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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1896-1969）元帅4岁习武，19岁两把菜刀闹革命，一生骁勇善战，杀敌无数，这一切都容易让人把他想象成粗犷、剽悍的人物。其实这是个误会，在熟知者眼中，贺龙刚毅而不粗鲁，强硬而不蛮横，颇有几分“儒将”风采。他的衣食住行也比一般人“讲究”，体现了一种优雅与风度，对此，贺龙的女儿贺晓明有过生动描述。
衣：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
父亲贺龙，对穿衣有研究也很讲究，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常是“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这与他们的家世不无关系。
我的曾祖父是个“驰怒马，挽强弓”的武秀才；我的祖父却又是个“心秀手巧，善于刀剪针线”的裁缝。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父亲自幼喜舞先人用过的宝剑大刀，同时又练得一手好针线。当年父亲向母亲薛明表示爱慕之意时，母亲曾犹豫“缺少共同点”。父亲马上反驳，并说出五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裁缝”。
父亲和母亲这一生没少以缝纫为“共同语言”，至少我是见过他们比赛缝纫的，就是用嘴比，动嘴不动手地从量体、选料、剪裁一直比到缝纫、镇边，互相炫耀自己“做”出的那件可意会不可眼见的成衣。当然，最终总是比成平局，谁也不服谁。
父亲对穿衣的讲究，与他投身戎伍后，注重军容风纪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说：古人打仗还讲军威，讲个衣甲鲜明呢！在我记忆中，父亲每做一件衣服，必要站到穿衣镜前，做几个姿势，马上能指出服装的不足，有时叫裁缝改，也曾自己动手，这里裁瘦，那里加肥，必须穿出去挺挺抖抖，威武雄壮不可。
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罗坤山回忆说：“贺老总经常批评我们邋遢。怎么不邋遢？那时的军装就是缝起来能穿就行，我们又不像他会自己改改。他有两个斜插兜，我们没有。”
当时，一般军官服有四个大贴兜，里面装点东西便显得鼓鼓囊囊。唯有父亲，军装要经自己重新设计改制，在保留制服外形不变的前提下，设制两个斜插兜，隐蔽于贴兜之下。不显山不显水地装些东西。其实这与他惊险的斗争生活有关。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有两只隐蔽的斜插兜，在某種特定的危急场合，如果敌人以为他四个兜都空了，松口气时，他很可能突然从斜插兜里掏出小手枪，转危为安。
他只为政委关向应设制过同样的斜插兜。
父亲对衣装的讲究，给他那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成为共和国元帅后，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都曾注意向他“看齐”：休息时和他穿一样的夹克衫，一样的裤子，手持一样的拐杖，曾留下许多“三帅一体”的宝贵照片。
但是，父亲讲究衣装合体美观，决不讲究华丽名贵；讲究整洁干净，决不允许奢侈浪费。抗战时，父亲穿一件缴获敌人的皮大衣，新中国成立后，干干净净传给了我的哥哥贺鹏飞；后来，哥哥又把大衣传给了我；再后来，我又将这件仔细缝过不少补丁的皮大衣传给了妹妹贺又明。又明穿着这件皮大衣到延安，到上丹县去插队。返京时，妹妹将皮大衣干干净净地送给了陕北乡亲。
父亲注意自己的衣装，也注意部下的衣装。有次看川剧，大家都鼓了掌，唯独父亲没有鼓掌。演出结束后，父亲接见剧团领导和演员时，将他们戏装的衣领、袖口及袜子分别指点出来：“太脏，你们太脏了……演戏要讲穿‘三白’：领口、袖口、袜子白。台下的人不讲卫生不行，台上的人不讲卫生更不行……”
父亲领导着穿衣的“新潮流”。不过，他也曾“赶潮流”，学过别人。这就是学周恩来总理。
记得有一年冬天，父亲不肯穿母亲为他准备好的毛裤，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问：“你看总理的风度好不好？精神不精神？”
“那还用问。”
