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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姐妹情谊”是第二次女权运动的代名词，伴随着女性解放运动而产生，号召女性联合起来共同反抗父权制。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姐妹情谊”成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术语。本文结合华裔文学的独特性，分析华裔女作家的小说《灶神之妻》所体现的姐妹情谊。
关键词：姐妹情谊；灶神之妻；女权主义；华裔文学
作者简介：杨改霞（1990.3-），女，山东菏泽人，吉林师范大学14级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2
“姐妹情谊”最先来自于纽约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凯西·萨拉查尔德在一次妇女集会游行时提出的口号“姐妹情谊就是力量”，这一术语在女权主义浪潮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女性主义理论，“姐妹情谊”这个概念的产生，根源于父权社会中女性被边缘化的地位以及女性共同的生理体验和心理特征，主要表 现为女性之间的亲昵关系和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学上的团结与协作。后来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成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批评术语。虽然这一术语最先被白人妇女所采用然而却是借鉴了黑人女性的经验。因而“姐妹情谊”被广泛应用于黑人女性写作之中。然而同为族裔文学，华裔女性文学批评中对“姐妹情谊”却甚少涉及。本文试图从姐妹情谊的视角解读谭恩美的小说《灶神之妻》，希望这一主题在华裔文学中获得更广泛关注。
《灶神之妻》发表于1991年，曾在美国引起轰动。故事以一对母女的冲突展开。母女互不理解，母亲温妮因而向女儿珍珠讲述了自己在旧中国的经历。温妮出身于上海富商之家，父亲却因为温妮母亲的出走迁怒于女儿，温妮幼时即被送走与叔父一家共同生活。她十八岁时嫁给文福，一个典型的无赖和虐待狂，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先后失去了三个孩子后，温妮终于决定离婚，并最终在美国士兵吉米的帮助下摆脱了文福的纠缠，几经波折终于来到了美国，并与吉米正式结为夫妻。对于《灶神之妻》的解读，业界多集中于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种族压迫，中西文化差异以及母女关系等角度。诚然，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分析的也不在少数，但多数研究止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对于女性之间微妙且稳固的情谊并未深究。然而，文中众多女性之间的情谊却是毋庸置疑的存在。
一.“姐妹情谊”的表现形式
不同于西方更加强调政治同盟的“姐妹情谊”，华裔文学所表现出的女性亲密关系具有更明显的东方文化特性。华裔女作家笔下的“姐妹情谊”更注重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支持与帮助。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等级制度使得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故而多数女性都是被父权制驯化了的传统女性，她们没有女性主义意识，更遑论女性同盟意识了。她们之间建立的姐妹情谊是自觉的情感联结，而非西方所提倡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女性同盟。“这是一种以松散但强大的网络把平等者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它不承认任何领导，不施加任何制裁，不沉溺于任何特殊或秘密的仪式……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口令，没有秘密的标志。这是一种开诚布公的姐妹关系。”[1]这种情谊在《灶神之妻》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温妮和胡兰的关系是典型的中国女性的相处方式。她们彼此嫌弃，相互攀比。相处方式有时谦虚委婉，有时也会为了小事争吵。总之从表面看两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亲密的朋友关系。小说文本中温妮对此有明确表示：“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会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2]63然而作为一生的朋友，她们之间却又保持着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亲密的关系。小说开篇便提到温妮一家和海伦一家被看作“一家子”。她们参与彼此的生活，共同开一家鲜花店，有共同的亲人和朋友。她们相互保守秘密，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保持着比亲姐妹还亲的关系，温妮坦白“我们有一种用这种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2]p63。她们虽都不会去直接表达对彼此的情谊，却总能在对方危难时挺身而出，胡兰曾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中救出温妮，温妮也会在胡兰困窘时变卖嫁妆助她渡过难关。两人甚至都不惜说谎以帮助对方。文本最后，胡兰在告诉珍珠真相时说道：“她真是个好朋友啊”。这便是她们留存于心底却从未说出口的话。这种姐妹情谊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即便是珍珠也不能。“这种忠诚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也是我无法理解的。”[2]p256
