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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学中源”思想对于晚清早中期甚至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西学东渐”，无论是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提供了一种从传统夷夏观中摆脱出来的“叛逆”心理。然而，我们可以发现的是这种叛逆心理或者是反思无不带有统治阶级上层精英思想的烙印，它的时代性和所要回答的时代主题似乎既把它包括其中，又似乎使它游离于这个时代之外。如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那么，“西学中源”思想的形成和影响是否不应该看成某几个上层精英的理论和思想的简单的算术总和，而应看做一个具有良性互动的社会系统。是否可以以一种有别于从上而下甚至只注重上层的认识与思考方法，从下而上的探讨“西学中源”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以一种社会史的角度去解读“西学中源”的整体化特征。
关键词：社会史；西学中源；西学东渐
“西学中源”思想对于晚清早中期甚至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西学东渐”，无论是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提供了一种从传统夷夏观中摆脱出来的“叛逆”心理。这种心理既具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基础的特性又有对其内在学术思想、道德体系甚至是中国整个封建政治体制的反思。然而，我们可以发现的是这种叛逆心理或者是反思无不带有统治阶级上层精英思想的烙印，它的时代性和所要回答的时代主题似乎既把它包括其中，又似乎使它游离于这个时代之外。如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那么“西学中源”思想的形成和影响是否不应该看成某几个上层精英的理论和思想简单的算术总和，而应看做一个具有良性互动的社会系统。是否可以以一种有别于从上而下甚至只注重上层的认识与思考方法，从下而上的探讨“西学中源”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以一种社会史的角度去解读“西学中源”的整体化特征。
按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明末清初和清末（鸦片战争后）两个阶段。明末清初时期思想发轫的主因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他们把一些西方科技理论附和在中国传统儒家理论当中。当然这不是说，“西学中源”的思想是西方传教士提出的，在这里所想表达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论“西学中源”提出于何人何时，它都是在“西学东渐”这个大背景产生的，另一方面是“西学中源”思想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方式和理论运用有关联性。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儒学家、学者或出于主观动机或客观动机，纷纷以从西方科技中的一些简单理论与中国古代科技具有相似性或者相同性而唯心的提出整个西学来自于中学即“西学中源”论，比如王韬说：“铜壶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持火炮？其由中国传如可始也”。这时理论提出的背景还不存在鸦片战后那样的文化和政治危机感进而赋予它保国保民的时代性和政治性，此时更多的是把它看做一种纯粹的文化概念。而清末时期“西学中源”重新得到重视则因鸦片战后西学东渐以一种带有政治与文化侵略的姿态，侵蚀着它所经过的每一处地方。由于中国在应对外来侵略时接二连三的失败，国家的腐朽和衰弱之感顿显尤其是在西方强迫清政府和他们签订条约时。政治与文化危机空前严重，在古代中国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是带着优先于汉族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水平来侵略的，这也就是说西方如果统治中国是不会像北魏、元朝甚至清朝那样被融进华夏文化，势必是要改变主流意志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这使得“西学中源”的再次提出具有了更大的现实价值，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坚信“西学中源”说。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西学中源”减少西学科技传入的阻力，从而通过学习西方科技达到强国，维护传统文化的梦想。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的思想或是思潮是否完全适用于“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等级森严，利益分配极不平衡的封建社会。下层社会往往因为政治地位低下或者经济脆弱而时常处于教育资源稀缺的状况下，下层社会既无阅读能力又无与士大夫优游论道的机会，当然也缺乏理解和接受西学的基础。这使得他们要想参与到思想或者思潮的过程当中甚至充当主角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排斥于系统之外。利马窦此前的西方传教士虽然早期以下层群众为主但是只得教徒几人。也只有其把传教中心移到上层社会尤其是获得皇帝赏识后，其传教事业才有所发展。另外还应该看到的是西方传教士一方面受制于本身人数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大都被授予官职，对于开拓下层社会出现了客观性的阻碍。当我们在学习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传教士时常是与政治、官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活动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意志。
清末时西方列强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使得西方传教活动有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保障。同时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贸易的发达，更多的传教士得以来到中国。这时的传教活动具有了比以前更强的政治性和侵略性，从沿海到内地，从下层到上层，传教活动几乎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此时的西学东渐或者准确地说是“西学中源”思想的再次复苏，已经不单单是传教士所能够影响的。它更多的是中国军事上的失败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有损于“天朝上国”心态后果的不断叠加。
此时的“西学中源”思想传播的大背景已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和他们的传教士，中国的上层社会诸如官僚阶层，士绅阶层都大规模的参与其中进而影响到下层社会。西方书籍、报刊被教士、政府译局机构、私人大量出版，许多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工厂被建立。从《格致汇编》和《格致新报》基本几百则读者提问，从《万国公报》所举行的有奖征文，我们可以看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从沿海到内地，从民间到宫廷，西方的影响已随处可见，关于“西学中源”思想的讨论也从上层精英分子扩展到下层社会。
无论是上层社会对“西学中源”的历史理解，还是下层社会对其的历史理解，都无法能够真正的去认识“西学中源”。事实上即使合在一起全面的来看，因为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无论如何是无法亲自站在历史的面前认识历史。人的主观性和历史本身自有的模糊性时刻影响着后人对其的判断。
参考文献
[1]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7.
[2]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
[3]常建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二00八.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4]熊月之.西學东渐与晚清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陈卫星.“西学中源”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兰州学刊.2012.
[6]刘小林.论西学中源说之文化观.广西师范大学.2009，3.
[7]樊龙智.论第一次西学东渐停止的原因.2003，2 .
[8]邓建华.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河南社会科学.1998，5.
