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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伊拉克战争不是反恐战争，而是两极格局终结后由小布什政府发动的一场新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既暴露了美帝国主义权势的极其有限性，同时也反映出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 美国；伊拉克；战争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8-0009-03
2004年6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当局向伊拉克临时政府“秘密交权”，比原计划的6月30日提前了两天。这一举动，标志着美联军“结束了”对伊拉克为期14个月的军事占领。其动作之迅速，过程之简单，令人瞠目。这一举动表明，美国在伊拉克的日子很不好过。伊拉克《时间报》发表文章指出：“它们（美英联军）在全世界面前堂而皇之地从伊拉克人民手中夺走主权，而今天，它们却只是偷偷摸摸地把主权再还给伊拉克人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会就此恢复昔日的安宁吗？
伊拉克战争，是小布什政府依据错误情报、违背国际法、践踏《联合国宪章》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它给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伊拉克战争不是反恐战争，而是新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战争的性质取决于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政府称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是“反恐”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未能提供支持战争理由的确凿证据。美政府只得将开战理由改为“解放伊拉克人民”。但实际情况是，美军侵略并占领伊拉克以来，伊社会秩序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人民生活难以为继。据不完全的统计，到2004年8月底，美军士兵已被打死近1000人，伊反美武装已被打死近8000人，伊平民已被打死11800多人。《洛杉矶时报》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充分证据证明，更迭伊拉克政权，重绘中东地图才是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的一贯目标。仅这一点就将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侵略性质暴露无遗。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具有极强的危害性。这一理论主张，运用武力推翻敌对政权；强调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在全球谋求霸权；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必须被推广到世界各个地方，这是美国“必须完成的一项全球使命”。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小布什政府认为世界上有一些“失败国家”没有存在的权利，因为它们只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因此，国际社会，甚至是单个国家可以对它们进行干预，包括改变其政权。这一理论不仅使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合法化”，而且给干预任何“失败国家”的行动提供了“合理依据”。令人不安的是，小布什政府界定的“失败国家”，并不仅指那些被其认定支持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还包括那些“不能为人民提供就业、受教育和寻求发展机会的国家”。因为按照美国的逻辑，这种落后状态会滋生不满情绪和暴力行为，进而成为恐怖主义温床，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因此其他国家有权对这类“失败国家”采取干预行动，制止恐怖主义蔓延。这一理论，同当年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极其相似。这种“天定使命”论无论在美国的官方文件，还是美国政要的讲话中都随处可见。如小布什在2003年2月26日的讲话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只有在伊拉克建立新政权，才能为其他中东国家树立自由的典范”。这就是说，侵略伊拉克，仅是改造伊斯兰世界的序幕。接下来还要在其他“不顺从”的阿拉伯国家，用战争推广“美式民主”，并建立亲美政权。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理论，还具有很强的进攻性。这一理论具有七大要素：第一，维持一个单极世界；第二，对“全球威胁”做出新的分析；第三，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已经过时；第四，重新铸造主权原则；第五，轻视国际规则、条约以及安全合作关系；第六，在应对威胁的过程中，美国需要发挥直接作用，并且不受任何约束；第七，不重视国际稳定的价值。穷兵黩武是新帝国主义的突出特点。1991年以来，美国共进行了12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欲凭借战争，加强对战略要地的控制，用战争来推广“民主”。