出一些外面的事了。可电视毕竟与真正的世界是两码事，看得见摸不着，对一些事他也是一知半解。况且这地方老是停电，一停电就看不成电视了。我觉得需要领他走出大山，走出牧区，看一看外面真正的世界。虽然回一趟内地老家有几千公里，光坐汽车就得好几天，况且路途艰险，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愿走那要命的“鬼门关”，但家里有我的老父和大儿子，我每年都回去探望，因小儿子出生不久就经历了那次生死劫，我每次都不敢带他再次历险。可老家他总不能一直不回，他爷爷和哥哥更需要见到他；他更需要见世面受砺练和享受亲情。于是，在他5岁的那年，我和他妈一起带他回了一趟老家。这对他真是一次大开眼界的旅行。一路上他兴奋极了，看到什么都是新奇的，都要问一问这是啥，那是啥，为什么，直问得我们有时没法回答。
坐了汽车换火车，下了火车换汽车，到了内地，两眼所见，到处都是他从没见过的新事物。因拓宽公路，路边成排的杨树伐倒。儿子问：“这些树（他已知道这是树了）为什么要被砍掉？”还没等我们作答，他就自己推理出了答案：“是不是它们不结苹果不结梨？”一下子逗得全车的人大笑起来。
踏上老家的田野，他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不够问不够吃不够。他吃上了从未吃过的红薯、小米、酸枣……又闹了几次笑话后，终于弄清了什么是麦子和玉米，知道了哪些树结苹果哪些树上结梨。
老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农民的后代，该知道这些。
有志者事竟成
从老家回到高原，又过了一些时间，儿子该上学了。学校安排教室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定的，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在二楼。三年级在三楼。他发现挺有趣的，就天天盼望能更上一层楼。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故意逗他：“你们校长在几楼？”没想到他稍愣了一下，说出：“那当然在楼顶上了。”他每天总能给家中带来些笑声。
他从小在公安局院子里生活，耳濡目染，对民警特别喜欢，最爱和警察玩。谁一说他的爸爸是公安民警，他特别高兴。因为路上比较远小学生上学，一般都有大人接送。每次我骑自行车送他，他都要求我穿上警服戴着警帽，好让同学们知道他的爸爸是公安局的。最大的心愿就是长大了当公安民警。
有一时期我不能穿着警服送他上学了。因为我被调到另一个县公安局去工作后，工作开局不顺，在办头一个案子时就触动了关系网，在我的坚持下，那个有势力的恶霸被处理了，而我同时也莫名其妙地被“加强”到一个公安以外的部门去扶贫，于是我就不能穿警服了。不明就里的儿子哭闹了几次后变得少言寡语了。直到我后来又调到上一级的州公安局再穿警服后，他才露出了笑容。
孩子的小学就要上完，快上中学了。在高原牧区工作的“派干”（人们对外地在此工作的人的称谓）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孩子在哪里上学？这里的教育落后，在全国性高考中考时，如按统一的分数线，这里的学校经常“剃光头”。国家为照顾少数民族地区，就对少数民族的学生大大降低分数线，而同时在一个学校上学的“派干”子女的录取线则要高出许多，导致许多并不笨的孩子被挡在大学、中专门外。受教育对于孩子是一件大事，多少有点头脑的人都不甘心让子女失学，他们要么投亲靠友把孩子送到内地上学；要么牺牲妻子的工作，回内地为儿女“陪读“；或者就在本地出高价请家教，“派干”的每个家庭都为子女的教育付出很多。
我也把小儿子送回河南老家去读初中。儿子回老家四年，我每年来回万里奔波，又要工作，又不放心他们，总算盼到儿子参加中考了。
然而中考时期正值雨季，本来三天的汽车路程，足足走了六天，光在那架5000多米的大雪山口就整整误了两天。六月雪，把赶考的儿子冻病了。每天提前打完吊针才能参加考试。七月天气本来就热，他的坐位正好靠窗户天热加上药劲，他居然在考场上呼呼大睡，打起了呼噜。考场如战场，监考老师说他有“大将风度”。
考试结束，全家人都对他的分数不放心，还没等到发榜就提前托人从内部打听。谁知那人比较马虎，竟把分数看错了，说没上录取线。儿子听说后一言不发，屋门不出，流着泪在家里睡了三天。
