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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桂兴明
致富新思路——
欲官先镀金不当教授去“扶贫”
黄保勤几乎和共和国同龄，1950年出生于乌蒙山大山深处的一个农民的茅草房里，他上边的两个哥哥至今在乡下躬耕垄亩。他是初中毕业后，1969年通过当兵走出大山的，先在总后汽车24团服役，西安政治学院学习，后在总后汽车管理学院、北京军区后勤干部学院任教员。其间他刻苦努力，获得了大学文凭。这段时间，黄保勤真的很勤，致力于学问，宁静而志远。1986年，他转业到了贵州民族学院，做了一名大学教员，又经过五年的拼搏，有了副教授头衔，于1996年又弄了个学院的干训部学总支副书记。就这样，17年的军人生涯，10年的讲坛耕耘，年近半百了，虽也衣食无忧，但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相比，两口子的生活过得还是有些紧巴，乡下的父母他不能不管，哥哥们有点困难该帮的还得帮，一家人住在学校分的那套房改房里，窄窄的，想买套宽敞的新房却囊中羞涩。正所谓穷则思变，眼望着他人纷纷致富，新房有了，新车有了，说话做事扬眉吐气，自己却江山依旧，黄保勤的心再也无法宁静了，他开始反思，他也想尽快富起来。纵观上下，横看左右，他总算悟出了发财之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但怎样才能做官呢？他想到了“镀金法”。于是，他主动向组织部门要求下乡扶贫挂职。现在，人人都想呆在城里过舒适日子，没想到却有人教授不当却要下乡扶贫，真是难得。组织上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到贵州最远最穷的威宁县挂职当县委副书记。
那是1994年3月至1996年1月的事。对此，贵州一些大大小小的报刊大炒特炒：什么放下教授的舒适，走进山里的艰苦啦，什么贵州第一个为时代所需的学者型官员啦，等等，不亦乐乎。
但是，1996年5月，两年的扶贫挂职结束了，黄保勤回到贵州民院后并没有如愿升官，只是任了个系主任，还是原来的级别，因而也就还是个穷，黄保勤壮志未酬。但他不死心，正在这时，与他一起在威宁县共事了两年的刘某从威宁的县委书记升任黔东南州委书记了。黄保勤知道那刘某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都道朝中有人好做官，黄保勤决心好好地傍着这棵大树，不愁没有好前程。于是，他再次向组织要求下到艰苦地方去扶贫，且明确要求去黔东南。组织上一看，好哇，真是我党的好同志，硬是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于是，就让他到刘某所在的黔东南州黎平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1999年5月，黄保勤第二次走出院校，下到基层，又轰动了贵州，那些报纸也再次讴歌了黄保勤这种学者型官员献身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和崇高。
黄保勤出名了，组织和领导对黄保勤开始刮目相看了。这棵大树也果然傍对了，按规定，下去挂职，一般是两年，但黄保勤到黎平才挂了6个月，就调回州里当了“州长助理”。州长助理只当了8个月，便走马上任当上了镇远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到2001年12月，就正式当上了县委书记。只一年的功夫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跨越，好一个突飞猛进。
但是，正如有人总结的，在中国，“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黄保勤这两年从黎平的副书记到镇远的县长，不过是“三把手”或“二把手”，都没有捞大钱的机遇。在后来的检察机关调查中，检察官们发现，黄保勤从当副教授到副书记、副县长、直至县长，家中基本上没有存款。但自从当上县委书记，有了“绝对真理”后，他每年的存款便和他后来当官一样地突飞猛进了。过去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新时代的黄保勤早把“十万”换成了“百万”。
正应了那句话，观念改变一切。黄保勤悟出了升官发财之道，也许他的路是对的，如果他不勇于放弃城里的舒适，又哪能圆他当官发财的梦？
曝光“血耗子”牵出书记来
就在黄保勤大打政治和经济翻身仗的时候，有人不断地举报他了。
2006年年初，那时，已是56岁的黄保勤在镇远已为路人所骂。按常规，像他这样的年龄，即使给他官升一级，也不可能再担任实职了，但黄保勤不知用什么法感动了上帝，他居然捞了个副厅的实职，调到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做了党委书记。
