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 共享发展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的内在规定，承载着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政道指向和实践逻辑。习近平从多方面阐释了共享发展的政道意涵和实践路径，构成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蕴含着共享发展的政道逻辑，并通过治道方略具体展开：以观念脱贫为先导摆脱物质贫困来实现共享物质财富，践行勤政廉政确保从严用权来实现共享公共福祉，坚持绿色发展确保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来实现共享优质生态资源，倡导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推动世界和谐共赢发展。从政道逻辑到治道理路的形成史，一以贯之构成习近平关于共享发展论述的生成逻辑和理论特质，为全面理解和整体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 习近平;共享发展;社会主义本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刘占虎，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以创新的发展思想来引领新时代的辩证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既有发展观基础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思想，从政道上明确了“发展为了什么”的宗旨和目标，从治道上回答了“如何实现发展”的路径和方式。鉴于“落实共享发展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好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效”[1]216，本文聚焦习近平在《之江新语》《摆脱贫困》《知之深 爱之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文献中关于共享发展的论述，从政道和治道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共享发展论述的生成逻辑，为全面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学理支撑。
一、 政道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发展问题是一个古往今来被不断求解的实践课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在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时空转化的境遇下，重新审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是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定位问题的前提，也是创新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支点。
1. 政道决定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发展是关于人的生存质量和社会进步的范畴，它根植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诉求与共建优良公共秩序的双重逻辑。分析发展问题，既要着眼于“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和自我实现诉求，也要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之一致性的规律约束，从既有条件出发来确立实践方略。其中核心问题有三：一是“为了谁”的问题，重在明确发展的价值定位和目标所向;二是“依靠谁”的问题，重在阐明发展的依靠主体和动力机制;三是“怎么办”的问题，重在说明发展的规律指向和实践方式。将这三者抽象到治国理政的层面，就是政道与治道。一般而言，政道意在追问和探索“何为优良的公共生活”，致思公共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聚焦发展的价值定位和意义建构。治道则意在探索和建构“如何实现善治”的出场方式及具体路径，聚焦发展的规律指向和动力机制。比较而言，政道在内在规定上是一元的、恒定的。相应地，治道展开的路径、方式、机制则是多样的、具体的，其内在规定也是多元的、变动的。从人类社会有机体的视界看，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发展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内涵指向。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下的“发展”具有新的内在规定：一是把公共秩序的优化与秩序的意义建构结合起来，统一到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致性上来。二是把实现物质财富的增加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统一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定位上来。在习近平看来，“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终极目标”[2]116。如此，将“发展为了人民”的政道与“如何科学发展”的治道结合起来，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为人民谋福祉的政绩观。
2. 共产党的“官”应是造福人民的社会职业
在生活语境中，人们一般把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称为“官”。发展地看，现代社会中的公职人员不再是某一专有权力的神圣象征，而是作为现代职业分工的一部分。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一文中指出：“‘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同医生、清洁工等社会职业一样，都是社会的需要。”[3]37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尽管没有价值判断上的好坏，但具体“为官是有好壞之分的”，在他看来，“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造福一方就是造福于人民”[3]37。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官”即公职人员，在本质上就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和勤务员——“当官，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3]38。这是与其他社会形态中的“官”的本质区别，既不同于以往阶级剥削社会中的“官僚阶层”，也不同于西方现代政治语境下的“职业官僚”。这种干部理念，也构成了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和先进性的逻辑支点。做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意味着既要保持清正廉洁又能勇于服务奉献，因而需要“终生廉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质言之，“当干部的宗旨首先就是讲奉献，就是讲服务”[3]9。习近平关于“为官”的政道阐述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从中表明共产党人为官的政治逻辑——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3. “官念”决定着“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
政道逻辑上的“官念”决定着治道实践中的权力观。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是广大公职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习近平就此指出：“共产党人的权力无论大小，都是人民给的，也只能受命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3]29共产党人承担起廉政建设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过好“两关”：一是增强廉洁奉公之自我约束力的“自我关”，二是坚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原则之为人处世的“人情关”。[3]28过好这“两关”，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温床的自我革命，也是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政治要求。从政道逻辑上匡正“官念”，旨在明确当代中国“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一是为官则不为发财。“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2]50，如果“想通过当共产党的‘官’来发财，党纪不容，国法不容”[3]38。基于这一关于权力观的政道定位，构成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二是为官既要廉政也要勤政。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既要廉政又要勤政”[3]18。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主题，即“为民务实清廉”——“为民”是行使和运用权力的价值所向，“务实”是行使和运用权力的质量要求，“清廉”是行使和运用权力的规则约束。这三者有机统一构成“权为民所用”之权力观的内在规定。 4. 发展观决定着为人民谋福祉的政绩观
政绩是考核干部的重要指标，直接关涉着用人导向和政治生态。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领导干部从政为官，“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2]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必须树立为人民办实事和谋福祉的政绩观。在习近平看来，“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2]34，因而“不能为了追求个人政绩而不顾政策规定去蛮干”[3]20。针对“唯GDP论”和“政绩工程”误区，他主张“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考评干部的政绩”，“要看GDP，但不能唯GDP”。[3]30衡量政绩的要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和宗旨是人民群众的福祉。各地实际情况不同，衡量政绩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总体来看，只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为人民办实事、谋福祉，都是政绩，“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经济社会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立竿见影的发展是政绩，打基础作铺垫也是政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政绩，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政绩”[2]30。这一综合维度上的政绩，就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广大领导干部自觉树立为人民谋福祉的政绩观，重在“常怀忧患之思，常念人民之托”，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和郑重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4。