美认为中东、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所谓“不稳定弧”是世界安全的薄弱环节，需要通过武力加强对此区域的控制，而这些地区就是传统地缘政治争夺的“大陆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从国际战略角度讲，美国要想盘活海缘与地缘的枢纽地带，必须控制中东，而伊拉克是此棋局中的关键一子。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也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美国也为攻打伊拉克编织了许多动人的谎言。当美国无奈移交伊主权时，仍竭尽全力“抱紧自己在伊拉克已获的利益”。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交权具有浓重的殖民色彩：1.在伊拉克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美国将150名顾问全部留在伊拉克，并集中在石油、内政、财政、国防、情报等要害部门。2.美国亲自选定一批亲美的伊拉克官员担任伊新政府要职，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按照美国旨意制定的《伊拉克临时宪法》，一批涉及安全、监察、经济方面的政府职务将不得通过选举，而由指定产生。3.通过经济援助对伊进行“民主改造”。美国承诺向伊拉克提供203亿美元的长期援助。伊拉克的政治发展只有按照美国事先设计好的方向走，才能得到这笔援助。4. 13.5万美军驻扎伊拉克。美国移交伊主权时，并没有和新政府签订有关美军地位的协议，也就是说，美军不受新政府的制约。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在伊拉克大街上还有美国兵在耀武扬威，伊拉克人民就永远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二、伊拉克战争暴露了美帝国主义权势的极其有限性
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我们的确生活在美国“一枝独秀”的年代，生活在美国“要打谁就打谁，要抓谁就抓谁”的年代。但是，伊拉克战争却向世人证明，这种权势恐怕是有限度的。首先，美国的单边主义是要付出代价的。攻打伊拉克远未像第一次海湾战争那样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默认，反而导致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同盟国之间出现新的分歧。最引人注目的是，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还没有打响就掀起国内强烈反战游行浪潮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及先后发生的“情报门事件”、“虐俘事件”对美国实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欧洲与美国的离心倾向加剧，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国家更是义愤填膺。英国《独立报》则发表文章，详细列举了美英为进行战争而编造的20个谎言。最后，美国虽然在军事上赢得了胜利，但却输掉了道义。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坦言：“我们不会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那里根本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武器”，但是美国的入侵的确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日益扩散。
全球化时代，人们更加珍视和平。正如德国媒体所指出：新帝国主义理论必然遭到世界进步力量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伊拉克战争并不能维持美国的单极格局，相反美国被贴上“侵略国家”的标签，从而使美国在世界上进一步孤立[1]。从历史上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维持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在多边框架内行动。如果美国利用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一味标榜单边主义政策，必然招致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使自己陷入“自信过剩”的陷阱，从而走上衰退之路。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美国在未得到国际社会稳固支持的情况下强行发动对伊战争，将成为使美国国力在战后大幅度衰退的因素。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美国采取自私的外交政策将导致与盟国关系恶化，为自己在世界上树敌过多，从而导致美国单极统治格局的崩溃[2]。
三、伊拉克战争对世界的影响
战争理由根本不成立，反而夺走成千上万多名平民生命的伊拉克战争，是小布什政府严重违反国际法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它必将对世界局势产生诸多影响：
第一，从国际体系层面看，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它表明国际关系已走到十字路口，国际规范、多边合作、多极化趋势受到挑战。
第二，从国家层面分析，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各国非但没有感到安全,反而纷纷揣测谁将会成为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世界各国面临美国的军事威胁和压力空前增大，世界秩序受到挑战，危机与动荡频度增强。
