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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奢侈品腐败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模式，秩序渐生。除了奢侈品类型相对固定以外，收受方式、物品流转、最后流向等等都已有迹可寻
利用奢侈品来进行贿赂的现象，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中心主任程文浩眼中，已有一段时间，但如今的蔚然成风却着实令其感到惊讶：“近几年，利用奢侈品变相腐败的迅猛势头让人生畏。”
《方圆》记者查阅了近年来被判刑贪官的案件材料，发现大量贪官都身陷奢侈品腐败的泥潭之中。2009年至今，全国共计有18名省部级官员被判刑，在半数部分公布财产清单和受贿清单的人之中，几乎每一个腐败案件中都有奢侈品的影子。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建明同样见证了奢侈品腐败的泛滥。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去年查办了20起行贿受贿案件，其中有4起案件涉及奢侈品，以奢侈品行贿受贿的有2起。而几年前王建民刚任反贪局长之时，房山区还没有奢侈品贿赂的情形。
王建明说，奢侈品腐败出现在房山这样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的地区，本身就是警示，这说明奢侈品腐败已然成风。而根据近年来房山地区贿赂案件的比例在增大的情况来看，奢侈品腐败也许还会增多。
落马官员的奢侈品展览室
奢侈品对于官员的诱惑，从许多案例中都可窥一斑。
例如路易威登的超级粉丝：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党委副书记戴国森。两年前落马后，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了数十个高档女式LV包，价值数十万元。戴国森因此以“戴包包”的大名迅速走红。
除了高档箱包，名表也是贪官的心爱之物。
于2011年7月19日被执行死刑的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留下了一张受贿清单，清单中有大量珠宝和名表：价值13万元的百达翡丽手表、24万余元的江诗丹顿男女对表、3.93万元的卡地亚男表。
与此同时，7月受审的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街道办事处原主任、党工委书记黄标，也曾坦言收受了一块价值8.7万元的劳力士表。
大至许迈永这样的省部级领导、小至黄标这样的芝麻贪官，对奢侈品的渴求和喜爱却惊人的相似。近几年来，几乎所有“落马”贪官的财物清单中都有一两件镇宅之奢侈品。
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有一对伯爵情侣表，是行贿人送给其夫妇的“结婚纪念物”，价值26万元。
2008年6月，被称为海南第一贪的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的赃物被展出，其中一只天价表劳力士“满天星”夺人眼目，其估价竟高达40万元。
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更是奢侈品腐败的集大成者，办案人员仅在其一处住宅就搜出名酒181瓶，价值53万元；金银首饰56件，价值12万余元；手表24块，价值53万余元；名牌服饰不计其数。文强手上经常戴着一只劳力士表，经估价，仅此一只就价值11万元。
奢侈品腐败走过两个阶段
通常人们认为，奢侈品进入中国应以1992年路易威登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分店为标志，这样算来至今刚好二十年。从特点上看，奢侈品腐败可以十年为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
初期代表为1999年被捕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其家中的奢侈品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入驻中国的外国奢侈品品牌。除无数名牌服装、金银饰品以外，最昂贵的是15只劳力士和1只帝舵表，均价在数万元以上，胡长清最喜爱的一只劳力士钻石男士手表价值高达30多万元，甚至比当时其居住的私宅还值钱。