综上所述，发展理念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是当代中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以上论述构成了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并在具体治道维度上阐明了共享发展的实践逻辑——共享物质财富的全面脱贫战略，共享公共资源的全面治腐策略，共享自然资源的生态治理策略，共建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战略。
二、 物质基础： 共享物质财富的全面脱贫战略
共享发展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摆脱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使命。习近平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就“摆脱贫困”的若干思考，尤其是从探索实现一个县域的脱贫到提出实现全国同一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一以贯之地饱含着他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审慎思考，构成了新时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
1. 观念脱贫是全面脱贫的思想前提
摆脱贫困是解决其他深层结构问题和次生问题的基点。在摆脱贫困的基本策略上，习近平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2]83从《摆脱贫困》的书名中可以看出，“摆脱贫困”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或“帮困”，而是在深层次上实现“自谋发展”的“脱困”。他在该书的跋中指出：“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3]216这一意义上的“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因为“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1]90。扶贫对应的是物质文明建设，扶智和扶志对应的是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方面，只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有了观念脱贫意识，才可以辩证地看待资源禀赋差等的先天条件，积极开拓新思路、创造新条件，做到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在具体实践中，他曾针对个别县因经济发展落后而产生的自卑感，主张自觉淡化“贫困县意识”[3]68。针对浙江省域面积小、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空间约束问题，他借用“地瓜理论”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2]72的空间优化策略。为了规避“‘穷’和‘愚’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马太效应”——“越穷的地方越难办教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育，越不办教育就越穷”[3]173，他要求突出科技教育在脱贫中的重大意义，并提出具体举措：一是树立长远的战略眼光，把科技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二是“在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要讲求办科技教育的效益”;三是“既强调科技教育的普及，又讲究科技教育的‘实效’”，努力“把科技教育的热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3]99这些论述对于新时期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开放发展是全面脱贫的动力引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需要充分利用一切积极的资本要素和资源要素来发展生产力。开放发展由此构成实现全面脱贫的动力引擎。关于改革开放与精准扶贫的关系，习近平提出“双管齐下”和“双向发展”的全面脱贫策略。首先，开放与扶贫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都统一于商品经济规律的运行当中。二者都有其目的和規律，因而需要从具体维度把握其中的有机性。二者彼此融合，因而要善于“用开放意识来推动扶贫工作和在扶贫工作上运用开放政策”[3]97。二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即“扶贫的成果将是开放的新起点，开放将使扶贫工作迈向新台阶”[3]97。其次，在开放发展的具体举措上，坚持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实现联动、优势互补的双向开放。一方面要“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3]97;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3]122。这些基于实地经验的策略思考，是新时期坚持国内联动发展与国际开放发展、统筹把握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先导。
3. 协同精准是脱贫攻坚的核心举措
脱贫攻坚，重在协同，贵在精准。实现精准扶贫和脱贫，“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1]84，着力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一是实现精准脱贫，贵在合理利用有限的财力、物力。在财力物力有限、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扶贫资金不搞撒胡椒粉，要集中90%以上的扶贫资金用于县、乡、村级经济实体，增强实体的造血功能”[3]98。二是明确精准扶贫是为了精准脱贫，既不走冒进的形式主义，也不因脱贫困难而拖沓不作为。因而“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1]85。三是精准脱贫要以自我脱贫为内在动力。在注重“外来‘输血’的同时，一定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3]120，以增强自我脱贫的内生动力。四是精准脱贫要善于发挥“经济大合唱”的协同作用。欠发达地区的脱贫攻坚，“不讲同心协力不行，搞内耗和摩擦更不行，需要调动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3]11，通过各部门自觉配合、主动协调，来实现“1+1>2”的整体功能效应。五是发挥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在脱贫工作中的重要保障作用。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致富的根基，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也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这些论述为新时期“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1]80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4. 农村党组织是脱贫攻坚的核心力量
新时期精准脱贫的关键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有机整体，“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立足于农业这个基础、农村这个主战场、农民这个核心”[2]191。农村党组织是脱贫攻坚的核心领导力量，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最重要的保证。在深化农村改革和脱贫攻坚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和党的领导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5]86，着力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实践证明：“农村改革越深化，党组织的核心地位越要强化;脱贫越深入，农村第一线党组织的力量越要增强。”[3]162习近平在《重中之重是“三农”》一文中提出五个“重中之重”，来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其中要求“在组织领导上，把加强和改进党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作为重中之重”[2]190。与此同时，他曾分别撰写了《以发展强村》《靠建设美村》《抓反哺富村》《促改革活村》《讲文明兴村》《建法治安村》《强班子带村》七篇文章，来阐述解决好“三农”问题的系统举措。以上策略的实施需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引导和总指挥作用。这对于新时期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先导意义。
综上所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平衡发展，“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4]13。共享发展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脱贫攻坚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目标，旨在通过共建共享物质财富走上繁荣富裕之路，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三、 政治保障： 共享公共资源的全面治腐策略
共享发展重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旨在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是对公共权力的政道恪守和治道自觉。以优良制度安排确保公职人员从严用权，坚持勤政廉政为人民谋福祉，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制度特质。
1. “为官一场”必须“造福一方”
