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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挂着值钱宝贝
我小时候亲眼看到，父亲有三件宝贝。这三件宝贝都挂在我家的墙上。
一件是一块瑞士英格牌的老怀表。父亲从来没有揣在怀里，却一直挂在墙上当挂钟用。那时候家里没有钟表，我们就用它来看时间。一件是一幅陆润庠的字，写的什么内容，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只是听父亲讲过，陆润庠是清朝的大学士，当过吏部尚书，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另一件是郎世宁画的狗，这个人是意大利人，跑到中国来，专门待在宫廷里画画。他画的狗是工笔画，装裱成立轴，有些旧损，画面已经起皱了，颜色也已经发暗，但狗身上的绒毛根根毕现，像真的一样，背景有树，枝叶茂密，画得很精细。
我不知道这两幅字画父亲是怎样得来的，是什么时候得来的，从字画陈旧且保存不好的样子看，再从父亲喜爱又熟悉的样子看，应该年头不短了。
我猜想，父亲并不是为附庸风雅，或真的喜欢字画，他只是喜欢两幅字画的名气。值钱，使得这兩幅字画的名气在父亲的眼睛里更形象化。在一面墙皮暗淡甚至有些脱落的墙上，挂着这样的字画，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过，这种不伦不类让父亲暗暗自得。在税务局所有20级每月拿70元工资的职员里，父亲是得意的，起码，他拥有陆润庠、郎世宁。
字画成为教育素材
墙上的这些宝贝，常常是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素材。父亲的理论就是，人生在世要有本事，不管什么本事都行。陆润庠不当官了，写一手好字，照样可以活得挺好；郎世宁画一手好画，在意大利行，跑到中国来也行。父亲常会由此拔出萝卜带出泥，由陆润庠和郎世宁说出好多名人。比如他会说，同样靠一张嘴，练出本事，陆春龄吹笛子，侯宝林说相声，都成为“雄霸一方”的能人。本事有大有小，小本事有小本事的场地，大本事有大本事的场地，就怕什么本事都没有，只有人家吃肉你喝汤了。
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另一个理论，也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那就是他常说的本事是刻苦练出来的。那时他常说的口头语，一个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一个是“吃得苦中苦，才能享得福中福”，一个是“小时候吃窝头尖，长大以后做大官”。
如果我考试得了99分，父亲就会问，你们班上有考100分的吗？我说有，父亲就会说：“那你得问问自己，为什么人家考了100分，你怎么就没考100分？一定是功夫没下到家！”
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方法，就是不厌其烦。父亲脾气很好，是个慢性子，砸姜磨蒜，一个道理，一句话，反复讲。有时候，我和弟弟都躺下睡觉了，他站在床边，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讲，一直讲到我和弟弟都睡着了，他还在讲。
弟弟不怎么爱学习，就爱踢足球，父亲不像说我一样说他，觉得说也没有用，便由着弟弟的性子，踢他的球。父亲心里有一个小九九，他觉得弟弟学习不成，我的学习不错，把我培养上大学，是他最大的希望。
再难也要留在北京
20世纪60年代，我读初中。父亲突然病了。那正是全国闹天灾人祸的时候，连年的灾荒使粮食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家又有弟弟和我两个正长身体的男孩子，粮食就更不够吃了。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买来了好多豆腐渣，开始用豆腐渣包团子吃。那东西又粗又发酸，吃一顿两顿还行，天天吃的话真有些受不了。可是父亲却天天在吃豆腐渣，中午带的饭也是这玩意儿，最后吃得浑身浮肿。单位给了一些补助，是一点儿黄豆。这点儿黄豆远远弥补不了父亲身体的严重欠缺，他开始半休。等他的身体稍稍恢复了以后，他的工作被调整了。
父亲一直没有对我们说，他是怕我们为他担心，也是怕自己的脸面不好看。直到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没骑他的那辆自行车，我才发现了问题。原来父亲把自行车推进委托行卖掉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姐姐寄来了一封很长的信。姐姐想把我接到呼和浩特她那里上学，这样家里就少了一个人的开销。姐姐想用这样的方法，帮助父亲解决一些困难。
我很想念姐姐，能够到呼和浩特去，就可以天天和姐姐在一起了；只是离开北京，到一个陌生的新学校去，我又有些担忧，况且我们学校是北京市的十大重点中学之一，姐姐帮我选择的学校是他们铁路的子弟中学，教学质量肯定不如我们学校。我拿不定主意，就看父亲最后怎么决定了。
父亲没有同意，不容置疑地回绝了姐姐的好意。对于一辈子优柔寡断的父亲而言，这是唯一一次毅然决然的决定。父亲在给姐姐的信中说，他可以解决眼下的困难，还是希望把我留在北京，以后在北京考大学，各方面的条件都会更好些。