就在这时，《贵阳晚报》刊发了一篇记者的调查采访记，报道了镇远血站向老百姓疯狂违规采血的情景，一边是贫穷的老百姓排队卖血，面黄肌瘦，另一边是血站站长的百万宝马车和投资2100多万元的贵阳焱祥房地产。报道引起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重视，石书记当即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省纪委、省检察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严处陈登富一案。案结后，要媒体曝光，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以严防‘血耗子’发劳动人民的血财。”
这里的陈登富就是镇远县血站站长。
省委书记的这个批示，很快就送到了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与此同时，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也收到了对黄保勤的举报材料。有人举报他的老婆在贵阳投资70万元入股“焱祥房地产”。他老婆不过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副科）且已提前退休，每月不过千把元的退休工资，哪有那么多的钱入股搞房地产？
于是，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双管齐下，同时出击，一是省院反贪局自己调查黄保勤的家庭财产情况，二是采取异地交叉办案的办法，将陈登富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交由铜仁检察分院下面的石阡检察院初查。
省院反贪局副局长刘勇实，侦查员汪和平，吴大勇，三位检察官冒着盛夏的酷热，在贵阳花溪、民院及各家银行一一调查。很快，检察官发现黄保勤两口子在贵阳共有三套住房，一套是他当教授时在民院的房改房，二是在花溪街上买的一套商品房，约100平方米，价值三四十万元，现在空关着；三是在贵阳市内的“中天星园”紫光阁买的一套豪华住房，170平方米，价值七八十万元，系目前二人的居住房。此外，以他老婆王质莹和他女儿（在北京读大学）的名为户头的银行存款有130多万元。而这些存款全是在黄保勤当上县委书记后的2003年至2005年期间存入银行的。加上他老婆投资入股“焱祥房地产”的50万元，黄保勤在这三年内至少有20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但是，怎样查清楚黄保勤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这来源不明的200多万元呢？能不能从陈登富这里打开黄保勤受贿的缺口？
2006年7月14日，石阡检察院陈继忠检察长和分管反贪的副检察长苏维，反贪局长兰勇一行三人来到贵州省检察院反贪局接受了任务。那时，他们得到的材料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那些举报信，比较有价值的就是说，陈登富把血站的2100万元资金作为个人资金拿去贵阳搞了“焱祥房地产”。
这就够了，陈继忠检察长想，陈登富挪用2100多万元已是实事，抓他没错。于是，就在当天返回石阡的路上，陈继忠检察长果断决定，先将陈登富抓起来。7月15日，这天是星期六，石阡检察院一个突然袭击将陈登富抓了。没想到，初次突审，陈登富很快就交代了他前前后后送给黄保勤的老婆王质莹十一二万元现金，目的是为了感谢黄保勤在血站改制上帮的大忙。随即，石阡检察院经请示省检察院后，迅速将王质莹传唤至石阡。王质莹也很快交代了她收受陈登富13万元的事实。
事情的发展似乎非常顺利。但是，接下来检察机关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骑虎难下，进退维谷。
四面八方刮起了十级风暴
在镇远，人们都说，镇远是一个最有权的和最有钱的天下。最有权的当然是指黄保勤，最有钱的就是指血站站长陈登富。这世上，最有权的和最有钱的都是最不好惹的。先说那最有权的黄保勤，他不仅是一个高等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副厅级，还是省人大代表，你敢动他？
就在省检察院反贪局与石阡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前往贵阳王质莹的住处中天星园抓王质莹时，那会儿，黄保勤也在家，但他在一间房间里先是躲了起来。后来，实在躲不住了，便出来摆架子，大吵大闹：“你们是哪里的？把证件拿来看看。”检察官说已给王质莹看过了。他又说：“你们知道我的身份吗？我是省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的家，就是议员的住宅，你们也敢随便乱搜查？”“我们是依法搜查王质莹的住宅。”“简直不像话！”然后，他拿起电话直拨省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的电话：“喂，某某吗？你们检察院怎么能随便对一个省人大代表的家搜查呢？嗯？你查查，看怎么处理？这事得有个交代。”
其实，黄保勤是个十足的法盲，当检察官们不理睬他，要将王质莹带走时，他又一次训起人来：“你们是石阡检察院的，来贵阳办案？合不合法？嗯？怎么能在贵阳抓人呢？你们要把她带到什么地方？”
检察官说：“带到她应该去的地方。”
“什么？应该去的地方？你们是外地的，她是贵阳的，你们不能把她带出贵阳嘛，即使要关，也只能关在贵阳嘛。”
“黄教授，黄书记，法律有你说的这个规定吗？”
“……”
