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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前，中国“三农”问题突出：农村萧条落后，生态恶化；农业基础薄弱，生产率低；农民食不饱腹，生活贫困。穷则思变，人民群众冒着重大的风险寻找改革之路。其中，小岗村“大包干”的秘密行动成为撬动中国改革的一个支点，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之火，拉开了中国全面改革的大幕。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群众路线，相信和尊重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创造精神，中央以及地方一些领导对小岗村的大胆创造给予了保护和肯定，使得由小岗村开启的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其历史经验值得借鉴。
[关键词]人民群众；改革；小岗村；大包干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5-0043-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巨力，他们在基层进行的诸多改革实践的成果最终变为国家政策并获得推广，农村土地经营的历史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例。
一、改革开放前的“三农”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全国逐渐推行的人民公社体制弊端逐渐显现：强迫命令、瞎指挥风盛行。由于实行按人头计工分的“大锅饭”分配制度，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文革”开始后，“左”的思想影响越来越大，各地农村“大批促大干”，收回农民自留地，取消农民的家庭副业，禁止乡村集市贸易等。僵化的体制加上极左浪潮的冲击，“三农”问题十分严重。
（一）农村萧条落后，生态恶化。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只注重粮食生产，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受到限制。一些地方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进行大批大砍，限制养鸡、养鸭、养猪等家庭副业，规定“鸡头、鸭头不得超过人头”，还关闭集贸市场，限制农民赶集，农村商业也呈现萧条景象。这样就使得农村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许多地方的农村呈现出一片萧条落后的景象。另外，由于实行“以粮为纲”，只注重多产粮食，许多地方提出“向山要粮，向海要田”的口号，山区毁林开荒，围湖围海造田，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据统计，到1978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
（二）农业基础薄弱，生产率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快速增加和工业化快速推进，但是农业的发展赶不上需求，导致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以粮食为例，1960年我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到1978年共净进口粮食5877万吨，年均净进口309万吨。[1]即使不断进口粮食，全国人均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占有量依然不进反退。以农业大省安徽为例，1955年人均占有粮食360公斤，到1977年则只有324公斤；1955年人均占有油料8.5公斤，到1977年则只有5.1公斤。此外，由于实行工业优先战略，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业扩大再生产一直受到遏制，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70%下降到1978年的25.6%，[2]1952—1978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说：“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
（三）农民食不饱腹，生活贫困。农业生产率低，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获就少，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生活贫困。1978年，农民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全国农村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占乡村人口的30%以上。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57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与1957年相比仅增加了60.62元，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9%。[3]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就十分痛心地指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4]
二、小岗村“大包干”撬动了中国改革
农业、农村成了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正如1998年江泽民在安徽农村考察时说：“改革从农村开始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的困境决定的。当时有二亿五千万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5]中央层面在思考中国的改革时，底层的人民群众已经从农村开启了中国改革的阀门。
（一）小岗村民的破釜沉舟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之火。小岗村所在的安徽凤阳县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是有名的“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生活靠贷款”的“三靠县”。[6]小岗村的贫困由来已久，土改时全村没有一户被划为地主富农，只有一户是下中农，其余都是清一色的贫雇农。1960年，小岗这个只有100多人的小村庄，70多人被迫外出讨生活。1966—1978年，总计156个月里，小岗村有87个月靠救济度过。总计吃救济粮11.4万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1/3；花去救济款1.5万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1/10。[7]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小岗村民一到秋冬时节都需外出乞讨，这也成为了多年惯例。他们也先后试行过多种办法，但都无法解决温饱问题。