我留在了北京。父亲继续步行从前门到西四上班。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忍痛卖掉三件宝贝
粮食依然不够吃，每月月底，父亲和母亲常常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没过多久，我发现墙上的那块英格牌的怀表没有了。又没过多久，陆润庠的字和郎世宁的狗，也都没有了。我知道，它们都被父亲卖给了委托行。那时，我妈吐血，为给我妈治病，也为治他自己的浮肿，要买一些黑市上的高价食品，父亲不得不卖掉了他仅有的三件宝贝。
我知道，父亲是希望用这样的方法，给我妈补补身体，更为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身体，希望能尽快恢复原来的工作。可是这三件宝贝没有挽救得了父亲，他的身体状况下滑得厉害，又患上了高血压。税务局让他提前退休了。那一年他57岁，离退休年龄还有三年。
退休那一天，我去税务局接父亲，顺便帮他拿一些东西。我才发现，他被调整后的工作不再是干税务，而是税务局下属的第三产业，在一个小工厂生产胶木产品。我在税务局旁边胡同里一个昏暗的车间里找到了父亲，他正系着围裙，戴着一副白线手套挑胶木做的什么电源开关。听见同事叫他的名字，他抬起头看见了我，站了起来，和同事打过招呼之后，跟我一起走出车间。
相互扶持渡过难关
那一天，我和父亲从西四一直走到前门，一路上我和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知道，父亲心里一定很痛苦，他一定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告别工作。他一定不甘心，又一定很无奈。
我一直在想，按照父亲的教育理论，他这一辈子算是有本事呢，还是没有本事？如果说没有本事，父亲是凭着初小的文化水平，靠着自己的努力，从国民政府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担当得起这一份工作的。如果说有本事，他最后却沦落到做胶木电源开关的地步。他是被身体打败的呢，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而被单位顺坡赶驴一样赶下了山？父亲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这些。
由于他的提前退休，家里的日子变得更艰难。我本想读高中将来考大学的，在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想考一所中专或师范学校，不仅可以免去学费，还能解决吃住，帮助家里减轻一点儿负担。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你弟弟不爱读书也就算了，你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绝不能因为我耽误了你！”我姐姐知道了这事后，每月寄来30元，说是补齐父亲退休前的工资，一定要我读高中，考大学。
我如愿考上了理想的高中。
我小时候亲眼看到，父亲有三件宝贝。这三件宝贝都挂在我家的墙上。
一件是一块瑞士英格牌的老怀表。父亲从来没有揣在怀里，却一直挂在墙上当挂钟用。那时候家里没有钟表，我们就用它来看时间。一件是一幅陆润庠的字，写的什么内容，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只是听父亲讲过，陆润庠是清朝的大学士，当过吏部尚书，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另一件是郎世宁画的狗，这个人是意大利人，跑到中国来，专门待在宫廷里画画。他画的狗是工笔画，装裱成立轴，有些旧损，画面已经起皱了，颜色也已经发暗，但狗身上的绒毛根根毕现，像真的一样，背景有树，枝叶茂密，画得很精细。
我不知道这两幅字画父亲是怎样得来的，是什么时候得来的，从字画陈旧且保存不好的样子看，再从父亲喜爱又熟悉的样子看，应该年头不短了。
我猜想，父亲并不是为附庸风雅，或真的喜欢字画，他只是喜欢两幅字画的名气。值钱，使得这兩幅字画的名气在父亲的眼睛里更形象化。在一面墙皮暗淡甚至有些脱落的墙上，挂着这样的字画，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不过，这种不伦不类让父亲暗暗自得。在税务局所有20级每月拿70元工资的职员里，父亲是得意的，起码，他拥有陆润庠、郎世宁。
字画成为教育素材
墙上的这些宝贝，常常是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素材。父亲的理论就是，人生在世要有本事，不管什么本事都行。陆润庠不当官了，写一手好字，照样可以活得挺好；郎世宁画一手好画，在意大利行，跑到中国来也行。父亲常会由此拔出萝卜带出泥，由陆润庠和郎世宁说出好多名人。比如他会说，同样靠一张嘴，练出本事，陆春龄吹笛子，侯宝林说相声，都成为“雄霸一方”的能人。本事有大有小，小本事有小本事的场地，大本事有大本事的场地，就怕什么本事都没有，只有人家吃肉你喝汤了。
