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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历史上生活着一类特殊群体，他们不以官职论高低，不以财富论成败，进可拜将封相，退则遨游山野，功成不倨，恃才不傲，平生致力于修身养性，治国安邦，这就是“士”。士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升华和瑰宝，其立身之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食粮，其结晶则是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没有传统就没有文化。文化的传承性昭示我们有必要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士文化”。
？筵 何者谓士？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这个阶层非常广袤，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士人”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大夫”则泛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和官僚阶层。
汉家词汇，“士林”茂盛。如国士、文士、武士、智士、勇士、义士、壮士、志士、谋士、说士、战士、斗士、名士、寒士、隐士、绅士……学位、职称里也有院士、博士、硕士、学士、医士、技士、上士、中士、下士……烈士乃逝者的最高谥号。
从古到今，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其风范大致是： 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文士爱名节，重义轻利，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孟子喻义不言利； 武士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业道，后来被大和民族窃去； 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 他们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 “士为知己者死”，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能以身许国，毁家纾难； 他们的信条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
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无官无爵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孙子、韩子等奠定传统文化基石的先秦诸子以及其后历代发微抒义的经学大师，连鲁迅在内，全都是士。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中国的诸子百家是从不谈鬼神的！
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养士成风，动辄数百数千，士人一度有过养尊处优的地位，然而总体来看，中国士人的命运，从来就不昌不济。老子隐西，孔子流离，孙子刖，韩子囚，鲁迅亦卖文为生。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只是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只作为美谈。刘备三顾，令士人赞叹了几百年。
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慧眼独到之至，则有“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甚至“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他们基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的民主观，敢为天下倡。其所称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以天下为已任”等脍炙人口的名言，则是起码的士人观。由此亦可见，“士”是民主政治的道上人。
？筵 何谓士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汇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它是民主主义的雏形。
人类一万年前还在使用石器，从事物质生产的种植史约有七千多年，脱离蛮荒而进入有文字的文明时代也只有五、六千年。当人类步入有国家理念的社会形态后，管理自身的治道一直是一个跨民族、跨文化、跨时代的课题，至今世界各国仍在探索之中。
治道是一个既有民族传承性、又具有多领域综合性和发展性的思想体系。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思维能力，更是一个国家社会形态的显著标志。当代东西方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包括治道在内的文化冲突。故地理上的中东，自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雷管及战场。
智慧型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治身、治学、治事、治人、治兵、治家、治国，乃至治水、治病之道。2400年前，就出现了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典籍之丰，汗牛充栋，故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治道思想库。“提高执政能力”的真谛，就是寻求最佳的治道。
士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的硕果，具有深远的价值。它传承了数千年，并不因古老而陈腐，反而如醇，愈陈愈浓。例如在西方，《老子》的影响力是仅次于《圣经》的。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方兴未艾于中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那就是有士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壤。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一样，都是一个文化标准。令西方大讶而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老子曰：“爱民治国，能无智乎？”邓小平兴邦治国的智慧，不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本里翻出来的。而是由于切肤之痛，体验了“草民”的疾苦，纯出于“爱民”两字，故智出不穷。
他“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创造了一切却不占有，做了大事却不自恃有功，居万物之首却不以主宰者自居。在汉文化里，“元德”是最崇高的盛大之德。在《说文解字》里，“元”是意义最大、仅次于“一”、排在第二位的字。“一”就是“道”，“道无双，故曰一。”