要么继续过往，食不饱腹；要么冒点风险，做点改变。197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生产队队长、副队长召集全队18户户主（2户单身汉外出）开会探讨解决办法。经过激烈讨论后大家达成共识，决定突破政策限制，分田单干。大家约定：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能成，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应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之后大家在约定上摁上鮮红的手印。小岗村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破釜沉舟，开启了农村改革之路。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穷则思变”这句话。愈是贫穷的地区，平均主义、“大锅饭”和干部多吃多占等问题愈是突出，农民要求摆脱旧体制的愿望也就愈强烈，[8]于是，他们成为了撬动农村改革急切而有力的推手。 （二）小岗村的“大包干”在批评争论中杀出了一条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草案）》虽然开始纠正之前的一些错误，但还是坚持“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小岗村的“大包干”明显是违反条例精神的。所以，小岗村“大包干”的秘密行动最初就受到来自公社书记的阻力。公社书记在知道具体情况后曾给予怒斥并下令：稻种、贷款和化肥，凡是共产党给的，小岗村不能享受！“单干”问题，查清后严肃处理。然而，小岗村民宁愿受罚也不愿意继续走原先的老路。1979年4月，县委书记得知情况后视察小岗村，他在了解了小岗村的实际情况后对公社领导说：“他们已经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9]地委对小岗村生产队进行调查和剖析后，批准他们继续试验，再干三年。当有人指责小岗生产队是开倒车时，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多打粮，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10]小岗村民寻找“出路”的行动在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乃至省委书记顶住压力的保护下得以继续，他们也因为自己的坚定尝到了改革的甜头。1979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由22元猛增到400元，全队粮食产量达13.2万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自1956年起23年未向国家交一粒粮还年年吃返销粮的小岗人，一下子向国家交售粮食2.5万斤。
然而，当时全国类似小岗村搞分田单干的农村很多，社会上对这种行为的争论也很激烈。1979年3月中旬，国家农委在京召开有7个省代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不同地区的干部对包产包干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就在这时，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刊载了署名甘肃读者张浩的来信，信中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随便改变危害很大。《人民日报》刊发了这封来信并在编者按语中强调“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应“坚决纠正”已经出现的“错误做法”。这样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加上口气强硬的编者按语，竟在全国广大农村引起思想混乱，有些地方甚至有点惊慌失措，从而掀起了一阵全国性的“纠偏风”。
安徽由于农村改革走在全国前面，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大。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不少乡村、路口、岗坡、田头，醒目地刷出了“坚决抵制单干风”“坚决反对复辟倒退”“坚决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流毒！”等大标语，个别省的省报就此发表社论，甚至准备了十几个版面、十几篇评论，准备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打排炮”。[11]安徽农村的一些基层干部受此影响开始反对农民实行包产包干，然而农民又不愿意退回去走老路，许多地方出现了干部与农民“顶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主政安徽的万里顶住压力，要求全省各地不管实行何种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力量搞春耕，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语就打退堂鼓。他还利用进京出席会议的时机，争取高层对安徽包产包干的支持。他找到陈云，告之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了包产到户，问怎么办，陈云答复：我双手赞成。万里又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虽然中央在公开的决策中没有明确可以搞“大包干”，但是小岗村的变化有目共睹，改革带来的实惠也是实实在在。到了1980年，全国搞“大包干”的地方越来越多，逐渐由暗到明，出现难以遏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高层逐渐认可了农民的改革行动，中央农村政策的转变已成必然之势。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针对农村政策问题就鲜明地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2]
邓小平正式表态后，各方对于相关问题的争论逐渐减弱，中央的农村政策也获得了新突破。1980年9月，中央召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并印发全党。纪要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13]中央开始承认像小岗村等少数地区实行的“大包干”的合法性。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正式批转了1981年10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4]至此，“大包干”正式有了合法身份。这样，小岗村式的改革就在批评争论中突出重围，杀出了一条改变贫穷之路。
（三）小岗村“大包干”的一声惊雷拉开中国全面改革的大幕。1980年9月，中央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包干”松绑，承认了其合法性后，全国“大包干”队伍开始壮大。1981年年初，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大致为75.6万个，到了1981年夏就达到了161.28万个，已经超过规定比例，为总数之32%。1982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正式给“大包干”报上了“户口”，明确“大包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因而“大包干”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到1983年全国“大包干”的生产队达到了95%以上。1983年以后，以“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向农村非种植领域扩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迅速推广，工、商、建筑、运输等非农产业也迅猛发展。小岗村民“大包干”的“星星之火”成为了全国农村改革的“燎原之火”。
农村改革的迅速推进，推动了城市改革的进一步展开。城市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效率逐步增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隨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和人们对推进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 因此，可以说正是小岗村“大包干”撬动了整个中国的改革事业。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村时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
三、历史的启示
由农村开启并推动城市乃至各领域的改革开放事业，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依然能从中获得激励和启示。
（一）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农村改革不仅要求农民的思想解放，突破僵化的制度制約，也要求党政干部的思想解放。当初农民冲破禁区，进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实践，不少干部对这一新事物持怀疑观望的态度，甚至抵制、反对、压制。这表明，当时一些领导干部思想还没有解放，工作没有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旧被束缚于陈旧的思维中。邓小平曾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中央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得中央农村政策逐渐放宽，各地农村的改革才得以继续。总之，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改革的事业才能顺利推进。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进入关键时期，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才能找准改革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才能增强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
