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驻美大使崔天凯接受了央视的专访。全世界都在关心，中美关系会走向何方。虽然随着特朗普下台，中美关系改善的契机已经出现，但是美国并没有放弃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竞争关系，因此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空的阴云并没有真正消散。那么，崔大使的发声透露了什么重要信号呢？
　　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中国明确给出了让中美关系重回合作这个唯一正确轨道的根本前置条件，即两个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很不相同的国家能不能、要不要和平相处，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来真正造福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于美国来说，能不能接受中国这个跟它很不相同的国家发展起来，能不能尊重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这是个根本性的问题。
　　这样的表述不是头一次出现，但在拜登政府正式就位不久，由驻美大使再次提出来，无疑是中国为接下来双方的官方接触定下了基调。
　　的确，一段时间以来，两种制度、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明显加剧。在美国那里，这样的冲突进一步简化为所谓威权和民主的二元对立。从历史上看，制造这种二元对立其实就是冷战的前兆。
　　关键的问题就来了：不同社会制度的中美两国能否找到和平相处之道呢？这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影响自身以后很多年的世纪性质的设问，关系到两国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言自我实现。对中国来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环境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新发展阶段的一个基本方针。
　　和平相处是需要基础的。这个基础包括利益，但不局限于或者说不能仅仅局限于利益。先不说美国，实际上，从中国来说，这样的基础是在不断呈现。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多次表明对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坚守，并且是把共同价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在一起。1月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时就指出，“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的这几年里，外交系统官方人士也借助多个正式场合呼吁摒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
　　既然是“共同价值”，那自然就是超越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坚守“共同价值”，就有了维系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和平相处的价值纽带。某种意义上说，反复重申坚守“共同价值”也是一种对坚决反对打新冷战的宣示。
　　其次，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相处是有具体抓手的，就是妥善处理好不同发展模式之争。从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积极进行各种区域自由贸易区谈判、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持积极态度等就可以看出，中国是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中化解不同发展模式之争的。
　　不久前，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演讲中就澄清了，指责中国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误解。“國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力图把中国排除在未来经济全球化之外的一张牌。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导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人为的“脱钩”是违背经济规律的。继续坚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符合中国最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的。
　　不同发展模式在同等规则的基础上的相处相融，总是可以谈出来的，并且反过来通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来制约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滑向危险的陷阱。比如国企补贴问题，中欧投资协定可以谈成，那么其他类似协定也能够谈成。即使是一些更加困难的分歧，比如独立工会问题，郭树清在前述演讲中也提出，“我们认为，罢工游行不是解决雇员与雇主争议的有效办法”，通过相互协商和多方监督，可以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可以设想，在以后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的谈判中，这个问题会逐渐找到答案。只要双方的诚意够，再难的问题总可以找到办法来处理。
　　如果中美之间能够谈出来不同社会制度的和平相处之道，那就是创造了历史。“不畏浮云遮望眼”，历史不正是人创造出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