“总理就不穿毛裤，大冬天也只穿两条裤子。我跟总理学，毛裤不穿了。”
我们几个孩子插话：“大冬天不穿毛裤怎么行，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总理不穿毛裤，又特别能熬夜，那是会一种气功。”
“没关系，我跟总理学学试试。”父亲从此也不肯穿毛裤了。
父亲在参加革命前，喜欢穿蓝底云字花的衣服，北伐前留下过这样的照片。红军时喜欢军装要合体平展，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讲究”也更多了。比如：灰衣服是白天穿，黑衣服是晚上活动时穿。他喜欢钓鱼，钓鱼时必要穿卡其布衣服、网球鞋或米色裤、鹿皮夹克，戴一顶巴拿马礼帽。现在仍保留一些这样的照片。
父亲很重视外事活动时的衣装，说仪表风度代表着国家的精神面貌。有次外事活动需要带夫人，他就说：“晓明，你帮你妈穿衣服去，平时穿邋遢不要紧，外事活动要打扮好。”我帮母亲打扮一番，请父亲“验收”。父亲盯着母亲，深情地打量又打量，点头说：“一鸣惊人。”
食：美食家
父亲对吃也很“讲究”，许多老人都说他是“美食家”。他不挑食，什么都能吃，会吃，爱吃；敢吃异味，敢品新味；能吃出花样，吃出名堂。
有一种菜叫鱼腥草，父亲很爱吃。我有一次好奇地试吃过一小口，难受得就像吞了只苍蝇。
“你不会享受。”父亲用筷子指着我，“没吃过的东西吃到了，这就是一种享受。”“越不容易接受的滋味一旦接受了就越持久，吃惯了就上瘾了……”
大概就是出于这种道理这种原因吧，父亲是南方人，却喜欢吃小米饭、山药蛋；母亲是北方人，偏爱吃大米饭、新鲜鱼。
父亲把大米叫“大米子”，小米叫“小米子”，叫得很亲切。他那湖南腔，搞不好还会听成“大妹子”“小妹子”。
父亲不但爱吃小米饭，还爱喝棒子面糊糊，爱吃杂面条、面疙瘩汤之类，都是晋西北的特色。不过，作为湖南人，父亲最爱吃的还是家乡饭。他常常带着神往之情，给我们讲家乡糍粑的馨香；另外讲起一种油粑粑也是津津乐道。父亲说：“摆个小油锅，把黏的米面放到勺里，勺子沉入油锅。油就翻腾出花来，熟了就拿出勺，一个扣一个油粑粑，里面要是包了馅就更讲究了……”
父亲还爱吃一种家乡饭，叫“和渣”。那是将豆渣和蔬菜炒出来的，很好吃，又有营养。还有湖南腊肉，父亲更爱吃。他说：“咱家乡那里，都有一个土坑，冬天烧炭，土炕上支个木架子，杀了猪就挂上去，用烟火熏，油滴下来，火苗在炭火里跳，有的甚至熏一年，那腊肉就别提有多香了……” 父亲投身革命后，打遍全中国也吃遍全中国各地的“风味”。父亲曾讲过很深刻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能吃家乡饭，吃不得其他新东西，那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在父亲眼中：江青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是在广州，有年春节，陶铸请客。吃到半截，江青忽然退席了。我正纳闷为什么？服务员端上来了蛇羹。原来是上这道菜之前，先通知江青一声，她临时退席躲避蛇。吃过蛇羹，江青才重新回到席上来。
父亲也曾几次请毛主席吃饭。他总是把毛主席叫毛大帅，在延安就这么叫：“薛明，晚上请毛大帅来吃饭，多留些辣椒。”父亲亲自钓来鱼，说湖南人爱吃辣椒和鲜鱼，远离家乡请客要请家乡饭。偶尔搞到一点腊肉，或给毛主席送去，或请毛主席一道来吃。
毛主席边吃边说：“在外吃上一顿家乡饭，真是一种享受啊！”
父亲不喝酒，从我记事起他就不喝酒。据说他年轻时酒量不小，能喝一斤。岁数大和身体的原因，不喝了。他是个很有节制的人。
我曾问父亲：“喝一斤你不醉呀？”
父親带着神秘的笑容说：“这里有名堂。喝酒前先吃两口黄油，酒量就增大不小。空肚子喝才容易醉。”
父亲也有开酒戒的时候。周总理访问缅甸，在昆明停留时，大家在饭桌上向总理敬酒。父亲怕总理喝太多，便挺身挡上前，把敬来的酒全喝掉了。父亲虽然平时不喝酒，但他确实有酒量。
父亲讲究吃，对炊事员自然挑选严。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选炊事员，叫警卫参谋王金水到食堂去看看。一看卫生，二看饭菜做得好不好？香不香？王金水看过之后，选中了朱庆康师傅。刚解放，阶级斗争还很激烈，政治审查必不可少。这一审就审出了问题，说朱师傅有许多亲戚去过缅甸、泰国，社会关系复杂……
父亲把手一摆：“我就不相信他老朱那么复杂呀，他就敢在饭里下毒毒死我？我就不信我和他老朱建不起感情来！”