2001年慕绥新、马向东、王怀忠又接连步入奢侈品腐败的道路，慕绥新等三人的赃物拍卖会甚至演变成了奢侈品展销市场，成为我国奢侈品腐败问题出现二十年来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的奢侈品腐败特点是，腐败对象级别高，一般都是厅局级以上；奢侈品数额小、品种新，官员以收集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为乐，在奢侈品的品种上一再推陈出新，而对于数量并无太大追求。
这些特点与当时奢侈品刚刚为中国人所认识，普及度不高，只是流行于上层社会有关。
然而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到奢侈品腐败行列，奢侈品的数量及其价值也不断上升。胡长清家的奢侈品总价值不过百万，而2003年的“慕马案”赃物拍卖会上，慕绥新琳琅满目的上百件奢侈品拍出了420万的高价。
及至文强，其奢侈品混合着文物能堆满好几间屋子。光是名牌烟酒就足以独辟一间房间堆放，一瓶限量版的”皇家礼炮50年”（著名威士忌酒品牌）就值8000美金。文强一人拥有20多辆豪车，从法拉利、玛莎拉蒂到宾利，无所不有，价值不可估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对《方圆》记者表示：“经过10余年的试探和塑造，奢侈品腐败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模式。除了官员喜爱的奢侈品类型相对固定以外，奢侈品腐败的方式、流程，从最初购买到最后流向都已有迹可寻。
简言之，奢侈品腐败进入成熟市场期。
奢侈品类型逐渐固定
前段时间，在新浪微博上名为“花果山总书记”的网友因为为官员鉴表而名声大噪。他根据鉴表经验总结了“官员最爱的五大名表”，他表示，西方的名表品牌很多，但官员钟爱的也就这么几款。
事实上，不只是手表，包括服饰、箱包、车等等种类的物品，中国官员都形成了喜爱的固定的类型和品牌，一些在国外并非顶端的品牌却在中国也进入了这个顶级名单，不少网友根据网上的案件资料都进行过细致整理。
除此之外，综观官员和奢侈品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量体裁衣”，官员职务高低与其涉案的奢侈品类型相对也是固定的。多大的官喜欢多贵重的奢侈品，行贿人也相应地送多大的礼。虽然是奢侈品，行贿人和受贿人也讲究“奢侈有度”。与之相适应的，流行于官场的奢侈品礼品也划分为两大类型：张扬型和温和型。
张扬型，奢侈品中的极品，只有位高权重之人才能驾驭。豪车中法拉利、宾利均属此类，名表中的百达翡丽也属此类。张扬型奢侈品不仅昂贵，而且少见，比如瑞士的百达翡丽表，在低级别贪官的罚没清单中几乎绝迹，而刚刚执行死刑的浙江省杭州市原市长许迈永曾拥有一只；法拉利、宾利等车也只有涉黑的文强“有幸”占有几辆。
不够级别的官员如果试图享有这类奢侈品，最后极有可能被其极奢的光芒灼伤。“天价烟事件”的主角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就是因为其使用的黄鹤楼1916太过刺眼，在网上引发热议，招致网友“人肉”而东窗事发。
温和型，是奢侈品中的凡品，流行甚广。欧米茄表，正品均价3.7万元；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饰品，最贵的约10万元，最便宜的仅几百元。
“花果山总书记”介绍，他鉴定过的名表，多是属于温和型的，价值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他表示：“一般官员戴出来的基本都是凡品，珍品大概只会放在家中。”而“天价烟事件”也使得很多官员在收受实物贿赂时都有所收敛，他们会衡量自己与贿物的匹配度，比如说一个处级干部不可能开得起宾利，他就不可能考虑收一辆宾利，他只会选择与他身份匹配的途观之类的车。
值得关注的是，在奢侈品腐败中的特殊对象：一些具备本土特色的“奢侈品”，如已经叫价十几万的茅台、数十万元一斤的茶叶等等，也已经显身在腐败之中。
消费重心转移到国外
