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再度回溯瘟疫的历史，便会发现瘟疫不仅引发仇恨、暴力和紧张的社会情绪，在数不胜数的案例中，同样也可以看到疾病同样催生自我牺牲、志愿服务和社会团结。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艾滋病在美国被识别，随后在西方世界广泛流行，给大众造成了极大的震动。因为在此之前，世界已有半个多世纪没有见到大规模的瘟疫和疾病。大众在面对疾病时的社会心理引起了媒体的关注和兴趣。学者和大众传媒纷纷从史料中搜寻历史上能与艾滋病相提并论的瘟疫，许多研究成果相继面世。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卡罗·金斯伯格在其著作《迷醉：揭开巫师咒语之谜》中总结道：“鼠疫等瘟疫所带来的巨大的创伤刺激了人们，他们加快了寻找替罪羊的脚步，好让自己的恐惧、偏见和绝望得以释放。”
　　纵观历史，人们总是将神秘而灾难性的疾病怪罪于某个人或者某个群体，仿佛这样就能理解世界的运行，并让疫情得到控制。穿越时空，疾病和瘟疫——尤其是那些新近发生的传染性疾病，还缺乏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方法——成了所有非理性的仇恨和偏见的导火线。这种非理性情绪的受害者通常是染上瘟疫的病人或者主流精英眼中的“他者”——穷人、流浪者、外族人。

瘟疫在古代：让贫民和精英和解的粘合剂

　　最常被引用的一个例证就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爆发的瘟疫，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提到“比塞埃夫斯城邦的居民声称是伯罗奔尼撒城邦的人在他们的蓄水池里投了毒”。当瘟疫蔓延到人口稠密的雅典城邦时，这种流言便销声匿迹了。但是雅典城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在这次瘟疫中丧命，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依然能看到这种非理性的声音。一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30年，瘟疫卷土重来，这一次雅典人没有让受害者或者外来人口成为替罪羊，却指责他们的领袖伯里克利，称他冥顽不化，坚持与斯巴达人进行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才导致了如此深重的灾难。
　　如果深挖上古史资料，会发现对瘟疫与社会情绪的记载层出不穷。尽管古罗马历史学家提图斯·李维的《罗马史》有超过四分之三的内容已经散佚，但就在今人所能看到的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里，关于瘟疫的记载出现了57次。而且李维就疾病对社会心理的影响提供了与当今历史学家截然不同的描述。在李维的笔下，瘟疫非但没有分化社会，让某个阶层或者群体歧视、仇恨其他人，反而常常让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或者精英和平民之间的对立暂时平息下来，社会凝聚力在这个过程中暂时得以加强。同情而非仇恨，成为了瘟疫的副产品。例如，公元前399年的罗马城，夏日热浪刚过竟然又遭遇寒潮，极端天气引起了一次严重的疫情，人和动物都有可能染上这种瘟疫，且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元老院投票决定参考《西拉比预言书》，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做法，而随即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宴饮形式，名为“安天会”（lectisternium），对普罗大众开放。“全城所有门户洞开，所有物品放在庭院里供众人取用。所有来宾，无论生熟，都受到主人家的款待。曾是敌人，如今也友好交谈。在这个时期，狱中犯人的镣铐也被松开，如若再行恶事，则必须重新戴上镣铐回到狱中。”
　　公元前4世纪，安天会至少出现过三次，尤其是当罗马遭受到神秘致命瘟疫侵袭时。为了让这些天灾终结，政府将财富慷慨分與民众，甚至延长假期与民休息。瘟疫的发生也可能平息平民和特权阶级的纷争，公元前433年-432年，平民和精英同跪在神殿里祭拜神祗。由于害怕瘟疫过后就是饥荒，政府不惜花光国库里所有的金币，一船一船地购买外国的粮食。

