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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月光的地方
揣着朝圣的虔诚心，跟着飒飒秋风，走进了列宾画家村。
忽然间，我发现自己迷了路，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油画风景“天坑”里，不知东南西北，走不出来。除去秋日的风景，风景，沾满衣襟的，还是浓艳的风景，连个可以问路的人都没有。俄罗斯人就这么挥霍和浪费着列宾吗？没有造什么崭新的“古迹”、没有牌坊、庙宇什么的指路；也没有拙劣的“工艺品”强卖。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如“武大郎”“西门大官人”之流，都被抢来抢去认祖归宗大肆炒作，若有列宾率领门徒“修炼”本领的地方，岂能冷落？肯定会有远房孙子的孙子出世，绝不会轻饶了这位大画家，甭管会不会画画儿，先修一百个美术馆再说，哪能冷落了寻访者？
列宾带领学生写生和露营的画家村，是一个饱满的色彩世界。就这么静静地回忆着，期待着，经春历夏，一脸无辜地站着。有雨没雨，有风无风，列宾还是列宾，画家村还是画家村。
我从小就把列宾看成是“神”，搞不明白画家如何会在画布上有创世般的超能力。我生在穷乡僻壤，列宾是我能够知道的极少数外国画家之中的一个。他是伟大的油画戏剧家，每一幅代表作都充满着故事性、戏剧性，甚至可以有一部长篇小说的含量！《意外归来》描绘了一位流亡革命者归来的瞬间，全家人灵魂的战栗、沧桑和惊奇全部收入笔下。《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那些剽悍的查波罗什人的笑声，带着腥膻的味道让人不由得浑身发抖。还有《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逆光而来的纤夫们，牵来了一个坚韧不屈地跋涉着的民族和时代。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震撼世界。可以说列宾不但培育了俄国一代画家，也影响了新中国油画开创年代的一代大匠。可是，就是那些在中国数得上名字的大匠巨擘，也没有人有幸追随列宾走进这个油画村落。我在若干年后来了，可又不会画油画，唉，命运就是如此神秘和幽默。
画家村在一片起伏的丘岗之上，浓密的森林之间。斑驳模糊的小路，串连着几座相距颇远的寂寞的房子。列宾和学生们的足迹无处可寻。更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浪漫爱情和风流逸事洒落在林中。因为要过夜，朋友安排我住进了一个野蜂嗡嗡嘤嘤围绕着的小木板房。房中极其简陋，唯有一张木床和一个冷却了的炉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大人物宠幸过这里。信步走出门外，险些一头栽进深潭。野鸟叫着飞起的地方，白桦树、枫橡树、黄栌树和一些叫不上名儿来的杂树，把混合了秋日下午阳光的五颜六色，全都倾倒在深潭里，出现了一种炫目的迷景和无言的深沉。最令我惊诧的是，水潭边竟然有一只白鹭款款地踱步，人来人去不相关，那么淡定，那么优雅，那么自得……难怪列宾不断地率众在此写生，随着晚霞的起落，画家村的每个角度都变幻着妙不可言的魅力……
天渐渐地黑了，我们应约去拜访俄罗斯老画家古嘎恰。老人九十多岁了，腿脚虽不大灵便，神态却十分活泼，总是笑眯眯地自说自话，声音又平和又弱小。他和七十岁的儿子起居和畫画都在这简陋的平房里。不知他们在这里默默地画了多少年，只知道墙角堆满了已完成的作品，而且，竟然全部都是月亮！那些月亮，无论是浓云如倾，山雨欲来，还是微风乍起，云开雾散，总是执拗地撕开云彩走出来，温柔、美丽、大方，又有些忧郁。就像列宾一样，他的作品价值不会关乎在美术家协会的职务而起起伏伏，也不必往来于熙熙攘攘的名利场弄得满脸浮肿，他的灵魂只徘徊在这无名的小村子里，无声无息。他没有弄出些什么由头来炒作。很多俄罗斯艺术家似乎都不会炒作。据说另一位油画巨匠苏里科夫早年爱上了一个姑娘，只会默默地搬到姑娘近处做邻居，只会默默地在姑娘窗外走来走去，直至走成了一条苏里科夫小道，也毫无结果。还有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那个深爱着他的女子，终生在远处听作曲家的交响曲……九十岁的古嘎恰呢，远避尘嚣画月亮，侍候他生活的妹妹老了，陪着他画画儿的儿子也老了，只有油画不会老。油画，在这里，是崇高的一种宗教。