就凭这两句话，王金水就去调来了朱庆康师傅。朱师傅与父亲建立起了深厚感情，他天天动脑子将饭菜换着花样上。如去上海，他听人说一道菜叫“烤冰淇淋”。朱师傅很聪明，去看一遍就学会了，并且举一反三烤出许多花样。他将冰淇淋夹在蛋清之间，烤出来外焦里冰，又烫又凉。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烤香蕉、苹果之类。父亲吃着新鲜很高兴。
后来，父亲有了糖尿病，在吃上越来越讲究。朱师傅为此花了大量心思。每次做饭，他都要计算，一盘菜热量是多少，一个猪蹄儿热量又是多少，既要保证营养，又不能热量过多。
这时，饭桌上常有父亲的“专菜”，一般就是一碟青菜。
我们做子女的都可怜基本吃素的父亲。冬天烤红薯，他馋得受不住就像小孩子一样求我们，“给点，给我吃一点吧”。
“不能吃，”母亲拦住，“红薯含糖量很高，你还要不要本钱了？”
母亲说的“本钱”就是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和哥哥没有那么坚决，只觉父亲太可怜，就帮他打掩护，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偷一个红薯给父亲。父亲拿到鼻子下深深地闻一下，呵一声道：“真香哪！”但他很自觉很有节制，吃半个就停下来，喃喃着：“知足者长乐，再吃就对不起你妈妈的一片心意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蒙冤入狱，一切有益于身体的蔬菜都吃不到了。从糍粑、和渣、腊肉，到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都只能在母亲的聊天中出现；在院子里发现一棵野草，都珍贵地挖回来，细细地有滋有味地吃掉。在他去世前，听到连队杀猪的叫声，他曾想吃一口猪耳朵，被粗野地拒绝了，花钱买也不能，甚至连饮水都保证不了……
住：过集体生活去
父亲过惯了军旅的集体生活。成为共和国的元帅后，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军营，但那种喜欢凑群的习惯从来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几个老帅住得很集中，活动也在一起，没有任何大墙的感觉，有时吃饭都是“公社化”，饭后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电影，下部队统一行动，很有集体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亲常住广州，广州田园有三栋房子，贺帅与叶帅、聂帅各住一栋，三栋房之间是草坪，三家人随便往来，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警卫营战士天天在草坪上练刺杀，三位元帅每天也必要来草坪上观看，手痒时便各抓一条木枪来做几下示范，父亲对这种生活非常喜爱，真有些“乐不思京”。
这种“住集体”的生活毕竟有限，多数时间还是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时父亲住在东交民巷，他住的房间的布置与众不同，只像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主席。
父亲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说：“你们不知道，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
现在人们参观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当年我听父亲讲时，却是有着极大的新鲜感。他也是将床的一半放了书，当然没有毛主席床上的书多，可也摆满半张床，有马列著作、毛选，有大量历史书籍，还有许多武侠小说。
我们曾不解地问：“爸爸，床弄成这样还能睡觉吗？”
父亲笑着说：“毛大帅床上的书可比我这点多多了。躺床上，随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觉前总有些零散时间么，拿来看看书，看困了就睡，总比没事等着入睡要好。”
有次父亲回家，带着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激动神情说：“嘿，毛大帅的厕所太高级了，真叫人佩服！”
我们自然又跟着新鲜：“厕所还能怎么高级？”
