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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月初，我从公安学校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西单分局宗帽三条派出所。这个派出所位于现在复兴门大街南侧。辖区东起闹市口北口，西至复兴门;北起卧佛寺街，南至城墙根。所长叫李贺田，五十多岁，右手被手榴弹炸残。据说他曾是河北省涞水县游击队队长。
我到派出所的第一天，李所长分配我管七条胡同，即茄子胡同、营房胡同、席棚胡同、槐抱椿树庵、水月庵、回回营和月台大门。
第二天清晨，我十分高兴地来到户管区。走近一看，却傻了眼。这个地方位于当时的北京内城的最西南角，南面和西面是高大的城墙。根本没有城市的模样，像是到了偏僻荒芜的郊野，大片大片的空旷地，长满了一人多高已枯萎的荒草，野兔、耗子在草丛间乱窜。周围到处都是垃圾沙土。特别是茄子胡同北边，堆着一座很大很大的垃圾山。
这能叫胡同吗？胡同，顾名思义，应该是排列有序的民居房，呈棋盘式格局，或南北走向、或东西走向、或斜向交织，总应该是有街道或独门独院、或大杂院，也应该有门有户有门牌。可是这七条胡同却与众不同，多是一片片棚户区。居民多数住在破席箔搭的席棚里，只有少部分人住的是小平房，面积只有五六平方米不等，出入要低头弯腰，不小心就磕头——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管区。
我越看越扫兴，像泄了气的皮球，心灰意冷。回到派出所，李所长看出我的心思，凑到我跟前，很直爽地问：“怎么样？到户管区走了一趟，有什么想法呀？”
“我……”
“有什么想法都是正常的。”李所长又说：“别看不起他们，他们都是能掩护咱们的亲人，共产党打天下干什么？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停顿片刻，李所长又语重心长地说：“你我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做百姓的贴心人。”
“做百姓的贴心人”这句话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在学校没学过，书本上没有，家教也没有。
老所长的话语重心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负责的这一片地区共有200多户人家，身份和职业从居住条件和门前堆放的东西上，一看便能知晓。这里绝大多数是穷苦的劳动人民，蹬三轮的、拉洋车的、瓦木匠、棚匠、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捡烂纸拾破烂的……旧社会穷人的行当，应有尽有。特别是捡烂纸拾破烂的妇女，被人们起了好听的名字——“女菩萨”。有一段顺口溜形容他们：“身背万宝花篮，手拿如意杆。天下不平事，什么她都管。”身背万宝花篮指她们背的大筐。里面什么都有，像个大花篮。手拿如意杆指她们用的竹、藤做的工具，一端捆上一根铁丝，用以扎废物，甩在筐里。
这一地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名叫马春生，四十多岁，被人们尊称为马二哥。他父母被日本鬼子杀害，留下他孤身一人，做小工为生。他怀着深仇大恨，在西南城根荒野处，用石头砸死了两个日本鬼子，算是为父母报了仇。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前门火车站扛大包。这人身材魁梧强壮，四方大脸，两道浓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脸膛黑里透红。整天赤着胳膊。冬天不论多冷，也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空心棉袄，腰间系着一条绳子，袒露着健壮的胸脯，活像个庙里的红脸金刚，也有人称他“关老爷”。
马二哥为人正直，仗义疏财，有求必应。谁家揭不开锅了，他主动送去米面;谁家有事，他不传自到;哪家有病人，床边总少不了他的身影。为群众办事特别热心，事事跑在前头。搞卫生搬运垃圾时，他赶着大车，拿起大铁锹，干得满头大汗。新中国成立初期，市政府为保卫新政权，决定建立群众性治安保卫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大家异口同声地选举马二哥当了治保主任。1953年春，第一次选举时，他又当上了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
多年来，马二哥结交了一群铁哥们儿——有住营房胡同拉板车的马福永、住席棚胡同蹬三轮的单身汉李文穆、住茄子胡同跑大棚的大厨刘福来、养奶牛奶羊的小青年马明祥……这些人做起工作来，一呼百应，一个比一个积极，从不打折扣。