当他看见硬的不行，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和颜悦色地说：“啊，石阡，你们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我教的学生嘛。坐坐坐，我给你们沏杯茶。工作是工作，水，还是要喝的，我老婆是北方人，身体不好，还请你们多多关照……”
这只是个小小的插曲，接下来，当专案组深入镇远调查时，所到之处，一问到黄保勤和陈登富的事，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要查阅有关材料，得到的回答也都是“没有！”而黄保勤虽然不在镇远任职了，但三天两头出现在镇远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叫做铁溪的地方，在那里频频亮相，与他过去在那里提拔的一些干部吃饭喝酒，意即告诉人们，他黄保勤没事，照样在台上。使得人们不敢向检察院反映情况。
于是，省检察院请求省纪委对黄保勤采取必要的措施。
必要的措施还没来得及采取，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
首先，不知怎的，在看守所里的陈登富、王质莹突然全部翻供，都说是检察院刑讯逼供他们说的假，陈登富说他根本就没有送给黄保勤钱，王质莹也说她从来没收陈的一分钱。接着是上级组织收到了一封又一封控告信，说贵州省检察院和石阡县检察院违法办案乱抓人，把一个对社会有出色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当作挪用公款罪办理。检察院随意闯入人大代表的住宅乱搜查……一张张状纸告到省里，告到北京，告到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控告信后，也限期贵州省检察院对陈登富一案务必认真查明汇报。有的上级还批示说，黄保勤是我省少有的学者型领导，应该实事求是，注意保护。
一时间，就好像四面八方刮起了十级风暴。检察官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没想到，原打算从陈登富处打开黄保勤受贿的缺口，而今倒成了他们反攻的武器。
咋办？明知他们有罪，却被反咬了一口。省检察院反贪局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决定不再调查陈登富是否送钱给黄保勤，而是首先查清楚镇远血站究竟是国营还是陈登富个人的私营？也就是说，陈登富是否构成了挪用？
省检察院派了吴大勇等同志下到石千检察院一道办案。
这时候，省纪委也对黄保勤采取了“双规”。在双规地点，纪委和检察官们发现黄保勤的手机上有一个与石阡通话频繁的号码，省检察院让石阡检察院一查，查出那个号码是石阡县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叫郜方学的公安干警的电话，再一查，好家伙，原来陈登富和王质莹进了看守所后，在郜方学值班时，用郜方学的手机与黄保勤和外界联系，导致陈登富、王质莹、黄保勤串供翻供。陈继忠检察长当即决定对郜方学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并当场在郜方学的家里搜出了受贿的4万元赃款。在铁的事实面前，郜方学交代了黄保勤给了他15000元好处费，还收受了另一个因涉嫌向黄保勤行贿而被逮捕的赵某的4万元钱，并千方百计找机会把自己的手机给他们与外界联系串供。
挖出这个败类后，陈登富、王质莹没法串供了，也不再翻供了，但也不再多说一句，无非就是那13万元的事，但陈登富还是那样嚣张，血站是他个人的，他自家的钱，想送给谁就送给谁，犯什么法了？
是的，在镇远，人们都传说血站是陈登富个人的，陈登富的律师还拿出了镇远县政府2002年的文件，上面白纸黑字红公章，清清楚楚写着镇远血站改制后的全部资产不再属于国有资产，而是法人陈登富个人所有。
若真是这样，检察院真是办了个错案，错抓了民营企业家陈登富，不但是抓不住黄保勤的尾巴，反而脱不了干系。但检察官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国务院1996第208号令明明规定单采血浆站只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单采血浆活动，怎么这镇远血站就是陈登富个人的呢？
镇远血站始建于1995年，当时怎么建立的？是国家出资还是陈登富个人的钱？检察官找啊找啊，终于从黔东南州卫生局的一份文件里找出了证据，是财政拨款6万元初建，并明确该血站为县卫生局直属的副科级卫生事业单位。找到了这份证据，检察官们禁不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另一方面，虽然石阡检察院在对陈登富实施抓捕时，没有搜查到血站的任何账目，血站的电脑主机没有了，血站的会计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使检察官对血站的一切账目都无从查起。但检察机关在贵州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下，从与镇远血站发生业务往来的全国各地血液制品厂厂家一家家查询，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给镇远血站重建了一大摞厚厚的账簿，得出的结论是，陈登富采取收入不进账等形式，从1995年建站，到2002年改制前，共贪污人民币2100万元（不包括2002年改制后的收入）。而且，就是在所谓的改制后，陈登富一直领着行政工资，每年还报销四五千元的医药费；除了请的一些临时工外，血站工作人员的工资也是县财政开支。