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另一个理论，也曾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那就是他常说的本事是刻苦练出来的。那时他常说的口头语，一个是“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一个是“吃得苦中苦，才能享得福中福”，一个是“小时候吃窝头尖，长大以后做大官”。
如果我考试得了99分，父亲就会问，你们班上有考100分的吗？我说有，父亲就会说：“那你得问问自己，为什么人家考了100分，你怎么就没考100分？一定是功夫没下到家！”
父亲教育我和弟弟的方法，就是不厌其烦。父亲脾气很好，是个慢性子，砸姜磨蒜，一个道理，一句话，反复讲。有时候，我和弟弟都躺下睡觉了，他站在床边，还在一遍又一遍地讲，一直讲到我和弟弟都睡着了，他还在讲。
弟弟不怎么爱学习，就爱踢足球，父亲不像说我一样说他，觉得说也没有用，便由着弟弟的性子，踢他的球。父亲心里有一个小九九，他觉得弟弟学习不成，我的学习不错，把我培养上大学，是他最大的希望。
再难也要留在北京
20世纪60年代，我读初中。父亲突然病了。那正是全国闹天灾人祸的时候，连年的灾荒使粮食一下子紧张起来。我家又有弟弟和我两个正长身体的男孩子，粮食就更不够吃了。有一天，父亲不知从哪里买来了好多豆腐渣，开始用豆腐渣包团子吃。那东西又粗又发酸，吃一顿两顿还行，天天吃的话真有些受不了。可是父亲却天天在吃豆腐渣，中午带的饭也是这玩意儿，最后吃得浑身浮肿。单位给了一些补助，是一点儿黄豆。这点儿黄豆远远弥补不了父亲身体的严重欠缺，他开始半休。等他的身体稍稍恢复了以后，他的工作被调整了。
父亲一直没有对我们说，他是怕我们为他担心，也是怕自己的脸面不好看。直到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没骑他的那辆自行车，我才发现了问题。原来父亲把自行车推进委托行卖掉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姐姐寄来了一封很长的信。姐姐想把我接到呼和浩特她那里上学，这样家里就少了一个人的开销。姐姐想用这样的方法，帮助父亲解决一些困难。
我很想念姐姐，能够到呼和浩特去，就可以天天和姐姐在一起了；只是离开北京，到一个陌生的新学校去，我又有些担忧，况且我们学校是北京市的十大重点中学之一，姐姐帮我选择的学校是他们铁路的子弟中学，教学质量肯定不如我们学校。我拿不定主意，就看父亲最后怎么决定了。
父亲没有同意，不容置疑地回绝了姐姐的好意。对于一辈子优柔寡断的父亲而言，这是唯一一次毅然决然的决定。父亲在给姐姐的信中说，他可以解决眼下的困难，还是希望把我留在北京，以后在北京考大学，各方面的条件都会更好些。
我留在了北京。父亲继续步行从前门到西四上班。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忍痛卖掉三件宝贝
粮食依然不够吃，每月月底，父亲和母亲常常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没过多久，我发现墙上的那块英格牌的怀表没有了。又没过多久，陆润庠的字和郎世宁的狗，也都没有了。我知道，它们都被父亲卖给了委托行。那时，我妈吐血，为给我妈治病，也为治他自己的浮肿，要买一些黑市上的高价食品，父亲不得不卖掉了他仅有的三件宝贝。
我知道，父亲是希望用这样的方法，给我妈补补身体，更为挽救自己江河日下的身体，希望能尽快恢复原来的工作。可是这三件宝贝没有挽救得了父亲，他的身体状况下滑得厉害，又患上了高血压。税务局让他提前退休了。那一年他57岁，离退休年龄还有三年。
退休那一天，我去税务局接父亲，顺便帮他拿一些东西。我才发现，他被调整后的工作不再是干税务，而是税务局下属的第三产业，在一个小工厂生产胶木产品。我在税务局旁边胡同里一个昏暗的车间里找到了父亲，他正系着围裙，戴着一副白线手套挑胶木做的什么电源开关。听见同事叫他的名字，他抬起头看见了我，站了起来，和同事打过招呼之后，跟我一起走出车间。
相互扶持渡过难关
那一天，我和父亲从西四一直走到前门，一路上我和父亲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知道，父亲心里一定很痛苦，他一定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告别工作。他一定不甘心，又一定很无奈。
我一直在想，按照父亲的教育理论，他这一辈子算是有本事呢，还是没有本事？如果说没有本事，父亲是凭着初小的文化水平，靠着自己的努力，从国民政府到新中国成立，一直是担当得起这一份工作的。如果说有本事，他最后却沦落到做胶木电源开关的地步。他是被身体打败的呢，还是由于身体的原因而被单位顺坡赶驴一样赶下了山？父亲从来没有和我谈论过这些。
由于他的提前退休，家里的日子变得更艰难。我本想读高中将来考大学的，在初中即将毕业的时候，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想考一所中专或师范学校，不仅可以免去学费，还能解决吃住，帮助家里减轻一点儿负担。父亲坚决不同意，说：“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上大学。你弟弟不爱读书也就算了，你学习成绩一直不错，绝不能因为我耽误了你！”我姐姐知道了这事后，每月寄来30元，说是补齐父亲退休前的工资，一定要我读高中，考大学。
我如愿考上了理想的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