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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热书”，就是畅销书。那么，什么是畅销书呢？在一个时代，或者说时问段，非常受欢迎的书，就是畅销书。“畅销书”f Bestseller）-词最初起源于美国。畅销书的特点是符合当时人的阅读口味，畅销书不一定就是好书，但也有可能成为名著，这就要看它的实际价值是否经得起时问的考验了。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却不是指精英主义立场，而是指同质性程度相当高的群体的趣味、观念和生活方式。所以，在奥尔特加那里，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跟风、顺从、乃至盲从，同质性是其核心特征。由同质性派生的还有通俗性甚至庸俗性等等带有相当程度贬义色彩的界定。显而易见，这里的大众文化及其价值诉求，特指大众的积极无意识反映，与同质性及其派生的通俗性、庸俗性等贬义界定关系不大。也就是说，不是罗森贝格所认为的大众文化就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30多年时问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问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
这里之所以以几部文学“热书”，来观察当前大众文化价值诉求，是因为某种程度来看，这些书的确是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反映，表征了大众对于目前社会的基本共识，体现了大众对几部书不约而同所表达出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当然也就可以看作是某种文化事件或思想期许了。
二
热点读物不全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文学作品更是如此，弄不好越是热点的越会很流俗。有进一步研究价值的热点读物，特别是文学作品，形象之外、情节之外、故事之外和作家的叙事态度之外，必然蕴藉着深长的思想意味和尖锐的现实观照意味，其深刻性和反讽性不是一般社会经济学论著所擅长的数字统计所能匹敌。所以，能够进一步探讨和深究的文学热书，必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能从个人故事追究到时代故事；二是能深挖个人遭遇的诸种原因但又不止于个人心灵遭遇；三是能于情节的起承转合中概括一代人或一个阶段的社会现实。这个角度，这里提到的几部文学热书，它们一经出版或发表，其热度是在跨学科、超越年龄界限的读者之问弥漫的，而不是停留在其所属的学科范围的固定读者群甚至一定方向的媒体的炒作，显而易见，他们具备以上特点，也就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书。
2010年，河南籍青年作家梁鸿所写“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2013年冉次撰写并出版其姊妹篇《出梁庄记》，先是在文学界发热，进而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后来“梁庄”干脆成了网上网下的一个关键词条；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2013年第2期《十月》一经发表，讨论的声音同样被传到了方方面面，先是媒体，冉是文学评论界，最后也是网上网下，甚至波及到思想界；季栋梁长篇小说《上庄记》从2014年出版至今成为一个阅读热，据说已经再版5次，获各种奖项不下七八个，更有甚者被某些行业指定为必读之书，显而易见，《上庄记》热也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当然，在这个阅读行列里，路遥的长篇三部曲《平凡的世界》，始终伴随其中，虽然好像是所谓的“励志”在起作用，难道真是“励志”吗？
在这样一个基本阅读选择中，实际表征的并非近年来的文学读物就这么几种，而是人们何以非得选择这些文学表达的问题。综合来说，这些文学叙述的确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都不约而同把视角内置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内部，并且不是单讲农村社会内部某一个体心灵的遭遇，而是以农村社会内部为背景，以农民或者说底层者、弱势者为群体——至少看作一个阶层的命运遭际来讲述。梁庄在中国改革大潮中何去何从；涂自强非常努力也很注重理想追求，但结果还是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失败而告终；上庄在生态移民中问题丛生，最棘手的显然不单单是教育问题，更包括那些可能永远无条件城镇化的农村在整个城镇化中如何处置的问题等等。其中的悲情、悲剧、悲哀，实际上一度被幸福故事、快乐叙述和“好心态”的处世哲学所遮蔽。以此层面冉来审视一系列思想文化问题，我个人觉得，它们的“热”意味着人文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大众，对理性的回归、对讲道理的热爱和对基本良知的呼唤——当幸福叙事、快乐故事和“好心态”哲学弥漫之时，这些人性基本东西其实是被忽略甚至有意回避的，尽管它们或许一直未走远，也并没有彻底消失。