中世纪短暂的偏见与迫害

　　中世纪也是瘟疫横行。在黑死病肆虐的那段时期，疾病引起的社会问题反而固化了人们的刻板印象。在黑死病流行最广泛的14世纪，对纳博纳的犹太人与乞丐的仇恨以及对西西里岛的加泰罗尼亚人的指控在史料中如汗牛充栋。从1348年至1350年，欧洲有超过1000个犹太社区被清除，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被集中到犹太教堂里活活烧死，他们的罪名是“往水井里投毒，目的是终结基督教的统治”。黑死病造成的偏见及其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不仅在中世纪，在整个欧洲史和世界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但历史学家鲜少提及这些极端而疯狂的敌意所存在的时间是多么短暂。尽管对犹太人的迫害从中世纪一直持续到早期现代社会，但是近代以来，瘟疫和疾病早已不会引起对某个族群的杀戮。
　　大约在1530年，由瘟疫引起的第二波迫害在欧洲的图卢兹、日内瓦、里昂、尼姆、鲁恩、巴黎、都灵、米兰、巴勒莫和一些小镇与村庄中蔓延开来。但是随后对“瘟疫传播者”的审判和刑罚在规模、人数和死刑数量上都无法与黑死病相提并论。瘟疫造成的影响也无法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的霍乱、印度的流行病或者北美洲的天花相比。而且，这次迫害没有遵循以往的模式，即政府、精英或者乌合之众毫无理性地怀疑外国人、犹太人或穷人。根据1630年在米兰发现的残存的庭审记录，人们发现提出指控的大多是贫穷女性，而受到指控的通常是米兰本地人，包括拥有财产的手工艺人、富裕的银行家和贵族。
　　历史学家将梅毒而非瘟疫视为近代欧洲早期最大的恐惧和偏见。不仅因为梅毒是一种新的疾病，也因为它和艾滋病一样，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但是并没有史料表明梅毒带来了大规模的社会暴力和迫害行为。我们顶多知道在命名这一疾病的过程中，那不勒斯人称之为“法国佬病”，法国人则称之为“那不勒斯人病”。除了此类恶作剧性质的歧视外，没有找到任何将梅毒和社会动乱联系起来的证据。相反，意大利著名解剖学家加博瑞罗·法洛皮欧还表达过对染上梅毒的妓女的同情：“那不勒斯的漂亮姑娘，迫于生计，不得不踏入肮脏的妓院。”直到17世纪，医学文献里对梅毒的称呼都是“高卢人病”，但是其实没有人将梅毒怪罪到法国人头上。法洛皮欧还认为，梅毒的泛滥与其说是外来者引起的，不如怪自己人的不当操作，比如那不勒斯的面包店主。他们在面包中掺杂了一些石膏，使得那不勒斯人的健康受损，从而加快疾病的流行。而在16世纪中期的威尼斯医生博纳迪诺·托米塔诺看来，16世纪30年代的梅毒流行，威尼斯商人难辞其咎，正是他们将梅毒带到了东欧。