父亲说：“里面全是书！”
“啊？”我们都惊讶。厕所里怎么会全是书？
“毛大帅厕所里摆着书架，上面全是书。”父亲解释，“坐马桶，想看什么书，伸手就可以抽出来看。毛大帅知识那么渊博，上厕所也不忘学习呢。你们都要学习毛大帅这种学习精神。”
父亲没有在厕所里摆书架，但每次解手，总要带书进厕所带书出厕所，坐在马桶上必要看书看报。有时他也看小人书，并且看得很入迷。我们笑他像小孩，他认真地说：“看小人书怎么了？毛大帅也爱看小人书呢。那么多故事和人物，一张画，两行字全概括了，那才不简单呢。” 行：喜欢一个快
谈到父亲的“行”，他走路有个“毛病”：从不走中间，总是靠近一侧，时不时地要用手敲敲墙。
“爸爸，你敲什么呢？”我曾好奇地问。
“噢，习惯了。”父亲笑了，他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过去斗争严酷，怕有夹壁墙，走哪儿都敲敲，防备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父亲一生，走遍天下，离不开马和汽车，“文革”中，父亲在交给中央的检查里说：“我过去喜欢马，现在喜欢汽车，喜欢一个快。”
父亲少年时曾以赶马帮谋生路，對马的喜爱便容易让人理解。他经常挂在嘴头上的是马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马通人性”。
父亲一生千次万次谈论马。谈得最动感情的一次是长征走到“东布子”“西布子”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打一恶仗，然后就可以向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了。
营地静悄悄，战士们喝过野菜汤便躺下休息。那时全军吃野菜，又要打恶仗，行万里路，战士们的体质差到极点，因此必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父亲骑着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枣红马，到各部队检查一圈回来，钻进帐篷，朝行军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据跟随他的警卫员唐云清回忆，父亲那一段时间瘦得厉害，脸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张脸。他并没入睡，闭目养神一段，小声问：“小鬼，听到部队有什么思想活动吗？”
“要打仗，司务长动员杀马，谁也舍不得杀。”唐云清又叹口气回忆说：“唉，老总说马通人性，一点不假。长征一路，跟战友一样，怎么能杀呢？哭了好几个，都说宁愿饿着肚子打仗。”
唐云清记得父亲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们红军是最懂得情谊，最讲情义的。这些马都是跟着我们从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中一同冲杀出来的，谁能忍心杀？我那匹枣红马也是五次要杀，五次没有杀，人勒紧裤带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
“马不能杀。”唐云清望着父亲说，“过雪山，过草地，单是咱这匹枣红马就救过50多个战士，马背上驮着，马尾巴上揪着，借一把力就挺过来了，我计算过。”
“过湘水时，遇上洪水，要不是枣红马冲浪过河，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突破乌江时，遇上山体崩塌，要不是枣红马反应快，一跃几丈，我早被巨石砸烂了……”父亲声音有些喑哑：“这匹千里驹有大恩于我贺龙啊……”
然而，当唐云清一觉醒来时，父亲不见了，枣红马也不见了。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碗里有了肉。唐云清意识到什么，飞跑着去寻找父亲。在一块山岩后，他突然立住了脚，半晌作声不得。
父亲背靠山岩坐在那里，马鞭捧在怀里，大颗大颗的泪珠从脸上滚落，滴滴滴在马鞭上……
进城后，父亲弃马坐车。从进城到“文革”，父亲的专车换过几次，从美国吉普到“别尔克”，到“吉姆”，到“吉斯”，再到国产的“红旗”车，但始终不曾改换的是他坐快车的习惯。记得每次坐车，他总要说一声：“开快点。”如果司机开太慢，他就认真问一声：“你吃饭了没有？吃了为啥开不动车？”
