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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葛本仪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学》一书在集各家所长的基础上,从全新而独特的角度对词汇学界许多棘手的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比如对词汇的界定、现代汉语词的辨识、汉语的构词和构形法等都有着独特的见解;此外,葛先生在此书中还讲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问题,如合成词素等。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汇学》 词汇体系 理论研究
《现代汉语词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版,以下简称为《词汇学》)是葛本仪先生在《汉语词汇研究》一书的基础上,又融入其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思考写作而成的汉语词汇学专著。《词汇学》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词汇理论体系,几乎对所有有关词汇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和创新,它的出版不但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更为将来词汇学论著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我们的学习也有着重大指导作用。
在《词汇学》出版之前,比较有影响的词汇学著作有张永言先生的《词汇学简论》(以下简称为《简论》)、武占坤和王勤先生合编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以下简称为《概要》)、周祖谟先生的《汉语词汇讲话》、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符淮青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等。本文通过与上述著作相比较,对《词汇学》中的重要观点及其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评析。
一
词汇学以词汇为研究对象,任何词汇学著作首先都要对词汇进行界定。张永言先生的《简论》最早对词汇的定义进行了明确的表述:“所谓词汇就是语言里的词和词的等价物(如固定词组)的总和,词汇中包括实词和虚词,词汇学的研究重点是实词。因为有的虚词词汇意义已经弱化,只剩下语法意义,所以它们主要是语法学的研究对象。”显然,张先生把虚词排除在词汇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这是值得商榷的。武占坤、王勤先生也对词汇进行了界定,《概要》讲到:“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中所有的建筑材料(包括词素、词、熟语)的总汇。”这两位先生着眼于构成词汇的不同层面,把词素、词、熟语都归在了词汇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看到,除了底层是更高层的构成材料和基础外,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可以将这三者统一于词汇之中。还有,更底层的单位(比如汉字)构成词素、熟语可以作为构成更高层单位(比如复句)的基础和材料。根据这一定义,是否可以把类似于汉字、复句的单位也归入词汇之中呢?显然只把词素、词、熟语这三个方面截取出来作为词汇的外延是缺乏说服力的。
《词汇学》在词汇定义这个问题上,对以上两种观点都做了必要的补充。葛先生立足于词汇作为造句材料的功能和性质,认为词汇应当是一种语言中所有词和所有相当于词的作用的固定结构的总汇,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都包括两个基本内容,那就是该语言中所有词的总汇和所有相当于词作用的固定结构的总汇。这一定义以汉语事实为基础,一方面以“造句材料”为共性将词和固定结构都作为词汇学的研究对象,把词素排除在词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强调词汇学不但要研究实词,也要研究虚词,将实词、虚词和固定结构都纳入汉语词汇学的研究之内,才能构建完整的汉语词汇体系。
在探讨基本词汇的特点时,大多数学者观点一致,认为基本词汇具有稳固性、普遍性、是产生新词的基础三个特点。但哪一个特点是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呢?符淮青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学》指出,“在三个标准中构词能力是最重要的标准。有很强的构词能力,说明它是稳固的,因为它构成那么多词,要在一个时期内才能陆续完成。构词能力强,有稳固性,往往又能显示它的普遍性”,显然,符先生把“是构成新词的基础”作为基本词汇最根本的特点,并决定了其他的两个特点。但是,《词汇学》指出,“在这三个特点中,应该说‘普遍性’又是最根本的,因为一个词只有具备了普遍性,才更有利于形成它的稳定性,也才能够使它进一步成为产生新词的基础。”结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我们认为《词汇学》中的观点更可取。因为汉语基本词汇中有些词不具备“作为产生新词的基础”的能力,如虚词、人称代词等,如果按照符先生的观点,这些词连最基本的特点都不具备,怎能归入基本词汇?《词汇学》认为普遍性是基本词汇最根本的特点,虚词、人称代词等虽然不能作为构成新词的基础,但是它们却被普遍使用,因此归如基本词汇也是理所当然的。