？筵 “士”与“士文化”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士”与“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并非无中生有而耸视听，因为它确实存在，并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
中国上百年的落后挨打，是由于士气不张及士文化的衰落，是封建文化将士人铸成缺少“士气”儒生的必然结果。而中国近代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讲，实因士人的觉醒和士文化的复苏而勃发。
1840年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只激发了洋务运动。而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后，日本不仅索赔白银二亿两，还割去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举国震惊之余，士人由悲而愤，于是“名士”康有为联络在北京会试的各省士人一千余人，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变法图强。
国家都要亡了，还考什么试？做什么官？他们第一要废除的就是扼杀士人的科举制，不愿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不是士人的觉醒吗？而封建社会对他们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杀！
1895年著名的“公车上书”实为近代革命的起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推翻帝制的同盟会员及早期的共产党员，皆是深受士文化影响士人出身。他们前仆后继，志在天下，以身许国，可歌可泣。
由于康、梁、孙中山等人是以士文化来反封建文化，所以只能唤起少数的志士、义士和勇士，而没有唤起民众。故孙中山在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条唯一的经验，实质上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总结革命的得失，故十分深刻。
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毛泽东，是在士文化的土壤中成长的。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抒志之词，也“士气”十足。毛泽东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后，将之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不仅唤起了民众，还高度重视团结广大士人。
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他总结为靠“三大法宝”。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之旨，在于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
历史上，“士”从来就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人，亦是社会教化的力倡者。士人汹汹，不一定是坏事。天下士人皆箝口不言，则是治道的悲剧。
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用科举制将天下士人一网打尽，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天涯海角的华人亦沛然填膺，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爱祖国——祖宗之国，这是祖先给我们每个中国人打下的烙印！
？筵 何者谓士？
古代的“士”是指介于大夫与庶民之间的阶层。这个阶层非常广袤，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处于“官”与农工商“小百姓”之间的“各界人士”。“士人”尤指古代的读书人。“士大夫”则泛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和官僚阶层。
汉家词汇，“士林”茂盛。如国士、文士、武士、智士、勇士、义士、壮士、志士、谋士、说士、战士、斗士、名士、寒士、隐士、绅士……学位、职称里也有院士、博士、硕士、学士、医士、技士、上士、中士、下士……烈士乃逝者的最高谥号。
从古到今，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按这个特征来界定，如今仍然存在着“士”这个阶层。教授，专家，学者，作家，记者，卫生界、教育界、科技界、文艺界、商界及其他各型的知识分子，凡“学而不仕者”，皆属士的范畴。传统的士讲风骨，重操守。其风范大致是： 尽管他们经济上处于附庸地位，却极自尊，古有不吃嗟来之食及不为五斗米折腰者；文士爱名节，重义轻利，孔子过盗泉渴而不饮，孟子喻义不言利； 武士以“重然诺，轻生死”为业道，后来被大和民族窃去； 士尊崇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他们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作不朽之人； 他们爱国，以国为家，倡导“天下为公”； “士为知己者死”，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他们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能以身许国，毁家纾难； 他们的信条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腰无半文，心忧天下”是他们的写照。指点江山、著书立说、“志在天下”是他们的社会属性。
士的社会特征及属性，决定了无官无爵的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墨子、孙子、韩子等奠定传统文化基石的先秦诸子以及其后历代发微抒义的经学大师，连鲁迅在内，全都是士。他们创造及发展的文化内容，由人及家，由家而国，由“小术”至“大道”，无一不与国家民族有关。
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中国的诸子百家是从不谈鬼神的！
这种文化土壤栽培出的中国读书人，历来将读书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故“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优良传统，这是其他各国没有的社会及文化现象。
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养士成风，动辄数百数千，士人一度有过养尊处优的地位，然而总体来看，中国士人的命运，从来就不昌不济。老子隐西，孔子流离，孙子刖，韩子囚，鲁迅亦卖文为生。
中国的士人之“气”，由于恪守的原则太多，往往有几分执着的“呆气”。故士人虽有可敬可爱之处，却往往被视为迂腐的“书呆子”。当道者对士的态度大多只是优礼有加，故“礼贤下士”之古风只作为美谈。刘备三顾，令士人赞叹了几百年。
尽管如此，士仍有着不可小视的社会能量。由于他们居于承上启下的社会地位，又无权以谋私，加之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故往往能以较客观的眼光来洞察社会。慧眼独到之至，则有“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甚至“一言九鼎”、“一言兴邦”的社会效应。他们基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吕氏春秋》的民主观，敢为天下倡。其所称颂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以天下为已任”等脍炙人口的名言，则是起码的士人观。由此亦可见，“士”是民主政治的道上人。