（二）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创造精神。农业“大包干”是小岗村民冒着巨大的风险创造出来的，它从诞生、发展到壮大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精神和首创精神。在“大包干”破土而出遇到阻力时，县、地、省级领导尊重了群众的实践，肯定了他们的创造，使得它茁壮成长并推广到全国。所以，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5]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层次并触动各种利益的革命。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事业上来，使人民群众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而不是被动承受者、旁观者，才能从根本上破解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正所谓“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16]，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保持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不断向纵深推进。
（三）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小岗村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推行“大包干”，之后全国各地群众纷纷效仿，使得“大包干”风靡全国，这是因为“大包干”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实惠，维护了他们的利益。四十年的改革历史证明，凡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措施、方案、计划，都能顺利推进，取得效果，凡是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都会被人民群众所唾弃、所抵制，也会被历史所淘汰。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换言之，要推进改革，党必须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维护群众利益，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参考文献
[1][2]郑有贵，李成贵主编.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3.6.
[3][10]杜润生主编.中国农村改革决策纪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217.209.
[4]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6.
[5]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8.
[6]胡成功主编.凤阳改革十年[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5.
[7]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13.
[8]萧冬连.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661.
[9]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徽农村改革[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132
[11]吴象.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步——读《万里文选》关于安徽农村改革部分[J].中共党史研究，1996（3）.
[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
[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74.
[1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64-365.
[1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16]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学习中心组.全面深化改革要走好群众路线[N].广西日报，2014-03-25.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沈 洁
[关键词]人民群众；改革；小岗村；大包干
[中图分类号] D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8）05-0043-0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人民群众始终是推动中国改革的巨力，他们在基层进行的诸多改革实践的成果最终变为国家政策并获得推广，农村土地经营的历史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例。
一、改革开放前的“三农”问题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全国逐渐推行的人民公社体制弊端逐渐显现：强迫命令、瞎指挥风盛行。由于实行按人头计工分的“大锅饭”分配制度，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生产积极性普遍不高。“文革”开始后，“左”的思想影响越来越大，各地农村“大批促大干”，收回农民自留地，取消农民的家庭副业，禁止乡村集市贸易等。僵化的体制加上极左浪潮的冲击，“三农”问题十分严重。
（一）农村萧条落后，生态恶化。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只注重粮食生产，副业生产和多种经营受到限制。一些地方把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进行大批大砍，限制养鸡、养鸭、养猪等家庭副业，规定“鸡头、鸭头不得超过人头”，还关闭集贸市场，限制农民赶集，农村商业也呈现萧条景象。这样就使得农村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许多地方的农村呈现出一片萧条落后的景象。另外，由于实行“以粮为纲”，只注重多产粮食，许多地方提出“向山要粮，向海要田”的口号，山区毁林开荒，围湖围海造田，造成严重水土流失，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据统计，到1978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
（二）农业基础薄弱，生产率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快速增加和工业化快速推进，但是农业的发展赶不上需求，导致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以粮食为例，1960年我国成为粮食净进口国，到1978年共净进口粮食5877万吨，年均净进口309万吨。[1]即使不断进口粮食，全国人均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占有量依然不进反退。以农业大省安徽为例，1955年人均占有粮食360公斤，到1977年则只有324公斤；1955年人均占有油料8.5公斤，到1977年则只有5.1公斤。此外，由于实行工业优先战略，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农业扩大再生产一直受到遏制，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70%下降到1978年的25.6%，[2]1952—1978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说：“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因为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些年受了严重的破坏，目前就整体来说还十分薄弱。”