在购买奢侈品的环节上，无论是行贿人，还是官员的直接消费，重心从国内逐渐转移到国外。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黄金周”中国境外消费分析报告》，自2011年10月1日起至10月8日，7天中国人出境消费奢侈品集中累计约26亿欧元（包括港澳台地区），具体比例为：欧洲部分19.6亿欧元（主要集中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港澳台部分6.4亿欧元（主要集中在香港、澳门），国内部分0.83亿欧元（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综合以上，黄金周期间国内消费仅为境外的3.2%，占欧洲市场的4.2%，港澳、台市场的12.9%。
这相当于国内市场三个月的奢侈品消费总额。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奢侈行为心理趋向报告》分析，中国人在境外的消费欲望比国内高出至少3倍以上（中国人均在国内消费1件物品，在境外将至少消费3件物品以上，重复消费和负数消费的比例很大，占到出境人数的75%以上）。按照目前的出境人群分析，出境旅游中以购物为目的的占到了62%，因为境外消费欲望增强，75%以上的出境人群人均重复消费在三次以上。
“国内消费太危险，海外消费才安全，这可能是官员喜爱去国外为奢侈品豪掷千金的原因吧。”欧阳坤推断。当然，国外相对较低的税率导致的价格因素，也是消费重心转移国外的原因之一。
这应该成为一种新的担忧：海外购物会不会使得本就严重的奢侈品腐败，在更大程度上脱离监管？
奢侈品最后流向有迹可寻
在奢侈品腐败这个链条上，作为流转核心的腐败官员，其收受或自行购买之后，通常有三个流向：自己珍藏或消费、送给他人、卖掉。
第一类，珍藏。
腐败的官员们多数都有一颗向往奢侈品的心。重庆市沙坪坝区某征地办公室普通干部丁萌，嗜好奢侈品，3年内穷尽各种手法，揽得价值160万元的轿车、名牌服饰、紫砂壶等奢侈品。可以说是官员中级别最低的奢侈品爱好者。
北京市某基建公司出纳员刘某涉嫌贪污，西城区检察院扣押的物品清单中，赫然有多达半数的物品是各种奢侈品，光手表就有11只，包括3只伯爵、1只迪奥、1只摩凡陀和1只穆勒，加上汽车、珠宝等，涉案金额多达8200万元。
连丁萌、刘某这样的小角色都能日进万金，满足其穷奢极欲的腐败需求，那位高权重的大官们拥有一两个奢侈品陈列室也不足为奇了。
第二类，送人。
送人也分多种，送亲人、送情妇、送利害关系人。其中，情妇对奢侈品的需求，是官员中奢侈品腐败盛行的重要原因。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反贪局长肖武告诉《方圆》记者，当年参与查办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案时，他曾调查了雷渊利的几名情妇。其中一名叫黄静的女子，刚开始与雷渊利交往，就软磨硬泡得到了雷渊利赠送的奔驰S500和皇冠3.0两部轿车。雷渊利案发后，在黄静家中搜出金条、钻戒、化妆品等价值近百万元的财物，据说雷渊利为这个情妇建立了多达2400万元的“基金”。
知名时事评论员侯金亮称，官员包养情妇并予取予求可以看做是一种炫耀性的奢侈消费。情妇享受实际的奢侈品，官员则享受情妇这类抽象的奢侈品。可以说，情妇们是奢侈品市场繁荣的直接推手，而官员则是奢侈品市场繁荣的背后推手。
第三类，卖掉。
官员之中，相当部分收到奢侈品之后会将其变现，用以规避奢侈品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或是直接收取利益，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奢侈品腐败的供销循环。
供销循环隐约形成
2009年，温州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二手奢侈品店，西方舶来品开始通过这种渠道流转着。近两年来，这类店铺悄然兴起，渐次在北京、山西、广东等地都可觅得踪影。
记者曾拨通在网上散布奢侈品回收消息的某深圳商家的电话，商家表示，像服饰、名表等奢侈品，回收价格与其折旧程度、样式流行程度以及原本价值挂钩，全新的东西能卖到原价的9折，特别旧的也能收回2成原价；而珠宝玉器之类，则看其成色有固定折扣。对于奢侈品回收后的处理，该商家明确表示会再度将其售卖。而他们在回收时，并不需要有来源证明。
这些进入二手店的奢侈品，大多会转入一些白领或者收藏者手中，再难觅踪迹。这种隐秘的链条会导致，一旦物品以二手形式进入流通市场，将难以区分官员财产的性质，在追责上也会产生因证据流失而增大难度。