当这贪污2100万元的一切证据都摆在陈登富面前时，陈登富虽然还是零口供，说他不是贪污，但他心里明白，深知自己罪大恶极，难逃法网，于是开口交代了他为了把镇远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而向黄保勤前前后后行贿46万元的犯罪事实。
改制改制 黄保勤收了46万 国家损失近亿元
陈登富是民营企业家的谎言被戳穿了，他供出了他所知道的黄保勤的所有问题。陈登富的招供让黄保勤的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他开始在纪委交代自己的问题。
接着，贵州省人大作出决定，罢免了黄保勤的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职务。2007年1月5日，黄保勤被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批准执行逮捕。
为了让黄保勤的那张网失去威力，省纪委和省检察院特地在镇远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要求有关单位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黄保勤的问题，不得再以各种理由拒绝。至此，黄保勤的庐山真面目才逐一显露出来。
原来，陈登富自1995年建站以来，就采取资金不入账的手段，贪污了2100多万元，但他还不满足，早就想把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直到2001年黄保勤当上了县委书记后，他的机遇才来了。通过短暂的接触，陈登富发觉黄保勤这人是个好贪之徒，对于陈登富而言，怕的不是你贪，就怕你油盐不进的廉。于是，没过多久，他就和黄保勤搞得鱼水不分了。陈登富曾向人炫耀说，我叫黄保勤十分钟到，保证他五分钟就赶拢。黄保勤已经对陈登富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了。果然，在陈登富提出把镇远血站改制为私营企业的要求后，在金钱的作用下，黄保勤全心全意为陈登富服务了。
黄保勤多次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和县委常委会议，讨论血站的改制问题，当时的分管县长和县卫生局长拿着国务院的“208号令”向黄保勤提出：“书记，不能改呀。国家规定不允许个人从事单采血浆活动，这是违反不得的。”但黄保勤不听，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说，你们怎么就忘了小平同志说的，步伐再快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呢？你们呀，就是思想不解放。我们不但要改制，而且还要给他戴一个红帽子。”意即名义上还是国家办的，以便每年审计过关。为了达到给陈登富改制成功的目的，为了高度的统一，黄保勤很快就把坚决反对他意见的卫生局长调到乡下去了。
然后，也没有认真进行资产核算，一个本来拥有数千万元资产的血站，陈登富通过各种手段做假，从账面上反映出来的却是不足200万元资产，然后，陈登富用两台旧车子抵给县委、政府，就算是把国家原来投入血站的国有资金“还了本”。从此，这个血站就算是陈登富个人的私营企业了。当然，上边来检查，对外的称呼，依然是镇远县卫生局的血站，挂羊头卖狗肉地变成了挂国家的牌发陈登富个人的财，然后，他还要享受正科级待遇，领工资，报医药费、出差费等等。这就是黄保勤的“解放思想”。
为此，陈登富在改制前和改制后，分六次送给了黄保勤46万元。
为了这区区的46万元，却造成国有资产近亿元的流失。（先前陈贪污2100多万元，“改制后”未入账的7300万元也“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陈登富的个人腰包。）使陈登富在一个贫困山区里短时间内暴富成了拥有数千万元的大富翁。利用改制之机，改垮了国有企业，装满了个人腰包，在这里得到了最典型的反映。
为此，检察官问黄保勤：“你明明知道有这个国务院208号令，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你猜他怎么说？他颇为自豪地说：“那个令是李鹏当总理时签发的，我瞧不起他，所以我就不执行他那个令。包括省委书记石宗源，我也经常和他顶。我们学者型的领导就是这样敢于坚持真理。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我这种官员。”天下还有哪个比黄保勤更厚颜无耻的呢？后来，他又这样解释：“这个问题是县委集体研究的嘛。那个改制顶多就是个失误嘛，也是个探索嘛。”
陈继忠检察长对他说：“黄保勤，你态度端正点！”
他反问：“你怎么就认定我有罪呢？怎么个端正态度？我就犯罪了吗？”
“你说你是学者型官员，犯没犯罪你心里明白。你改制的依据是什么？通过省卫生厅了吗？”
走投无路了，他便闭上眼睛，说：“我头晕。”
