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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一位德高望重的骨科医师,同时也是我的导师——查理,被发现胃部有个肿块,经手术探查证实是胰腺癌。该手术的主刀医生是国内同行中的佼佼者,并且,他正巧发明了一种针对此类胰腺癌的手术流程,可以将患者生存率提高整整3倍——从5%提高至15%(尽管生活质量依然较低下)。查理却丝毫不为所动。他第二天就出院回家,停了自己的诊所,并自此再也没迈进医院一步。他将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生活上,非常快乐。几个月后,他在家中去世。他没有接受过任何的化疗、放疗或是手术,他的保险商也为此省了一大笔钱。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美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然而,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家属们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会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
于是噩梦开始了。
这时,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在现实中,医生们有时也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拒绝无效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大炬生了一场病,事后查出是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大炬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这8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大炬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
摘自柯云路的博客
人们通常很少会想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医生也是人,也会迎来死亡。但医生的“死法”,似乎和普通人不同。不同之处在于:在整个医务工作生涯中,医生们面对了太多生离死别。他们和死神的殊死搏斗太过频繁,以至于当死亡即将来临时,他们反而出奇地平静和从容。因为他们知道病情将会如何演变、有哪些治疗方案可供选择,以及,他们通常拥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机会及能力。但他们选择——不。
“不”的意思,并不是说医生们放弃生命。他们想活。但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医学的局限性。同样,职业使然,他们也很明白人们最怕的,就是在痛苦和孤独中死去。他们会和家人探讨这个问题,以确定当那一天真正来到时,他们不会被施予抢救措施——也就是说,他们希望人生在终结时,不要伴随着心肺复苏术(CPR)和随之而来的肋骨断裂的结果(注:正确的心肺复苏术可能会致肋骨断裂)。
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治疗费可达到10,000美元/天。这种折磨,是我们连在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医生同事跟我说过:“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
将明知会带来痛苦的医疗措施用在病人身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折磨。
然而,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家属们面对一大堆突如其来的选择,会变得无所适从。当医生询问“是否同意采取一切可行的抢救措施”时,家属们往往会下意识说:“是。”
于是噩梦开始了。
这时,即使医生本人并不想进行“无效治疗”,他也必须得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假设一下:急诊室里站满了面露悲痛,甚或歇斯底里的家属们——他们并不懂医学。在这种时候,如果医生建议不采取积极的治疗,那家属们很有可能会认为他是出于省事、省时间、省钱等原因才提出的这个建议。在现实中,医生们有时也只是单纯出于害怕被诉讼,而不得不进行各项治疗,以避免官司缠身的下场。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拒绝无效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
很多年前,我的表哥大炬生了一场病,事后查出是肺癌,并已扩散至脑。我带着他去了各种专家门诊,最后明白了:像他这种情况,如果采用积极治疗的话,需要每周3~5次去医院化疗,而即使这样他也最多只能活4个月。最终,大炬决定拒绝任何治疗,仅仅服用防止脑水肿的药物,回家休养。他搬进了我家。我们在之后的8个月里共度了一段快乐时光,做了许多小时候爱做的事。我们去了迪士尼公园,这是他的第一次。我们有时也宅在家。大炬热爱体育,他最中意的事就是边看体育赛事,边吃我做的饭。在那段时光里,他甚至长胖了几斤,每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完全不用忍受医院那糟糕的饮食。他没有经受剧烈的疼痛,情绪一直很饱满快活,直到有天没再醒来。这8个月来他在医疗上所有的花销,仅仅为20元的药费。
大炬不是医生,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生活的质量,而非生命的长度。
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也正是这样想的吗?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
摘自柯云路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