三
至少有三点启示，需要重点强调。
首先，文学能为说到底是对世界真相的独到感知本领。《上庄记》中对西北偏远农村世界现状的感知，严格说，早已出现在众多社会学和经济学调研报告中了，只不过，那些致力于城镇化建设的方法和措施，其结构体例的确没有把农村内部人的命运和遭际纳入进去。而季栋梁的发现和感知，正好指向了不能或永远无条件城镇化的农村社会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他的这个感知和发现，正与年前两会当中个别代表委员的描述有深层的一致性，即“什么时候中国人办事不求人了”，“什么时候中国的青年人不感到迷茫无助了”，就说明中国真的进步了一小步。西北农村既弥漫着凡办事都一定得求人的惯例，同时，不要说青年人无助迷茫，就连“空巢”的老人和学龄孩子，照样被无处不在的焦虑所裹挟。这些问题当然并非《上庄记》首次叙述，只不过它们一度被成批统计数据所淹没所遮蔽，经常隐没在数据后面罢了。没有切身体验和感知，数据就只是一个中性的媒介，它不会深入到人的命运皱褶里去，也就不可能看到数据背后的真相。 其次，文学价值之所以备受关注，不是文学好玩，是文学能于众多价值中发现核心价值。对于目前中国的农村社会，我们一般有个二元思维在应付。什么城乡对立、价值失衡、自我迷失、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目前的重要社会问题和价值问题，可惜的是，这些问题在一般的文学表达和社会学调查中，都是通过层层分解的方法提出来的，即是最终以个体问题的名义提交的。如此一来，核心问题、核心价值实际上一直处于被消解的境地。《上庄记》里提出的核心问题和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农民作为农村社会主体性的问题。种地、收割、上学、致富、造屋、办事乃至谋求发展等等，能否由农民做主呢？在我们的一些宏大规划中，答案好像是否定的。而这些能做主却偏偏做不了主的大小事情，实际成了农村世界及农民本人日复一日变得颓唐、无助、迷茫的根本原凶。他们无法确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也无法确切地体验到几乎所有惠民、富民政策的实惠。一句话，非但如此，他们还要继续为本来正常的开支，譬如凶基本的医疗、教育、住房的不公平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乃至于花尽半生或一辈子所积攒全部积蓄。毫无含糊，包括《上庄记》在内，《平凡的世界》《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等，它们不约而同，几乎都通过文学的发现眼光，于众多问题和价值中，发现并叙述出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问题，和急需的核心价值。
目前前沿社会经济学者，诸如黄宗智提…来的“非正规经济”及其劳动者的问题，孙立平的所谓社会“断裂”、“失衡”、“博弈”的判断，李强主张的“三元社会结构”，以及贺雪峰倡导特别是偏远农村有必要保留“小农经济”的建议等等，其实从思想理论的层面已经论述清楚了，而这些文学热书说到底，不过是在共识前提下对农村社会主体农民、农民工遭遇的深一层命运化叙述。从作家的根本意图讲，不也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吗？其实，同样作为人文叙事，作为价值表达，文学和其他学科究其实质而言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农村社会所急需的核心价值，即某种因政策走样、变形，导致一刀切、漏洞百…，甚至留有死角致使社会普遍弥漫着不公平现象的原因。
三是通过个人故事的普遍化，讲述了一时代突出的阶层故事、民族故事和中国故事。人们热读这一类型的作品，其实眷顾和热爱的并非走不出第三个读者（第一个喜欢的是作者自己，第二个喜欢并首肯的是该作品的编辑，第三个才是作者经验之外的读者）的那些作品，而是深切触及作为地域共同体、语言共同体、信仰共同体和经验共同体、文化认同共同体的一般读者，他们在文本中产生了共鸣、达成了共识的内容，实乃与自身经历、体验、经验和感知相似的东西。正因相似，说明内容所告知的，叙事所显示的和思想所触及到的，是一个普遍性而异常尖锐的现象。对共同现象的持续思索，特别是集体无意识思考，表明该现象或问题，已经是或至少是此时此刻中国某一阶层的普遍关切，围绕其中的才是具体道德伦理问题、价值期许问题和文化认同问题。如此来看，如果没上升到这个高度，不管何样读物，要成为全民阅读热，那肯定是难上加难。
四