《词汇学》把一般词汇分成六类:固有词、新词、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社会方言词,其中的外语词又可再分为音译词、形兼音译词、音加意译词、形加意译词、意音兼类词、意译词,社会方言词可再分为行业语、社团用语两类,这里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比如说外语词的分类中,是否将汉语从日语中义形都借来的词和形兼意译词合为一类称为“借形词”,由借鉴外语意义而来的意译词是否应归入外来词的范围之内。一般词汇中的这六种分类,所采取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根据时间标准(如新词与古语词),有的根据来源(如方言词、外来词)等,并且这六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有交叉的,如社会方言词中可能包括外来词,外来词中也有一部分是社会方言词,这样的分类是否具有严密性,是否还能找到更为科学的分类标准,《词汇学》都给我们以启发,也有待于语言学界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二
词是词汇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可是迄今为止,对于词的定义问题,大家还没有一致的看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把词叫做“语言的最小的意义单位”,这个定义主要是从意义上讲的,根据这个定义,不能区分词和语素。张永言先生的《简论》认为词的定义问题比较复杂,没有给词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词是声音和意义的统一体,既是词汇的基本单位,又是语法构造的单位,同时涉及到词汇学和语法学才能给词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单从某一方面着眼来给词下定义是不能成功的。《词汇学》中关于词的定义综合了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的成果,认为“词是语言中一种音义结合的定型结构,是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造句单位”。基于这样的认识,葛先生指出词必须具备的六个特点并加以详细的论述。
根据词的定义,葛先生分十类情况讨论了词的辨析和划分问题。在语言学界如此详细而又系统地论述词的划分问题,葛先生堪称第一人。葛先生这种细致严密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根据这十类情况可以将汉语中的大部分词辨析出来,还有一些不好处理的问题,如表特定意义的结构、偏正式的结构、述补式的结构、离合词的问题,葛先生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种分类讨论的方法对我们辨别词有指导作用,对于解决中文信息处理中处理词的难题也有重大的意义。
在词素这一节里,最富有创意性的观点就是合成词素的提出。合成词素是一种由合成词发展演变而来的词素,发展为合成词素的条件有三:a.单独使用时作为合成词;b.结构凝固;c.可以构成三个或三个以上音节的词。合成词素不同于有的学者所谓的“语素组”,“语素组”的说法混淆了许多不同的问题。葛先生强调,合成词素不同于单纯词素,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词素,都是词的构成单位,不同在于单纯词素一般都是与它构成的单纯词同时共生的,因此,许多单纯词素都可以是可成词词素,而合成词素是经过了合成词被长期使用的阶段之后演变而来的,合成词素都不可能是可成词词素。
同样是表述词与构词的问题,与其他著作相比,《词汇学》内容丰富,且具有新意。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指出,造词的素材和方法可以决定词的结构,可是词的结构却不能完全反映造词方法,因为不同的造词方法是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构关系和形式的,所以他用造词法的研究取代了构词法的研究。《词汇学》则不同,它明确指出:造词是指创制新词,构词是指内部结构问题,造词解决的是一个词从无到有的问题,全体社会成员都会参与到其中,而构词是对一个已有的词分析其内部结构规律的活动,往往是某些人科学研究范围内的事情,活动领域要比造词问题狭窄得多;但是两者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造词时思维规律的可理解性赋予了构词规律的可分析性,人们造词时的思维活动和结果与构词时反映出来的情况是一致的。所以,构词和造词具有共同的逻辑基础,造词法和构词法也具有共同的逻辑规律。对于任何一个词,都可以从构词和造词两个角度来分析,且大部分都只采用一种造词法或构词法,只有少数词可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造词方法,如“笔直”一词就采用了说明法和比拟法两种造词方法。
符淮青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把词义分为概念义和附属义两部分,附属义又可再分为形象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张永言先生的《简论》则认为,词义是词的词汇意义的简称,将二者等同起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词汇学》将色彩意义独立出来,认为词义应该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三个部分,指出虚词是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都反映了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某种关系或表示客观存在中人民的某种感情和态度,也具有词汇意义。
关于词义和概念的关系,张先生的《简论》分六个方面进行讨论,将词与概念的关系和词义与概念的关系混为了一谈。《词汇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不是笼统地讲,而是分两个层次(即词与词义)、四个问题(词与概念的关系、词汇意义与概念的关系、语法意义与概念的关系、色彩意义与概念的关系)来进行论述的,这样就能够做到有条不紊、层次分明,得出的结论也更让人信服。