为何为官是政道问题，而如何为官是治道问题。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当共产党的“官”，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当“官”宗旨——“造福于民，最重要的是做人民公仆，为民办实事”[3]33。清正廉洁是基本要求，造福一方是宗旨要求。这是共产党的“官”与旧社会“官”的本质区别。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一文中集中阐释了“为官四要”：一是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造福一方，核心是造福于人民，本质是为人民服务。二是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当共产党的‘官’要造福于民，就得讲奉献，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为官之德，在于清廉。“持身必须以清廉为准则，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四是为官之义，“在于明法”。[3]37-39无明法不足以正纪纲，无纪纲就不能护公正、张道义。如上四者概而言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共产党的党性集中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53。新时期全面从严治理腐败，首先需要克服“特权思维”和“骑墙心理”——“有的人在抨击腐败的同时，他本身也在享受某種特权”[3]82。实现对腐败的标本兼治，重在转变这种特权“官念”——“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4]388。由此表明，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质。
2. “把心贴近人民”，秉公严以用权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习近平在《尽快实现党风根本转变》一文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利用职权谋图私利，是一个共产党员必备的条件。”[5]27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4]367。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把心贴近人民”;坚持廉洁自律、秉公严以用权，在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基本要求，也是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心中有人民，把心贴近人民，才能做到心中有戒，心中有敬。他曾谈到保持廉政之警钟长鸣的“四句话”，概括而言：一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作为党员干部的起码要求。二是“熊掌和鱼，不可兼得”，要想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三是“寸心不昧，万法皆明”，贪污受贿，鱼肉乡民，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四是“为官一场，造福一方”，即当干部的宗旨就是奉献，因而不能图实惠、谋私利。[3]74-75“把心贴近人民”意味着要忠于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秉公严以用权，切实为人民群众多办事、办好事。这些接地气的政策思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和“三严三实”要求的重要内容。
3. 党纪国法并举，全面从严治理腐败
全面从严治理腐败，需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腐败治理体系，尤其是协同推进“‘不能为’的制度建设、‘不敢为’的惩戒警示和‘不想为’的素质教育”[2]70的系统治理策略。法治反腐是全面治理腐败的核心策略，体现着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以规以纪治党，是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理腐败，需要坚持党纪国法并举。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4]395。也就是说，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违纪违法都要受到追究”[1]127。针对腐败的类别和程度，应当采取差异性的防治举措。对于以权谋私等“乱作为”的腐败犯罪行为，通过国家法律来惩治。对于怠政懒政等消极腐败行为，需要强化党内法规和纪律建设来规避“不作为”的问题。针对法规制度执行不力，需要“在狠抓制度的贯彻落实上下工夫”[2]71。新时期全面加强反腐败法规和制度建设，一是“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4]379，使制度成为硬约束;二是“努力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4]364。通过党纪国法协同并举，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科学和有效治理腐败。 4. 干部率先示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领导干部的形象和作风直接关涉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是全面推进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越是领导干部，越是主要领导，越要廉洁自律，加强监督，以身作则，当好表率”[2]81，“既要严格要求自己，也要严格要求他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能做”[2]264。这是习近平后来反复强调“先禁己身而后人，打铁还需自身硬”[4]378的理念先导。领导干部率先崇廉弃腐，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为此，首先要秉持“利归天下，誉属黎民”的淡泊情怀，坚持正字当头，在激浊扬清中发挥示范引导作用，进而“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褒扬正气、贬抑邪气，尊崇廉洁、鄙弃腐化的良好社会氛围”[2]176。有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生态，有助于激活社会舆论在预防腐败中的监督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通过科学配置权力结构和强化权力监督—制约的同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4]16。以上论述直接构成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公职人员坚持秉公从严用权为人民谋福祉，彰显着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公正性，体现着共享发展的政道指向。当代中国的反腐败与廉政建设，重在以党纪和国法来规范公职人员秉公从严用权，做到勤政廉政，切实为人民谋福利，进而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四、 生态维度： 共享自然资源的生态治理策略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绿色发展是共享发展在生态领域的延伸，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绿色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基本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关系民生福祉，关乎民族永续发展，重在通过合乎自然和合乎人性的物质变换来共享共建美丽中国。
1.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意识
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作为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物理空间，直接关涉人们的生存境遇和生活质量。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习近平在《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一文中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尽管有矛盾，但也是辩证统一的——“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2]186。他提出坚持“既要GDP，又要绿色GDP”[2]37的发展战略，是新时期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思想来源。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两难矛盾，为了“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就只有“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才能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的转变”。[2]223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需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4]209。这一阐释为化解两难矛盾厘清了发展序列上的价值定位。他在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批示中再次强调：“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1]393
2. 生态环境保护是自觉自为的社会革命
珍爱自然，保护环境，是自觉自为的观念革命和社会革命。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习近平认为，对环境保护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2]13在第一阶段，人们“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吃了祖宗饭，断了子孙路”而不自知;在第二阶段，人们虽然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还是只考虑自己的小环境、小家园而不顾他人，甚至以邻为壑;在第三阶段，人们真正认识到地球是共同的家园，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生态建设成为自觉行动。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一场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革命”[2]118，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坚持绿色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395。当前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需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4]209的总体策略。生态治理作为一项社会革命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一是需要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来节约资源能源，以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良性发展。二是“在消费领域，要大力倡导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2]170。三是建立健全以生态机制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