因为种种原因，检察机关最后认定黄保勤的受贿只有67万元，而他的家庭总财产却有231万余元，把黄保勤夫妇的工资，还有他母亲去世收的礼金3万元，他女儿考上大学收的贺礼3万元，其他诸如拜年之类收的礼金11.36万元，以及他让某某局出钱给他出书，他自己得钱所卖的书款15万元都算作他的合法收入，那么，黄保勤还有127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2007年9月23日，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保勤一案，黄保勤对检察机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痛哭流涕，伤心地忏悔着他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爹娘。是不是为此而哭？也许是，也许不是。按照黄保勤的思维，可能那捞来的不义之财全部被没收上缴国库，竹篮打水一场空，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才是他哭断肝肠的痛。■
编辑：盛汉卿
致富新思路——
欲官先镀金不当教授去“扶贫”
黄保勤几乎和共和国同龄，1950年出生于乌蒙山大山深处的一个农民的茅草房里，他上边的两个哥哥至今在乡下躬耕垄亩。他是初中毕业后，1969年通过当兵走出大山的，先在总后汽车24团服役，西安政治学院学习，后在总后汽车管理学院、北京军区后勤干部学院任教员。其间他刻苦努力，获得了大学文凭。这段时间，黄保勤真的很勤，致力于学问，宁静而志远。1986年，他转业到了贵州民族学院，做了一名大学教员，又经过五年的拼搏，有了副教授头衔，于1996年又弄了个学院的干训部学总支副书记。就这样，17年的军人生涯，10年的讲坛耕耘，年近半百了，虽也衣食无忧，但和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相比，两口子的生活过得还是有些紧巴，乡下的父母他不能不管，哥哥们有点困难该帮的还得帮，一家人住在学校分的那套房改房里，窄窄的，想买套宽敞的新房却囊中羞涩。正所谓穷则思变，眼望着他人纷纷致富，新房有了，新车有了，说话做事扬眉吐气，自己却江山依旧，黄保勤的心再也无法宁静了，他开始反思，他也想尽快富起来。纵观上下，横看左右，他总算悟出了发财之路——万般皆下品，唯有做官高。但怎样才能做官呢？他想到了“镀金法”。于是，他主动向组织部门要求下乡扶贫挂职。现在，人人都想呆在城里过舒适日子，没想到却有人教授不当却要下乡扶贫，真是难得。组织上立即批准了他的请求，让他到贵州最远最穷的威宁县挂职当县委副书记。
那是1994年3月至1996年1月的事。对此，贵州一些大大小小的报刊大炒特炒：什么放下教授的舒适，走进山里的艰苦啦，什么贵州第一个为时代所需的学者型官员啦，等等，不亦乐乎。
但是，1996年5月，两年的扶贫挂职结束了，黄保勤回到贵州民院后并没有如愿升官，只是任了个系主任，还是原来的级别，因而也就还是个穷，黄保勤壮志未酬。但他不死心，正在这时，与他一起在威宁县共事了两年的刘某从威宁的县委书记升任黔东南州委书记了。黄保勤知道那刘某是有一定的社会背景的，都道朝中有人好做官，黄保勤决心好好地傍着这棵大树，不愁没有好前程。于是，他再次向组织要求下到艰苦地方去扶贫，且明确要求去黔东南。组织上一看，好哇，真是我党的好同志，硬是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于是，就让他到刘某所在的黔东南州黎平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1999年5月，黄保勤第二次走出院校，下到基层，又轰动了贵州，那些报纸也再次讴歌了黄保勤这种学者型官员献身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和崇高。
黄保勤出名了，组织和领导对黄保勤开始刮目相看了。这棵大树也果然傍对了，按规定，下去挂职，一般是两年，但黄保勤到黎平才挂了6个月，就调回州里当了“州长助理”。州长助理只当了8个月，便走马上任当上了镇远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代县长，到2001年12月，就正式当上了县委书记。只一年的功夫就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跨越，好一个突飞猛进。
但是，正如有人总结的，在中国，“一把手”是绝对真理，“二把手”是相对真理，“三把手”没有真理，黄保勤这两年从黎平的副书记到镇远的县长，不过是“三把手”或“二把手”，都没有捞大钱的机遇。在后来的检察机关调查中，检察官们发现，黄保勤从当副教授到副书记、副县长、直至县长，家中基本上没有存款。但自从当上县委书记，有了“绝对真理”后，他每年的存款便和他后来当官一样地突飞猛进了。过去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新时代的黄保勤早把“十万”换成了“百万”。
正应了那句话，观念改变一切。黄保勤悟出了升官发财之道，也许他的路是对的，如果他不勇于放弃城里的舒适，又哪能圆他当官发财的梦？
曝光“血耗子”牵出书记来
就在黄保勤大打政治和经济翻身仗的时候，有人不断地举报他了。
2006年年初，那时，已是56岁的黄保勤在镇远已为路人所骂。按常规，像他这样的年龄，即使给他官升一级，也不可能再担任实职了，但黄保勤不知用什么法感动了上帝，他居然捞了个副厅的实职，调到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做了党委书记。