同行的朋友买了一幅古嘎恰的《月光》，我便回到小木屋去过夜，路上，一抬头，一轮金黄的满月从层层叠叠的浓积云中撕扯出来，站上了高处。哦，是这轮明月照过列宾和他的学生，还是列宾和他的学生亲近过这轮明月？是故乡的月儿跟我来到了异乡，还是他乡的月亮等我在远方？也许，我这些关于月亮的迷迷瞪瞪的呓语毫无意义，月亮永远是中外艺术家钟情的那一个月亮，亘古不变。
有月光的地方，就一定有列宾。
托尔斯泰的背影
到俄罗斯旅行，早已盘算好了，第一重要的是去拜访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庄园。也许，可以偷窥一下老托尔斯泰笔下那些惊心动魄、光怪陆离、浪漫沧桑的贵族生活，或者，能够追随一会儿老作家高大的背影，重新参悟《战争与和平》的妙谛，也是终生幸事。
我们走向列夫·托尔斯泰图拉庄园这天，天气特别好。蓝天白云，遍地阳光，什么蹊跷事都可能发生。走进庄园，却十分意外，看到的是一片荒郊野林。庄园空荡荡的，天上连个鸟儿也没有。地上模模糊糊的马车的辙印，绝不可能载来贵族军官沃伦斯基，只能算作这里曾经有过车马的一点记忆罢了。我兀自在庄园走了一阵子，终于闻到空气里飘来了马粪的味道，看见老远的地方，马在悠闲地啃着地上的青草。托尔斯泰称他这个庄园是阳光明媚的那片草地。现在的阳光明媚就只剩下马来啃了。
眼前的列夫·托尔斯泰庄园的景致，让我那渴望奇迹的心平和下来了，步履也缓了。我走过了林中的展览馆。这座看上去很普通的庄园农舍，是老作家如囚徒般生活的地方？说来很难让人相信，托尔斯泰写作他的《战争与和平》巨著的房子只有十平方米。很小很小的屋子，很小的一张书桌，十平方米呵，就铺开了人世间惨烈的战争和生死相依的和平，简直不可思议。据说他在写作《战争与和平》之后，进入《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这个时候呢，画家给他画了肖像，就是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托尔斯泰。而这个时候的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从这间十平方米的房子搬到了另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一共搬了三次。没人知道老托尔斯泰怎么像中了梦魇一样，写着写着，抱着稿纸、墨水和笔，挪了地方。挪了，又不安生，又换房间。究竟作家患了什么症候，一回回调换作品写作的地方，是因为女主人公安娜和男主人公沃伦斯基回肠荡气的爱情和最后安娜卧轨自杀的惊心动魄的遭遇，搅扰着老托尔斯泰坐卧不宁，欲写不忍，欲罢不能，只好从这个屋子搬到那个屋子，捧着心，寻找片刻的安宁。我因为也干写作这活儿，我知道，那时候，老作家笔下美丽女主角安娜的行踪，已经不是作家随意安排了，他顺应着外宇宙和内宇宙的法则，不可违拗地离开了家，走向铁路，躺在了铁轨上，发出最后一声叹息……在参观列夫·托尔斯泰遗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双牛皮靴子。十分难于理解的是，这双靴子竟是托尔斯泰到晚年自己缝制的！我相信，没有人能把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和皮匠联系起来！那是何等厚重而坚韧的牛皮啊，剪开需要怎样的手劲儿？拿起锥子、皮绳，连缀起一块块牛皮，需要怎样的工夫和耐性？他竟然放下未完成的长篇巨制，一锥锥、一线线把这个靴子缝制成功了。