3. 实现绿色发展的“五轮驱动”协同路径
如何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在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上进行双重变革，建设节约型社会是重要路径。习近平曾就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根本、动力、保障、重点专门撰文阐释，构成实现绿色发展的“五轮驱动”协同路径。其一，科技创新是关键。生态文明建设重在“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1]272，“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1]271。其二，结構调整是根本。在宏观上要抓住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这一根本，在生产领域要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建立节约型生产体系和产业结构，在消费领域要倡导合理消费和适度消费的观念和行为。其三，深化改革是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着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4]209。其四，加强监管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时代，需要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着力“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4]210，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和制度约束。其五，机关表率是重点。党政“机关要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走在全社会前列，自觉做资源节约的表率，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点滴事情做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2]174。“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绩”的观点，是中央八项规定内容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倡导人们应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通过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
五、 世界视野： 共建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战略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世界一体化的境遇下进行的，需要把握和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共享发展在世界意义的延伸就是开放发展，旨在解决内外联动与和谐共赢的问题。习近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为共在地球的每一个国家实现和谐共赢发展树立了典范。
1. 呵护人类“共在”的地球家园，携手共建共赢发展的和谐世界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世界意义上的共享发展意味着各民族国家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有相互理解和共同呵护的义务。时代越发展，越是需要各国携手克服共同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各种纷争和博弈的境遇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1]523。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各民族国家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272。世界各国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才能呵护人类共在的地球家园。世界各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发展权利，才能推动建立共赢发展的和谐世界。
共享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共同争取和维护的结果。和平发展意味着共同发展，有益于共享发展，因而不再是以往零和博弈思维下的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习近平秉持“天下一家”理念，提出倡导构建和平、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确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的现实逻辑[4]336，实现共建共享和谐世界指明了方向。中国政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建立平等相待的全球性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的世界安全格局，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身，又是通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正因为此，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人类共存的地球家园，携手共建共赢发展的和谐世界。
2. 树立互惠“共荣”的发展理念，共建文明互鉴的共享发展机制
面对“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1]537，以往的零和博弈思维、单边主义、以邻为壑的做法，无以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人类共在的世界场域进行的，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携手共建文明互鉴的共享发展机制，来谋求包容互惠的人类发展前景。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境遇，中国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通过文明互鉴来发展自身，并通过中国自身的发展来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推进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每个国家都有其文明特色，每种文明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在习近平看来，“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所以“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544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共在的世界文明为背景的，因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吸收全人类的进步成果来彰显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事实上，中国走向世界，是学习世界文明的过程;世界走向中国，也是世界学习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国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共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新方案。中国在开放发展中“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1]340，让文明互鉴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桥梁和动力。
3. 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协同共建和谐发展的世界格局
“共在地球”要求“共荣发展”，“共荣发展”体现为“共赢发展”。习近平指出：“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4]273以往的单边主义、以邻为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孤立发展、零和博弈的发展思维处处碰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秉持互利普惠的价值原则，各个国家互利互惠，共同享有获得感。这就要求世界各国通过对话协商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来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来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来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来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可持续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4]347。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诸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博鳌亚洲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南南合作等，为双边多边合作发挥“黏合剂”作用，为中国和世界各国打造共赢发展的“双引擎”。一方面，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通过实现周边国家和地区资本、技术、资源、劳动力的有效分配和合作，推动形成经济全球化新格局。另一方面，“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外溢效应”[4]337，通过协同共建互利普惠、和谐发展的世界格局。