就在这时，《贵阳晚报》刊发了一篇记者的调查采访记，报道了镇远血站向老百姓疯狂违规采血的情景，一边是贫穷的老百姓排队卖血，面黄肌瘦，另一边是血站站长的百万宝马车和投资2100多万元的贵阳焱祥房地产。报道引起了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重视，石书记当即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省纪委、省检察院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依法严处陈登富一案。案结后，要媒体曝光，给人民群众一个满意的交代，以严防‘血耗子’发劳动人民的血财。”
这里的陈登富就是镇远县血站站长。
省委书记的这个批示，很快就送到了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与此同时，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也收到了对黄保勤的举报材料。有人举报他的老婆在贵阳投资70万元入股“焱祥房地产”。他老婆不过是一般的工作人员（副科）且已提前退休，每月不过千把元的退休工资，哪有那么多的钱入股搞房地产？
于是，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双管齐下，同时出击，一是省院反贪局自己调查黄保勤的家庭财产情况，二是采取异地交叉办案的办法，将陈登富涉嫌挪用公款一案交由铜仁检察分院下面的石阡检察院初查。
省院反贪局副局长刘勇实，侦查员汪和平，吴大勇，三位检察官冒着盛夏的酷热，在贵阳花溪、民院及各家银行一一调查。很快，检察官发现黄保勤两口子在贵阳共有三套住房，一套是他当教授时在民院的房改房，二是在花溪街上买的一套商品房，约100平方米，价值三四十万元，现在空关着；三是在贵阳市内的“中天星园”紫光阁买的一套豪华住房，170平方米，价值七八十万元，系目前二人的居住房。此外，以他老婆王质莹和他女儿（在北京读大学）的名为户头的银行存款有130多万元。而这些存款全是在黄保勤当上县委书记后的2003年至2005年期间存入银行的。加上他老婆投资入股“焱祥房地产”的50万元，黄保勤在这三年内至少有20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但是，怎样查清楚黄保勤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这来源不明的200多万元呢？能不能从陈登富这里打开黄保勤受贿的缺口？
2006年7月14日，石阡检察院陈继忠检察长和分管反贪的副检察长苏维，反贪局长兰勇一行三人来到贵州省检察院反贪局接受了任务。那时，他们得到的材料其实非常简单，就是那些举报信，比较有价值的就是说，陈登富把血站的2100万元资金作为个人资金拿去贵阳搞了“焱祥房地产”。
这就够了，陈继忠检察长想，陈登富挪用2100多万元已是实事，抓他没错。于是，就在当天返回石阡的路上，陈继忠检察长果断决定，先将陈登富抓起来。7月15日，这天是星期六，石阡检察院一个突然袭击将陈登富抓了。没想到，初次突审，陈登富很快就交代了他前前后后送给黄保勤的老婆王质莹十一二万元现金，目的是为了感谢黄保勤在血站改制上帮的大忙。随即，石阡检察院经请示省检察院后，迅速将王质莹传唤至石阡。王质莹也很快交代了她收受陈登富13万元的事实。
事情的发展似乎非常顺利。但是，接下来检察机关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骑虎难下，进退维谷。
四面八方刮起了十级风暴
在镇远，人们都说，镇远是一个最有权的和最有钱的天下。最有权的当然是指黄保勤，最有钱的就是指血站站长陈登富。这世上，最有权的和最有钱的都是最不好惹的。先说那最有权的黄保勤，他不仅是一个高等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副厅级，还是省人大代表，你敢动他？
就在省检察院反贪局与石阡检察院的检察官们前往贵阳王质莹的住处中天星园抓王质莹时，那会儿，黄保勤也在家，但他在一间房间里先是躲了起来。后来，实在躲不住了，便出来摆架子，大吵大闹：“你们是哪里的？把证件拿来看看。”检察官说已给王质莹看过了。他又说：“你们知道我的身份吗？我是省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的家，就是议员的住宅，你们也敢随便乱搜查？”“我们是依法搜查王质莹的住宅。”“简直不像话！”然后，他拿起电话直拨省检察院一位副检察长的电话：“喂，某某吗？你们检察院怎么能随便对一个省人大代表的家搜查呢？嗯？你查查，看怎么处理？这事得有个交代。”
其实，黄保勤是个十足的法盲，当检察官们不理睬他，要将王质莹带走时，他又一次训起人来：“你们是石阡检察院的，来贵阳办案？合不合法？嗯？怎么能在贵阳抓人呢？你们要把她带到什么地方？”
检察官说：“带到她应该去的地方。”
“什么？应该去的地方？你们是外地的，她是贵阳的，你们不能把她带出贵阳嘛，即使要关，也只能关在贵阳嘛。”
“黄教授，黄书记，法律有你说的这个规定吗？”
“……”
当他看见硬的不行，立即换了一副面孔，和颜悦色地说：“啊，石阡，你们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我教的学生嘛。坐坐坐，我给你们沏杯茶。工作是工作，水，还是要喝的，我老婆是北方人，身体不好，还请你们多多关照……”