中国人都喜欢讲预兆，我不知道他这个靴子预兆着什么，预兆着他虽然在这个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不断地写作，但他的心灵却属于远方？于是，1910年10月28日凌晨三点，托尔斯泰叫醒了他的捷克籍医生马科维茨基一起走出了他的庄园。他为什么在后半夜告别了自己的庄园，离开了他生存和写作的地方，到底要去向何方？11月20日，等于是22天以后，他在旅途中受了凉，感染了肺炎，在一个叫作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与世长辞。他最后头上戴了一个深黄色的羊绒帽，脖子上围着一条淡蓝色的毛线围巾，手上戴着一个厚厚的破旧的手套。他最后是在一个火车站上与世长辞了，不知道他是在等车，还是等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灵魂，随着那远去的呼啸的火车，走远了。 这次拜访图拉庄园，虽然没看到什么巨大的塑像和高耸的广告牌。可我还是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人、这样的伟大的作家，我们在他的图拉庄园看到了他最后的“寓所”，中国人叫作“阴宅”。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地在林中一块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十平方米的墓地，不但没有雕塑石刻，连块简简单单的墓碑都没有。整个墓地长不过一米，高不过半米，用黑褐色的泥土堆起来，长满了青草。当然，专门来看这块墓地的，来看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的人，从全世界络绎不绝。
在这块墓地前面站着，心里有点酸酸的，你根本不可能说是听到他的呼吸，感觉到他的声音，什么也感觉不到，就感觉到青草的味道和黑土的味道，青草每年都会重新长起来，秋天都会凋零，到春天又长起来。
那天，离开图拉，因为要吃晚饭了，我们在路边买了图拉庄园的俄罗斯白蘑菇，做了菜。我的夫人王作勤在那儿特别带回来一幅托尔斯泰袖珍的、印刷的高仿真油画画像和一个泥人儿的芭蕾舞“四小天鹅”陶器，还有一个解便的老头拿着草帽，蹲在那儿。
摆弄着这些小物件，我的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些事。一连几天，我都茫然若失。是呵，我宁愿相信，图拉庄园冷清了，老托尔斯泰穿上他自己缝制的皮靴，走远了，从一个他喜欢描写的小火车站，到另一个小火车站……
俄乡游子赋
我两次赴俄。前一次是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后一次是应俄罗斯中国年，举行个人画展，所有行程都是朋友袁老弟安排的。
袁老弟，牡丹江乡下三道关人。改革开放之初，“官居”当地公关协会“科员”的他，竟然组织了一次报告文学征文，邀请了前文化部长王蒙，著名作家汪曾祺、林斤澜，我和评论家谢永旺、缪俊杰、何镇邦去当评委，成为当地爆炸新闻！之后，袁老弟借一面包车赴京回访并谋更大发展，不料，造化弄人，车行至黑龙江与吉林搭界处人仰车翻，一死一伤。这一次翻天覆地，翻没了他的工作，翻没了他的人脉，砸了他的饭碗。事故之后，我在北京见到了身背着军挎包的袁氏，请他到家里作客。我们喝了一瓶仅有的洋河大曲，我夫人为他弄了几个菜，还烹制了当时少见的日本鳗鱼。酒足饭饱，我问他要不要我向诸位作家“募捐”，他摇摇头。我又问他日后有何打算，他答曰“先到南方看看”，我们便道别了。
那日，我送了他一段路。别时，袁老弟挥了挥粗大骨节的手，什么也没说。在午后咄咄逼人的逆光里，他的个子显得更小了，脸腮上那两块永不消失的北方红，变得黑紫，毫无光彩。我看着他迅速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之中，心里茫然若失，对他的未来不敢有任何期望。
十几年后，我惊讶地与袁老弟重见时，他已经是俄罗斯一位“巨大的华商”了。
