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生态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生态资源合理有效的开发一直是全球性的重点问题.现阶段的生态资源开发存在全局性、系统性不足,数字化、智能化程度有限,人本关怀缺乏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率低等问题.运用重构理念从时间、空间、资源等维度来梳理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复杂问题的多视角思路,构建了以时间重构、空间重构、资源重构为基础的生态资源系统设计的重构模式.时间重构建立了生态资源开发的全生命周期设计,从时间维度的跨度和广度出发,在资源开发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完成具有前瞻性与延续性、全面性与系统性的重构设计.将空间重构的
【机 构】
: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湖南长沙410082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生态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对生态资源合理有效的开发一直是全球性的重点问题.现阶段的生态资源开发存在全局性、系统性不足,数字化、智能化程度有限,人本关怀缺乏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率低等问题.运用重构理念从时间、空间、资源等维度来梳理生态资源开发过程中复杂问题的多视角思路,构建了以时间重构、空间重构、资源重构为基础的生态资源系统设计的重构模式.时间重构建立了生态资源开发的全生命周期设计,从时间维度的跨度和广度出发,在资源开发的前、中、后三个阶段,完成具有前瞻性与延续性、全面性与系统性的重构设计.将空间重构的空间域划分为现实空间、虚拟空间、体验空间,分别指向于以空间功能的布局、资源开发数字化技术、人本空间体验为基础的多元重构方式.资源重构以显性资源与隐性资源为组成部分,是对不同资源类型开展高效循环利用与全面深度开发的双向重构模式.生态资源的系统重构设计为实现生态资源的循环可持续开发提供了一种新的设计与规划思路,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的系统性建设提供参考.
其他文献
文章基于2005-2017年环渤海地区17市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环渤海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结合ESDA分析空间演化趋势及空间相关性,并建立空间杜宾-STIRPAT模型探讨环渤海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环渤海地区农业生态效率整体水平较低,呈现逐渐上升态势,地区间差异较大;环渤海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在空间上整体呈东北—西南格局并逐渐向西南方向转移,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聚集特征,各地区在空间上相互影响;人均GDP、农业研发投入、人口老龄化程度、财政支农水平、农
产业是人与自然的对象性活动及其产物,产业的本质是人的能动性和自然规定性的辩证统一.工业经济时代出现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失和.克服生态危机不是靠限制产业发展规模就能实现的,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蕴含在人与自然辩证发展过程中.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桥梁,也是和谐的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标志.人们需要通过绿色科技创新来重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和谐互适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适应性环境管理的理念,对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历次规划进行的回顾性评价表明,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在规划模式、管理目的 及实施措施等方面,已呈现出渐进式、问题导向及策略调整等适应性管理的特征.然而,滇池流域严峻的水污染形势、外流域调水的风险、河湖水生态功能丧失、风险管理转型的迫切需求等问题依然存在.适应性管理可为新一轮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提供思路,即水环境管理目标向风险管理转型,将规划范围拓展至调水水源区及周边辐射区域的广义流域,侧重于重构具备健康水生态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并提升管理响应能力以应对流域
以钱塘江流域范围内的38个县域作为研究对象,检验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库兹涅茨效应,发现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单位面积GDP之间存在倒"N"型的曲线关系,大部分县域处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GDP呈负相关的第一阶段。上城区1995年开始进入库兹涅茨曲线的第二阶段,2000年、2005年、2010年一直处在第二阶段的水平,滨江区在2018年进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GDP呈正相关的第二阶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对于城市质量管理及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上海市的环境特征,提出了包含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的环境质量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及综合指数法对上海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进行评价.结果 表明: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2010-2017年逐年改善,自然生态指数呈现上升的趋势,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持续改善;社会发展环境稳中有升,贡献度最大;经济发展环境贡献度较小,有待进一步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向好的趋势发展.社会发展指数所占权重在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中为0.3891,表明上海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是生态文明审计的重要内容.针对效率性评价指标这一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中的难点问题,引入了非期望产出SBM模型.首先,介绍了非期望产出SBM模型的适用性,其次,构建了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的生态文明建设效率性评价指标,最后,选取2013-2017年中国除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其他30个省份对构建的指标进行了应用研究,测算了其生态文明建设效率值,分析了无效率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改进建议.
绿色创新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经济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保障.在明确绿色创新型制度内涵的基础上,依据绿色创新型制度在各阶段的发展特征、政策背景,将绿色创新型制度发展划分为主要三个阶段:萌芽阶段(1978-1999年)、初级阶段(2000-2011年)、形成阶段(2012年—至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制度变迁下城市绿色创新发展体系的形成过程.绿色创新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为城市经济增长、环境治理、能源转型、生态宜居和高品质生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高质量发展路径.
英国《自然·可持续性》杂志2021年4月26日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下称\'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约有72%的人口面临着自然资源不足的问题.该研究报告进一步揭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受制于自然资源,同时也表明了生态赤字的上升会进一步加剧生态贫困问题.全球生态赤字的上升,凸显了”环境“与”贫困\"问题交织性在加深,生态贫困问题正成为人类发展道路上的新陷阱,需要从环境、生态、社会等多个角度加以应对.
气候变化、资源危机、环境恶化是人类文明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对生态破坏和资源约束,我国政府积极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从当下来看,各种生态环境和资源约束问题都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联系紧密,而消费是生产的核心驱动,要从根本上实现绿色生产和绿色发展,关键还在于绿色消费的强力牵引.思想意识是实践行动的前端和先导,要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推行绿色消费,首先就要构建绿色消费理念和模式.
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环境规制约束下工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全局和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显示我国工业集聚、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且自相关程度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工业集聚是影响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一个地区的工业集聚会导致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但是对临近地区的环境污染影响系数为负.一个地区环境规制程度的提高能够减少本地环境污染排放增加,但是临近地区环境规制程度提高导致本地污染排放增加.同时,临近地区污染排放量也是本地区环境污染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此,提出以下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