这只是个小小的插曲，接下来，当专案组深入镇远调查时，所到之处，一问到黄保勤和陈登富的事，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要查阅有关材料，得到的回答也都是“没有！”而黄保勤虽然不在镇远任职了，但三天两头出现在镇远离县城不远的一个叫做铁溪的地方，在那里频频亮相，与他过去在那里提拔的一些干部吃饭喝酒，意即告诉人们，他黄保勤没事，照样在台上。使得人们不敢向检察院反映情况。
于是，省检察院请求省纪委对黄保勤采取必要的措施。
必要的措施还没来得及采取，一连串的问题接踵而来。
首先，不知怎的，在看守所里的陈登富、王质莹突然全部翻供，都说是检察院刑讯逼供他们说的假，陈登富说他根本就没有送给黄保勤钱，王质莹也说她从来没收陈的一分钱。接着是上级组织收到了一封又一封控告信，说贵州省检察院和石阡县检察院违法办案乱抓人，把一个对社会有出色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当作挪用公款罪办理。检察院随意闯入人大代表的住宅乱搜查……一张张状纸告到省里，告到北京，告到中央。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控告信后，也限期贵州省检察院对陈登富一案务必认真查明汇报。有的上级还批示说，黄保勤是我省少有的学者型领导，应该实事求是，注意保护。
一时间，就好像四面八方刮起了十级风暴。检察官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没想到，原打算从陈登富处打开黄保勤受贿的缺口，而今倒成了他们反攻的武器。
咋办？明知他们有罪，却被反咬了一口。省检察院反贪局及时调整侦查思路，决定不再调查陈登富是否送钱给黄保勤，而是首先查清楚镇远血站究竟是国营还是陈登富个人的私营？也就是说，陈登富是否构成了挪用？
省检察院派了吴大勇等同志下到石千检察院一道办案。
这时候，省纪委也对黄保勤采取了“双规”。在双规地点，纪委和检察官们发现黄保勤的手机上有一个与石阡通话频繁的号码，省检察院让石阡检察院一查，查出那个号码是石阡县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叫郜方学的公安干警的电话，再一查，好家伙，原来陈登富和王质莹进了看守所后，在郜方学值班时，用郜方学的手机与黄保勤和外界联系，导致陈登富、王质莹、黄保勤串供翻供。陈继忠检察长当即决定对郜方学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并当场在郜方学的家里搜出了受贿的4万元赃款。在铁的事实面前，郜方学交代了黄保勤给了他15000元好处费，还收受了另一个因涉嫌向黄保勤行贿而被逮捕的赵某的4万元钱，并千方百计找机会把自己的手机给他们与外界联系串供。
挖出这个败类后，陈登富、王质莹没法串供了，也不再翻供了，但也不再多说一句，无非就是那13万元的事，但陈登富还是那样嚣张，血站是他个人的，他自家的钱，想送给谁就送给谁，犯什么法了？
是的，在镇远，人们都传说血站是陈登富个人的，陈登富的律师还拿出了镇远县政府2002年的文件，上面白纸黑字红公章，清清楚楚写着镇远血站改制后的全部资产不再属于国有资产，而是法人陈登富个人所有。
若真是这样，检察院真是办了个错案，错抓了民营企业家陈登富，不但是抓不住黄保勤的尾巴，反而脱不了干系。但检察官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国务院1996第208号令明明规定单采血浆站只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设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单采血浆活动，怎么这镇远血站就是陈登富个人的呢？
镇远血站始建于1995年，当时怎么建立的？是国家出资还是陈登富个人的钱？检察官找啊找啊，终于从黔东南州卫生局的一份文件里找出了证据，是财政拨款6万元初建，并明确该血站为县卫生局直属的副科级卫生事业单位。找到了这份证据，检察官们禁不住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另一方面，虽然石阡检察院在对陈登富实施抓捕时，没有搜查到血站的任何账目，血站的电脑主机没有了，血站的会计也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使检察官对血站的一切账目都无从查起。但检察机关在贵州省卫生厅的大力支持下，从与镇远血站发生业务往来的全国各地血液制品厂厂家一家家查询，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努力，终于给镇远血站重建了一大摞厚厚的账簿，得出的结论是，陈登富采取收入不进账等形式，从1995年建站，到2002年改制前，共贪污人民币2100万元（不包括2002年改制后的收入）。而且，就是在所谓的改制后，陈登富一直领着行政工资，每年还报销四五千元的医药费；除了请的一些临时工外，血站工作人员的工资也是县财政开支。