父亲喜欢快，工作节奏快，生活节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为了快，他很喜欢坐飞机。
第一次坐飞机，许多人劝父亲：“要坐飞机就坐男飞行员的飞机，女飞行员应变能力差，体质不如男飞行员，意志也不比男飞行员……”
贺龙把手一摆：“你们这样说，那我就偏要坐女飞行员的飞机，我就不信那一套。”
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一个女孩子上天开飞机，要有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要说危险，人家不危险吗？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飞行员的飞机。”
衣：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
父亲贺龙，对穿衣有研究也很讲究，在他那一代人中，经常是“代表了历史的新潮流”。这与他们的家世不无关系。
我的曾祖父是个“驰怒马，挽强弓”的武秀才；我的祖父却又是个“心秀手巧，善于刀剪针线”的裁缝。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父亲自幼喜舞先人用过的宝剑大刀，同时又练得一手好针线。当年父亲向母亲薛明表示爱慕之意时，母亲曾犹豫“缺少共同点”。父亲马上反驳，并说出五个共同点，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裁缝”。
父亲和母亲这一生没少以缝纫为“共同语言”，至少我是见过他们比赛缝纫的，就是用嘴比，动嘴不动手地从量体、选料、剪裁一直比到缝纫、镇边，互相炫耀自己“做”出的那件可意会不可眼见的成衣。当然，最终总是比成平局，谁也不服谁。
父亲对穿衣的讲究，与他投身戎伍后，注重军容风纪的严格要求不无关系。他说：古人打仗还讲军威，讲个衣甲鲜明呢！在我记忆中，父亲每做一件衣服，必要站到穿衣镜前，做几个姿势，马上能指出服装的不足，有时叫裁缝改，也曾自己动手，这里裁瘦，那里加肥，必须穿出去挺挺抖抖，威武雄壮不可。
曾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罗坤山回忆说：“贺老总经常批评我们邋遢。怎么不邋遢？那时的军装就是缝起来能穿就行，我们又不像他会自己改改。他有两个斜插兜，我们没有。”
当时，一般军官服有四个大贴兜，里面装点东西便显得鼓鼓囊囊。唯有父亲，军装要经自己重新设计改制，在保留制服外形不变的前提下，设制两个斜插兜，隐蔽于贴兜之下。不显山不显水地装些东西。其实这与他惊险的斗争生活有关。一般人不会想到他有两只隐蔽的斜插兜，在某種特定的危急场合，如果敌人以为他四个兜都空了，松口气时，他很可能突然从斜插兜里掏出小手枪，转危为安。
他只为政委关向应设制过同样的斜插兜。
父亲对衣装的讲究，给他那一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成为共和国元帅后，聂荣臻、罗荣桓等元帅都曾注意向他“看齐”：休息时和他穿一样的夹克衫，一样的裤子，手持一样的拐杖，曾留下许多“三帅一体”的宝贵照片。
但是，父亲讲究衣装合体美观，决不讲究华丽名贵；讲究整洁干净，决不允许奢侈浪费。抗战时，父亲穿一件缴获敌人的皮大衣，新中国成立后，干干净净传给了我的哥哥贺鹏飞；后来，哥哥又把大衣传给了我；再后来，我又将这件仔细缝过不少补丁的皮大衣传给了妹妹贺又明。又明穿着这件皮大衣到延安，到上丹县去插队。返京时，妹妹将皮大衣干干净净地送给了陕北乡亲。
父亲注意自己的衣装，也注意部下的衣装。有次看川剧，大家都鼓了掌，唯独父亲没有鼓掌。演出结束后，父亲接见剧团领导和演员时，将他们戏装的衣领、袖口及袜子分别指点出来：“太脏，你们太脏了……演戏要讲穿‘三白’：领口、袖口、袜子白。台下的人不讲卫生不行，台上的人不讲卫生更不行……”
父亲领导着穿衣的“新潮流”。不过，他也曾“赶潮流”，学过别人。这就是学周恩来总理。
记得有一年冬天，父亲不肯穿母亲为他准备好的毛裤，像发现新大陆似的问：“你看总理的风度好不好？精神不精神？”
“那还用问。”
“总理就不穿毛裤，大冬天也只穿两条裤子。我跟总理学，毛裤不穿了。”
我们几个孩子插话：“大冬天不穿毛裤怎么行，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总理不穿毛裤，又特别能熬夜，那是会一种气功。”
