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美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然而，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家属们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会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
　　 于是噩梦开始了。
　　 这时，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在现实中，医生们有时也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拒绝无效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大炬生了一场病，事后查出是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大炬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这８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大炬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
　　摘自柯云路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