当这贪污2100万元的一切证据都摆在陈登富面前时，陈登富虽然还是零口供，说他不是贪污，但他心里明白，深知自己罪大恶极，难逃法网，于是开口交代了他为了把镇远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而向黄保勤前前后后行贿46万元的犯罪事实。
改制改制 黄保勤收了46万 国家损失近亿元
陈登富是民营企业家的谎言被戳穿了，他供出了他所知道的黄保勤的所有问题。陈登富的招供让黄保勤的防线终于彻底崩溃，他开始在纪委交代自己的问题。
接着，贵州省人大作出决定，罢免了黄保勤的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职务。2007年1月5日，黄保勤被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批准执行逮捕。
为了让黄保勤的那张网失去威力，省纪委和省检察院特地在镇远召开各部门负责人会议，要求有关单位积极配合检察机关调查黄保勤的问题，不得再以各种理由拒绝。至此，黄保勤的庐山真面目才逐一显露出来。
原来，陈登富自1995年建站以来，就采取资金不入账的手段，贪污了2100多万元，但他还不满足，早就想把血站变为他个人所有，只是一直没有机会。直到2001年黄保勤当上了县委书记后，他的机遇才来了。通过短暂的接触，陈登富发觉黄保勤这人是个好贪之徒，对于陈登富而言，怕的不是你贪，就怕你油盐不进的廉。于是，没过多久，他就和黄保勤搞得鱼水不分了。陈登富曾向人炫耀说，我叫黄保勤十分钟到，保证他五分钟就赶拢。黄保勤已经对陈登富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了。果然，在陈登富提出把镇远血站改制为私营企业的要求后，在金钱的作用下，黄保勤全心全意为陈登富服务了。
黄保勤多次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和县委常委会议，讨论血站的改制问题，当时的分管县长和县卫生局长拿着国务院的“208号令”向黄保勤提出：“书记，不能改呀。国家规定不允许个人从事单采血浆活动，这是违反不得的。”但黄保勤不听，而且还振振有词地说，你们怎么就忘了小平同志说的，步伐再快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呢？你们呀，就是思想不解放。我们不但要改制，而且还要给他戴一个红帽子。”意即名义上还是国家办的，以便每年审计过关。为了达到给陈登富改制成功的目的，为了高度的统一，黄保勤很快就把坚决反对他意见的卫生局长调到乡下去了。
然后，也没有认真进行资产核算，一个本来拥有数千万元资产的血站，陈登富通过各种手段做假，从账面上反映出来的却是不足200万元资产，然后，陈登富用两台旧车子抵给县委、政府，就算是把国家原来投入血站的国有资金“还了本”。从此，这个血站就算是陈登富个人的私营企业了。当然，上边来检查，对外的称呼，依然是镇远县卫生局的血站，挂羊头卖狗肉地变成了挂国家的牌发陈登富个人的财，然后，他还要享受正科级待遇，领工资，报医药费、出差费等等。这就是黄保勤的“解放思想”。
为此，陈登富在改制前和改制后，分六次送给了黄保勤46万元。
为了这区区的46万元，却造成国有资产近亿元的流失。（先前陈贪污2100多万元，“改制后”未入账的7300万元也“名正言顺”地进入了陈登富的个人腰包。）使陈登富在一个贫困山区里短时间内暴富成了拥有数千万元的大富翁。利用改制之机，改垮了国有企业，装满了个人腰包，在这里得到了最典型的反映。
为此，检察官问黄保勤：“你明明知道有这个国务院208号令，你为什么还要这样？”
你猜他怎么说？他颇为自豪地说：“那个令是李鹏当总理时签发的，我瞧不起他，所以我就不执行他那个令。包括省委书记石宗源，我也经常和他顶。我们学者型的领导就是这样敢于坚持真理。中国现在缺少的就是我这种官员。”天下还有哪个比黄保勤更厚颜无耻的呢？后来，他又这样解释：“这个问题是县委集体研究的嘛。那个改制顶多就是个失误嘛，也是个探索嘛。”
陈继忠检察长对他说：“黄保勤，你态度端正点！”
他反问：“你怎么就认定我有罪呢？怎么个端正态度？我就犯罪了吗？”
“你说你是学者型官员，犯没犯罪你心里明白。你改制的依据是什么？通过省卫生厅了吗？”
走投无路了，他便闭上眼睛，说：“我头晕。”
因为种种原因，检察机关最后认定黄保勤的受贿只有67万元，而他的家庭总财产却有231万余元，把黄保勤夫妇的工资，还有他母亲去世收的礼金3万元，他女儿考上大学收的贺礼3万元，其他诸如拜年之类收的礼金11.36万元，以及他让某某局出钱给他出书，他自己得钱所卖的书款15万元都算作他的合法收入，那么，黄保勤还有127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2007年9月23日，铜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保勤一案，黄保勤对检察机关指控他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痛哭流涕，伤心地忏悔着他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对不起爹娘。是不是为此而哭？也许是，也许不是。按照黄保勤的思维，可能那捞来的不义之财全部被没收上缴国库，竹篮打水一场空，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才是他哭断肝肠的痛。■
编辑：盛汉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