正是在这个层面，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书或作品，正需要有个正确导向，引导那些被动卷入其中的读者正确理解其内在意图，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这些书的热，很可能被被动卷入者当做时髦读物来看待，或者当做某种流行的心灵鸡汤来消费。比如我们可以猜想，因为《平凡的世界》中的确写了几对农村男青年恋爱悲剧，是不是会被“高富帅”或“高大上”改造了思维的读者读解成，只有“高富帅”和“高大上”的男青年，才能在爱情上所向披靡、到处攻城略地呢？比如两部“梁庄”的书确实也写了中原村落文化失落的遗憾，是不是会被“传统文化”或“国学”热热昏了头的读者读成单纯的传统文化就是好来就是好呢？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也有足够篇幅写了涂自强的内在性想法，是不是被无法苏醒的读者读成“做梦”就是理想呢？还比如《上庄记》语言也实在诙谐幽默充满乡间俚俗谚语成分，是不是会被自我感觉良好者读成他们眼里农村事及农村人就是那么段子化、小品化呢？答案是肯定的。
现在请看看这些作品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比如《平凡的世界》，孙氏兄弟为生存本能所驱赶的奋力拼搏，就不宜放大为“励志故事”，否则会曲解作家路遥的真正意图。路遥所希望的仅仅是孙氏兄弟赖以生存生活的环境能有个好的社会机制支持罢了。《上庄记》有些读者可能会读成诗意乡村的挽歌，总愿意在搞笑诙谐的语言中逗留而至于把“上庄”世界看做一个小品一般的娱乐对象，如此做，季栋梁的意图和苦苦思索不但被消解了，还可能被严重披上文化传统主义的审美外衣，思索于是终止于哈哈一笑。同理，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如果只无止无休地埋怨那个总是碰壁总是失败总是办事不顺的倒霉蛋涂自强，那么，方方想要通过涂自强个人悲伤出示的涂自强所跻身的这一阶层的集体悲剧和实际社会现实遭遇，就不可能被正视，社会的不公将何以得到批判和改善呢？读《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更是如此，思维不能老停留在乡村诗意不诗意，谁怎么没有富起来，谁又怎么如此窝囊等低层次水平。真正需要追问的是，造成形形色色底层群体如此命运的社会机制根源在哪里的问题，因为这些作品中的几乎每一个成员，都生活得比我们更艰辛、更努力。
如此等等吧，如果不在这样一个基本语境来看待这些作品的“热”，如果不在近乎集体无意识的大众阅读选择中，来理解这些作品的关注点，无疑的，我们可能就是在消费这些印刷品，而不是思索这些作品所郑重显示的时代思想诉求。
“热书”，就是畅销书。那么，什么是畅销书呢？在一个时代，或者说时问段，非常受欢迎的书，就是畅销书。“畅销书”f Bestseller）-词最初起源于美国。畅销书的特点是符合当时人的阅读口味，畅销书不一定就是好书，但也有可能成为名著，这就要看它的实际价值是否经得起时问的考验了。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却不是指精英主义立场，而是指同质性程度相当高的群体的趣味、观念和生活方式。所以，在奥尔特加那里，大众文化实际上就是跟风、顺从、乃至盲从，同质性是其核心特征。由同质性派生的还有通俗性甚至庸俗性等等带有相当程度贬义色彩的界定。显而易见，这里的大众文化及其价值诉求，特指大众的积极无意识反映，与同质性及其派生的通俗性、庸俗性等贬义界定关系不大。也就是说，不是罗森贝格所认为的大众文化就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30多年时问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文化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它是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是当代大众大规模地共同参与的当代社会文化公共空问或公共领域，是有史以来人类广泛参与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化事件。
这里之所以以几部文学“热书”，来观察当前大众文化价值诉求，是因为某种程度来看，这些书的确是大众的集体无意识反映，表征了大众对于目前社会的基本共识，体现了大众对几部书不约而同所表达出的价值取向的认同，当然也就可以看作是某种文化事件或思想期许了。
二
热点读物不全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文学作品更是如此，弄不好越是热点的越会很流俗。有进一步研究价值的热点读物，特别是文学作品，形象之外、情节之外、故事之外和作家的叙事态度之外，必然蕴藉着深长的思想意味和尖锐的现实观照意味，其深刻性和反讽性不是一般社会经济学论著所擅长的数字统计所能匹敌。所以，能够进一步探讨和深究的文学热书，必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能从个人故事追究到时代故事；二是能深挖个人遭遇的诸种原因但又不止于个人心灵遭遇；三是能于情节的起承转合中概括一代人或一个阶段的社会现实。这个角度，这里提到的几部文学热书，它们一经出版或发表，其热度是在跨学科、超越年龄界限的读者之问弥漫的，而不是停留在其所属的学科范围的固定读者群甚至一定方向的媒体的炒作，显而易见，他们具备以上特点，也就是值得进一步深究的书。