没想到三天后正式传来消息，儿子榜上有名。他听到这一消息后仰天大吼了一声，双泪长流，把一旁的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那年，儿子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他朝思暮想的青海省人民警察学校，成了一名预备警官。
警校四年，他特别用功，专心学习，苦练技能，成绩优异。他长成了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在毕业实习时，他初露锋芒，曾连越几幢楼房顶，救回了一名就要跳楼的精神病人，因他表现突出，被学校通报表扬。他以为警校毕业进公安顺理成章。
1999年，他警校毕业了。然而，就在他满怀憧憬即将走进公安队伍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当头一棒。
他面对的是就业难。政法机关是热门单位，名额有限，他这个“国家包分”的人民警察学校的毕业生被挡在了公安机关门外，一度无班可上。而有些分进公安机关的却是并未上过警察学校的人。他一下子懵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地人都曾为那个牧区的社会风气自豪过。那里虽然偏僻闭塞，“天高皇帝远”，可像内地的一些乌七八糟的腐败事情却较少见。在内地腐败成风，黑恶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人们称“真正的共产党在高原，在牧区”。儿子认为那个地方是一片净土，他对自己的就业一度非常自信。不成想……
后来几经周折，他最终有了一个饭碗，成为省城的一名公务员，虽不是他的理想，但工作应当说还算不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可一心想干公安的他一直也没有高兴起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我的那个天真活泼的儿子不见了。
有一段时间他竟然说想辞职不干了。这下把我和他的妈妈急坏了——全中国有多少人下岗，有多少大学生毕业后无业可就，理想的工作是那么好找的吗！
我不知道我千方百计地要他走出大山，认识社会、溶入社会是对还是错。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不得不接受了现实，现实的磨练使他逐渐知道了“锅是铁铸的”他发发牢骚后，总算没敢轻易把那个工作辞掉。但他对没当上公安民警始终耿耿于怀，特别是他一遇上在公安机关上班的警校同学就情绪低落，每逢警校同学聚会他就难受好几天。我说他，你那个中专算什么？现在的社会就是竞争的社会，你只要真有本事，社会不会埋没你的。这话他好像听进去了，工作一度也相对安心了点。他从此埋头苦读，在上班的同时，扎扎实实地读完大学本科，拿到了法律本科毕业证书。
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近几年，就业制度改革后，许多热门行业都实行了公开招录，进公安也是“凡进必考”儿子终于等到了省公安厅开始公开招聘的机会，他笔试第一名，又通过严格的面试和体能测试，被录用了。不用求人承情，没花一支烟，一杯水，凭能力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多省事！
有志者事竟成！儿子终于成为一名公安战线的新兵。
(责编：徐玫)
我发现，从他得到确切的录用消息那天起，他就好像换了个人，皱了几年的眉头舒展开了，回到家里也有话了，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阳光灿烂四个字。
真不容易！我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我长长呼出一口气的同时，不由得想起儿子成长中的一些事情……
初闯雪山
当年，我来到青藏高原某地谋生。“文革”结束，年过而立的我，有资格以一个临时工的身份考上人民教师，分到一个牧区乡下学校教书。
尽管是在牧区深处；尽管语言不通（我曾经教藏族孩子们汉语）；尽管氧气稀少气候恶劣；尽管那里连青菜都没有，但我愿意去，因为那是一份“吃皇粮”的国家正式指标啊！
亲友们不敢想我一个人将会怎样在那里度过每一天。妻子决定陪我去。
可两个儿子怎么办？大儿子从小就身体弱，医生说他不能继续在这高海拔的地方住下去。于是，他妈妈带着他回到了内地农村老家。在老家，妻子生下了小儿子。妻子要和我一起上高原，身体弱的大儿子肯定是不能一起去的，实在没办法，还不到两岁的他，只能留给我年近七旬的老父亲看护了。