（三）农民食不饱腹，生活贫困。农业生产率低，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获就少，许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生活贫困。1978年，农民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全国农村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占乡村人口的30%以上。全国农民人均年度纯收入仅有133.57元，其中90%以上为实物，货币收入不足10%，与1957年相比仅增加了60.62元，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9%。[3]1978年12月10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时就十分痛心地指出：“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讨饭的，怎么行呢？要放松一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4]
二、小岗村“大包干”撬动了中国改革
农业、农村成了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正如1998年江泽民在安徽农村考察时说：“改革从农村开始不是偶然的，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当时农村的困境决定的。当时有二亿五千万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5]中央层面在思考中国的改革时，底层的人民群众已经从农村开启了中国改革的阀门。
（一）小岗村民的破釜沉舟点燃了中国农村改革之火。小岗村所在的安徽凤阳县在改革开放之前就是有名的“吃粮靠回销、花钱靠救济、生活靠贷款”的“三靠县”。[6]小岗村的贫困由来已久，土改时全村没有一户被划为地主富农，只有一户是下中农，其余都是清一色的贫雇农。1960年，小岗这个只有100多人的小村庄，70多人被迫外出讨生活。1966—1978年，总计156个月里，小岗村有87个月靠救济度过。总计吃救济粮11.4万公斤，比他们自己生产的粮食多出1/3；花去救济款1.5万元，比他们自己挣的钱多出1/10。[7]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小岗村民一到秋冬时节都需外出乞讨，这也成为了多年惯例。他们也先后试行过多种办法，但都无法解决温饱问题。
要么继续过往，食不饱腹；要么冒点风险，做点改变。1978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生产队队长、副队长召集全队18户户主（2户单身汉外出）开会探讨解决办法。经过激烈讨论后大家达成共识，决定突破政策限制，分田单干。大家约定：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能成，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应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之后大家在约定上摁上鮮红的手印。小岗村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破釜沉舟，开启了农村改革之路。这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穷则思变”这句话。愈是贫穷的地区，平均主义、“大锅饭”和干部多吃多占等问题愈是突出，农民要求摆脱旧体制的愿望也就愈强烈，[8]于是，他们成为了撬动农村改革急切而有力的推手。 （二）小岗村的“大包干”在批评争论中杀出了一条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实行草案）》虽然开始纠正之前的一些错误，但还是坚持“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小岗村的“大包干”明显是违反条例精神的。所以，小岗村“大包干”的秘密行动最初就受到来自公社书记的阻力。公社书记在知道具体情况后曾给予怒斥并下令：稻种、贷款和化肥，凡是共产党给的，小岗村不能享受！“单干”问题，查清后严肃处理。然而，小岗村民宁愿受罚也不愿意继续走原先的老路。1979年4月，县委书记得知情况后视察小岗村，他在了解了小岗村的实际情况后对公社领导说：“他们已经穷‘灰’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最多也莫过于多收点粮食，解决吃饭问题。”[9]地委对小岗村生产队进行调查和剖析后，批准他们继续试验，再干三年。当有人指责小岗生产队是开倒车时，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地委批准你们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只要能多打粮，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10]小岗村民寻找“出路”的行动在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乃至省委书记顶住压力的保护下得以继续，他们也因为自己的坚定尝到了改革的甜头。1979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由22元猛增到400元，全队粮食产量达13.2万斤，相当于1966—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自1956年起23年未向国家交一粒粮还年年吃返销粮的小岗人，一下子向国家交售粮食2.5万斤。
然而，当时全国类似小岗村搞分田单干的农村很多，社会上对这种行为的争论也很激烈。1979年3月中旬，国家农委在京召开有7个省代表参加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不同地区的干部对包产包干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就在这时，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刊载了署名甘肃读者张浩的来信，信中说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实际情况，随便改变危害很大。《人民日报》刊发了这封来信并在编者按语中强调“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应“坚决纠正”已经出现的“错误做法”。这样一封普通的读者来信，加上口气强硬的编者按语，竟在全国广大农村引起思想混乱，有些地方甚至有点惊慌失措，从而掀起了一阵全国性的“纠偏风”。
安徽由于农村改革走在全国前面，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大。在安徽与江苏交界的不少乡村、路口、岗坡、田头，醒目地刷出了“坚决抵制单干风”“坚决反对复辟倒退”“坚决批‘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流毒！”等大标语，个别省的省报就此发表社论，甚至准备了十几个版面、十几篇评论，准备对安徽的“包产到户”“打排炮”。[11]安徽农村的一些基层干部受此影响开始反对农民实行包产包干，然而农民又不愿意退回去走老路，许多地方出现了干部与农民“顶牛”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主政安徽的万里顶住压力，要求全省各地不管实行何种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力量搞春耕，决不能读了一封读者来信和编者按语就打退堂鼓。他还利用进京出席会议的时机，争取高层对安徽包产包干的支持。他找到陈云，告之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了包产到户，问怎么办，陈云答复：我双手赞成。万里又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
虽然中央在公开的决策中没有明确可以搞“大包干”，但是小岗村的变化有目共睹，改革带来的实惠也是实实在在。到了1980年，全国搞“大包干”的地方越来越多，逐渐由暗到明，出现难以遏制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高层逐渐认可了农民的改革行动，中央农村政策的转变已成必然之势。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针对农村政策问题就鲜明地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2]