温妮与堂妹花生的姐妹情感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她们是具有血缘亲情的亲密伙伴。她们共同生活，甚至同睡一张床，彼此分享着成长中的小秘密。对于从小失去了母爱的温妮来说，花生是童年最大的感情慰藉。然而她们之间又是最大的竞争者。温妮在是在叔父家是被遗忘的存在，即便是对她并不苛刻的叔父，也从没把她当家人看待，而是客气和疏离。“我和花生从寄宿学校回来的时候，叔叔总要悄悄地给她一个小礼物——糖果了、零钱了、孔雀毛了，而对我呢，他只会拍拍我的头，说声雯雯回来了。我亲爸的弟弟，想不出更多的话来。”[2]p67对于这一切，温妮自是暗中较劲。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和花生无声的较量。花生也因为一个男人毫不犹豫地和温妮翻了脸，并不顾惜多年的姐妹情谊。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份割不断的友情。温妮可以冒着极大的风险替花生传递书信。花生也可以义无反顾地帮助温妮脱离不幸的婚姻。
二.“姐妹情谊”的深层内涵
由此可见，华裔女性视域下的“姐妹情谊”与西方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姐妹情谊”有本质区别。这种感情含蓄内敛，藏而不露。表面上看似不存在，实际上却浓烈而深沉。归根结底，这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休戚相关。中国文化讲究讲究含蓄，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而温妮与胡兰即使是一生的患难之己，也从未对彼此表达过情谊，即使不满对方的做事方式，也绝不会如美国式的女儿珍珠所说直接告诉她，即便是表达谢意，也要以谎言的方式。另外，中华文化自古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人际交往以集体主义为重，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温妮表面上抱怨胡兰总爱把各种责任推给她，实际上上从心底是默认的，温妮与胡兰已经自觉地承担起了对对方的责任，而且乐在其中。这一点女儿自然不能理解，在温妮看来，女儿的提议是在割断她和胡兰之间的情谊。她的沉默无声的抗议，也是失望和痛心。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意义的“姐妹情谊”，其建构因素都有想通之处。首先，女性独特的性别特征使她们形成了共同的生理和心理体验。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妇女由于一种共同的，不断变得羞羞答答的和仪式化了的身体经验而形成一种天然的亚文化群”[3]。温妮和胡兰共同经历了战乱，共同体会了作为女性所不得不承受的不公平待遇。这些共同经验只有同性才能真正领会，“即使最有同情心的男人，也无法完全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4]。从这些经历中，她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情谊，女性的同理心使得胡兰即使无法突破传统观念，仍然帮助温妮逃离了文福。其次，作为被边缘化的存在，她们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这是她们共同的经验所在。这种经验使得她们更愿意联合起来对抗父权制，而不是互相敌视。温妮与丈夫的情人敏的关系便是如此。她们同样受到文福的伤害，因而互相疗伤，互相扶持。温妮教敏上流社会礼仪，敏教温妮跳舞。同样，温妮对于受到丈夫戕害的女佣给予了极大地同情，甚至因她的死对丈夫彻底憎恶。
结语：
华裔女作家因她们独特的身份为我们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的“姐妹情谊”。其形成原因、表现方式及建构模式与西方的“姐妹情谊”既存在共性也具有自身独特性。华裔文学的“姐妹情谊”应得到更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杰梅茵·格里尔. 完整的女人[M]. 欧阳显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282.
[2]谭恩美. 灶神之妻[M]. 张德明，张德强.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63，256，67.
[3]伊莱恩·肖瓦尔特. 她们自己的文学[M]. 韩敏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21.
[4]刘心莲. 性别、种族、文化——美国华裔女性写作探析[D]. 华中师范大学，2004 （4）：60.