第三，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展开。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5月同原苏联签订的《反导条约》，启动NMD和TMD计划，并根据美国的利益和对威胁的判定,用武力征服对象国,大大加重了其他国家面临美国军事威胁的危机感。其直接结果是，促使更多的国家把抗击美国颠覆性入侵的希望寄托在拥有大规模杀伤能力的核生化武器上,从而引发全球性军备竞赛加速。例如，2003年4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朝美三国朝核问题会谈期间，朝鲜方面向美方就明确表示：“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同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伊拉克战争显示，美国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要求只不过是战争的借口。所有主权国家从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只有拥有实实在在的威慑力量才能保卫国家主权。”
第四，美国拼凑的反恐联盟走向瓦解，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由于战争本身的非正义性，美国拼凑的国际反恐联盟逐步走向瓦解。美国的反恐盟友更加确信，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是两场不同的战争，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前者耗费军事和财政资源，妨害了后者。伊拉克战争中，法、德等昔日盟国对美国发出了正义的挑战，美国陷入了冷战结束后最为孤立的境地，对伊战争成了“孤独的霸权扩张”。美国皮尤民意研究中心在2004年2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法国和德国人认为布什反恐的动机不纯，意在“控制中东石油”或“称霸世界”。多数欧洲人希望在安全和外交领域与美国关系更为松散。而发生在西班牙的“3·11”事件突出地表明：违背民意站在美国一边的政府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可以预计，今后美国如果还一意孤行推行单边主义和战争政策，其他大国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协调立场，共同对美国进行“软制衡”。
第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普遍反对。在战争爆发前，反战示威遍及全球各地。2003年3月14日，1200多万民众在全球200多个城市举行反战示威游行，成为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浪潮。战争爆发后，世界民众的反战示威也一直未停。战争中，帝国主义用尽各种招数对付被侵略国人民：声称他们是萨达姆政权的残余力量，是犯罪分子，是潜入境内的“基地”组织同情者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军遭到的反抗越来越强劲，显然，抵抗力量分布广泛，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美国交权之后仍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伊拉克的政局，伊拉克民众中的反美情绪也会长期潜伏。只要美国不彻底放弃侵略意图，伊拉克人民争取真正独立主权的行动就不会停止。
第六，伊拉克战争充分暴露美国“人权卫士”的虚伪性。2003年3月20日，小布什宣布开战时，背景是两张照片，一张是他的两个女儿，另一张是他的夫人与爱犬。小布什希望借此表现出他重视家庭、尊重人性的一面。然而，自2004年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军“虐囚”事件以来，更多令人发指虐俘事件被媒体抖落出来，美英联军的丑陋行径引起举世公愤。美军在伊拉克虐待俘虏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了美国在伊拉克对待人权的“双重标准和双重语言”。美国一向自诩为“人权卫士”，每年都要对别国人权状况横加干涉一番。一年前，美国就以萨达姆专制独裁、践踏人权为由大兴讨伐之师，一副誓要伊拉克人民脱离苦海之救世主形象。一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美国所谓的“人权”同萨达姆相比，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第七，国家恐怖主义会催生新的恐怖威胁。美国打着“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号，任意侵略主权国家，颠覆合法政府，对平民百姓、媒体记者、甚至对外国使馆、使馆车队和举行婚礼的人群，故意狂轰滥炸，大搞“国家恐怖主义”。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似乎美国的实力政策可以羞辱和践踏一切道义、规则。殊不知，国家可以通过恐怖手段获取战略利益，但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恐怖威胁。战争煽起了广大穆斯林对美国的仇恨，成为基地组织补充新生力量的天赐良机。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美国对中东的干预政策，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将使经过重组的基地组织有机会发动新的恐怖袭击。可见，对于遍及全球的恐怖主义，仅是靠战争和暴力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反恐”殃及更多无辜、制造更多民族仇恨；如果“反恐”挑起更多宗教对立，引发国家对抗甚至借机排除异己；如果“反恐”在一定程度上掺杂能源、霸权等现实战略因素，打着“反恐”的旗号，抢夺地缘战略优势和资源控制权，那么，反恐战就会蒙上一层阴影，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负效应和更多的仇恨。