那时，我的工作特别好做，只要把上级的精神传达下去，这些人就是一句话：“没得说，放心吧！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在他们的带动下，街道上又涌现出一批女将：白祥云、杜淑媛、叶福珍、袁淑英，著名海派京剧“印度”小生储金鹏的母亲也主动出来做街道工作。就是这些人，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本地区第一届治保会——第一批治保积极分子的骨干群体。
我的工作就是老所长说的“为他们服务，做百姓的贴心人”。
每逢刮风下雨是我最忙的时候。这一片的小平房，多是用碎砖头堆砌的，危房较多，一遇阴雨连绵就有坍塌的危险。住棚子的与住小平房的正相反，见雨就漏。而且棚子怕刮大风，一遇大风就有倒塌的危险，并且四处透风，无处安身。所以一遇刮风下雨，我便特别忙，昼夜守在户管区，跟着马二哥及众弟兄们一起检查危房漏房，动员危房户到附近的太平湖小学教室暂时避一避。往往干活时，我只是给那些能工巧匠们打打下手。
到了冬季，防煤气中毒的任务很重。那时家家用的都是煤球炉，有的还是用一铁桶自制的煤球炉，特别容易发生煤气中毒事故。秋冬之交，我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帮助居民糊制、安装风斗。几乎每天要检查一至三次。特别是遇到刮风天，检查更勤。因为大风呼呼地直往房里灌，煤气跑不出去，更是危险。
1954年冬天，分局电传：“今夜大风降温、西伯利亚大寒流袭击北京。望各派出所加强宣传，让居民做好防寒准备。”李所长特别关心这一片居民，把我从被窝里叫起来，让我用报纸喇叭广播宣传。我站在茄子胡同北边的大垃圾山上广播，不料却由此引出一幕喜剧。
当时，李所长在户籍办公室值班。突然，马二哥带着一伙人，个个手持棍棒，直眉瞪眼地闯了进来。
李所长吓了一跳，慌忙问：“你们干什么？”
“参加战斗！”
“参加什么战斗？”
“什么细脖子的大韩牛袭击北京，不管他是细脖还是粗脖的，反正不是好东西，保卫新政权，我们要参加战斗！”
李所长和在场的人愣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
“你们笑什么？”
“错啦！错啦！什么细脖子的大韩牛，是西伯利亚大寒流，意思是特别冷……”
1954年春季的一天，我下户管区，见北京市卫生局门前围着许多人。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精神病患者闹事。她站在卫生局的房顶上揭瓦片，砍过路行人。我正寻思怎么制止她，马二哥搬着一个梯子跑来。我蹬着梯子上了房。她只顾往前砍瓦片儿，我从她身后一下抱住她的双腿，马二哥迅速用绳子把她捆了起来。围观的群众热烈鼓掌。
这年夏天，两个小女孩在太平湖小学操场上玩耍。一人坐在秋千上，另一个人推。不小心秋千撞在头上，鲜血直流，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我正巧路过，听到呼救声，立即跑过去，抱起受伤小孩送到医院急救。经过医生检查，确诊为重度脑震荡，需留院观察。这孩子是茄子胡同6号赵家的，我知道赵家很穷，根本付不起医药费，便迅速赶回派出所向民政干事申请了补助。
事后不久，一天中午，我回所准备吃午饭，马二哥派人来找我，说有急事商量。我放下碗筷来到马二哥家，一进门，见马二哥和他的几位铁哥们儿整齐地围坐在小炕桌旁，炕桌上放着小葱拌豆腐、拍黄瓜、花生米等几碟小菜，还有一瓶二锅头。
我说：“二哥，你找我？”
“是，找你有话说呢。你先坐下。”马二哥拉着我坐下，接着又说：“今天找你不为别事，祝贺你，你出师了。”
“出什么师？”我不解地问。
“学徒讲三年出师，你学了一年就可以出师了。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说你嘴上跟抹了蜜似的，整天大爷大妈、哥哥嫂子不离嘴，忙完东家忙西家。那天制止闹事的精神病人，你够勇。前几天又救了老赵家的孩子。都说你是我们的贴心人，对我们这地界儿穷人不嫌弃，到哪家都像到自己家一样，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你可以出师了。”
马二哥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事后我才知道，这是李所长与马二哥商议好的。就如同现在发动群众评议民警的做法，让群众与民警面对面，直接评议。
回所以后，李所长乐呵呵地来到我面前说：“干得不错，就这样干，大家才拥护你。”他还根据我的申请，发给我一份入党志愿书。
我到派出所的第一天，李所长分配我管七条胡同，即茄子胡同、营房胡同、席棚胡同、槐抱椿树庵、水月庵、回回营和月台大门。
第二天清晨，我十分高兴地来到户管区。走近一看，却傻了眼。这个地方位于当时的北京内城的最西南角，南面和西面是高大的城墙。根本没有城市的模样，像是到了偏僻荒芜的郊野，大片大片的空旷地，长满了一人多高已枯萎的荒草，野兔、耗子在草丛间乱窜。周围到处都是垃圾沙土。特别是茄子胡同北边，堆着一座很大很大的垃圾山。