2010年，河南籍青年作家梁鸿所写“非虚构文学”《中国在梁庄》、2013年冉次撰写并出版其姊妹篇《出梁庄记》，先是在文学界发热，进而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后来“梁庄”干脆成了网上网下的一个关键词条；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2013年第2期《十月》一经发表，讨论的声音同样被传到了方方面面，先是媒体，冉是文学评论界，最后也是网上网下，甚至波及到思想界；季栋梁长篇小说《上庄记》从2014年出版至今成为一个阅读热，据说已经再版5次，获各种奖项不下七八个，更有甚者被某些行业指定为必读之书，显而易见，《上庄记》热也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当然，在这个阅读行列里，路遥的长篇三部曲《平凡的世界》，始终伴随其中，虽然好像是所谓的“励志”在起作用，难道真是“励志”吗？
在这样一个基本阅读选择中，实际表征的并非近年来的文学读物就这么几种，而是人们何以非得选择这些文学表达的问题。综合来说，这些文学叙述的确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都不约而同把视角内置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内部，并且不是单讲农村社会内部某一个体心灵的遭遇，而是以农村社会内部为背景，以农民或者说底层者、弱势者为群体——至少看作一个阶层的命运遭际来讲述。梁庄在中国改革大潮中何去何从；涂自强非常努力也很注重理想追求，但结果还是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失败而告终；上庄在生态移民中问题丛生，最棘手的显然不单单是教育问题，更包括那些可能永远无条件城镇化的农村在整个城镇化中如何处置的问题等等。其中的悲情、悲剧、悲哀，实际上一度被幸福故事、快乐叙述和“好心态”的处世哲学所遮蔽。以此层面冉来审视一系列思想文化问题，我个人觉得，它们的“热”意味着人文知识分子甚至普通大众，对理性的回归、对讲道理的热爱和对基本良知的呼唤——当幸福叙事、快乐故事和“好心态”哲学弥漫之时，这些人性基本东西其实是被忽略甚至有意回避的，尽管它们或许一直未走远，也并没有彻底消失。
三
至少有三点启示，需要重点强调。
首先，文学能为说到底是对世界真相的独到感知本领。《上庄记》中对西北偏远农村世界现状的感知，严格说，早已出现在众多社会学和经济学调研报告中了，只不过，那些致力于城镇化建设的方法和措施，其结构体例的确没有把农村内部人的命运和遭际纳入进去。而季栋梁的发现和感知，正好指向了不能或永远无条件城镇化的农村社会到底该怎么办的问题。他的这个感知和发现，正与年前两会当中个别代表委员的描述有深层的一致性，即“什么时候中国人办事不求人了”，“什么时候中国的青年人不感到迷茫无助了”，就说明中国真的进步了一小步。西北农村既弥漫着凡办事都一定得求人的惯例，同时，不要说青年人无助迷茫，就连“空巢”的老人和学龄孩子，照样被无处不在的焦虑所裹挟。这些问题当然并非《上庄记》首次叙述，只不过它们一度被成批统计数据所淹没所遮蔽，经常隐没在数据后面罢了。没有切身体验和感知，数据就只是一个中性的媒介，它不会深入到人的命运皱褶里去，也就不可能看到数据背后的真相。 其次，文学价值之所以备受关注，不是文学好玩，是文学能于众多价值中发现核心价值。对于目前中国的农村社会，我们一般有个二元思维在应付。什么城乡对立、价值失衡、自我迷失、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等等。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目前的重要社会问题和价值问题，可惜的是，这些问题在一般的文学表达和社会学调查中，都是通过层层分解的方法提出来的，即是最终以个体问题的名义提交的。如此一来，核心问题、核心价值实际上一直处于被消解的境地。《上庄记》里提出的核心问题和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农民作为农村社会主体性的问题。种地、收割、上学、致富、造屋、办事乃至谋求发展等等，能否由农民做主呢？在我们的一些宏大规划中，答案好像是否定的。而这些能做主却偏偏做不了主的大小事情，实际成了农村世界及农民本人日复一日变得颓唐、无助、迷茫的根本原凶。他们无法确切地感受到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也无法确切地体验到几乎所有惠民、富民政策的实惠。一句话，非但如此，他们还要继续为本来正常的开支，譬如凶基本的医疗、教育、住房的不公平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乃至于花尽半生或一辈子所积攒全部积蓄。毫无含糊，包括《上庄记》在内，《平凡的世界》《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等，它们不约而同，几乎都通过文学的发现眼光，于众多问题和价值中，发现并叙述出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的核心问题，和急需的核心价值。