小布什政府发动的“打伊倒萨”战争，表面上看是结束了，但这场开战理由根本不存在的侵略战争，留给世界人民的思考却是极为深刻而又无止境的。
注释
[1] 参见“布什的伊拉克战略已经失败”，载德国《世界报》2004年5月27日版。
[2] 参见“美国霸权的困境”，载《洛杉矶时报》2003年12月28日版。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外交学院博士生）
[关键词] 美国；伊拉克；战争
[中图分类号] D81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8-0009-03
2004年6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当局向伊拉克临时政府“秘密交权”，比原计划的6月30日提前了两天。这一举动，标志着美联军“结束了”对伊拉克为期14个月的军事占领。其动作之迅速，过程之简单，令人瞠目。这一举动表明，美国在伊拉克的日子很不好过。伊拉克《时间报》发表文章指出：“它们（美英联军）在全世界面前堂而皇之地从伊拉克人民手中夺走主权，而今天，它们却只是偷偷摸摸地把主权再还给伊拉克人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会就此恢复昔日的安宁吗？
伊拉克战争，是小布什政府依据错误情报、违背国际法、践踏《联合国宪章》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它给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伊拉克战争不是反恐战争，而是新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
战争的性质取决于发动战争的目的。美国政府称伊拉克战争的目的是“反恐”和“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然而，迄今为止，美国一直未能提供支持战争理由的确凿证据。美政府只得将开战理由改为“解放伊拉克人民”。但实际情况是，美军侵略并占领伊拉克以来，伊社会秩序一直处于混乱状态，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人民生活难以为继。据不完全的统计，到2004年8月底，美军士兵已被打死近1000人，伊反美武装已被打死近8000人，伊平民已被打死11800多人。《洛杉矶时报》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充分证据证明，更迭伊拉克政权，重绘中东地图才是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的一贯目标。仅这一点就将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侵略性质暴露无遗。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理论，具有极强的危害性。这一理论主张，运用武力推翻敌对政权；强调以军事实力为基础在全球谋求霸权；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必须被推广到世界各个地方，这是美国“必须完成的一项全球使命”。基于这样一种理论，小布什政府认为世界上有一些“失败国家”没有存在的权利，因为它们只会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因此，国际社会，甚至是单个国家可以对它们进行干预，包括改变其政权。这一理论不仅使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合法化”，而且给干预任何“失败国家”的行动提供了“合理依据”。令人不安的是，小布什政府界定的“失败国家”，并不仅指那些被其认定支持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还包括那些“不能为人民提供就业、受教育和寻求发展机会的国家”。因为按照美国的逻辑，这种落后状态会滋生不满情绪和暴力行为，进而成为恐怖主义温床，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因此其他国家有权对这类“失败国家”采取干预行动，制止恐怖主义蔓延。这一理论，同当年希特勒的“种族优越论”极其相似。这种“天定使命”论无论在美国的官方文件，还是美国政要的讲话中都随处可见。如小布什在2003年2月26日的讲话中就直言不讳地说：“只有在伊拉克建立新政权，才能为其他中东国家树立自由的典范”。这就是说，侵略伊拉克，仅是改造伊斯兰世界的序幕。接下来还要在其他“不顺从”的阿拉伯国家，用战争推广“美式民主”，并建立亲美政权。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理论，还具有很强的进攻性。这一理论具有七大要素：第一，维持一个单极世界；第二，对“全球威胁”做出新的分析；第三，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已经过时；第四，重新铸造主权原则；第五，轻视国际规则、条约以及安全合作关系；第六，在应对威胁的过程中，美国需要发挥直接作用，并且不受任何约束；第七，不重视国际稳定的价值。穷兵黩武是新帝国主义的突出特点。1991年以来，美国共进行了12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欲凭借战争，加强对战略要地的控制，用战争来推广“民主”。美认为中东、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所谓“不稳定弧”是世界安全的薄弱环节，需要通过武力加强对此区域的控制，而这些地区就是传统地缘政治争夺的“大陆心脏地带”或“边缘地带”。