又过了几年，我们见面不多，惦念不少，见面常常聊得很知心。袁老弟说要帮我联络中国与莫斯科的外交、文化机构，为我办一次跨国画展。他说得信誓旦旦，我听了淡淡一笑。因为我一贯的人生信条是“应许别人的事，要去办；别人应许的事，别指望”，更何况如此这般的“天方夜谭”，更是当成风声过耳了。出乎意料的是，后来，画展顺依计划而行，莫斯科国际展览中心挂上了我的画作。开幕那天，老袁还让中国狮子中国龙好生闹腾了一阵，中国的声音轰动了涅瓦河两岸，让我如在梦中。
袁老弟精心安排，全程陪同了我的俄乡行旅。我如愿在托尔斯泰庄园、列宾画家村和柴可夫斯基纪念馆之间参观、思忖和聆听。我觉得自己穿越了俄式时空，成了列宾画家村的一只鹭鸟、托尔斯泰庄园马车的一匹老马和柴可夫斯基窗前的一缕晚风，感受着文学的交响曲、音乐的抒情诗和油画跌宕起伏的旋律，幸运得要命。画展非常成功。驻俄使馆的重要官员和俄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出席，中国新华社和俄塔斯社以重要篇幅报道盛况。俄美术家协会主席谢德罗夫·瓦连金和人民画家索罗明等惊叹“毛笔在宣纸上描绘的图画，给人以身陷浩瀚无垠的宇宙的感觉”，“作品具有东方艺术特有的精神和魅力。”“《国画》的天才传承者，作品寓意深刻，富有诗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俄一所美术学院的讲座和即席绘画，闻讯而来的观者如潮，人越聚越多，后面的站上了凳子，再后面的踩着桌子，简直如同遥远的中国来了一只两条腿的大熊猫……
一切安排得那么紧张、周密、妥帖，无须我自己操心。只是天天吃俄餐，不习惯，觉得味同嚼蜡。那日晚餐，在著名的“一千零一夜”餐厅刚坐定，我感叹地自语：“若是能有一碗大米饭，就十全十美了”，我的话音没落，袁老弟嘿嘿一笑，凭空变出了一碗热腾腾的牡丹江响水大米饭和香透餐厅的东北小鸡炖蘑菇！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什么时候，这位袁老弟随身带上了电饭煲？什么时候，这位“策展人”、“导游”又兼“厨师”，把故乡的饭菜都准备好了？我看着中餐热腾腾的热气在空间弥漫，眼睛湿漉漉的。袁老弟两腮的那两块北方红渐渐模糊了。而俄罗斯“一千零一夜”餐厅，在这一刻，多了一个“神话”，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千零两夜”。窗外他乡的月亮，在升腾的蒸汽映衬之下若远若近，若幻若真。
也许，对于袁老弟来说，所有高不可及的想法，他都能一步一步攀援而上。那日，刚好是我们的国庆日，袁老弟安排我坐在普希金习惯坐的小酒馆椅子上。三杯伏特加下肚，他讲起了这些年的坎坷和沧桑。当年，人仰马翻之后，他持八千元钱赴俄，弄个集装箱摆地摊，渐渐成长，被众华侨拥戴为“领袖”。他为华侨权益和自己的生存吃过的辛酸，够写三个长篇连续剧的……听着他没头没尾地講述旅俄往事，看着他两腮的北方红变得红润，我的心里很为他的坚韧不拔和对朋友的付出感动，不知是不是俄国酒劲儿闹的，我呜噜呜噜地说：“我这辈子，都是人欠我的；这回怎么搞的，让我觉着欠了你小子的了……”
回国数日之后，正是袁老弟五十三岁生日，我很用心地写了一篇《俄乡游子赋》，并用行草抄成丈二巨幅，赠给他，记述其精彩的人生戏剧，祝福他平安顺利的未来：
牡丹江，三道关，芳草碧连天。腊梅红豆破残雪，镜泊雁声啼春寒，故乡事，眉睫前。
忆当年，命多舛。壮志难酬，人仰车翻，亲朋哗然变色，此身刹间贫贱。壮士拔剑起，长啸雪之原，万里走单骑，含泪别乡关。披星戴月，界河夜渡；栉风沐雨，孤胆闯关。异域俄乡语不通，环顾八方皆生番，独立云外，孑孓影单。长剑不服绕指柔，横刀立马列宁山。一只木箱，安营扎寨；半块烧饼，抵御饥寒。约同胞创业，与魔鬼周旋。牙咬碎，锁骨断，拼得个众望所归，夺得他峰回路转，把恁个太阳抱在怀间。最难忘，携手五哥同创业；最悲戚，兄弟魂去黄泉不复返；最慰藉，千金万银施善举；最壮烈，俄乡除夕风夹雪，木箱叠起百丈原，一呼百应齐奋勇，人是山上山。
且看四季太阳相随，怀中温暖；正是五旬青春年少，步履华年。携俄罗斯风光在太阳岛生根长叶，让大中华文化赴莫斯科腾挪闪展。不必叹星移斗转，回眸再问乡关，知否，知否，江边少年今又来，乡音依旧，两鬓斑斑，一杯还酹林海雪原。