目前前沿社会经济学者，诸如黄宗智提…来的“非正规经济”及其劳动者的问题，孙立平的所谓社会“断裂”、“失衡”、“博弈”的判断，李强主张的“三元社会结构”，以及贺雪峰倡导特别是偏远农村有必要保留“小农经济”的建议等等，其实从思想理论的层面已经论述清楚了，而这些文学热书说到底，不过是在共识前提下对农村社会主体农民、农民工遭遇的深一层命运化叙述。从作家的根本意图讲，不也是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吗？其实，同样作为人文叙事，作为价值表达，文学和其他学科究其实质而言终极目的是一致的，这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农村社会所急需的核心价值，即某种因政策走样、变形，导致一刀切、漏洞百…，甚至留有死角致使社会普遍弥漫着不公平现象的原因。
三是通过个人故事的普遍化，讲述了一时代突出的阶层故事、民族故事和中国故事。人们热读这一类型的作品，其实眷顾和热爱的并非走不出第三个读者（第一个喜欢的是作者自己，第二个喜欢并首肯的是该作品的编辑，第三个才是作者经验之外的读者）的那些作品，而是深切触及作为地域共同体、语言共同体、信仰共同体和经验共同体、文化认同共同体的一般读者，他们在文本中产生了共鸣、达成了共识的内容，实乃与自身经历、体验、经验和感知相似的东西。正因相似，说明内容所告知的，叙事所显示的和思想所触及到的，是一个普遍性而异常尖锐的现象。对共同现象的持续思索，特别是集体无意识思考，表明该现象或问题，已经是或至少是此时此刻中国某一阶层的普遍关切，围绕其中的才是具体道德伦理问题、价值期许问题和文化认同问题。如此来看，如果没上升到这个高度，不管何样读物，要成为全民阅读热，那肯定是难上加难。
四
正是在这个层面，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书或作品，正需要有个正确导向，引导那些被动卷入其中的读者正确理解其内在意图，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这些书的热，很可能被被动卷入者当做时髦读物来看待，或者当做某种流行的心灵鸡汤来消费。比如我们可以猜想，因为《平凡的世界》中的确写了几对农村男青年恋爱悲剧，是不是会被“高富帅”或“高大上”改造了思维的读者读解成，只有“高富帅”和“高大上”的男青年，才能在爱情上所向披靡、到处攻城略地呢？比如两部“梁庄”的书确实也写了中原村落文化失落的遗憾，是不是会被“传统文化”或“国学”热热昏了头的读者读成单纯的传统文化就是好来就是好呢？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也有足够篇幅写了涂自强的内在性想法，是不是被无法苏醒的读者读成“做梦”就是理想呢？还比如《上庄记》语言也实在诙谐幽默充满乡间俚俗谚语成分，是不是会被自我感觉良好者读成他们眼里农村事及农村人就是那么段子化、小品化呢？答案是肯定的。
现在请看看这些作品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比如《平凡的世界》，孙氏兄弟为生存本能所驱赶的奋力拼搏，就不宜放大为“励志故事”，否则会曲解作家路遥的真正意图。路遥所希望的仅仅是孙氏兄弟赖以生存生活的环境能有个好的社会机制支持罢了。《上庄记》有些读者可能会读成诗意乡村的挽歌，总愿意在搞笑诙谐的语言中逗留而至于把“上庄”世界看做一个小品一般的娱乐对象，如此做，季栋梁的意图和苦苦思索不但被消解了，还可能被严重披上文化传统主义的审美外衣，思索于是终止于哈哈一笑。同理，读《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如果只无止无休地埋怨那个总是碰壁总是失败总是办事不顺的倒霉蛋涂自强，那么，方方想要通过涂自强个人悲伤出示的涂自强所跻身的这一阶层的集体悲剧和实际社会现实遭遇，就不可能被正视，社会的不公将何以得到批判和改善呢？读《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更是如此，思维不能老停留在乡村诗意不诗意，谁怎么没有富起来，谁又怎么如此窝囊等低层次水平。真正需要追问的是，造成形形色色底层群体如此命运的社会机制根源在哪里的问题，因为这些作品中的几乎每一个成员，都生活得比我们更艰辛、更努力。
如此等等吧，如果不在这样一个基本语境来看待这些作品的“热”，如果不在近乎集体无意识的大众阅读选择中，来理解这些作品的关注点，无疑的，我们可能就是在消费这些印刷品，而不是思索这些作品所郑重显示的时代思想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