作者简介
陆金蒙（1995—），男，汉族，籍贯：安徽亳州，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关键词：社会史；西学中源；西学东渐
“西学中源”思想对于晚清早中期甚至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西学东渐”，无论是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提供了一种从传统夷夏观中摆脱出来的“叛逆”心理。这种心理既具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基础的特性又有对其内在学术思想、道德体系甚至是中国整个封建政治体制的反思。然而，我们可以发现的是这种叛逆心理或者是反思无不带有统治阶级上层精英思想的烙印，它的时代性和所要回答的时代主题似乎既把它包括其中，又似乎使它游离于这个时代之外。如果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作者。那么“西学中源”思想的形成和影响是否不应该看成某几个上层精英的理论和思想简单的算术总和，而应看做一个具有良性互动的社会系统。是否可以以一种有别于从上而下甚至只注重上层的认识与思考方法，从下而上的探讨“西学中源”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作用，以一种社会史的角度去解读“西学中源”的整体化特征。
按其发展的脉络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明末清初和清末（鸦片战争后）两个阶段。明末清初时期思想发轫的主因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为了减少传教的阻力，他们把一些西方科技理论附和在中国传统儒家理论当中。当然这不是说，“西学中源”的思想是西方传教士提出的，在这里所想表达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论“西学中源”提出于何人何时，它都是在“西学东渐”这个大背景产生的，另一方面是“西学中源”思想的产生一定程度上与西方传教士的传教方式和理论运用有关联性。而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儒学家、学者或出于主观动机或客观动机，纷纷以从西方科技中的一些简单理论与中国古代科技具有相似性或者相同性而唯心的提出整个西学来自于中学即“西学中源”论，比如王韬说：“铜壶沙漏，璇玑玉衡，中国已有之于唐虞之世…..火器之制，宋时已有，如金人之守汴，元人之攻襄阳，何尝不持火炮？其由中国传如可始也”。这时理论提出的背景还不存在鸦片战后那样的文化和政治危机感进而赋予它保国保民的时代性和政治性，此时更多的是把它看做一种纯粹的文化概念。而清末时期“西学中源”重新得到重视则因鸦片战后西学东渐以一种带有政治与文化侵略的姿态，侵蚀着它所经过的每一处地方。由于中国在应对外来侵略时接二连三的失败，国家的腐朽和衰弱之感顿显尤其是在西方强迫清政府和他们签订条约时。政治与文化危机空前严重，在古代中国还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是带着优先于汉族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水平来侵略的，这也就是说西方如果统治中国是不会像北魏、元朝甚至清朝那样被融进华夏文化，势必是要改变主流意志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这使得“西学中源”的再次提出具有了更大的现实价值，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中国传统文化而坚信“西学中源”说。另一方面则是希望通过“西学中源”减少西学科技传入的阻力，从而通过学习西方科技达到强国，维护传统文化的梦想。
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历史上的思想或是思潮是否完全适用于“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等级森严，利益分配极不平衡的封建社会。下层社会往往因为政治地位低下或者经济脆弱而时常处于教育资源稀缺的状况下，下层社会既无阅读能力又无与士大夫优游论道的机会，当然也缺乏理解和接受西学的基础。这使得他们要想参与到思想或者思潮的过程当中甚至充当主角是不可能的，他们只会排斥于系统之外。利马窦此前的西方传教士虽然早期以下层群众为主但是只得教徒几人。也只有其把传教中心移到上层社会尤其是获得皇帝赏识后，其传教事业才有所发展。另外还应该看到的是西方传教士一方面受制于本身人数的限制，另一方面他们大都被授予官职，对于开拓下层社会出现了客观性的阻碍。当我们在学习这段历史时会发现，传教士时常是与政治、官场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活动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的意志。
清末时西方列强在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使得西方传教活动有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保障。同时航海技术的进步与贸易的发达，更多的传教士得以来到中国。这时的传教活动具有了比以前更强的政治性和侵略性，从沿海到内地，从下层到上层，传教活动几乎存在于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此时的西学东渐或者准确地说是“西学中源”思想的再次复苏，已经不单单是传教士所能够影响的。它更多的是中国军事上的失败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有损于“天朝上国”心态后果的不断叠加。
此时的“西学中源”思想传播的大背景已不仅仅是西方国家和他们的传教士，中国的上层社会诸如官僚阶层，士绅阶层都大规模的参与其中进而影响到下层社会。西方书籍、报刊被教士、政府译局机构、私人大量出版，许多近代意义上的学校，工厂被建立。从《格致汇编》和《格致新报》基本几百则读者提问，从《万国公报》所举行的有奖征文，我们可以看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从沿海到内地，从民间到宫廷，西方的影响已随处可见，关于“西学中源”思想的讨论也从上层精英分子扩展到下层社会。
无论是上层社会对“西学中源”的历史理解，还是下层社会对其的历史理解，都无法能够真正的去认识“西学中源”。事实上即使合在一起全面的来看，因为历史毕竟是历史，我们无论如何是无法亲自站在历史的面前认识历史。人的主观性和历史本身自有的模糊性时刻影响着后人对其的判断。
参考文献
[1]行龙.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7.
[2]冯尔康.中国社会史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
[3]常建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二00八.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4]熊月之.西學东渐与晚清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陈卫星.“西学中源”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兰州学刊.2012.
[6]刘小林.论西学中源说之文化观.广西师范大学.2009，3.
[7]樊龙智.论第一次西学东渐停止的原因.2003，2 .
[8]邓建华.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考析.河南社会科学.1998，5.
作者简介
陆金蒙（1995—），男，汉族，籍贯：安徽亳州，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