霍乱、天花与阴谋论

　　瘟疫造成偏见的模式在19世纪霍乱出现的时期发生了大的变化。与此前包括黑死病在内的疾病不同，霍乱引起的仇恨和暴力超越了语言和政治的界限，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尽管文化、经济、政体迥异，但关于霍乱的“阴谋构建”、社会阶级的撕裂和愤怒的暴乱者的目标却惊人地一致。从美国纽约到俄国小城，流传着同样的故事——信奉马尔萨斯的权力精英意欲消灭贫穷人口，而医生、药剂师、护士和政府官员就是中间人。但与中世纪发生的杀戮不同，19世纪和20世纪的霍乱引起的动乱针对的不是犹太人等边缘人群，他们控诉的是统治阶级，尤其是医学工作者、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和政府。
　　1817年，一种全新的瘟疫从恒河上游开始向西蔓延，一年时间就传播到整个印度次大陆。1830年，瘟疫波及阿斯特拉罕（沙俄的一个城市，位于伏尔加河三角洲上），并沿着伏尔加河及其支流传播到莫斯科，这就是霍乱。但这一时期未见任何关于阴谋论和动乱的历史记载。当霍乱继续向西进入欧洲境内，社会暴力便接踵而至。1832年，霍乱席卷了包括伦敦、都柏林、巴黎在内的西欧大部分地区。1832年6月，霍乱跨越大西洋传播到北美的蒙特利尔、纽约和费城。从1830年到20世纪初，霍乱总共爆发了五次。就在医学界已经发现了霍乱的发病机制和传播途径之后，俄国和意大利的某些地区依然流传着霍乱是医生和政府合谋灭绝穷人的谣言。19世纪90年代，霍乱在东欧和俄国境内的扩散速度加快，并殃及伊朗、叙利亚和埃及等小亚细亚地区。参与社会暴乱的人数也在这一时期达到顶峰。1892年，阿斯特拉罕居民听说患有霍乱的病人被送到医院后被活埋，约10000人包围了收治霍乱病人的医院。这些暴乱者没有攻击病员，而是试图将他们从医院这个“死亡集中营”里拯救出来。人群随后又游行至市政厅外，放火烧毁了大楼。
　　霍乱引起的社会动乱在意大利呈现增长的趋势。在1835年-1836年的霍乱爆发期，西西里岛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然而在1910年-1911年意大利的最后一次霍乱爆发时，尽管死亡人数较此前已经大大下降，况且医学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发现了霍乱经由被污染的水源传播，但是流言和暴力的发生频率却远高于前。在普利亚的马萨伏哈，医院杀死霍乱病人的谣言广为流传。约3000名居民冲进医院“救出”病人，随后他们举着病人在大街上游行欢呼。暴乱者还屠戮政府官员和医生，将护士扔出窗外，砸毁医院器械并将医院付之一炬。
　　其中被媒体报道最广泛的暴力事件发生在意大利的韦尔比卡罗，一个只有6000名居民的小镇。1911年8月底，镇长在市政厅召开会议时，遭到约1200名“暴乱者”的袭击。首个被俘获的人是一个普通书记员，几个月前他参与了该镇的人口统计工作。一个女人用棍子猛击他的头部，另一个女人则对他开枪，最后他的头被暴徒用修枝刀割了下来。这次袭击不是随机的，而是霍乱阴谋论信奉者采取的一次“行动”。当地农民认为政府的人口统计别有深意，某些人将被挑选出来“成为牺牲品”，目的是为了缓解意大利的人口过剩。他们携带着铲子、砍刀、棍棒和其他农具，摧毁电线杆，切断电缆，烧毁市政厅、档案馆、法院、邮局和市长的住宅，冲进监狱将犯人全部释放。镇长、一个书记员和一个法官试图逃跑，包括三名女性在内的一群暴徒抓住那个书记员，“把他削成碎片”。镇长和法官好不容易抵达火车站时，法官竟然因为恐惧而猝死。成功逃走的镇长在两天后被上级勒令返回，他甫一抵达就死在暴民手上。可悲的是，他的祖父也曾当过韦尔比卡罗的镇长，在1857年霍乱导致的暴乱中丧生。这样的巧合不禁令人唏嘘。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曾爆发大规模天花。如同霍乱一样，天花也曾引起社会动乱，穷人和移民用暴力行为反抗卫生部门和地方政府。1894年9月28日至12月31日，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发生了三次大型暴乱和无数次小型暴力事件。1899年3月，德克萨斯州南部的拉雷多也发生了一次暴乱，墨西哥移民也参与其中。从1881年到20世纪20年代，天花还引发了多次针对受害者的袭击行为。实施暴力的通常是白人有产农民和商人，他们的目标通常是亚美尼亚人和新近来到美国的移民——华人、波西米亚人和黑人，尤其是黑人。
　　1896年4月3日，一个名叫威廉·亨雷的黑人因受到殴打和枪伤而入住孟菲斯的医院，事情起因是几个月前他患上了天花，20名暴徒当着他妻儿的面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殴打，甚至对他开枪。很快，天花从孟菲斯扩散到阿拉巴马州的贝西莫。当地一家医院的隔离病房里住的大都是黑人，住在附近的白人农民常常在夜里潜入病房，对病人开枪，他们认为“这是让天花从这个镇子上消失的最快的方法”。
　　其他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瘟疫引发的暴乱有着更为复杂的内里机制，例如发生在印度的暴乱，引发了全社会的罢工，参与人数甚至比霍乱在俄国引发的暴乱还多。印度的抗议者常常有着明晰的政治目的。1898年，由于英国医生和士兵以检查瘟疫症状为借口强行对年轻的印度女性进行裸体搜查，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码头工人、苦力、车夫都参与了罢工，记者和知识分子也加入进来，斥责殖民政府设置不必要的隔离区、对年轻女性进行搜身、毁掉神庙和普通民众的家园等行径。

跨越偏见的反思

　　并非所有的瘟疫都会催生仇恨和集体暴力。1918年-1920年横扫整个世界的“大流感（theGreat Influenza）”的传播途径尽管还没有被医学界发现，且其后果堪比霍乱——成千上万人在此次瘟疫中丧生，但是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暴力行动，也没有针对穷人或精英的指责。相反，如同上古史中记述的那样，流行病增强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让人们暂时忘记了彼此的种族、民族和阶级差异。1853年，美国的新奥尔良爆发了黄热病，当时正值南北战争前夕，对黄热病拥有更强免疫力的黑人跨越了種族界限去照顾患病的白人，而白人中产阶级也表达了对他们勇气的敬佩。1918年11月，正值流感的高发期，德克萨斯州的艾尔帕索笼罩在反移民的社会情绪中，且三K党的势力与日俱增。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那些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的年轻女孩依然克服阶级差异，走进墨西哥移民居住的街区，冒着生命危险建立流动厨房，为穷人提供食物，为病人提供抚慰。
　　瘟疫不仅引发仇恨、暴力和紧张的社会情绪，在数不胜数的案例中，可以看到疾病同样催生自我牺牲、志愿服务和社会团结。我们需要不断回溯瘟疫的历史，正如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所言，用当代视角审视遥远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