邓小平正式表态后，各方对于相关问题的争论逐渐减弱，中央的农村政策也获得了新突破。1980年9月，中央召集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并印发全党。纪要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13]中央开始承认像小岗村等少数地区实行的“大包干”的合法性。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正式批转了1981年10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干到户这种形式……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4]至此，“大包干”正式有了合法身份。这样，小岗村式的改革就在批评争论中突出重围，杀出了一条改变贫穷之路。
（三）小岗村“大包干”的一声惊雷拉开中国全面改革的大幕。1980年9月，中央在一定程度上给“大包干”松绑，承认了其合法性后，全国“大包干”队伍开始壮大。1981年年初，实行“大包干”的生产队大致为75.6万个，到了1981年夏就达到了161.28万个，已经超过规定比例，为总数之32%。1982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正式给“大包干”报上了“户口”，明确“大包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生产责任制，因而“大包干”迅速在全国普及开来，到1983年全国“大包干”的生产队达到了95%以上。1983年以后，以“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向农村非种植领域扩展，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迅速推广，工、商、建筑、运输等非农产业也迅猛发展。小岗村民“大包干”的“星星之火”成为了全国农村改革的“燎原之火”。
农村改革的迅速推进，推动了城市改革的进一步展开。城市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重点，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企业效率逐步增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隨着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和人们对推进改革的共识逐步形成，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按照“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 因此，可以说正是小岗村“大包干”撬动了整个中国的改革事业。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小岗村时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
三、历史的启示
由农村开启并推动城市乃至各领域的改革开放事业，在中国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依然能从中获得激励和启示。
（一）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农村改革不仅要求农民的思想解放，突破僵化的制度制約，也要求党政干部的思想解放。当初农民冲破禁区，进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实践，不少干部对这一新事物持怀疑观望的态度，甚至抵制、反对、压制。这表明，当时一些领导干部思想还没有解放，工作没有从农村和农民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旧被束缚于陈旧的思维中。邓小平曾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中央提出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得中央农村政策逐渐放宽，各地农村的改革才得以继续。总之，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做到实事求是，改革的事业才能顺利推进。当前，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进入关键时期，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看清各种利益固化的症结，才能找准改革突破的方向和着力点，才能增强改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才能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
（二）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创造精神。农业“大包干”是小岗村民冒着巨大的风险创造出来的，它从诞生、发展到壮大都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精神和首创精神。在“大包干”破土而出遇到阻力时，县、地、省级领导尊重了群众的实践，肯定了他们的创造，使得它茁壮成长并推广到全国。所以，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5]当前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层次并触动各种利益的革命。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实践，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改革事业上来，使人民群众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而不是被动承受者、旁观者，才能从根本上破解改革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正所谓“群之所为事无不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16]，只有这样，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才能保持蓬勃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不断向纵深推进。
（三）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小岗村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推行“大包干”，之后全国各地群众纷纷效仿，使得“大包干”风靡全国，这是因为“大包干”解决了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实惠，维护了他们的利益。四十年的改革历史证明，凡是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改革措施、方案、计划，都能顺利推进，取得效果，凡是不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都会被人民群众所唾弃、所抵制，也会被历史所淘汰。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最重要的是要从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入手，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努力让人民群众享受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换言之，要推进改革，党必须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维护群众利益，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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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学习中心组.全面深化改革要走好群众路线[N].广西日报，2014-03-25.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沈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