“没关系，我跟总理学学试试。”父亲从此也不肯穿毛裤了。
父亲在参加革命前，喜欢穿蓝底云字花的衣服，北伐前留下过这样的照片。红军时喜欢军装要合体平展，新中国成立后，条件好了，“讲究”也更多了。比如：灰衣服是白天穿，黑衣服是晚上活动时穿。他喜欢钓鱼，钓鱼时必要穿卡其布衣服、网球鞋或米色裤、鹿皮夹克，戴一顶巴拿马礼帽。现在仍保留一些这样的照片。
父亲很重视外事活动时的衣装，说仪表风度代表着国家的精神面貌。有次外事活动需要带夫人，他就说：“晓明，你帮你妈穿衣服去，平时穿邋遢不要紧，外事活动要打扮好。”我帮母亲打扮一番，请父亲“验收”。父亲盯着母亲，深情地打量又打量，点头说：“一鸣惊人。”
食：美食家
父亲对吃也很“讲究”，许多老人都说他是“美食家”。他不挑食，什么都能吃，会吃，爱吃；敢吃异味，敢品新味；能吃出花样，吃出名堂。
有一种菜叫鱼腥草，父亲很爱吃。我有一次好奇地试吃过一小口，难受得就像吞了只苍蝇。
“你不会享受。”父亲用筷子指着我，“没吃过的东西吃到了，这就是一种享受。”“越不容易接受的滋味一旦接受了就越持久，吃惯了就上瘾了……”
大概就是出于这种道理这种原因吧，父亲是南方人，却喜欢吃小米饭、山药蛋；母亲是北方人，偏爱吃大米饭、新鲜鱼。
父亲把大米叫“大米子”，小米叫“小米子”，叫得很亲切。他那湖南腔，搞不好还会听成“大妹子”“小妹子”。
父亲不但爱吃小米饭，还爱喝棒子面糊糊，爱吃杂面条、面疙瘩汤之类，都是晋西北的特色。不过，作为湖南人，父亲最爱吃的还是家乡饭。他常常带着神往之情，给我们讲家乡糍粑的馨香；另外讲起一种油粑粑也是津津乐道。父亲说：“摆个小油锅，把黏的米面放到勺里，勺子沉入油锅。油就翻腾出花来，熟了就拿出勺，一个扣一个油粑粑，里面要是包了馅就更讲究了……”
父亲还爱吃一种家乡饭，叫“和渣”。那是将豆渣和蔬菜炒出来的，很好吃，又有营养。还有湖南腊肉，父亲更爱吃。他说：“咱家乡那里，都有一个土坑，冬天烧炭，土炕上支个木架子，杀了猪就挂上去，用烟火熏，油滴下来，火苗在炭火里跳，有的甚至熏一年，那腊肉就别提有多香了……” 父亲投身革命后，打遍全中国也吃遍全中国各地的“风味”。父亲曾讲过很深刻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只能吃家乡饭，吃不得其他新东西，那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在父亲眼中：江青就是个没出息的人。那是在广州，有年春节，陶铸请客。吃到半截，江青忽然退席了。我正纳闷为什么？服务员端上来了蛇羹。原来是上这道菜之前，先通知江青一声，她临时退席躲避蛇。吃过蛇羹，江青才重新回到席上来。
父亲也曾几次请毛主席吃饭。他总是把毛主席叫毛大帅，在延安就这么叫：“薛明，晚上请毛大帅来吃饭，多留些辣椒。”父亲亲自钓来鱼，说湖南人爱吃辣椒和鲜鱼，远离家乡请客要请家乡饭。偶尔搞到一点腊肉，或给毛主席送去，或请毛主席一道来吃。
毛主席边吃边说：“在外吃上一顿家乡饭，真是一种享受啊！”
父亲不喝酒，从我记事起他就不喝酒。据说他年轻时酒量不小，能喝一斤。岁数大和身体的原因，不喝了。他是个很有节制的人。
我曾问父亲：“喝一斤你不醉呀？”
父親带着神秘的笑容说：“这里有名堂。喝酒前先吃两口黄油，酒量就增大不小。空肚子喝才容易醉。”
父亲也有开酒戒的时候。周总理访问缅甸，在昆明停留时，大家在饭桌上向总理敬酒。父亲怕总理喝太多，便挺身挡上前，把敬来的酒全喝掉了。父亲虽然平时不喝酒，但他确实有酒量。
父亲讲究吃，对炊事员自然挑选严。新中国成立后，父亲选炊事员，叫警卫参谋王金水到食堂去看看。一看卫生，二看饭菜做得好不好？香不香？王金水看过之后，选中了朱庆康师傅。刚解放，阶级斗争还很激烈，政治审查必不可少。这一审就审出了问题，说朱师傅有许多亲戚去过缅甸、泰国，社会关系复杂……
父亲把手一摆：“我就不相信他老朱那么复杂呀，他就敢在饭里下毒毒死我？我就不信我和他老朱建不起感情来！”
就凭这两句话，王金水就去调来了朱庆康师傅。朱师傅与父亲建立起了深厚感情，他天天动脑子将饭菜换着花样上。如去上海，他听人说一道菜叫“烤冰淇淋”。朱师傅很聪明，去看一遍就学会了，并且举一反三烤出许多花样。他将冰淇淋夹在蛋清之间，烤出来外焦里冰，又烫又凉。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烤香蕉、苹果之类。父亲吃着新鲜很高兴。
后来，父亲有了糖尿病，在吃上越来越讲究。朱师傅为此花了大量心思。每次做饭，他都要计算，一盘菜热量是多少，一个猪蹄儿热量又是多少，既要保证营养，又不能热量过多。