对于本土特色的奢侈品，打着“特供”字号的烟酒最受追捧，一些城市的街头巷尾不乏挂着“回收礼品”牌子的烟酒店。这些商店一边卖着高档烟酒，一边回收高档烟酒，许多高档的烟酒、礼品都会历经多次买卖，被重复使用于多次腐败之中。
行贿人购得奢侈品送官员，官员变现，另一批行贿人再次购得该奢侈品送官员，官员再变现，如此循环，形成了奢侈品腐败的一套特别的供销链条。
利用奢侈品来进行贿赂的现象，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中心主任程文浩眼中，已有一段时间，但如今的蔚然成风却着实令其感到惊讶：“近几年，利用奢侈品变相腐败的迅猛势头让人生畏。”
《方圆》记者查阅了近年来被判刑贪官的案件材料，发现大量贪官都身陷奢侈品腐败的泥潭之中。2009年至今，全国共计有18名省部级官员被判刑，在半数部分公布财产清单和受贿清单的人之中，几乎每一个腐败案件中都有奢侈品的影子。
北京市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王建明同样见证了奢侈品腐败的泛滥。房山区检察院反贪局去年查办了20起行贿受贿案件，其中有4起案件涉及奢侈品，以奢侈品行贿受贿的有2起。而几年前王建民刚任反贪局长之时，房山区还没有奢侈品贿赂的情形。
王建明说，奢侈品腐败出现在房山这样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的地区，本身就是警示，这说明奢侈品腐败已然成风。而根据近年来房山地区贿赂案件的比例在增大的情况来看，奢侈品腐败也许还会增多。
落马官员的奢侈品展览室
奢侈品对于官员的诱惑，从许多案例中都可窥一斑。
例如路易威登的超级粉丝：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党委副书记戴国森。两年前落马后，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了数十个高档女式LV包，价值数十万元。戴国森因此以“戴包包”的大名迅速走红。
除了高档箱包，名表也是贪官的心爱之物。
于2011年7月19日被执行死刑的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留下了一张受贿清单，清单中有大量珠宝和名表：价值13万元的百达翡丽手表、24万余元的江诗丹顿男女对表、3.93万元的卡地亚男表。
与此同时，7月受审的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街道办事处原主任、党工委书记黄标，也曾坦言收受了一块价值8.7万元的劳力士表。
大至许迈永这样的省部级领导、小至黄标这样的芝麻贪官，对奢侈品的渴求和喜爱却惊人的相似。近几年来，几乎所有“落马”贪官的财物清单中都有一两件镇宅之奢侈品。
辽宁省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有一对伯爵情侣表，是行贿人送给其夫妇的“结婚纪念物”，价值26万元。
2008年6月，被称为海南第一贪的海南省文昌市原市委书记谢明中的赃物被展出，其中一只天价表劳力士“满天星”夺人眼目，其估价竟高达40万元。
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更是奢侈品腐败的集大成者，办案人员仅在其一处住宅就搜出名酒181瓶，价值53万元；金银首饰56件，价值12万余元；手表24块，价值53万余元；名牌服饰不计其数。文强手上经常戴着一只劳力士表，经估价，仅此一只就价值11万元。
奢侈品腐败走过两个阶段
通常人们认为，奢侈品进入中国应以1992年路易威登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分店为标志，这样算来至今刚好二十年。从特点上看，奢侈品腐败可以十年为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
初期代表为1999年被捕的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其家中的奢侈品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入驻中国的外国奢侈品品牌。除无数名牌服装、金银饰品以外，最昂贵的是15只劳力士和1只帝舵表，均价在数万元以上，胡长清最喜爱的一只劳力士钻石男士手表价值高达30多万元，甚至比当时其居住的私宅还值钱。