关键词：姐妹情谊；灶神之妻；女权主义；华裔文学
作者简介：杨改霞（1990.3-），女，山东菏泽人，吉林师范大学14级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20-0-02
“姐妹情谊”最先来自于纽约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凯西·萨拉查尔德在一次妇女集会游行时提出的口号“姐妹情谊就是力量”，这一术语在女权主义浪潮中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根据女性主义理论，“姐妹情谊”这个概念的产生，根源于父权社会中女性被边缘化的地位以及女性共同的生理体验和心理特征，主要表 现为女性之间的亲昵关系和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学上的团结与协作。后来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成为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批评术语。虽然这一术语最先被白人妇女所采用然而却是借鉴了黑人女性的经验。因而“姐妹情谊”被广泛应用于黑人女性写作之中。然而同为族裔文学，华裔女性文学批评中对“姐妹情谊”却甚少涉及。本文试图从姐妹情谊的视角解读谭恩美的小说《灶神之妻》，希望这一主题在华裔文学中获得更广泛关注。
《灶神之妻》发表于1991年，曾在美国引起轰动。故事以一对母女的冲突展开。母女互不理解，母亲温妮因而向女儿珍珠讲述了自己在旧中国的经历。温妮出身于上海富商之家，父亲却因为温妮母亲的出走迁怒于女儿，温妮幼时即被送走与叔父一家共同生活。她十八岁时嫁给文福，一个典型的无赖和虐待狂，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先后失去了三个孩子后，温妮终于决定离婚，并最终在美国士兵吉米的帮助下摆脱了文福的纠缠，几经波折终于来到了美国，并与吉米正式结为夫妻。对于《灶神之妻》的解读，业界多集中于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的种族压迫，中西文化差异以及母女关系等角度。诚然，从女性主义角度进行分析的也不在少数，但多数研究止于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对于女性之间微妙且稳固的情谊并未深究。然而，文中众多女性之间的情谊却是毋庸置疑的存在。
一.“姐妹情谊”的表现形式
不同于西方更加强调政治同盟的“姐妹情谊”，华裔文学所表现出的女性亲密关系具有更明显的东方文化特性。华裔女作家笔下的“姐妹情谊”更注重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交流、支持与帮助。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等级制度使得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故而多数女性都是被父权制驯化了的传统女性，她们没有女性主义意识，更遑论女性同盟意识了。她们之间建立的姐妹情谊是自觉的情感联结，而非西方所提倡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女性同盟。“这是一种以松散但强大的网络把平等者联系在一起的关系，它不承认任何领导，不施加任何制裁，不沉溺于任何特殊或秘密的仪式……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口令，没有秘密的标志。这是一种开诚布公的姐妹关系。”[1]这种情谊在《灶神之妻》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温妮和胡兰的关系是典型的中国女性的相处方式。她们彼此嫌弃，相互攀比。相处方式有时谦虚委婉，有时也会为了小事争吵。总之从表面看两人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亲密的朋友关系。小说文本中温妮对此有明确表示：“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会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2]63然而作为一生的朋友，她们之间却又保持着比其他任何人都要亲密的关系。小说开篇便提到温妮一家和海伦一家被看作“一家子”。她们参与彼此的生活，共同开一家鲜花店，有共同的亲人和朋友。她们相互保守秘密，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保持着比亲姐妹还亲的关系，温妮坦白“我们有一种用这种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2]p63。她们虽都不会去直接表达对彼此的情谊，却总能在对方危难时挺身而出，胡兰曾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中救出温妮，温妮也会在胡兰困窘时变卖嫁妆助她渡过难关。两人甚至都不惜说谎以帮助对方。文本最后，胡兰在告诉珍珠真相时说道：“她真是个好朋友啊”。这便是她们留存于心底却从未说出口的话。这种姐妹情谊是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即便是珍珠也不能。“这种忠诚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也是我无法理解的。”[2]p256