？筵 何谓士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并不是单一的儒家文化，而是融汇了诸子学说的“士文化”。士文化的本质，于人讲立身，于国论治道，它是民主主义的雏形。
人类一万年前还在使用石器，从事物质生产的种植史约有七千多年，脱离蛮荒而进入有文字的文明时代也只有五、六千年。当人类步入有国家理念的社会形态后，管理自身的治道一直是一个跨民族、跨文化、跨时代的课题，至今世界各国仍在探索之中。
治道是一个既有民族传承性、又具有多领域综合性和发展性的思想体系。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思维能力，更是一个国家社会形态的显著标志。当代东西方的冲突，很大程度上是包括治道在内的文化冲突。故地理上的中东，自成为东西方文化冲突的雷管及战场。
智慧型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就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治身、治学、治事、治人、治兵、治家、治国，乃至治水、治病之道。2400年前，就出现了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典籍之丰，汗牛充栋，故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治道思想库。“提高执政能力”的真谛，就是寻求最佳的治道。
士文化尽管萌生于封建时代，但它并不是封建文化，而是饱含善良文化基因、刚柔并济、博大精深和充满了人性和理性的智慧型民族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人文思想中的硕果，具有深远的价值。它传承了数千年，并不因古老而陈腐，反而如醇，愈陈愈浓。例如在西方，《老子》的影响力是仅次于《圣经》的。
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方兴未艾于中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原因，那就是有士文化这片肥沃的土壤。孔子的“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均贫富、缩小差距的最早立论。而士文化所憧憬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这是中国古版的“共产主义”。小康社会与大同社会一样，都是一个文化标准。令西方大讶而不理解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但不崩溃，反而如日中天？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可提供历史的答案。 老子曰：“爱民治国，能无智乎？”邓小平兴邦治国的智慧，不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本本里翻出来的。而是由于切肤之痛，体验了“草民”的疾苦，纯出于“爱民”两字，故智出不穷。
他“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创造了一切却不占有，做了大事却不自恃有功，居万物之首却不以主宰者自居。在汉文化里，“元德”是最崇高的盛大之德。在《说文解字》里，“元”是意义最大、仅次于“一”、排在第二位的字。“一”就是“道”，“道无双，故曰一。”
？筵 “士”与“士文化”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士”与“士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与文化景观，并非无中生有而耸视听，因为它确实存在，并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否则，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
中国上百年的落后挨打，是由于士气不张及士文化的衰落，是封建文化将士人铸成缺少“士气”儒生的必然结果。而中国近代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讲，实因士人的觉醒和士文化的复苏而勃发。
1840年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只激发了洋务运动。而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后，日本不仅索赔白银二亿两，还割去了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举国震惊之余，士人由悲而愤，于是“名士”康有为联络在北京会试的各省士人一千余人，联名上书请愿，要求变法图强。
国家都要亡了，还考什么试？做什么官？他们第一要废除的就是扼杀士人的科举制，不愿再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这不是士人的觉醒吗？而封建社会对他们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杀！
1895年著名的“公车上书”实为近代革命的起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推翻帝制的同盟会员及早期的共产党员，皆是深受士文化影响士人出身。他们前仆后继，志在天下，以身许国，可歌可泣。
由于康、梁、孙中山等人是以士文化来反封建文化，所以只能唤起少数的志士、义士和勇士，而没有唤起民众。故孙中山在遗嘱中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条唯一的经验，实质上是从文化的角度来总结革命的得失，故十分深刻。
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毛泽东，是在士文化的土壤中成长的。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抒志之词，也“士气”十足。毛泽东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后，将之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不仅唤起了民众，还高度重视团结广大士人。
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他总结为靠“三大法宝”。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之旨，在于团结党外的仁人志士。仁人志士的共同标准就是爱国。
历史上，“士”从来就是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捍卫人，亦是社会教化的力倡者。士人汹汹，不一定是坏事。天下士人皆箝口不言，则是治道的悲剧。
尽管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一开始就对士及士文化有过“焚书坑儒”灭绝性的剿杀，更有长达1300多年制度性地长期禁锢与扼杀，用科举制将天下士人一网打尽，但士人及士文化中以国为家的浩荡之气却与世长存，雄风不衰，天涯海角的华人亦沛然填膺，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国魂”！
爱祖国——祖宗之国，这是祖先给我们每个中国人打下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