总之，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关于共享发展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之根本动力的唯物史观。这既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发展新时代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的前瞻性把握。从政道和治道的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共享发展论述的形成史和出场逻辑，有助于理解共享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意涵，有益于将共享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目标，并以顶层设计的方法论来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实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 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编辑：林毅）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共享发展理念的社会主义特质与实践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6CKS022）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习近平;共享发展;社会主义本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刘占虎，法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需要以创新的发展思想来引领新时代的辩证实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既有发展观基础上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思想，从政道上明确了“发展为了什么”的宗旨和目标，从治道上回答了“如何实现发展”的路径和方式。鉴于“落实共享发展是一门大学问，要做好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成效”[1]216，本文聚焦习近平在《之江新语》《摆脱贫困》《知之深 爱之切》《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文献中关于共享发展的论述，从政道和治道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共享发展论述的生成逻辑，为全面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学理支撑。
一、 政道逻辑：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发展问题是一个古往今来被不断求解的实践课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在当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时空转化的境遇下，重新审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是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定位问题的前提，也是创新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支点。
1. 政道决定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发展是关于人的生存质量和社会进步的范畴，它根植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诉求与共建优良公共秩序的双重逻辑。分析发展问题，既要着眼于“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和自我实现诉求，也要遵循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之一致性的规律约束，从既有条件出发来确立实践方略。其中核心问题有三：一是“为了谁”的问题，重在明确发展的价值定位和目标所向;二是“依靠谁”的问题，重在阐明发展的依靠主体和动力机制;三是“怎么办”的问题，重在说明发展的规律指向和实践方式。将这三者抽象到治国理政的层面，就是政道与治道。一般而言，政道意在追问和探索“何为优良的公共生活”，致思公共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和正义性，聚焦发展的价值定位和意义建构。治道则意在探索和建构“如何实现善治”的出场方式及具体路径，聚焦发展的规律指向和动力机制。比较而言，政道在内在规定上是一元的、恒定的。相应地，治道展开的路径、方式、机制则是多样的、具体的，其内在规定也是多元的、变动的。从人类社会有机体的视界看，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发展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内涵指向。社会主义制度语境下的“发展”具有新的内在规定：一是把公共秩序的优化与秩序的意义建构结合起来，统一到实现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一致性上来。二是把实现物质财富的增加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统一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定位上来。在习近平看来，“发展不能脱离‘人’这个根本，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这是发展的终极目标”[2]116。如此，将“发展为了人民”的政道与“如何科学发展”的治道结合起来，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为人民谋福祉的政绩观。
2. 共产党的“官”应是造福人民的社会职业
在生活语境中，人们一般把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称为“官”。发展地看，现代社会中的公职人员不再是某一专有权力的神圣象征，而是作为现代职业分工的一部分。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一文中指出：“‘官’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同医生、清洁工等社会职业一样，都是社会的需要。”[3]37作为一种社会职业，尽管没有价值判断上的好坏，但具体“为官是有好壞之分的”，在他看来，“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造福一方就是造福于人民”[3]37。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官”即公职人员，在本质上就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和勤务员——“当官，当共产党的‘官’，只有一个宗旨，就是造福于民”[3]38。这是与其他社会形态中的“官”的本质区别，既不同于以往阶级剥削社会中的“官僚阶层”，也不同于西方现代政治语境下的“职业官僚”。这种干部理念，也构成了理解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和先进性的逻辑支点。做人民的公仆和勤务员意味着既要保持清正廉洁又能勇于服务奉献，因而需要“终生廉洁、终生为民的鸿鹄之志”，质言之，“当干部的宗旨首先就是讲奉献，就是讲服务”[3]9。习近平关于“为官”的政道阐述与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从中表明共产党人为官的政治逻辑——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3. “官念”决定着“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
政道逻辑上的“官念”决定着治道实践中的权力观。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是广大公职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习近平就此指出：“共产党人的权力无论大小，都是人民给的，也只能受命于人民，为人民谋利益。”[3]29共产党人承担起廉政建设的历史使命，就必须过好“两关”：一是增强廉洁奉公之自我约束力的“自我关”，二是坚持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原则之为人处世的“人情关”。[3]28过好这“两关”，就是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温床的自我革命，也是全面从严治理腐败的政治要求。从政道逻辑上匡正“官念”，旨在明确当代中国“权为民所用”的权力观。一是为官则不为发财。“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拎着‘乌纱帽’为民干事，而不能捂着‘乌纱帽’为己做‘官’”[2]50，如果“想通过当共产党的‘官’来发财，党纪不容，国法不容”[3]38。基于这一关于权力观的政道定位，构成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二是为官既要廉政也要勤政。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既要廉政又要勤政”[3]18。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主题，即“为民务实清廉”——“为民”是行使和运用权力的价值所向，“务实”是行使和运用权力的质量要求，“清廉”是行使和运用权力的规则约束。这三者有机统一构成“权为民所用”之权力观的内在规定。 4. 发展观决定着为人民谋福祉的政绩观
政绩是考核干部的重要指标，直接关涉着用人导向和政治生态。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领导干部从政为官，“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2]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必须树立为人民办实事和谋福祉的政绩观。在习近平看来，“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2]34，因而“不能为了追求个人政绩而不顾政策规定去蛮干”[3]20。针对“唯GDP论”和“政绩工程”误区，他主张“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考评干部的政绩”，“要看GDP，但不能唯GDP”。[3]30衡量政绩的要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核心和宗旨是人民群众的福祉。各地实际情况不同，衡量政绩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总体来看，只要按客观规律办事，为人民办实事、谋福祉，都是政绩，“GDP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经济社会发展是政绩，维护社会稳定也是政绩;立竿见影的发展是政绩，打基础作铺垫也是政绩;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政绩，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政绩”[2]30。这一综合维度上的政绩，就是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广大领导干部自觉树立为人民谋福祉的政绩观，重在“常怀忧患之思，常念人民之托”，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执政为民的坚定决心和郑重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4]4。
综上所述，发展理念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是当代中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以上论述构成了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基本逻辑，并在具体治道维度上阐明了共享发展的实践逻辑——共享物质财富的全面脱贫战略，共享公共资源的全面治腐策略，共享自然资源的生态治理策略，共建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战略。
