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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2019年春节刚过，哈尔滨市张女士发现，正在读初三的女儿用压岁钱订购了一台价值800多元的“写字机器人”，它不仅可以模仿孩子的笔迹抄课文、抄生字，还能画手抄报，女儿的语文作业就是机器人帮着写的。于是，张女士一怒之下摔碎了“机器人”，还怒骂了女儿一顿。
“减负”二字，说起来简单，却一直是一个不易解决的大问题。所谓“减负”，就是减少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让学生可以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者说更多玩耍的时间。“减负”的口号念了十几年，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也有很多，可学生的负担却越来越重，这是为什么？
从哈尔滨张女士的经历在网络上流传开后网友的反应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网友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有：“写字机器人”的诞生是因为现在学生课业负担太重;不少作业是重复的、机械的甚至无意义的;“写字机器人”是现在学生用高科技手段“减负”的创举;孩子们越学越累，除了要做学校的作业，还要面临父母的“增负”。
初三学生面临日益高涨的升学压力，不仅要面对学校没完没了的作业和测试，放假回家还要做父母因为“关心”和“担心”额外增加的重复而又机械的作业，孩子为了应付这些已经掌握或者不重要、不想学的知识，求助诸如“写字机器人”之类的工具实现自我“减负”，此举，既解放了自己也满足了父母。管中窥豹，可见当下中小学“减负”之窘境。
中小学“减负”的突破口在哪
当下，我国政府对“减负”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是罕见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减负”话语就开始频繁出现于国家重大教育决策与议题之中。不仅几代最高领导人对此作出过重要批示和讲话，而且从教育部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出台过若干的政策文件来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探索，“减负”工作起到一定成效，但是学生繁重的课业负担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有些地方甚至还相当严重，仍然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严重障碍。需要看到的是，我国系列“减负”举措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缓解了学生学习时间长、任务重、难度大等问题，但要以此彻底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仍非朝夕之事。其中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有关部门出台了众多“减负”政策法规之后，学校、家庭给学生“违规增负”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的良苦用心为何遭到部分教师、家长甚至学生的抵制？原因可能有很多，如传统考试文化、就业压力、高考指挥棒、过分强调知识传授的教育方式等。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考试文化造成了社会与学校都以考试分数来“定乾坤”“排高低”“选人才”。
同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教育公平，我国中高考也不得不用考试分数作为录取依据，这导致学生为了取得更好的名次或分数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机械重复学习。为了解决学生课业负担问题，我国基础教育在中考、高考评价与录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尝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难题仍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就对“减负”提出了新的议题：对当下教师、家长、学生以及其他关注和讨论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人而言，如果考试制度不改变，未来“减负”是否可行？它的突破口与着力点在哪？这既是“减负”的问题，也是思考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角度。
应不应该布置重复、机械的作业
那位张女士的女儿之所以用“写字机器人”完成父母布置的作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业是重复、机械的抄写。试想，如果换作一些需要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的灵活的作业，写字机器人还能发挥丝毫作用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而这也直指当下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核心“痛点”：一些学生为了考出好成绩而不得不采用“题海战术”，通过重复、机械的做题以达到在考试时“快而准”的效果。重复、机械的作业固然令人生厭，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杜绝布置重复、机械的作业。实际上，这类作业的本质是要让学生记住知识，更牢固地掌握知识;另一方面，写得多了，学生答题也自然更快。另外，它何尝不是我国“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能生巧”的文化表征？况且机械、重复也是因人而异的，A觉得机械、重复的内容，可能却是B学习的基础和起点。面对上述现实“利益”、学习文化以及个体差异，要真正做到减少或者杜绝重复、机械的作业，岂又是一纸“减负令”可以赶尽杀绝的。