小儿子这时出生还不到三个月，正在吃奶，离不开妈妈。他生下来就身体结实，开学在即，一点都不敢耽误，正月初二就启程，把他一起带上了青藏高原。
我们差点为了这个决定后悔一辈子——险些把这个小生命夭折在半路上。
卡车在人烟稀少的荒原上跑了三天后，要翻越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大雪山。这时，孩子出现了高原反应。只见他脸色青紫，翻着白眼，头往背后折，连哭都哭不出声了。在半路的汽车上，我们眼睁睁看着儿子挣扎在生死线上，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哭求司机师傅把车开快点，再快点。司机师傅真是个好人，他把车开得飞快，及时赶到那个草原小镇上，直接把车开到医院，马上输氧，终于把孩子的小命从死神那里抢了回来。
知道这件事的人都说我们夫妻俩太胆大了，有些好好的大人都过不去那架雪山，何况是个新生儿。我们真真后怕。
儿子命真大！
人说命大福大造化大，我们在心中默默地祈祷。虽然我们并不信奉任何宗教。
认识世界
我教书的那个牧区乡下，除了人烟稀少，高寒缺氧偏僻闭塞外，应当说还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有草原。湖畔有白天鹅、黑颈鹤等珍禽飞鸟；山上有虫草雪莲；草地上有牛羊蘑菇；河里有鱼。那里的人，淳朴善良，真诚地接纳了我们。我和藏族同事们相处得都很好。藏族学生天真可爱，我教他们汉文汉语，我为他们理发，我和他们一起上山挖虫草，下河抓鱼，去草原捡蘑菇。他们特别喜欢我的小儿子，一有空儿就跑去逗他玩。
一家五口人就我一人拿那几十元工资，生活没法维持。乡上照顾让我妻子给乡政府灶上做饭，以减轻负担。一开始不得不经常把儿子用小被子捆上，把他一人锁在窑洞宿舍里。他像是很理解无奈的父母似的，竟很少哭闹。孩子会玩时几乎没有什么玩具，但他与藏族小孩玩骨头玩得挺快活。不知不觉中他还学会了一些藏语。就这样，他在这草原上一直长到两岁，很皮实，竟没得过什么病。
我想，自己这辈子就在这里终了一生也就无憾了。谁知一次我带着妻儿到州上（仅仅是州上，仍然是高海拔的牧区）去了一趟，竟改变了我的想法。
这个牧区的州比内地某些省或者欧洲的许多国家都要大，“州上”和乡下最大的区别就是州上有树，乡下没树，人相对多些。乡下很多人一辈子都没见过树和菜，有人把绿色的树和菜一律称“草”。从有记忆开始就没见过树的儿子，第一次见到高大的树觉得奇怪，就问：“爸爸，‘草’怎么能长这么大？”
这一问，把我一下子问愣了，儿子难道把草和树都分不清了吗？猛地想起听人说过的话，“严重缺氧对人的大脑有损伤”，难道……我不敢想了，但没法不想，想来想去好象没发现儿子的智力有什么问题。
把树说成草无疑是环境闭塞造成的。但这同样是可怕的，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又不敢想了。我的眼泪一下子止不住流了下来。
为了儿子，我也要赶快想办法离开这里。
也许我遭的难太多，上苍不忍再继续折磨我，很快就有了一个令我想都不敢想的大好事——我被一个藏族公安局长看上了，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人家甚至没抽过我一支烟，喝过我一杯水），就把我调到那个县公安局去上班，以至于我上班多天了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想想，也是我赶上了好时候。“文革”后百废待兴，牧区太缺有文化的人了。缺者为贵，我虽是个“半瓶子醋”，可不如我的人更多。我到公安局除了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外，主要是搞文字工作。
人到中年的我成了名公安民警。我万分珍惜我的这份工作，就不分白天夜晚，不分节假日，不知疲倦地忙开了。为了维持生计，妻子也找了点事干。孩子根本没条件送托儿所什么的，平时几乎没人管，每天就在公安局的院子里跑。虽然我只要有一点点空就教儿子一点拼音，或者把数字说成“棍子1、鸭子2、耳朵3、手铐8”教他一点东西，但是毕竟少得可怜。有时民警们逗逗他，他出些洋相也能给大家带来点乐趣；更多的时候，他就一个人长时间地蹲在地下看虫子，看蚂蚁搬家……
一位藏族派出所所长的夫人爱开玩笑，每次见到我那胖乎乎的儿子就故意逗他说：“我的儿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把我给找坏了，快跟妈妈回家。”说着，就拉着他的手要把他“领走”。开始他不信，往往挣脱跑掉；回数一多，他也半信半疑，跟藏族妈妈走了……