在谈词义演变这一问题时,早期大部分著作都把多义词义项的增多当作词义的扩大,把多义词义项的减少看作词义的缩小,如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周祖谟先生的《汉语词汇讲话》,王勤、武占坤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都持有类似的观点。《词汇学》则不同,首先区分了词的一个意义和一个词的意义这两个概念。由于语言中词的存在形式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之分,对于单义词来说,一个词的意义和词的一个意义是一致的,但对于多义词来说,词的一个意义只能是和词的一个义项的意义相对应,而一个词的意义却是一个多义词所有义项的总和,所以这时词的一个意义只是一个词的意义的一部分,只是一个义项而已,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词的一个意义的演变情况大致可以表现为词义的丰富和深化、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和词义的转移这四种类型。词义的扩大是指同一义项由表示种概念变成表示类概念,词义的缩小是指同一义项由类概念变成表示种概念。这四种类型的共同特点是指,只发生在同一义项中并且新旧词义不再同时并存,新义取代旧义。一个词的意义演变情况表现为义项的增多和义项的减少两种类型。较之以前的论述,《词汇学》对于“词义的演变”有着更为系统、全面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
三
《词汇学》的最后一章是修订版新增的内容,主要讲了词汇的动态运动与词汇规范两个问题。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讨论了词汇的动态运动形式,并指出词汇的动态运动状况是词汇规范工作的中心试点,最后对词汇规范工作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部分葛先生只是列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对相关问题并未展开全面、详细的论述,只是给我们以启发,指引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可以看出,葛先生的《词汇学》对词汇体系中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看法,采用了多元的研究方法,比如动态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将共时和历时、动态和静态、语言和逻辑结合起来,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对汉语词汇做出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揭示出了汉语词汇内部的本质规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汉语词汇系统。我们推崇葛本仪先生的《词汇学》,并不是说这本书是完美的,实际上,书中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比如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划分,外来词的范围、词义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但是瑕不掩瑜,总的来说,《词汇学》是一部集前人各家之长又有自己独特创新的著作,对汉语词汇学的发展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修订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2]张永言.词汇学简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3]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1983.
[5]孙常叙.汉语词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7]孙银新.汉语词汇理论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的探索[A].葛本
仪.汉语词汇论[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咸婧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
关键词:《现代汉语词汇学》 词汇体系 理论研究
《现代汉语词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第2版,以下简称为《词汇学》)是葛本仪先生在《汉语词汇研究》一书的基础上,又融入其近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思考写作而成的汉语词汇学专著。《词汇学》构建了比较完整的词汇理论体系,几乎对所有有关词汇的问题都有所涉及和创新,它的出版不但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更为将来词汇学论著的出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我们的学习也有着重大指导作用。
在《词汇学》出版之前,比较有影响的词汇学著作有张永言先生的《词汇学简论》(以下简称为《简论》)、武占坤和王勤先生合编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以下简称为《概要》)、周祖谟先生的《汉语词汇讲话》、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符淮青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等。本文通过与上述著作相比较,对《词汇学》中的重要观点及其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评析。
一
词汇学以词汇为研究对象,任何词汇学著作首先都要对词汇进行界定。张永言先生的《简论》最早对词汇的定义进行了明确的表述:“所谓词汇就是语言里的词和词的等价物(如固定词组)的总和,词汇中包括实词和虚词,词汇学的研究重点是实词。因为有的虚词词汇意义已经弱化,只剩下语法意义,所以它们主要是语法学的研究对象。”显然,张先生把虚词排除在词汇学研究的范围之外,这是值得商榷的。武占坤、王勤先生也对词汇进行了界定,《概要》讲到:“词汇是构成语言的建筑材料,是语言中所有的建筑材料(包括词素、词、熟语)的总汇。”这两位先生着眼于构成词汇的不同层面,把词素、词、熟语都归在了词汇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看到,除了底层是更高层的构成材料和基础外,没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可以将这三者统一于词汇之中。还有,更底层的单位(比如汉字)构成词素、熟语可以作为构成更高层单位(比如复句)的基础和材料。根据这一定义,是否可以把类似于汉字、复句的单位也归入词汇之中呢?显然只把词素、词、熟语这三个方面截取出来作为词汇的外延是缺乏说服力的。