从当下的现实情况来看，最可行的方式是让学生除了做一些加深记忆和反应的机械、重复作业，是不是可以面向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判断性思维等高级思维方式，布置一些高质量的、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作业。
科技是否有助于学生脱离题海
对身处题海的学生而言，科技可否助其脱离苦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毕竟对21世纪的人而言，科技改变生活已不是一句空话，扫地机器人、做菜机器人、家电类机器人已经走进了人们生活。笔者相信，如果市场足够大，做题机器人也一定会应运而生。它除了会做这些重复、机械的题，结合当下深度学习的算法，其他类型的题目也将不在话下。毕竟李世石都可以被电脑击败，还有多少中小学的题目可以难得住它？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科技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会让学习者变得更加懒惰。所以，笔者有理由相信未来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一定会让我们的教育发生更大的变革，它既可以在无边无际的“题海”中通过大数据分析串联起一座座启发、引领学生智慧的“知识小岛”，也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成为学生在“题海”中关注新知、记忆内容、反馈效果和掌握规律的“助手”，但它不应成为代替学生尝试和体验做题的“替身”——今天有机器替你做题，明天谁能替你生活？
因为担心和关心，所以必须“增负”？
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父母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共性：因为担心孩子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父母会自觉为学生“增负”。换言之，在父母眼中，现在的学生若想在未来的学校和就业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而这造就了当下教育典型的“囚徒困境”：父母也知道给孩子“增负”可能不好，还不得不“增”。因为这是所有父母在子女教育中所能采取的压倒性策略——不管别人的父母怎么做，这个策略对自己来说都是最好的。然而问题是，父母知道自己“增负”的意义吗？他们能布置出适合自己孩子的作业吗？他们能给孩子及时、合理的反馈吗？这样做是为了缓解父母内心的恐惧，还是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如果父母没有想明白这些问题，就简单粗暴地以“爱的名义”让孩子从早到晚深陷题海书山之中，是福是祸，亦未可知。 缓解“减负”窘境的思考
上述“减负”问题再次表明，当下不同群体从自身的利益与视角出发围绕“减负”开展博弈，或许会使得“减负”更加扑朔迷离，从而陷入不断的争论与反复窘境之中。笔者结合近五年来对“减负”研究的思考与经验，认为缓解当下“减负”窘境的可行之径有：
看见、看清、看懂“减负”
2018年12月29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史上最严的《中小学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再次表达了国家的“减负”决心。笔者认为当下要切实解决这一难题，除了逐步改革考试评价与录取制度，积极践行国家“减负”政策和规定，有必要对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让更多人看见、看清、看懂“减负”，以此为据可以描述、比较和判断“减负”目标是否达成以及达成效果，加快实现“减负”督导工作的可视化，最终引导学校、家庭、社会以及教育管理部门用事实和数据构筑全新“减负”话语体系和行动共识。
将“减负”视作一项系统工作
根据系统科学的有关规律，如果某个问题具有以下特征，那么它就可能是一个系统问题而非简单的线性问题：看似小问题，但要解决它要耗费许多资源;多次试图解决，却总是无效;问题看似容易解决，但人们故意不解决;不少人对这个問题有情感障碍，试图避而不谈;新人对此高谈阔论，老人则是置之一笑;类似问题一再发生，整改了也没用。显然，“减负”正是一项完全符合上述特点的系统性教育问题，而非一个可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简单问题。对待“减负”这样的系统性问题，笔者认为有“下、中、上”三策：下策是直接命令“减负”;中策是间接刺激，在教育系统中找可以减轻学生压力和负担的东西，比如体育运动;上策是寻求新的共识，比如引导学校、家庭、社会对学生成才形成新的共识——除了考试之外，还有其他可以证明自己的机会和途径。
“减负”≠减压缩时+快乐学习
当我们放眼世界时，可能会发现关于“减负”的另一番景象。美国的主流文化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徒文化，他们高度重视教育。美国中产阶级的主流观点是一个人要想获得和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首先就要重视教育，而且在教育中强调个人奋斗。美国人认为，上帝对两种人是加以奖励的，一种是出生就有好的禀赋，另一种是后天勤奋。而且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从国际学生成就测评中吸取经验，不断提高学术标准，追求学术卓越，紧锣密鼓地为中小学生“增负”。对这些国外学生而言，快乐是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可能并非追求的终极目的。