匆匆之间，俄乡行旅已是往事，不知袁昕老弟如今在哪儿？是否还陪伴着他乡的明月？我想告诉老弟的是，访俄归来，受俄国画家的明月启发，我用大泼墨的方式铺陈了层层叠叠的云朵，让一轮皎皎明月冲云破雾，款款而来。大片大片的水墨反复晕染之下，神秘而厚重，有说不完的意趣。下面是亮得闪眼的一袭月光，一条小河，我本人，还有袁老弟……
原载《天津文学》
责任编辑：黄艳秋
揣着朝圣的虔诚心，跟着飒飒秋风，走进了列宾画家村。
忽然间，我发现自己迷了路，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油画风景“天坑”里，不知东南西北，走不出来。除去秋日的风景，风景，沾满衣襟的，还是浓艳的风景，连个可以问路的人都没有。俄罗斯人就这么挥霍和浪费着列宾吗？没有造什么崭新的“古迹”、没有牌坊、庙宇什么的指路；也没有拙劣的“工艺品”强卖。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物如“武大郎”“西门大官人”之流，都被抢来抢去认祖归宗大肆炒作，若有列宾率领门徒“修炼”本领的地方，岂能冷落？肯定会有远房孙子的孙子出世，绝不会轻饶了这位大画家，甭管会不会画画儿，先修一百个美术馆再说，哪能冷落了寻访者？
列宾带领学生写生和露营的画家村，是一个饱满的色彩世界。就这么静静地回忆着，期待着，经春历夏，一脸无辜地站着。有雨没雨，有风无风，列宾还是列宾，画家村还是画家村。
我从小就把列宾看成是“神”，搞不明白画家如何会在画布上有创世般的超能力。我生在穷乡僻壤，列宾是我能够知道的极少数外国画家之中的一个。他是伟大的油画戏剧家，每一幅代表作都充满着故事性、戏剧性，甚至可以有一部长篇小说的含量！《意外归来》描绘了一位流亡革命者归来的瞬间，全家人灵魂的战栗、沧桑和惊奇全部收入笔下。《查波罗什人复信土耳其苏丹》那些剽悍的查波罗什人的笑声，带着腥膻的味道让人不由得浑身发抖。还有《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逆光而来的纤夫们，牵来了一个坚韧不屈地跋涉着的民族和时代。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震撼世界。可以说列宾不但培育了俄国一代画家，也影响了新中国油画开创年代的一代大匠。可是，就是那些在中国数得上名字的大匠巨擘，也没有人有幸追随列宾走进这个油画村落。我在若干年后来了，可又不会画油画，唉，命运就是如此神秘和幽默。
画家村在一片起伏的丘岗之上，浓密的森林之间。斑驳模糊的小路，串连着几座相距颇远的寂寞的房子。列宾和学生们的足迹无处可寻。更没有任何惊世骇俗的浪漫爱情和风流逸事洒落在林中。因为要过夜，朋友安排我住进了一个野蜂嗡嗡嘤嘤围绕着的小木板房。房中极其简陋，唯有一张木床和一个冷却了的炉子，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大人物宠幸过这里。信步走出门外，险些一头栽进深潭。野鸟叫着飞起的地方，白桦树、枫橡树、黄栌树和一些叫不上名儿来的杂树，把混合了秋日下午阳光的五颜六色，全都倾倒在深潭里，出现了一种炫目的迷景和无言的深沉。最令我惊诧的是，水潭边竟然有一只白鹭款款地踱步，人来人去不相关，那么淡定，那么优雅，那么自得……难怪列宾不断地率众在此写生，随着晚霞的起落，画家村的每个角度都变幻着妙不可言的魅力……
天渐渐地黑了，我们应约去拜访俄罗斯老画家古嘎恰。老人九十多岁了，腿脚虽不大灵便，神态却十分活泼，总是笑眯眯地自说自话，声音又平和又弱小。他和七十岁的儿子起居和畫画都在这简陋的平房里。不知他们在这里默默地画了多少年，只知道墙角堆满了已完成的作品，而且，竟然全部都是月亮！那些月亮，无论是浓云如倾，山雨欲来，还是微风乍起，云开雾散，总是执拗地撕开云彩走出来，温柔、美丽、大方，又有些忧郁。就像列宾一样，他的作品价值不会关乎在美术家协会的职务而起起伏伏，也不必往来于熙熙攘攘的名利场弄得满脸浮肿，他的灵魂只徘徊在这无名的小村子里，无声无息。他没有弄出些什么由头来炒作。很多俄罗斯艺术家似乎都不会炒作。据说另一位油画巨匠苏里科夫早年爱上了一个姑娘，只会默默地搬到姑娘近处做邻居，只会默默地在姑娘窗外走来走去，直至走成了一条苏里科夫小道，也毫无结果。还有伟大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那个深爱着他的女子，终生在远处听作曲家的交响曲……九十岁的古嘎恰呢，远避尘嚣画月亮，侍候他生活的妹妹老了，陪着他画画儿的儿子也老了，只有油画不会老。油画，在这里，是崇高的一种宗教。