《词汇学》在词汇定义这个问题上,对以上两种观点都做了必要的补充。葛先生立足于词汇作为造句材料的功能和性质,认为词汇应当是一种语言中所有词和所有相当于词的作用的固定结构的总汇,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都包括两个基本内容,那就是该语言中所有词的总汇和所有相当于词作用的固定结构的总汇。这一定义以汉语事实为基础,一方面以“造句材料”为共性将词和固定结构都作为词汇学的研究对象,把词素排除在词的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强调词汇学不但要研究实词,也要研究虚词,将实词、虚词和固定结构都纳入汉语词汇学的研究之内,才能构建完整的汉语词汇体系。
在探讨基本词汇的特点时,大多数学者观点一致,认为基本词汇具有稳固性、普遍性、是产生新词的基础三个特点。但哪一个特点是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呢?符淮青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学》指出,“在三个标准中构词能力是最重要的标准。有很强的构词能力,说明它是稳固的,因为它构成那么多词,要在一个时期内才能陆续完成。构词能力强,有稳固性,往往又能显示它的普遍性”,显然,符先生把“是构成新词的基础”作为基本词汇最根本的特点,并决定了其他的两个特点。但是,《词汇学》指出,“在这三个特点中,应该说‘普遍性’又是最根本的,因为一个词只有具备了普遍性,才更有利于形成它的稳定性,也才能够使它进一步成为产生新词的基础。”结合现代汉语的语言事实,我们认为《词汇学》中的观点更可取。因为汉语基本词汇中有些词不具备“作为产生新词的基础”的能力,如虚词、人称代词等,如果按照符先生的观点,这些词连最基本的特点都不具备,怎能归入基本词汇?《词汇学》认为普遍性是基本词汇最根本的特点,虚词、人称代词等虽然不能作为构成新词的基础,但是它们却被普遍使用,因此归如基本词汇也是理所当然的。
《词汇学》把一般词汇分成六类:固有词、新词、古语词、方言词、外来词、社会方言词,其中的外语词又可再分为音译词、形兼音译词、音加意译词、形加意译词、意音兼类词、意译词,社会方言词可再分为行业语、社团用语两类,这里有些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比如说外语词的分类中,是否将汉语从日语中义形都借来的词和形兼意译词合为一类称为“借形词”,由借鉴外语意义而来的意译词是否应归入外来词的范围之内。一般词汇中的这六种分类,所采取的标准并不一致,有的根据时间标准(如新词与古语词),有的根据来源(如方言词、外来词)等,并且这六类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有交叉的,如社会方言词中可能包括外来词,外来词中也有一部分是社会方言词,这样的分类是否具有严密性,是否还能找到更为科学的分类标准,《词汇学》都给我们以启发,也有待于语言学界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二
词是词汇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可是迄今为止,对于词的定义问题,大家还没有一致的看法。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把词叫做“语言的最小的意义单位”,这个定义主要是从意义上讲的,根据这个定义,不能区分词和语素。张永言先生的《简论》认为词的定义问题比较复杂,没有给词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词是声音和意义的统一体,既是词汇的基本单位,又是语法构造的单位,同时涉及到词汇学和语法学才能给词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定义,单从某一方面着眼来给词下定义是不能成功的。《词汇学》中关于词的定义综合了词汇研究和语法研究的成果,认为“词是语言中一种音义结合的定型结构,是最小的可以独立运用的造句单位”。基于这样的认识,葛先生指出词必须具备的六个特点并加以详细的论述。
根据词的定义,葛先生分十类情况讨论了词的辨析和划分问题。在语言学界如此详细而又系统地论述词的划分问题,葛先生堪称第一人。葛先生这种细致严密的治学态度值得我们学习。根据这十类情况可以将汉语中的大部分词辨析出来,还有一些不好处理的问题,如表特定意义的结构、偏正式的结构、述补式的结构、离合词的问题,葛先生都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种分类讨论的方法对我们辨别词有指导作用,对于解决中文信息处理中处理词的难题也有重大的意义。
在词素这一节里,最富有创意性的观点就是合成词素的提出。合成词素是一种由合成词发展演变而来的词素,发展为合成词素的条件有三:a.单独使用时作为合成词;b.结构凝固;c.可以构成三个或三个以上音节的词。合成词素不同于有的学者所谓的“语素组”,“语素组”的说法混淆了许多不同的问题。葛先生强调,合成词素不同于单纯词素,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词素,都是词的构成单位,不同在于单纯词素一般都是与它构成的单纯词同时共生的,因此,许多单纯词素都可以是可成词词素,而合成词素是经过了合成词被长期使用的阶段之后演变而来的,合成词素都不可能是可成词词素。
同样是表述词与构词的问题,与其他著作相比,《词汇学》内容丰富,且具有新意。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指出,造词的素材和方法可以决定词的结构,可是词的结构却不能完全反映造词方法,因为不同的造词方法是可以产生相同的结构关系和形式的,所以他用造词法的研究取代了构词法的研究。《词汇学》则不同,它明确指出:造词是指创制新词,构词是指内部结构问题,造词解决的是一个词从无到有的问题,全体社会成员都会参与到其中,而构词是对一个已有的词分析其内部结构规律的活动,往往是某些人科学研究范围内的事情,活动领域要比造词问题狭窄得多;但是两者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造词时思维规律的可理解性赋予了构词规律的可分析性,人们造词时的思维活动和结果与构词时反映出来的情况是一致的。所以,构词和造词具有共同的逻辑基础,造词法和构词法也具有共同的逻辑规律。对于任何一个词,都可以从构词和造词两个角度来分析,且大部分都只采用一种造词法或构词法,只有少数词可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造词方法,如“笔直”一词就采用了说明法和比拟法两种造词方法。