当下，尽管不知“减负”路在何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减负”≠减压缩时+快乐学习。因为无论把学习的压力和时间减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保证学生学得更好;即便让学生天天开心得像百灵鸟一样，他们也无法从中获得知识、能力和成长，这样的学习又有意义了？难道真的要像尼尔·波兹曼说的那样“娱乐至死”？
“减负”路漫漫，期盼更多人上下求索。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静
2019年春节刚过，哈尔滨市张女士发现，正在读初三的女儿用压岁钱订购了一台价值800多元的“写字机器人”，它不仅可以模仿孩子的笔迹抄课文、抄生字，还能画手抄报，女儿的语文作业就是机器人帮着写的。于是，张女士一怒之下摔碎了“机器人”，还怒骂了女儿一顿。
“减负”二字，说起来简单，却一直是一个不易解决的大问题。所谓“减负”，就是减少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让学生可以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者说更多玩耍的时间。“减负”的口号念了十几年，相关部门出台的政策也有很多，可学生的负担却越来越重，这是为什么？
从哈尔滨张女士的经历在网络上流传开后网友的反应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网友颇具代表性的看法有：“写字机器人”的诞生是因为现在学生课业负担太重;不少作业是重复的、机械的甚至无意义的;“写字机器人”是现在学生用高科技手段“减负”的创举;孩子们越学越累，除了要做学校的作业，还要面临父母的“增负”。
初三学生面临日益高涨的升学压力，不仅要面对学校没完没了的作业和测试，放假回家还要做父母因为“关心”和“担心”额外增加的重复而又机械的作业，孩子为了应付这些已经掌握或者不重要、不想学的知识，求助诸如“写字机器人”之类的工具实现自我“减负”，此举，既解放了自己也满足了父母。管中窥豹，可见当下中小学“减负”之窘境。
中小学“减负”的突破口在哪
当下，我国政府对“减负”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是罕见的。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减负”话语就开始频繁出现于国家重大教育决策与议题之中。不仅几代最高领导人对此作出过重要批示和讲话，而且从教育部到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先后出台过若干的政策文件来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探索，“减负”工作起到一定成效，但是学生繁重的课业负担仍未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制，有些地方甚至还相当严重，仍然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严重障碍。需要看到的是，我国系列“减负”举措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缓解了学生学习时间长、任务重、难度大等问题，但要以此彻底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仍非朝夕之事。其中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有关部门出台了众多“减负”政策法规之后，学校、家庭给学生“违规增负”的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快乐成长”的良苦用心为何遭到部分教师、家长甚至学生的抵制？原因可能有很多，如传统考试文化、就业压力、高考指挥棒、过分强调知识传授的教育方式等。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千百年来形成的考试文化造成了社会与学校都以考试分数来“定乾坤”“排高低”“选人才”。
同时，为了维护社会公平、教育公平，我国中高考也不得不用考试分数作为录取依据，这导致学生为了取得更好的名次或分数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机械重复学习。为了解决学生课业负担问题，我国基础教育在中考、高考评价与录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尝试，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难题仍然需要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而这就对“减负”提出了新的议题：对当下教师、家长、学生以及其他关注和讨论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人而言，如果考试制度不改变，未来“减负”是否可行？它的突破口与着力点在哪？这既是“减负”的问题，也是思考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角度。
应不应该布置重复、机械的作业
那位张女士的女儿之所以用“写字机器人”完成父母布置的作业，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作业是重复、机械的抄写。试想，如果换作一些需要想象力和逻辑推理能力的灵活的作业，写字机器人还能发挥丝毫作用吗？答案显然是不可能。而这也直指当下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核心“痛点”：一些学生为了考出好成绩而不得不采用“题海战术”，通过重复、机械的做题以达到在考试时“快而准”的效果。重复、机械的作业固然令人生厭，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杜绝布置重复、机械的作业。实际上，这类作业的本质是要让学生记住知识，更牢固地掌握知识;另一方面，写得多了，学生答题也自然更快。另外，它何尝不是我国“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熟能生巧”的文化表征？况且机械、重复也是因人而异的，A觉得机械、重复的内容，可能却是B学习的基础和起点。面对上述现实“利益”、学习文化以及个体差异，要真正做到减少或者杜绝重复、机械的作业，岂又是一纸“减负令”可以赶尽杀绝的。