孩子长到了四岁。有一天，我为了试试儿子的见识，就故意问他，我们吃的米面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从粮店买来的。虽然没有错，但我还不满意，就接着问粮店的粮食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汽车从省城拉来的，到最后也没问出“是农民从地里种出来的”这个答案。我感到这是个问题。
他没见过农民种地，家里也没有电视（当时电视还没普及到这里），我们教给他的东西也只是一鳞半爪，他没有感性认识，自然回答不出来。环境的闭塞居然给孩子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后来，电视这新玩意儿也来到了高原牧区。虽然我的经济条件常常是入不敷出，虽然当年电视机还是紧俏商品，价格昂贵，可我毅然咬牙凑钱、找门子求人成了小镇上第一批电视机用户。为了孩子我得这样干。我家里一时成了这院子里的中心，大人小孩每晚必到我家里报到看世界，来晚一会儿就没地方坐。
有了电视这个传媒，儿子一天一天在不知不觉中懂的事渐渐多了，每天晚上的儿童节目他是必看的。不知道啥时候，他居然学会了自己系鞋带，而且还系出个蝴蝶结来。我和他妈发现了赞不绝口，连说“不简单”。
谁知儿子一听“不简单”三个字，愣了愣，皱了一下眉头，马上弯腰把系好的鞋带重又解开，又系了一次，只系一个环儿，然后伸出脚来，征询意见似的仰脸问我们：“这下‘简单’了吧？”
这回该我们愣了，待回过神来，立刻大笑：好一个儿子，好一个“简单不简单”！
儿子慢慢地也能说出一些外面的事了。可电视毕竟与真正的世界是两码事，看得见摸不着，对一些事他也是一知半解。况且这地方老是停电，一停电就看不成电视了。我觉得需要领他走出大山，走出牧区，看一看外面真正的世界。虽然回一趟内地老家有几千公里，光坐汽车就得好几天，况且路途艰险，不是万不得已谁也不愿走那要命的“鬼门关”，但家里有我的老父和大儿子，我每年都回去探望，因小儿子出生不久就经历了那次生死劫，我每次都不敢带他再次历险。可老家他总不能一直不回，他爷爷和哥哥更需要见到他；他更需要见世面受砺练和享受亲情。于是，在他5岁的那年，我和他妈一起带他回了一趟老家。这对他真是一次大开眼界的旅行。一路上他兴奋极了，看到什么都是新奇的，都要问一问这是啥，那是啥，为什么，直问得我们有时没法回答。
坐了汽车换火车，下了火车换汽车，到了内地，两眼所见，到处都是他从没见过的新事物。因拓宽公路，路边成排的杨树伐倒。儿子问：“这些树（他已知道这是树了）为什么要被砍掉？”还没等我们作答，他就自己推理出了答案：“是不是它们不结苹果不结梨？”一下子逗得全车的人大笑起来。
踏上老家的田野，他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不够问不够吃不够。他吃上了从未吃过的红薯、小米、酸枣……又闹了几次笑话后，终于弄清了什么是麦子和玉米，知道了哪些树结苹果哪些树上结梨。
老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农民的后代，该知道这些。
有志者事竟成
从老家回到高原，又过了一些时间，儿子该上学了。学校安排教室是根据学生的年龄定的，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在二楼。三年级在三楼。他发现挺有趣的，就天天盼望能更上一层楼。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就故意逗他：“你们校长在几楼？”没想到他稍愣了一下，说出：“那当然在楼顶上了。”他每天总能给家中带来些笑声。
他从小在公安局院子里生活，耳濡目染，对民警特别喜欢，最爱和警察玩。谁一说他的爸爸是公安民警，他特别高兴。因为路上比较远小学生上学，一般都有大人接送。每次我骑自行车送他，他都要求我穿上警服戴着警帽，好让同学们知道他的爸爸是公安局的。最大的心愿就是长大了当公安民警。
有一时期我不能穿着警服送他上学了。因为我被调到另一个县公安局去工作后，工作开局不顺，在办头一个案子时就触动了关系网，在我的坚持下，那个有势力的恶霸被处理了，而我同时也莫名其妙地被“加强”到一个公安以外的部门去扶贫，于是我就不能穿警服了。不明就里的儿子哭闹了几次后变得少言寡语了。直到我后来又调到上一级的州公安局再穿警服后，他才露出了笑容。
