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额头长了块灰色的印记,听人说用金子擦擦就能去掉。在我们顾庄,只有在县城当工人的天增家有金戒指,母亲就拉着我的手去求天增的媳妇李婶。
　　李婶将戒指从手指上捋下来,母亲小心翼翼地接过,用戒指在我的印记上不停地擦着,嘴里还哼唱着,金子金子擦擦,印记印记搬家。直到印记处被擦得火烧火燎般地痛,母亲才将戒指放在沙发扶手上,和李婶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着。
　　母亲回到家里还没做好午饭,李婶就风风火火地跑过来说:“大嫂,戒指还用不用?不用就还给我。”母亲惊愕地瞪圆了双眼,端着面瓢的手也在不停地哆嗦着,颤着声说:“我把戒指放在沙发扶手上了,你没有看到?”李婶涨红着脸说:“沙发上没有戒指。”
　　母亲将面瓢放在案板上,向外面跑去。李婶急忙跟了上去。母亲和李婶将沙发抬到院子里,将屋子角角落落找遍了,也没有见戒指的影子。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絮絮叨叨地说:“我明明将戒指放在了沙发扶手上,它没长翅膀,不会飞走啊。是鸡、狗给叼走了?”李婶冷冷地说:“这戒指是天增在大桥商店买的,60块。”
　　母亲是一步三挪回到家里的,母亲回到家里就将疲惫不堪的身子放到床上,破天荒地没做晚饭,夜里和父亲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夜。
　　天刚蒙蒙亮,母亲和父亲起了床。在他们的苦苦哀求下,大队支书同意父母在窑厂帮着干活。
　　放学后,我常常跑到窑厂看父母干活。母亲背着七八块砖或砖坯子,身子弯成一张弓。大冷的天,砭骨的北风呼呼地刮着,母亲脸上却满是细密的汗珠。在1976年的冬天,我最不忍看的就是母亲洗手了。母亲粗糙的手背上疤痕累累,皴裂的大口子里凝结着暗红的血痴,母亲洗手时常痛得脸上冒汗。
　　父母在窑厂忙活了一个冬天,终于凑够了60块钱。当母亲将血汗钱捧给李婶时,李婶双眼湿润了,“嫂子,我知道你家困难,这钱留着过年吧。”母亲笑着说:“大妹子,我不跑到县城给你买戒指了,就麻烦天增兄弟买吧。”
　　还了李婶60块钱后,深受感动的李婶求着母亲和她拜了干姐妹。李婶搬家到县城时,她还将笨重破旧的沙发送给了我们。
　　弹指间20年就过去了,我家也像全国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家里新置了真皮沙发,李婶送的旧沙发只能当劈柴烧锅做饭了。揭开沙发坐垫,撕掉破破烂烂的绒布,我看到一枚戒指羞涩地畏缩在沙发角落里。
　　听到我的惊叫声,母亲蹒跚着走过来,双手捧着戒指,禁不住老泪纵横了——她又想起了隔着一段长长岁月的1976年的冬天。
　　妻子夺过戒指,利索地戴在手上,一脸的兴奋,“好大一枚戒指,值一两千块钱,我也戴上戒指了。”
　　母亲用双手捧着妻的手说:“这戒指样式过时了,我给你买个新的。”母亲说着就从妻子手上捋下戒指。“家里才盖罢楼房,哪还有钱买戒指?”妻子的脸阴得能挤出水来。
　　夜里,我早已经睡下了,母亲将我从床上唤起来,吞吞吐吐地说:“我想和你商量件事。”我不满地嘟哝道:“什么事不能等到明天商量?”母亲小心翼翼地说:“是这样的,现在都实行火葬了,一个巴掌大的骨灰盒就能盛骨灰了,再用棺木盛骨灰盒不是浪费吗?我想把棺木卖掉。”
　　在母亲的坚持下,上好的棺木被人买走了。
　　后来,我的70多岁的老母亲进了趟县城,她将尘封了20年的戒指还给了李婶,并坚持着只要60块钱。
　　母亲还兑现诺言,给她的儿媳买了枚闪光的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