2001年慕绥新、马向东、王怀忠又接连步入奢侈品腐败的道路，慕绥新等三人的赃物拍卖会甚至演变成了奢侈品展销市场，成为我国奢侈品腐败问题出现二十年来的第一个高潮。
这一阶段的奢侈品腐败特点是，腐败对象级别高，一般都是厅局级以上；奢侈品数额小、品种新，官员以收集各式各样的奢侈品为乐，在奢侈品的品种上一再推陈出新，而对于数量并无太大追求。
这些特点与当时奢侈品刚刚为中国人所认识，普及度不高，只是流行于上层社会有关。
然而接下来，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到奢侈品腐败行列，奢侈品的数量及其价值也不断上升。胡长清家的奢侈品总价值不过百万，而2003年的“慕马案”赃物拍卖会上，慕绥新琳琅满目的上百件奢侈品拍出了420万的高价。
及至文强，其奢侈品混合着文物能堆满好几间屋子。光是名牌烟酒就足以独辟一间房间堆放，一瓶限量版的”皇家礼炮50年”（著名威士忌酒品牌）就值8000美金。文强一人拥有20多辆豪车，从法拉利、玛莎拉蒂到宾利，无所不有，价值不可估量。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对《方圆》记者表示：“经过10余年的试探和塑造，奢侈品腐败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模式。除了官员喜爱的奢侈品类型相对固定以外，奢侈品腐败的方式、流程，从最初购买到最后流向都已有迹可寻。
简言之，奢侈品腐败进入成熟市场期。
奢侈品类型逐渐固定
前段时间，在新浪微博上名为“花果山总书记”的网友因为为官员鉴表而名声大噪。他根据鉴表经验总结了“官员最爱的五大名表”，他表示，西方的名表品牌很多，但官员钟爱的也就这么几款。
事实上，不只是手表，包括服饰、箱包、车等等种类的物品，中国官员都形成了喜爱的固定的类型和品牌，一些在国外并非顶端的品牌却在中国也进入了这个顶级名单，不少网友根据网上的案件资料都进行过细致整理。
除此之外，综观官员和奢侈品之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量体裁衣”，官员职务高低与其涉案的奢侈品类型相对也是固定的。多大的官喜欢多贵重的奢侈品，行贿人也相应地送多大的礼。虽然是奢侈品，行贿人和受贿人也讲究“奢侈有度”。与之相适应的，流行于官场的奢侈品礼品也划分为两大类型：张扬型和温和型。
张扬型，奢侈品中的极品，只有位高权重之人才能驾驭。豪车中法拉利、宾利均属此类，名表中的百达翡丽也属此类。张扬型奢侈品不仅昂贵，而且少见，比如瑞士的百达翡丽表，在低级别贪官的罚没清单中几乎绝迹，而刚刚执行死刑的浙江省杭州市原市长许迈永曾拥有一只；法拉利、宾利等车也只有涉黑的文强“有幸”占有几辆。
不够级别的官员如果试图享有这类奢侈品，最后极有可能被其极奢的光芒灼伤。“天价烟事件”的主角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久耕，就是因为其使用的黄鹤楼1916太过刺眼，在网上引发热议，招致网友“人肉”而东窗事发。
温和型，是奢侈品中的凡品，流行甚广。欧米茄表，正品均价3.7万元；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饰品，最贵的约10万元，最便宜的仅几百元。
“花果山总书记”介绍，他鉴定过的名表，多是属于温和型的，价值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他表示：“一般官员戴出来的基本都是凡品，珍品大概只会放在家中。”而“天价烟事件”也使得很多官员在收受实物贿赂时都有所收敛，他们会衡量自己与贿物的匹配度，比如说一个处级干部不可能开得起宾利，他就不可能考虑收一辆宾利，他只会选择与他身份匹配的途观之类的车。
值得关注的是，在奢侈品腐败中的特殊对象：一些具备本土特色的“奢侈品”，如已经叫价十几万的茅台、数十万元一斤的茶叶等等，也已经显身在腐败之中。
消费重心转移到国外
在购买奢侈品的环节上，无论是行贿人，还是官员的直接消费，重心从国内逐渐转移到国外。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黄金周”中国境外消费分析报告》，自2011年10月1日起至10月8日，7天中国人出境消费奢侈品集中累计约26亿欧元（包括港澳台地区），具体比例为：欧洲部分19.6亿欧元（主要集中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港澳台部分6.4亿欧元（主要集中在香港、澳门），国内部分0.83亿欧元（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东），综合以上，黄金周期间国内消费仅为境外的3.2%，占欧洲市场的4.2%，港澳、台市场的12.9%。