孩子的小学就要上完，快上中学了。在高原牧区工作的“派干”（人们对外地在此工作的人的称谓）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孩子在哪里上学？这里的教育落后，在全国性高考中考时，如按统一的分数线，这里的学校经常“剃光头”。国家为照顾少数民族地区，就对少数民族的学生大大降低分数线，而同时在一个学校上学的“派干”子女的录取线则要高出许多，导致许多并不笨的孩子被挡在大学、中专门外。受教育对于孩子是一件大事，多少有点头脑的人都不甘心让子女失学，他们要么投亲靠友把孩子送到内地上学；要么牺牲妻子的工作，回内地为儿女“陪读“；或者就在本地出高价请家教，“派干”的每个家庭都为子女的教育付出很多。
我也把小儿子送回河南老家去读初中。儿子回老家四年，我每年来回万里奔波，又要工作，又不放心他们，总算盼到儿子参加中考了。
然而中考时期正值雨季，本来三天的汽车路程，足足走了六天，光在那架5000多米的大雪山口就整整误了两天。六月雪，把赶考的儿子冻病了。每天提前打完吊针才能参加考试。七月天气本来就热，他的坐位正好靠窗户天热加上药劲，他居然在考场上呼呼大睡，打起了呼噜。考场如战场，监考老师说他有“大将风度”。
考试结束，全家人都对他的分数不放心，还没等到发榜就提前托人从内部打听。谁知那人比较马虎，竟把分数看错了，说没上录取线。儿子听说后一言不发，屋门不出，流着泪在家里睡了三天。
没想到三天后正式传来消息，儿子榜上有名。他听到这一消息后仰天大吼了一声，双泪长流，把一旁的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那年，儿子如愿以偿地走进了他朝思暮想的青海省人民警察学校，成了一名预备警官。
警校四年，他特别用功，专心学习，苦练技能，成绩优异。他长成了一米八几的大小伙子。在毕业实习时，他初露锋芒，曾连越几幢楼房顶，救回了一名就要跳楼的精神病人，因他表现突出，被学校通报表扬。他以为警校毕业进公安顺理成章。
1999年，他警校毕业了。然而，就在他满怀憧憬即将走进公安队伍的时候，迎接他的是当头一棒。
他面对的是就业难。政法机关是热门单位，名额有限，他这个“国家包分”的人民警察学校的毕业生被挡在了公安机关门外，一度无班可上。而有些分进公安机关的却是并未上过警察学校的人。他一下子懵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当地人都曾为那个牧区的社会风气自豪过。那里虽然偏僻闭塞，“天高皇帝远”，可像内地的一些乌七八糟的腐败事情却较少见。在内地腐败成风，黑恶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人们称“真正的共产党在高原，在牧区”。儿子认为那个地方是一片净土，他对自己的就业一度非常自信。不成想……
后来几经周折，他最终有了一个饭碗，成为省城的一名公务员，虽不是他的理想，但工作应当说还算不错，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可一心想干公安的他一直也没有高兴起来，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我的那个天真活泼的儿子不见了。
有一段时间他竟然说想辞职不干了。这下把我和他的妈妈急坏了——全中国有多少人下岗，有多少大学生毕业后无业可就，理想的工作是那么好找的吗！
我不知道我千方百计地要他走出大山，认识社会、溶入社会是对还是错。
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不得不接受了现实，现实的磨练使他逐渐知道了“锅是铁铸的”他发发牢骚后，总算没敢轻易把那个工作辞掉。但他对没当上公安民警始终耿耿于怀，特别是他一遇上在公安机关上班的警校同学就情绪低落，每逢警校同学聚会他就难受好几天。我说他，你那个中专算什么？现在的社会就是竞争的社会，你只要真有本事，社会不会埋没你的。这话他好像听进去了，工作一度也相对安心了点。他从此埋头苦读，在上班的同时，扎扎实实地读完大学本科，拿到了法律本科毕业证书。
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准备的。近几年，就业制度改革后，许多热门行业都实行了公开招录，进公安也是“凡进必考”儿子终于等到了省公安厅开始公开招聘的机会，他笔试第一名，又通过严格的面试和体能测试，被录用了。不用求人承情，没花一支烟，一杯水，凭能力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多省事！
有志者事竟成！儿子终于成为一名公安战线的新兵。
(责编：徐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