同行的朋友买了一幅古嘎恰的《月光》，我便回到小木屋去过夜，路上，一抬头，一轮金黄的满月从层层叠叠的浓积云中撕扯出来，站上了高处。哦，是这轮明月照过列宾和他的学生，还是列宾和他的学生亲近过这轮明月？是故乡的月儿跟我来到了异乡，还是他乡的月亮等我在远方？也许，我这些关于月亮的迷迷瞪瞪的呓语毫无意义，月亮永远是中外艺术家钟情的那一个月亮，亘古不变。
有月光的地方，就一定有列宾。
托尔斯泰的背影
到俄罗斯旅行，早已盘算好了，第一重要的是去拜访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庄园。也许，可以偷窥一下老托尔斯泰笔下那些惊心动魄、光怪陆离、浪漫沧桑的贵族生活，或者，能够追随一会儿老作家高大的背影，重新参悟《战争与和平》的妙谛，也是终生幸事。
我们走向列夫·托尔斯泰图拉庄园这天，天气特别好。蓝天白云，遍地阳光，什么蹊跷事都可能发生。走进庄园，却十分意外，看到的是一片荒郊野林。庄园空荡荡的，天上连个鸟儿也没有。地上模模糊糊的马车的辙印，绝不可能载来贵族军官沃伦斯基，只能算作这里曾经有过车马的一点记忆罢了。我兀自在庄园走了一阵子，终于闻到空气里飘来了马粪的味道，看见老远的地方，马在悠闲地啃着地上的青草。托尔斯泰称他这个庄园是阳光明媚的那片草地。现在的阳光明媚就只剩下马来啃了。
眼前的列夫·托尔斯泰庄园的景致，让我那渴望奇迹的心平和下来了，步履也缓了。我走过了林中的展览馆。这座看上去很普通的庄园农舍，是老作家如囚徒般生活的地方？说来很难让人相信，托尔斯泰写作他的《战争与和平》巨著的房子只有十平方米。很小很小的屋子，很小的一张书桌，十平方米呵，就铺开了人世间惨烈的战争和生死相依的和平，简直不可思议。据说他在写作《战争与和平》之后，进入《安娜·卡列尼娜》的写作，这个时候呢，画家给他画了肖像，就是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托尔斯泰。而这个时候的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从这间十平方米的房子搬到了另一间十平方米的房子，一共搬了三次。没人知道老托尔斯泰怎么像中了梦魇一样，写着写着，抱着稿纸、墨水和笔，挪了地方。挪了，又不安生，又换房间。究竟作家患了什么症候，一回回调换作品写作的地方，是因为女主人公安娜和男主人公沃伦斯基回肠荡气的爱情和最后安娜卧轨自杀的惊心动魄的遭遇，搅扰着老托尔斯泰坐卧不宁，欲写不忍，欲罢不能，只好从这个屋子搬到那个屋子，捧着心，寻找片刻的安宁。我因为也干写作这活儿，我知道，那时候，老作家笔下美丽女主角安娜的行踪，已经不是作家随意安排了，他顺应着外宇宙和内宇宙的法则，不可违拗地离开了家，走向铁路，躺在了铁轨上，发出最后一声叹息……在参观列夫·托尔斯泰遗物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双牛皮靴子。十分难于理解的是，这双靴子竟是托尔斯泰到晚年自己缝制的！我相信，没有人能把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和皮匠联系起来！那是何等厚重而坚韧的牛皮啊，剪开需要怎样的手劲儿？拿起锥子、皮绳，连缀起一块块牛皮，需要怎样的工夫和耐性？他竟然放下未完成的长篇巨制，一锥锥、一线线把这个靴子缝制成功了。中国人都喜欢讲预兆，我不知道他这个靴子预兆着什么，预兆着他虽然在这个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不断地写作，但他的心灵却属于远方？