从当下的现实情况来看，最可行的方式是让学生除了做一些加深记忆和反应的机械、重复作业，是不是可以面向学生的观察力、想象力、判断性思维等高级思维方式，布置一些高质量的、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作业。
科技是否有助于学生脱离题海
对身处题海的学生而言，科技可否助其脱离苦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毕竟对21世纪的人而言，科技改变生活已不是一句空话，扫地机器人、做菜机器人、家电类机器人已经走进了人们生活。笔者相信，如果市场足够大，做题机器人也一定会应运而生。它除了会做这些重复、机械的题，结合当下深度学习的算法，其他类型的题目也将不在话下。毕竟李世石都可以被电脑击败，还有多少中小学的题目可以难得住它？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科技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会让学习者变得更加懒惰。所以，笔者有理由相信未来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一定会让我们的教育发生更大的变革，它既可以在无边无际的“题海”中通过大数据分析串联起一座座启发、引领学生智慧的“知识小岛”，也可以通过深度学习成为学生在“题海”中关注新知、记忆内容、反馈效果和掌握规律的“助手”，但它不应成为代替学生尝试和体验做题的“替身”——今天有机器替你做题，明天谁能替你生活？
因为担心和关心，所以必须“增负”？
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父母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共性：因为担心孩子考不上好学校、找不到好工作，父母会自觉为学生“增负”。换言之，在父母眼中，现在的学生若想在未来的学校和就业竞争中胜出，就必须比别人付出更多。而这造就了当下教育典型的“囚徒困境”：父母也知道给孩子“增负”可能不好，还不得不“增”。因为这是所有父母在子女教育中所能采取的压倒性策略——不管别人的父母怎么做，这个策略对自己来说都是最好的。然而问题是，父母知道自己“增负”的意义吗？他们能布置出适合自己孩子的作业吗？他们能给孩子及时、合理的反馈吗？这样做是为了缓解父母内心的恐惧，还是真正关心自己的孩子？如果父母没有想明白这些问题，就简单粗暴地以“爱的名义”让孩子从早到晚深陷题海书山之中，是福是祸，亦未可知。 缓解“减负”窘境的思考
上述“减负”问题再次表明，当下不同群体从自身的利益与视角出发围绕“减负”开展博弈，或许会使得“减负”更加扑朔迷离，从而陷入不断的争论与反复窘境之中。笔者结合近五年来对“减负”研究的思考与经验，认为缓解当下“减负”窘境的可行之径有：
看见、看清、看懂“减负”
2018年12月29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史上最严的《中小学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再次表达了国家的“减负”决心。笔者认为当下要切实解决这一难题，除了逐步改革考试评价与录取制度，积极践行国家“减负”政策和规定，有必要对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落实情况进行评估，让更多人看见、看清、看懂“减负”，以此为据可以描述、比较和判断“减负”目标是否达成以及达成效果，加快实现“减负”督导工作的可视化，最终引导学校、家庭、社会以及教育管理部门用事实和数据构筑全新“减负”话语体系和行动共识。
将“减负”视作一项系统工作
根据系统科学的有关规律，如果某个问题具有以下特征，那么它就可能是一个系统问题而非简单的线性问题：看似小问题，但要解决它要耗费许多资源;多次试图解决，却总是无效;问题看似容易解决，但人们故意不解决;不少人对这个問题有情感障碍，试图避而不谈;新人对此高谈阔论，老人则是置之一笑;类似问题一再发生，整改了也没用。显然，“减负”正是一项完全符合上述特点的系统性教育问题，而非一个可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简单问题。对待“减负”这样的系统性问题，笔者认为有“下、中、上”三策：下策是直接命令“减负”;中策是间接刺激，在教育系统中找可以减轻学生压力和负担的东西，比如体育运动;上策是寻求新的共识，比如引导学校、家庭、社会对学生成才形成新的共识——除了考试之外，还有其他可以证明自己的机会和途径。
“减负”≠减压缩时+快乐学习
当我们放眼世界时，可能会发现关于“减负”的另一番景象。美国的主流文化是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徒文化，他们高度重视教育。美国中产阶级的主流观点是一个人要想获得和保持中产阶级的地位首先就要重视教育，而且在教育中强调个人奋斗。美国人认为，上帝对两种人是加以奖励的，一种是出生就有好的禀赋，另一种是后天勤奋。而且不少西方发达国家从国际学生成就测评中吸取经验，不断提高学术标准，追求学术卓越，紧锣密鼓地为中小学生“增负”。对这些国外学生而言，快乐是学习过程中的体验，可能并非追求的终极目的。
当下，尽管不知“减负”路在何方，但可以肯定的是：“减负”≠减压缩时+快乐学习。因为无论把学习的压力和时间减到什么程度，都不能保证学生学得更好;即便让学生天天开心得像百灵鸟一样，他们也无法从中获得知识、能力和成长，这样的学习又有意义了？难道真的要像尼尔·波兹曼说的那样“娱乐至死”？
“减负”路漫漫，期盼更多人上下求索。
（作者系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