二、 物质基础： 共享物质财富的全面脱贫战略
共享发展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摆脱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使命。习近平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就“摆脱贫困”的若干思考，尤其是从探索实现一个县域的脱贫到提出实现全国同一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一以贯之地饱含着他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审慎思考，构成了新时期“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理论依据。
1. 观念脱贫是全面脱贫的思想前提
摆脱贫困是解决其他深层结构问题和次生问题的基点。在摆脱贫困的基本策略上，习近平认为：“磨刀不误砍柴工，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在思想认识上的收获，比我们在发展上的收获更有长远意义。”[2]83从《摆脱贫困》的书名中可以看出，“摆脱贫困”不光是一般意义上的“扶贫”或“帮困”，而是在深层次上实现“自谋发展”的“脱困”。他在该书的跋中指出：“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3]216这一意义上的“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因为“智和志就是内力、内因”[1]90。扶贫对应的是物质文明建设，扶智和扶志对应的是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方面，只有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有了观念脱贫意识，才可以辩证地看待资源禀赋差等的先天条件，积极开拓新思路、创造新条件，做到因地制宜、扬长补短。在具体实践中，他曾针对个别县因经济发展落后而产生的自卑感，主张自觉淡化“贫困县意识”[3]68。针对浙江省域面积小、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空间约束问题，他借用“地瓜理论”提出“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立足全国发展浙江”[2]72的空间优化策略。为了规避“‘穷’和‘愚’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马太效应”——“越穷的地方越难办教育，但越穷的地方越需要办教育，越不办教育就越穷”[3]173，他要求突出科技教育在脱贫中的重大意义，并提出具体举措：一是树立长远的战略眼光，把科技教育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二是“在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要讲求办科技教育的效益”;三是“既强调科技教育的普及，又讲究科技教育的‘实效’”，努力“把科技教育的热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3]99这些论述对于新时期落实精准扶贫政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2. 开放发展是全面脱贫的动力引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需要充分利用一切积极的资本要素和资源要素来发展生产力。开放发展由此构成实现全面脱贫的动力引擎。关于改革开放与精准扶贫的关系，习近平提出“双管齐下”和“双向发展”的全面脱贫策略。首先，开放与扶贫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都统一于商品经济规律的运行当中。二者都有其目的和規律，因而需要从具体维度把握其中的有机性。二者彼此融合，因而要善于“用开放意识来推动扶贫工作和在扶贫工作上运用开放政策”[3]97。二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即“扶贫的成果将是开放的新起点，开放将使扶贫工作迈向新台阶”[3]97。其次，在开放发展的具体举措上，坚持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实现联动、优势互补的双向开放。一方面要“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加强外引内联，大力引进信息、资金、技术和人才，进行优势互补”[3]97;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3]122。这些基于实地经验的策略思考，是新时期坚持国内联动发展与国际开放发展、统筹把握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先导。
3. 协同精准是脱贫攻坚的核心举措
脱贫攻坚，重在协同，贵在精准。实现精准扶贫和脱贫，“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在精准施策上出实招、在精准推进上下实功、在精准落地上见实效”[1]84，着力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的问题。一是实现精准脱贫，贵在合理利用有限的财力、物力。在财力物力有限、资金短缺的情况下，“扶贫资金不搞撒胡椒粉，要集中90%以上的扶贫资金用于县、乡、村级经济实体，增强实体的造血功能”[3]98。二是明确精准扶贫是为了精准脱贫，既不走冒进的形式主义，也不因脱贫困难而拖沓不作为。因而“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既要防止拖延病，又要防止急躁症”[1]85。三是精准脱贫要以自我脱贫为内在动力。在注重“外来‘输血’的同时，一定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3]120，以增强自我脱贫的内生动力。四是精准脱贫要善于发挥“经济大合唱”的协同作用。欠发达地区的脱贫攻坚，“不讲同心协力不行，搞内耗和摩擦更不行，需要调动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3]11，通过各部门自觉配合、主动协调，来实现“1+1>2”的整体功能效应。五是发挥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在脱贫工作中的重要保障作用。集体经济是农民共同致富的根基，是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物质保障，也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后盾。这些论述为新时期“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更大决心、更精准思路、更有力措施，采取超常举措，实施脱贫攻坚工程”[1]80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4. 农村党组织是脱贫攻坚的核心力量
新时期精准脱贫的关键是解决好“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有机整体，“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立足于农业这个基础、农村这个主战场、农民这个核心”[2]191。农村党组织是脱贫攻坚的核心领导力量，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最重要的保证。在深化农村改革和脱贫攻坚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和党的领导机关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5]86，着力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实践证明：“农村改革越深化，党组织的核心地位越要强化;脱贫越深入，农村第一线党组织的力量越要增强。”[3]162习近平在《重中之重是“三农”》一文中提出五个“重中之重”，来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其中要求“在组织领导上，把加强和改进党对新农村建设的领导作为重中之重”[2]190。与此同时，他曾分别撰写了《以发展强村》《靠建设美村》《抓反哺富村》《促改革活村》《讲文明兴村》《建法治安村》《强班子带村》七篇文章，来阐述解决好“三农”问题的系统举措。以上策略的实施需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引导和总指挥作用。这对于新时期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先导意义。
综上所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平衡发展，“必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4]13。共享发展体现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脱贫攻坚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在目标，旨在通过共建共享物质财富走上繁荣富裕之路，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三、 政治保障： 共享公共资源的全面治腐策略
共享发展重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旨在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是对公共权力的政道恪守和治道自觉。以优良制度安排确保公职人员从严用权，坚持勤政廉政为人民谋福祉，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制度特质。
1. “为官一场”必须“造福一方”
为何为官是政道问题，而如何为官是治道问题。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当共产党的“官”，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当“官”宗旨——“造福于民，最重要的是做人民公仆，为民办实事”[3]33。清正廉洁是基本要求，造福一方是宗旨要求。这是共产党的“官”与旧社会“官”的本质区别。习近平在《从政杂谈》一文中集中阐释了“为官四要”：一是为官之本，在于“为官一场，造福一方”。造福一方，核心是造福于人民，本质是为人民服务。二是为官之理，在于讲奉献。“当共产党的‘官’要造福于民，就得讲奉献，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三是为官之德，在于清廉。“持身必须以清廉为准则，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四是为官之义，“在于明法”。[3]37-39无明法不足以正纪纲，无纪纲就不能护公正、张道义。如上四者概而言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共产党的党性集中表现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3]53。新时期全面从严治理腐败，首先需要克服“特权思维”和“骑墙心理”——“有的人在抨击腐败的同时，他本身也在享受某種特权”[3]82。实现对腐败的标本兼治，重在转变这种特权“官念”——“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4]388。由此表明，清正廉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特质。