从国际战略角度讲，美国要想盘活海缘与地缘的枢纽地带，必须控制中东，而伊拉克是此棋局中的关键一子。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也具有很强的欺骗性。美国也为攻打伊拉克编织了许多动人的谎言。当美国无奈移交伊主权时，仍竭尽全力“抱紧自己在伊拉克已获的利益”。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美国交权具有浓重的殖民色彩：1.在伊拉克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美国将150名顾问全部留在伊拉克，并集中在石油、内政、财政、国防、情报等要害部门。2.美国亲自选定一批亲美的伊拉克官员担任伊新政府要职，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按照美国旨意制定的《伊拉克临时宪法》，一批涉及安全、监察、经济方面的政府职务将不得通过选举，而由指定产生。3.通过经济援助对伊进行“民主改造”。美国承诺向伊拉克提供203亿美元的长期援助。伊拉克的政治发展只有按照美国事先设计好的方向走，才能得到这笔援助。4. 13.5万美军驻扎伊拉克。美国移交伊主权时，并没有和新政府签订有关美军地位的协议，也就是说，美军不受新政府的制约。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在伊拉克大街上还有美国兵在耀武扬威，伊拉克人民就永远不会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二、伊拉克战争暴露了美帝国主义权势的极其有限性
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在我们的确生活在美国“一枝独秀”的年代，生活在美国“要打谁就打谁，要抓谁就抓谁”的年代。但是，伊拉克战争却向世人证明，这种权势恐怕是有限度的。首先，美国的单边主义是要付出代价的。攻打伊拉克远未像第一次海湾战争那样得到世界各国的一致默认，反而导致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同盟国之间出现新的分歧。最引人注目的是，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还没有打响就掀起国内强烈反战游行浪潮的战争。伊拉克战争及先后发生的“情报门事件”、“虐俘事件”对美国实力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欧洲与美国的离心倾向加剧，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国家更是义愤填膺。英国《独立报》则发表文章，详细列举了美英为进行战争而编造的20个谎言。最后，美国虽然在军事上赢得了胜利，但却输掉了道义。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坦言：“我们不会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那里根本不存在任何这样的武器”，但是美国的入侵的确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中东日益扩散。
全球化时代，人们更加珍视和平。正如德国媒体所指出：新帝国主义理论必然遭到世界进步力量的坚决反对和抵制。伊拉克战争并不能维持美国的单极格局，相反美国被贴上“侵略国家”的标签，从而使美国在世界上进一步孤立[1]。从历史上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维持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在多边框架内行动。如果美国利用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一味标榜单边主义政策，必然招致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使自己陷入“自信过剩”的陷阱，从而走上衰退之路。耶鲁大学教授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认为，美国在未得到国际社会稳固支持的情况下强行发动对伊战争，将成为使美国国力在战后大幅度衰退的因素。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美国采取自私的外交政策将导致与盟国关系恶化，为自己在世界上树敌过多，从而导致美国单极统治格局的崩溃[2]。
三、伊拉克战争对世界的影响
战争理由根本不成立，反而夺走成千上万多名平民生命的伊拉克战争，是小布什政府严重违反国际法而发动的侵略战争。它必将对世界局势产生诸多影响：
第一，从国际体系层面看，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全球性危机,它表明国际关系已走到十字路口，国际规范、多边合作、多极化趋势受到挑战。
第二，从国家层面分析，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各国非但没有感到安全,反而纷纷揣测谁将会成为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世界各国面临美国的军事威胁和压力空前增大，世界秩序受到挑战，危机与动荡频度增强。
第三，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展开。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5月同原苏联签订的《反导条约》，启动NMD和TMD计划，并根据美国的利益和对威胁的判定,用武力征服对象国,大大加重了其他国家面临美国军事威胁的危机感。其直接结果是，促使更多的国家把抗击美国颠覆性入侵的希望寄托在拥有大规模杀伤能力的核生化武器上,从而引发全球性军备竞赛加速。例如，2003年4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朝美三国朝核问题会谈期间，朝鲜方面向美方就明确表示：“朝鲜已经拥有核武器”。同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伊拉克战争显示，美国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要求只不过是战争的借口。所有主权国家从这场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只有拥有实实在在的威慑力量才能保卫国家主权。”