符淮青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把词义分为概念义和附属义两部分,附属义又可再分为形象色彩、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张永言先生的《简论》则认为,词义是词的词汇意义的简称,将二者等同起来,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词汇学》将色彩意义独立出来,认为词义应该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和色彩意义三个部分,指出虚词是语言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大都反映了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某种关系或表示客观存在中人民的某种感情和态度,也具有词汇意义。
关于词义和概念的关系,张先生的《简论》分六个方面进行讨论,将词与概念的关系和词义与概念的关系混为了一谈。《词汇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不是笼统地讲,而是分两个层次(即词与词义)、四个问题(词与概念的关系、词汇意义与概念的关系、语法意义与概念的关系、色彩意义与概念的关系)来进行论述的,这样就能够做到有条不紊、层次分明,得出的结论也更让人信服。
在谈词义演变这一问题时,早期大部分著作都把多义词义项的增多当作词义的扩大,把多义词义项的减少看作词义的缩小,如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周祖谟先生的《汉语词汇讲话》,王勤、武占坤先生的《现代汉语词汇》都持有类似的观点。《词汇学》则不同,首先区分了词的一个意义和一个词的意义这两个概念。由于语言中词的存在形式有单义词和多义词之分,对于单义词来说,一个词的意义和词的一个意义是一致的,但对于多义词来说,词的一个意义只能是和词的一个义项的意义相对应,而一个词的意义却是一个多义词所有义项的总和,所以这时词的一个意义只是一个词的意义的一部分,只是一个义项而已,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词的一个意义的演变情况大致可以表现为词义的丰富和深化、词义的扩大、词义的缩小和词义的转移这四种类型。词义的扩大是指同一义项由表示种概念变成表示类概念,词义的缩小是指同一义项由类概念变成表示种概念。这四种类型的共同特点是指,只发生在同一义项中并且新旧词义不再同时并存,新义取代旧义。一个词的意义演变情况表现为义项的增多和义项的减少两种类型。较之以前的论述,《词汇学》对于“词义的演变”有着更为系统、全面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
三
《词汇学》的最后一章是修订版新增的内容,主要讲了词汇的动态运动与词汇规范两个问题。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讨论了词汇的动态运动形式,并指出词汇的动态运动状况是词汇规范工作的中心试点,最后对词汇规范工作的几个问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部分葛先生只是列出了一个大致的框架,对相关问题并未展开全面、详细的论述,只是给我们以启发,指引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
可以看出,葛先生的《词汇学》对词汇体系中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看法,采用了多元的研究方法,比如动态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将共时和历时、动态和静态、语言和逻辑结合起来,多角度、多层次、多侧面地对汉语词汇做出了全面而深刻的剖析,揭示出了汉语词汇内部的本质规律,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汉语词汇系统。我们推崇葛本仪先生的《词汇学》,并不是说这本书是完美的,实际上,书中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比如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的划分,外来词的范围、词义的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研究空间。但是瑕不掩瑜,总的来说,《词汇学》是一部集前人各家之长又有自己独特创新的著作,对汉语词汇学的发展和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修订版)[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4.
[2]张永言.词汇学简论[M].武汉: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
[3]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武占坤,王勤.现代汉语词汇概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1983.
[5]孙常叙.汉语词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周祖谟.汉语词汇讲话[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7]孙银新.汉语词汇理论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的探索[A].葛本
仪.汉语词汇论[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咸婧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