于是，1910年10月28日凌晨三点，托尔斯泰叫醒了他的捷克籍医生马科维茨基一起走出了他的庄园。他为什么在后半夜告别了自己的庄园，离开了他生存和写作的地方，到底要去向何方？11月20日，等于是22天以后，他在旅途中受了凉，感染了肺炎，在一个叫作阿斯塔波沃的小车站与世长辞。他最后头上戴了一个深黄色的羊绒帽，脖子上围着一条淡蓝色的毛线围巾，手上戴着一个厚厚的破旧的手套。他最后是在一个火车站上与世长辞了，不知道他是在等车，还是等谁？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灵魂，随着那远去的呼啸的火车，走远了。 这次拜访图拉庄园，虽然没看到什么巨大的塑像和高耸的广告牌。可我还是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人、这样的伟大的作家，我们在他的图拉庄园看到了他最后的“寓所”，中国人叫作“阴宅”。列夫·托尔斯泰的墓地在林中一块阳光明媚的草地上。十平方米的墓地，不但没有雕塑石刻，连块简简单单的墓碑都没有。整个墓地长不过一米，高不过半米，用黑褐色的泥土堆起来，长满了青草。当然，专门来看这块墓地的，来看托尔斯泰长眠的地方的人，从全世界络绎不绝。
在这块墓地前面站着，心里有点酸酸的，你根本不可能说是听到他的呼吸，感觉到他的声音，什么也感觉不到，就感觉到青草的味道和黑土的味道，青草每年都会重新长起来，秋天都会凋零，到春天又长起来。
那天，离开图拉，因为要吃晚饭了，我们在路边买了图拉庄园的俄罗斯白蘑菇，做了菜。我的夫人王作勤在那儿特别带回来一幅托尔斯泰袖珍的、印刷的高仿真油画画像和一个泥人儿的芭蕾舞“四小天鹅”陶器，还有一个解便的老头拿着草帽，蹲在那儿。
摆弄着这些小物件，我的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些事。一连几天，我都茫然若失。是呵，我宁愿相信，图拉庄园冷清了，老托尔斯泰穿上他自己缝制的皮靴，走远了，从一个他喜欢描写的小火车站，到另一个小火车站……
俄乡游子赋
我两次赴俄。前一次是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后一次是应俄罗斯中国年，举行个人画展，所有行程都是朋友袁老弟安排的。
袁老弟，牡丹江乡下三道关人。改革开放之初，“官居”当地公关协会“科员”的他，竟然组织了一次报告文学征文，邀请了前文化部长王蒙，著名作家汪曾祺、林斤澜，我和评论家谢永旺、缪俊杰、何镇邦去当评委，成为当地爆炸新闻！之后，袁老弟借一面包车赴京回访并谋更大发展，不料，造化弄人，车行至黑龙江与吉林搭界处人仰车翻，一死一伤。这一次翻天覆地，翻没了他的工作，翻没了他的人脉，砸了他的饭碗。事故之后，我在北京见到了身背着军挎包的袁氏，请他到家里作客。我们喝了一瓶仅有的洋河大曲，我夫人为他弄了几个菜，还烹制了当时少见的日本鳗鱼。酒足饭饱，我问他要不要我向诸位作家“募捐”，他摇摇头。我又问他日后有何打算，他答曰“先到南方看看”，我们便道别了。
那日，我送了他一段路。别时，袁老弟挥了挥粗大骨节的手，什么也没说。在午后咄咄逼人的逆光里，他的个子显得更小了，脸腮上那两块永不消失的北方红，变得黑紫，毫无光彩。我看着他迅速地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之中，心里茫然若失，对他的未来不敢有任何期望。
十几年后，我惊讶地与袁老弟重见时，他已经是俄罗斯一位“巨大的华商”了。
又过了几年，我们见面不多，惦念不少，见面常常聊得很知心。袁老弟说要帮我联络中国与莫斯科的外交、文化机构，为我办一次跨国画展。他说得信誓旦旦，我听了淡淡一笑。因为我一贯的人生信条是“应许别人的事，要去办；别人应许的事，别指望”，更何况如此这般的“天方夜谭”，更是当成风声过耳了。出乎意料的是，后来，画展顺依计划而行，莫斯科国际展览中心挂上了我的画作。开幕那天，老袁还让中国狮子中国龙好生闹腾了一阵，中国的声音轰动了涅瓦河两岸，让我如在梦中。