这相当于国内市场三个月的奢侈品消费总额。
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奢侈行为心理趋向报告》分析，中国人在境外的消费欲望比国内高出至少3倍以上（中国人均在国内消费1件物品，在境外将至少消费3件物品以上，重复消费和负数消费的比例很大，占到出境人数的75%以上）。按照目前的出境人群分析，出境旅游中以购物为目的的占到了62%，因为境外消费欲望增强，75%以上的出境人群人均重复消费在三次以上。
“国内消费太危险，海外消费才安全，这可能是官员喜爱去国外为奢侈品豪掷千金的原因吧。”欧阳坤推断。当然，国外相对较低的税率导致的价格因素，也是消费重心转移国外的原因之一。
这应该成为一种新的担忧：海外购物会不会使得本就严重的奢侈品腐败，在更大程度上脱离监管？
奢侈品最后流向有迹可寻
在奢侈品腐败这个链条上，作为流转核心的腐败官员，其收受或自行购买之后，通常有三个流向：自己珍藏或消费、送给他人、卖掉。
第一类，珍藏。
腐败的官员们多数都有一颗向往奢侈品的心。重庆市沙坪坝区某征地办公室普通干部丁萌，嗜好奢侈品，3年内穷尽各种手法，揽得价值160万元的轿车、名牌服饰、紫砂壶等奢侈品。可以说是官员中级别最低的奢侈品爱好者。
北京市某基建公司出纳员刘某涉嫌贪污，西城区检察院扣押的物品清单中，赫然有多达半数的物品是各种奢侈品，光手表就有11只，包括3只伯爵、1只迪奥、1只摩凡陀和1只穆勒，加上汽车、珠宝等，涉案金额多达8200万元。
连丁萌、刘某这样的小角色都能日进万金，满足其穷奢极欲的腐败需求，那位高权重的大官们拥有一两个奢侈品陈列室也不足为奇了。
第二类，送人。
送人也分多种，送亲人、送情妇、送利害关系人。其中，情妇对奢侈品的需求，是官员中奢侈品腐败盛行的重要原因。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检察院反贪局长肖武告诉《方圆》记者，当年参与查办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案时，他曾调查了雷渊利的几名情妇。其中一名叫黄静的女子，刚开始与雷渊利交往，就软磨硬泡得到了雷渊利赠送的奔驰S500和皇冠3.0两部轿车。雷渊利案发后，在黄静家中搜出金条、钻戒、化妆品等价值近百万元的财物，据说雷渊利为这个情妇建立了多达2400万元的“基金”。
知名时事评论员侯金亮称，官员包养情妇并予取予求可以看做是一种炫耀性的奢侈消费。情妇享受实际的奢侈品，官员则享受情妇这类抽象的奢侈品。可以说，情妇们是奢侈品市场繁荣的直接推手，而官员则是奢侈品市场繁荣的背后推手。
第三类，卖掉。
官员之中，相当部分收到奢侈品之后会将其变现，用以规避奢侈品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或是直接收取利益，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奢侈品腐败的供销循环。
供销循环隐约形成
2009年，温州出现了全国第一家二手奢侈品店，西方舶来品开始通过这种渠道流转着。近两年来，这类店铺悄然兴起，渐次在北京、山西、广东等地都可觅得踪影。
记者曾拨通在网上散布奢侈品回收消息的某深圳商家的电话，商家表示，像服饰、名表等奢侈品，回收价格与其折旧程度、样式流行程度以及原本价值挂钩，全新的东西能卖到原价的9折，特别旧的也能收回2成原价；而珠宝玉器之类，则看其成色有固定折扣。对于奢侈品回收后的处理，该商家明确表示会再度将其售卖。而他们在回收时，并不需要有来源证明。
这些进入二手店的奢侈品，大多会转入一些白领或者收藏者手中，再难觅踪迹。这种隐秘的链条会导致，一旦物品以二手形式进入流通市场，将难以区分官员财产的性质，在追责上也会产生因证据流失而增大难度。
对于本土特色的奢侈品，打着“特供”字号的烟酒最受追捧，一些城市的街头巷尾不乏挂着“回收礼品”牌子的烟酒店。这些商店一边卖着高档烟酒，一边回收高档烟酒，许多高档的烟酒、礼品都会历经多次买卖，被重复使用于多次腐败之中。
行贿人购得奢侈品送官员，官员变现，另一批行贿人再次购得该奢侈品送官员，官员再变现，如此循环，形成了奢侈品腐败的一套特别的供销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