第四，美国拼凑的反恐联盟走向瓦解，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由于战争本身的非正义性，美国拼凑的国际反恐联盟逐步走向瓦解。美国的反恐盟友更加确信，伊拉克战争与反恐战争是两场不同的战争，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前者耗费军事和财政资源，妨害了后者。伊拉克战争中，法、德等昔日盟国对美国发出了正义的挑战，美国陷入了冷战结束后最为孤立的境地，对伊战争成了“孤独的霸权扩张”。美国皮尤民意研究中心在2004年2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多数法国和德国人认为布什反恐的动机不纯，意在“控制中东石油”或“称霸世界”。多数欧洲人希望在安全和外交领域与美国关系更为松散。而发生在西班牙的“3·11”事件突出地表明：违背民意站在美国一边的政府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可以预计，今后美国如果还一意孤行推行单边主义和战争政策，其他大国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协调立场，共同对美国进行“软制衡”。
第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侵略战争不得人心。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普遍反对。在战争爆发前，反战示威遍及全球各地。2003年3月14日，1200多万民众在全球200多个城市举行反战示威游行，成为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浪潮。战争爆发后，世界民众的反战示威也一直未停。战争中，帝国主义用尽各种招数对付被侵略国人民：声称他们是萨达姆政权的残余力量，是犯罪分子，是潜入境内的“基地”组织同情者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联军遭到的反抗越来越强劲，显然，抵抗力量分布广泛，有着牢固的群众基础。美国交权之后仍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伊拉克的政局，伊拉克民众中的反美情绪也会长期潜伏。只要美国不彻底放弃侵略意图，伊拉克人民争取真正独立主权的行动就不会停止。
第六，伊拉克战争充分暴露美国“人权卫士”的虚伪性。2003年3月20日，小布什宣布开战时，背景是两张照片，一张是他的两个女儿，另一张是他的夫人与爱犬。小布什希望借此表现出他重视家庭、尊重人性的一面。然而，自2004年4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披露美军“虐囚”事件以来，更多令人发指虐俘事件被媒体抖落出来，美英联军的丑陋行径引起举世公愤。美军在伊拉克虐待俘虏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反映了美国在伊拉克对待人权的“双重标准和双重语言”。美国一向自诩为“人权卫士”，每年都要对别国人权状况横加干涉一番。一年前，美国就以萨达姆专制独裁、践踏人权为由大兴讨伐之师，一副誓要伊拉克人民脱离苦海之救世主形象。一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美国所谓的“人权”同萨达姆相比，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第七，国家恐怖主义会催生新的恐怖威胁。美国打着“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旗号，任意侵略主权国家，颠覆合法政府，对平民百姓、媒体记者、甚至对外国使馆、使馆车队和举行婚礼的人群，故意狂轰滥炸，大搞“国家恐怖主义”。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似乎美国的实力政策可以羞辱和践踏一切道义、规则。殊不知，国家可以通过恐怖手段获取战略利益，但同时也催生了新的恐怖威胁。战争煽起了广大穆斯林对美国的仇恨，成为基地组织补充新生力量的天赐良机。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年度报告指出，美国对中东的干预政策，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将使经过重组的基地组织有机会发动新的恐怖袭击。可见，对于遍及全球的恐怖主义，仅是靠战争和暴力本身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反恐”殃及更多无辜、制造更多民族仇恨；如果“反恐”挑起更多宗教对立，引发国家对抗甚至借机排除异己；如果“反恐”在一定程度上掺杂能源、霸权等现实战略因素，打着“反恐”的旗号，抢夺地缘战略优势和资源控制权，那么，反恐战就会蒙上一层阴影，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负效应和更多的仇恨。
小布什政府发动的“打伊倒萨”战争，表面上看是结束了，但这场开战理由根本不存在的侵略战争，留给世界人民的思考却是极为深刻而又无止境的。
注释
[1] 参见“布什的伊拉克战略已经失败”，载德国《世界报》2004年5月27日版。
[2] 参见“美国霸权的困境”，载《洛杉矶时报》2003年12月28日版。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外交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