袁老弟精心安排，全程陪同了我的俄乡行旅。我如愿在托尔斯泰庄园、列宾画家村和柴可夫斯基纪念馆之间参观、思忖和聆听。我觉得自己穿越了俄式时空，成了列宾画家村的一只鹭鸟、托尔斯泰庄园马车的一匹老马和柴可夫斯基窗前的一缕晚风，感受着文学的交响曲、音乐的抒情诗和油画跌宕起伏的旋律，幸运得要命。画展非常成功。驻俄使馆的重要官员和俄文化界的著名人士出席，中国新华社和俄塔斯社以重要篇幅报道盛况。俄美术家协会主席谢德罗夫·瓦连金和人民画家索罗明等惊叹“毛笔在宣纸上描绘的图画，给人以身陷浩瀚无垠的宇宙的感觉”，“作品具有东方艺术特有的精神和魅力。”“《国画》的天才传承者，作品寓意深刻，富有诗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俄一所美术学院的讲座和即席绘画，闻讯而来的观者如潮，人越聚越多，后面的站上了凳子，再后面的踩着桌子，简直如同遥远的中国来了一只两条腿的大熊猫……
一切安排得那么紧张、周密、妥帖，无须我自己操心。只是天天吃俄餐，不习惯，觉得味同嚼蜡。那日晚餐，在著名的“一千零一夜”餐厅刚坐定，我感叹地自语：“若是能有一碗大米饭，就十全十美了”，我的话音没落，袁老弟嘿嘿一笑，凭空变出了一碗热腾腾的牡丹江响水大米饭和香透餐厅的东北小鸡炖蘑菇！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什么时候，这位袁老弟随身带上了电饭煲？什么时候，这位“策展人”、“导游”又兼“厨师”，把故乡的饭菜都准备好了？我看着中餐热腾腾的热气在空间弥漫，眼睛湿漉漉的。袁老弟两腮的那两块北方红渐渐模糊了。而俄罗斯“一千零一夜”餐厅，在这一刻，多了一个“神话”，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千零两夜”。窗外他乡的月亮，在升腾的蒸汽映衬之下若远若近，若幻若真。
也许，对于袁老弟来说，所有高不可及的想法，他都能一步一步攀援而上。那日，刚好是我们的国庆日，袁老弟安排我坐在普希金习惯坐的小酒馆椅子上。三杯伏特加下肚，他讲起了这些年的坎坷和沧桑。当年，人仰马翻之后，他持八千元钱赴俄，弄个集装箱摆地摊，渐渐成长，被众华侨拥戴为“领袖”。他为华侨权益和自己的生存吃过的辛酸，够写三个长篇连续剧的……听着他没头没尾地講述旅俄往事，看着他两腮的北方红变得红润，我的心里很为他的坚韧不拔和对朋友的付出感动，不知是不是俄国酒劲儿闹的，我呜噜呜噜地说：“我这辈子，都是人欠我的；这回怎么搞的，让我觉着欠了你小子的了……”
回国数日之后，正是袁老弟五十三岁生日，我很用心地写了一篇《俄乡游子赋》，并用行草抄成丈二巨幅，赠给他，记述其精彩的人生戏剧，祝福他平安顺利的未来：
牡丹江，三道关，芳草碧连天。腊梅红豆破残雪，镜泊雁声啼春寒，故乡事，眉睫前。
忆当年，命多舛。壮志难酬，人仰车翻，亲朋哗然变色，此身刹间贫贱。壮士拔剑起，长啸雪之原，万里走单骑，含泪别乡关。披星戴月，界河夜渡；栉风沐雨，孤胆闯关。异域俄乡语不通，环顾八方皆生番，独立云外，孑孓影单。长剑不服绕指柔，横刀立马列宁山。一只木箱，安营扎寨；半块烧饼，抵御饥寒。约同胞创业，与魔鬼周旋。牙咬碎，锁骨断，拼得个众望所归，夺得他峰回路转，把恁个太阳抱在怀间。最难忘，携手五哥同创业；最悲戚，兄弟魂去黄泉不复返；最慰藉，千金万银施善举；最壮烈，俄乡除夕风夹雪，木箱叠起百丈原，一呼百应齐奋勇，人是山上山。
且看四季太阳相随，怀中温暖；正是五旬青春年少，步履华年。携俄罗斯风光在太阳岛生根长叶，让大中华文化赴莫斯科腾挪闪展。不必叹星移斗转，回眸再问乡关，知否，知否，江边少年今又来，乡音依旧，两鬓斑斑，一杯还酹林海雪原。
匆匆之间，俄乡行旅已是往事，不知袁昕老弟如今在哪儿？是否还陪伴着他乡的明月？我想告诉老弟的是，访俄归来，受俄国画家的明月启发，我用大泼墨的方式铺陈了层层叠叠的云朵，让一轮皎皎明月冲云破雾，款款而来。大片大片的水墨反复晕染之下，神秘而厚重，有说不完的意趣。下面是亮得闪眼的一袭月光，一条小河，我本人，还有袁老弟……
原载《天津文学》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