2. “把心贴近人民”，秉公严以用权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习近平在《尽快实现党风根本转变》一文中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决不利用职权谋图私利，是一个共产党员必备的条件。”[5]27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4]367。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必须“把心贴近人民”;坚持廉洁自律、秉公严以用权，在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的基本要求，也是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心中有人民，把心贴近人民，才能做到心中有戒，心中有敬。他曾谈到保持廉政之警钟长鸣的“四句话”，概括而言：一是“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是作为党员干部的起码要求。二是“熊掌和鱼，不可兼得”，要想当干部就不要想发财。三是“寸心不昧，万法皆明”，贪污受贿，鱼肉乡民，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四是“为官一场，造福一方”，即当干部的宗旨就是奉献，因而不能图实惠、谋私利。[3]74-75“把心贴近人民”意味着要忠于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秉公严以用权，切实为人民群众多办事、办好事。这些接地气的政策思考，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和“三严三实”要求的重要内容。
3. 党纪国法并举，全面从严治理腐败
全面从严治理腐败，需要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腐败治理体系，尤其是协同推进“‘不能为’的制度建设、‘不敢为’的惩戒警示和‘不想为’的素质教育”[2]70的系统治理策略。法治反腐是全面治理腐败的核心策略，体现着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以规以纪治党，是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全面从严治理腐败，需要坚持党纪国法并举。对广大党员干部而言，“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4]395。也就是说，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基础，“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违纪违法都要受到追究”[1]127。针对腐败的类别和程度，应当采取差异性的防治举措。对于以权谋私等“乱作为”的腐败犯罪行为，通过国家法律来惩治。对于怠政懒政等消极腐败行为，需要强化党内法规和纪律建设来规避“不作为”的问题。针对法规制度执行不力，需要“在狠抓制度的贯彻落实上下工夫”[2]71。新时期全面加强反腐败法规和制度建设，一是“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各种行为”[4]379，使制度成为硬约束;二是“努力建立健全立体式、全方位的制度体系，以刚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检查、严厉的惩戒机制”[4]364。通过党纪国法协同并举，推进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科学和有效治理腐败。 4. 干部率先示范，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领导干部的形象和作风直接关涉着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是全面推进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首要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越是领导干部，越是主要领导，越要廉洁自律，加强监督，以身作则，当好表率”[2]81，“既要严格要求自己，也要严格要求他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能做”[2]264。这是习近平后来反复强调“先禁己身而后人，打铁还需自身硬”[4]378的理念先导。领导干部率先崇廉弃腐，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为此，首先要秉持“利归天下，誉属黎民”的淡泊情怀，坚持正字当头，在激浊扬清中发挥示范引导作用，进而“在全社会进一步形成褒扬正气、贬抑邪气，尊崇廉洁、鄙弃腐化的良好社会氛围”[2]176。有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政治生态，有助于激活社会舆论在预防腐败中的监督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通过科学配置权力结构和强化权力监督—制约的同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以权谋私，决不允许搞特权”[4]16。以上论述直接构成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理论支撑。
综上所述，公职人员坚持秉公从严用权为人民谋福祉，彰显着社会价值权威性分配的公正性，体现着共享发展的政道指向。当代中国的反腐败与廉政建设，重在以党纪和国法来规范公职人员秉公从严用权，做到勤政廉政，切实为人民谋福利，进而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和享有者。
四、 生态维度： 共享自然资源的生态治理策略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绿色发展是共享发展在生态领域的延伸，旨在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问题。绿色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机制，是实现共享发展的基本要求。建设生态文明，关系民生福祉，关乎民族永续发展，重在通过合乎自然和合乎人性的物质变换来共享共建美丽中国。
1.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意识
人是自然存在物，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发展的基础。生态环境作为共建共享美好生活的物理空间，直接关涉人们的生存境遇和生活质量。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习近平在《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一文中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这“两座山”之间尽管有矛盾，但也是辩证统一的——“绿水青山可以源源不断地带来金山银山，绿水青山本身就是金山银山”[2]186。他提出坚持“既要GDP，又要绿色GDP”[2]37的发展战略，是新时期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思想来源。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是传统发展模式中的两难矛盾，为了“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或‘边污染边治理’的覆辙”，就只有“走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发展之路，才能实现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的转变，由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向两者协调发展的‘双赢’的转变”。[2]223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需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4]209。这一阐释为化解两难矛盾厘清了发展序列上的价值定位。他在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批示中再次强调：“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1]393
2. 生态环境保护是自觉自为的社会革命
珍爱自然，保护环境，是自觉自为的观念革命和社会革命。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习近平认为，对环境保护的认识，需要经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2]13在第一阶段，人们“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吃了祖宗饭，断了子孙路”而不自知;在第二阶段，人们虽然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还是只考虑自己的小环境、小家园而不顾他人，甚至以邻为壑;在第三阶段，人们真正认识到地球是共同的家园，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生态建设成为自觉行动。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一场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革命”[2]118，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坚持绿色发展，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1]395。当前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需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4]209的总体策略。生态治理作为一项社会革命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一是需要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通过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来节约资源能源，以推动经济社会实现良性发展。二是“在消费领域，要大力倡导合理消费、适度消费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2]170。三是建立健全以生态机制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
3. 实现绿色发展的“五轮驱动”协同路径