这时，饭桌上常有父亲的“专菜”，一般就是一碟青菜。
我们做子女的都可怜基本吃素的父亲。冬天烤红薯，他馋得受不住就像小孩子一样求我们，“给点，给我吃一点吧”。
“不能吃，”母亲拦住，“红薯含糖量很高，你还要不要本钱了？”
母亲说的“本钱”就是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和哥哥没有那么坚决，只觉父亲太可怜，就帮他打掩护，趁母亲不注意，悄悄偷一个红薯给父亲。父亲拿到鼻子下深深地闻一下，呵一声道：“真香哪！”但他很自觉很有节制，吃半个就停下来，喃喃着：“知足者长乐，再吃就对不起你妈妈的一片心意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父亲蒙冤入狱，一切有益于身体的蔬菜都吃不到了。从糍粑、和渣、腊肉，到小米饭、山药蛋、棒子面糊糊，都只能在母亲的聊天中出现；在院子里发现一棵野草，都珍贵地挖回来，细细地有滋有味地吃掉。在他去世前，听到连队杀猪的叫声，他曾想吃一口猪耳朵，被粗野地拒绝了，花钱买也不能，甚至连饮水都保证不了……
住：过集体生活去
父亲过惯了军旅的集体生活。成为共和国的元帅后，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军营，但那种喜欢凑群的习惯从来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几个老帅住得很集中，活动也在一起，没有任何大墙的感觉，有时吃饭都是“公社化”，饭后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电影，下部队统一行动，很有集体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亲常住广州，广州田园有三栋房子，贺帅与叶帅、聂帅各住一栋，三栋房之间是草坪，三家人随便往来，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警卫营战士天天在草坪上练刺杀，三位元帅每天也必要来草坪上观看，手痒时便各抓一条木枪来做几下示范，父亲对这种生活非常喜爱，真有些“乐不思京”。
这种“住集体”的生活毕竟有限，多数时间还是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时父亲住在东交民巷，他住的房间的布置与众不同，只像一个人，那就是毛泽东主席。
父亲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说：“你们不知道，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
现在人们参观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当年我听父亲讲时，却是有着极大的新鲜感。他也是将床的一半放了书，当然没有毛主席床上的书多，可也摆满半张床，有马列著作、毛选，有大量历史书籍，还有许多武侠小说。
我们曾不解地问：“爸爸，床弄成这样还能睡觉吗？”
父亲笑着说：“毛大帅床上的书可比我这点多多了。躺床上，随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觉前总有些零散时间么，拿来看看书，看困了就睡，总比没事等着入睡要好。”
有次父亲回家，带着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激动神情说：“嘿，毛大帅的厕所太高级了，真叫人佩服！”
我们自然又跟着新鲜：“厕所还能怎么高级？”
父亲说：“里面全是书！”
“啊？”我们都惊讶。厕所里怎么会全是书？
“毛大帅厕所里摆着书架，上面全是书。”父亲解释，“坐马桶，想看什么书，伸手就可以抽出来看。毛大帅知识那么渊博，上厕所也不忘学习呢。你们都要学习毛大帅这种学习精神。”
父亲没有在厕所里摆书架，但每次解手，总要带书进厕所带书出厕所，坐在马桶上必要看书看报。有时他也看小人书，并且看得很入迷。我们笑他像小孩，他认真地说：“看小人书怎么了？毛大帅也爱看小人书呢。那么多故事和人物，一张画，两行字全概括了，那才不简单呢。” 行：喜欢一个快
谈到父亲的“行”，他走路有个“毛病”：从不走中间，总是靠近一侧，时不时地要用手敲敲墙。
“爸爸，你敲什么呢？”我曾好奇地问。