温妮与堂妹花生的姐妹情感则更为复杂。一方面她们是具有血缘亲情的亲密伙伴。她们共同生活，甚至同睡一张床，彼此分享着成长中的小秘密。对于从小失去了母爱的温妮来说，花生是童年最大的感情慰藉。然而她们之间又是最大的竞争者。温妮在是在叔父家是被遗忘的存在，即便是对她并不苛刻的叔父，也从没把她当家人看待，而是客气和疏离。“我和花生从寄宿学校回来的时候，叔叔总要悄悄地给她一个小礼物——糖果了、零钱了、孔雀毛了，而对我呢，他只会拍拍我的头，说声雯雯回来了。我亲爸的弟弟，想不出更多的话来。”[2]p67对于这一切，温妮自是暗中较劲。一方面是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和花生无声的较量。花生也因为一个男人毫不犹豫地和温妮翻了脸，并不顾惜多年的姐妹情谊。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份割不断的友情。温妮可以冒着极大的风险替花生传递书信。花生也可以义无反顾地帮助温妮脱离不幸的婚姻。
二.“姐妹情谊”的深层内涵
由此可见，华裔女性视域下的“姐妹情谊”与西方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姐妹情谊”有本质区别。这种感情含蓄内敛，藏而不露。表面上看似不存在，实际上却浓烈而深沉。归根结底，这与中国的文化背景休戚相关。中国文化讲究讲究含蓄，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而温妮与胡兰即使是一生的患难之己，也从未对彼此表达过情谊，即使不满对方的做事方式，也绝不会如美国式的女儿珍珠所说直接告诉她，即便是表达谢意，也要以谎言的方式。另外，中华文化自古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人际交往以集体主义为重，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温妮表面上抱怨胡兰总爱把各种责任推给她，实际上上从心底是默认的，温妮与胡兰已经自觉地承担起了对对方的责任，而且乐在其中。这一点女儿自然不能理解，在温妮看来，女儿的提议是在割断她和胡兰之间的情谊。她的沉默无声的抗议，也是失望和痛心。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意义的“姐妹情谊”，其建构因素都有想通之处。首先，女性独特的性别特征使她们形成了共同的生理和心理体验。正如肖瓦尔特所说，“妇女由于一种共同的，不断变得羞羞答答的和仪式化了的身体经验而形成一种天然的亚文化群”[3]。温妮和胡兰共同经历了战乱，共同体会了作为女性所不得不承受的不公平待遇。这些共同经验只有同性才能真正领会，“即使最有同情心的男人，也无法完全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4]。从这些经历中，她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情谊，女性的同理心使得胡兰即使无法突破传统观念，仍然帮助温妮逃离了文福。其次，作为被边缘化的存在，她们都是男权社会的受害者，这是她们共同的经验所在。这种经验使得她们更愿意联合起来对抗父权制，而不是互相敌视。温妮与丈夫的情人敏的关系便是如此。她们同样受到文福的伤害，因而互相疗伤，互相扶持。温妮教敏上流社会礼仪，敏教温妮跳舞。同样，温妮对于受到丈夫戕害的女佣给予了极大地同情，甚至因她的死对丈夫彻底憎恶。
结语：
华裔女作家因她们独特的身份为我们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的“姐妹情谊”。其形成原因、表现方式及建构模式与西方的“姐妹情谊”既存在共性也具有自身独特性。华裔文学的“姐妹情谊”应得到更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杰梅茵·格里尔. 完整的女人[M]. 欧阳显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282.
[2]谭恩美. 灶神之妻[M]. 张德明，张德强.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63，256，67.
[3]伊莱恩·肖瓦尔特. 她们自己的文学[M]. 韩敏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21.
[4]刘心莲. 性别、种族、文化——美国华裔女性写作探析[D]. 华中师范大学，2004 （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