如何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在物质生产和交往方式上进行双重变革，建设节约型社会是重要路径。习近平曾就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根本、动力、保障、重点专门撰文阐释，构成实现绿色发展的“五轮驱动”协同路径。其一，科技创新是关键。生态文明建设重在“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1]272，“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1]271。其二，结構调整是根本。在宏观上要抓住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这一根本，在生产领域要通过调整投资结构建立节约型生产体系和产业结构，在消费领域要倡导合理消费和适度消费的观念和行为。其三，深化改革是动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着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4]209。其四，加强监管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新时代，需要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着力“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4]210，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导向和制度约束。其五，机关表率是重点。党政“机关要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走在全社会前列，自觉做资源节约的表率，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点滴事情做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2]174。“浪费也是腐败，节约也是政绩”的观点，是中央八项规定内容的重要来源。 综上所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习近平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倡导人们应当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通过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可持续发展。
五、 世界视野： 共建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战略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世界一体化的境遇下进行的，需要把握和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共享发展在世界意义的延伸就是开放发展，旨在解决内外联动与和谐共赢的问题。习近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为共在地球的每一个国家实现和谐共赢发展树立了典范。
1. 呵护人类“共在”的地球家园，携手共建共赢发展的和谐世界
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世界意义上的共享发展意味着各民族国家都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也有相互理解和共同呵护的义务。时代越发展，越是需要各国携手克服共同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各种纷争和博弈的境遇下，“没有一个国家能凭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1]523。在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各民族国家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4]272。世界各国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平衡，才能呵护人类共在的地球家园。世界各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他国的发展权利，才能推动建立共赢发展的和谐世界。
共享发展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共同争取和维护的结果。和平发展意味着共同发展，有益于共享发展，因而不再是以往零和博弈思维下的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习近平秉持“天下一家”理念，提出倡导构建和平、安全、繁荣、包容、美丽的命运共同体思想，为“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确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的现实逻辑[4]336，实现共建共享和谐世界指明了方向。中国政府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建立平等相待的全球性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的世界安全格局，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身，又是通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正因为此，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人类共存的地球家园，携手共建共赢发展的和谐世界。
2. 树立互惠“共荣”的发展理念，共建文明互鉴的共享发展机制
面对“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1]537，以往的零和博弈思维、单边主义、以邻为壑的做法，无以确保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人类共在的世界场域进行的，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共赢，携手共建文明互鉴的共享发展机制，来谋求包容互惠的人类发展前景。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发展境遇，中国主动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通过文明互鉴来发展自身，并通过中国自身的发展来引领世界发展的潮流，推进建设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每个国家都有其文明特色，每种文明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在习近平看来，“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所以“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1]544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共在的世界文明为背景的，因而也需要在广泛的国际交流中吸收全人类的进步成果来彰显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及其世界历史意义。事实上，中国走向世界，是学习世界文明的过程;世界走向中国，也是世界学习中国文明的过程。中国坚定不移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创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共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新方案。中国在开放发展中“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1]340，让文明互鉴成为推动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桥梁和动力。
3. 秉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协同共建和谐发展的世界格局
“共在地球”要求“共荣发展”，“共荣发展”体现为“共赢发展”。习近平指出：“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却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4]273以往的单边主义、以邻为壑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孤立发展、零和博弈的发展思维处处碰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秉持互利普惠的价值原则，各个国家互利互惠，共同享有获得感。这就要求世界各国通过对话协商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来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来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来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来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可持续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中国也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中国“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4]347。正在实施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诸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博鳌亚洲论坛、亚太经合组织、南南合作等，为双边多边合作发挥“黏合剂”作用，为中国和世界各国打造共赢发展的“双引擎”。一方面，中国政府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通过实现周边国家和地区资本、技术、资源、劳动力的有效分配和合作，推动形成经济全球化新格局。另一方面，“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各国创造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外溢效应”[4]337，通过协同共建互利普惠、和谐发展的世界格局。
总之，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关于共享发展的论述，集中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之根本动力的唯物史观。这既是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发展新时代中國特色社会主义的前瞻性把握。从政道和治道的维度探析习近平关于共享发展论述的形成史和出场逻辑，有助于理解共享发展的社会主义本质意涵，有益于将共享发展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目标，并以顶层设计的方法论来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实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 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 习近平.知之深 爱之切[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
（编辑：林毅）
*本文系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共享发展理念的社会主义特质与实践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6CKS02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