“噢，习惯了。”父亲笑了，他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过去斗争严酷，怕有夹壁墙，走哪儿都敲敲，防备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父亲一生，走遍天下，离不开马和汽车，“文革”中，父亲在交给中央的检查里说：“我过去喜欢马，现在喜欢汽车，喜欢一个快。”
父亲少年时曾以赶马帮谋生路，對马的喜爱便容易让人理解。他经常挂在嘴头上的是马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马通人性”。
父亲一生千次万次谈论马。谈得最动感情的一次是长征走到“东布子”“西布子”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打一恶仗，然后就可以向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了。
营地静悄悄，战士们喝过野菜汤便躺下休息。那时全军吃野菜，又要打恶仗，行万里路，战士们的体质差到极点，因此必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父亲骑着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枣红马，到各部队检查一圈回来，钻进帐篷，朝行军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据跟随他的警卫员唐云清回忆，父亲那一段时间瘦得厉害，脸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张脸。他并没入睡，闭目养神一段，小声问：“小鬼，听到部队有什么思想活动吗？”
“要打仗，司务长动员杀马，谁也舍不得杀。”唐云清又叹口气回忆说：“唉，老总说马通人性，一点不假。长征一路，跟战友一样，怎么能杀呢？哭了好几个，都说宁愿饿着肚子打仗。”
唐云清记得父亲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们红军是最懂得情谊，最讲情义的。这些马都是跟着我们从枪林弹雨、南征北战中一同冲杀出来的，谁能忍心杀？我那匹枣红马也是五次要杀，五次没有杀，人勒紧裤带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
“马不能杀。”唐云清望着父亲说，“过雪山，过草地，单是咱这匹枣红马就救过50多个战士，马背上驮着，马尾巴上揪着，借一把力就挺过来了，我计算过。”
“过湘水时，遇上洪水，要不是枣红马冲浪过河，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突破乌江时，遇上山体崩塌，要不是枣红马反应快，一跃几丈，我早被巨石砸烂了……”父亲声音有些喑哑：“这匹千里驹有大恩于我贺龙啊……”
然而，当唐云清一觉醒来时，父亲不见了，枣红马也不见了。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碗里有了肉。唐云清意识到什么，飞跑着去寻找父亲。在一块山岩后，他突然立住了脚，半晌作声不得。
父亲背靠山岩坐在那里，马鞭捧在怀里，大颗大颗的泪珠从脸上滚落，滴滴滴在马鞭上……
进城后，父亲弃马坐车。从进城到“文革”，父亲的专车换过几次，从美国吉普到“别尔克”，到“吉姆”，到“吉斯”，再到国产的“红旗”车，但始终不曾改换的是他坐快车的习惯。记得每次坐车，他总要说一声：“开快点。”如果司机开太慢，他就认真问一声：“你吃饭了没有？吃了为啥开不动车？”
父亲喜欢快，工作节奏快，生活节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为了快，他很喜欢坐飞机。
第一次坐飞机，许多人劝父亲：“要坐飞机就坐男飞行员的飞机，女飞行员应变能力差，体质不如男飞行员，意志也不比男飞行员……”
贺龙把手一摆：“你们这样说，那我就偏要坐女飞行员的飞机，我就不信那一套。”
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一个女孩子上天开飞机，要有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要说危险，人家不危险吗？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飞行员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