这能叫胡同吗？胡同，顾名思义，应该是排列有序的民居房，呈棋盘式格局，或南北走向、或东西走向、或斜向交织，总应该是有街道或独门独院、或大杂院，也应该有门有户有门牌。可是这七条胡同却与众不同，多是一片片棚户区。居民多数住在破席箔搭的席棚里，只有少部分人住的是小平房，面积只有五六平方米不等，出入要低头弯腰，不小心就磕头——这就是我的第一个管区。
我越看越扫兴，像泄了气的皮球，心灰意冷。回到派出所，李所长看出我的心思，凑到我跟前，很直爽地问：“怎么样？到户管区走了一趟，有什么想法呀？”
“我……”
“有什么想法都是正常的。”李所长又说：“别看不起他们，他们都是能掩护咱们的亲人，共产党打天下干什么？就是为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停顿片刻，李所长又语重心长地说：“你我的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做百姓的贴心人。”
“做百姓的贴心人”这句话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说。在学校没学过，书本上没有，家教也没有。
老所长的话语重心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负责的这一片地区共有200多户人家，身份和职业从居住条件和门前堆放的东西上，一看便能知晓。这里绝大多数是穷苦的劳动人民，蹬三轮的、拉洋车的、瓦木匠、棚匠、沿街叫卖的小商贩、捡烂纸拾破烂的……旧社会穷人的行当，应有尽有。特别是捡烂纸拾破烂的妇女，被人们起了好听的名字——“女菩萨”。有一段顺口溜形容他们：“身背万宝花篮，手拿如意杆。天下不平事，什么她都管。”身背万宝花篮指她们背的大筐。里面什么都有，像个大花篮。手拿如意杆指她们用的竹、藤做的工具，一端捆上一根铁丝，用以扎废物，甩在筐里。
这一地区，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人物，名叫马春生，四十多岁，被人们尊称为马二哥。他父母被日本鬼子杀害，留下他孤身一人，做小工为生。他怀着深仇大恨，在西南城根荒野处，用石头砸死了两个日本鬼子，算是为父母报了仇。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前门火车站扛大包。这人身材魁梧强壮，四方大脸，两道浓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脸膛黑里透红。整天赤着胳膊。冬天不论多冷，也总是穿着一件黑色空心棉袄，腰间系着一条绳子，袒露着健壮的胸脯，活像个庙里的红脸金刚，也有人称他“关老爷”。
马二哥为人正直，仗义疏财，有求必应。谁家揭不开锅了，他主动送去米面;谁家有事，他不传自到;哪家有病人，床边总少不了他的身影。为群众办事特别热心，事事跑在前头。搞卫生搬运垃圾时，他赶着大车，拿起大铁锹，干得满头大汗。新中国成立初期，市政府为保卫新政权，决定建立群众性治安保卫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大家异口同声地选举马二哥当了治保主任。1953年春，第一次选举时，他又当上了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
多年来，马二哥结交了一群铁哥们儿——有住营房胡同拉板车的马福永、住席棚胡同蹬三轮的单身汉李文穆、住茄子胡同跑大棚的大厨刘福来、养奶牛奶羊的小青年马明祥……这些人做起工作来，一呼百应，一个比一个积极，从不打折扣。
那时，我的工作特别好做，只要把上级的精神传达下去，这些人就是一句话：“没得说，放心吧！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事。”在他们的带动下，街道上又涌现出一批女将：白祥云、杜淑媛、叶福珍、袁淑英，著名海派京剧“印度”小生储金鹏的母亲也主动出来做街道工作。就是这些人，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本地区第一届治保会——第一批治保积极分子的骨干群体。
我的工作就是老所长说的“为他们服务，做百姓的贴心人”。
每逢刮风下雨是我最忙的时候。这一片的小平房，多是用碎砖头堆砌的，危房较多，一遇阴雨连绵就有坍塌的危险。住棚子的与住小平房的正相反，见雨就漏。而且棚子怕刮大风，一遇大风就有倒塌的危险，并且四处透风，无处安身。所以一遇刮风下雨，我便特别忙，昼夜守在户管区，跟着马二哥及众弟兄们一起检查危房漏房，动员危房户到附近的太平湖小学教室暂时避一避。往往干活时，我只是给那些能工巧匠们打打下手。
到了冬季，防煤气中毒的任务很重。那时家家用的都是煤球炉，有的还是用一铁桶自制的煤球炉，特别容易发生煤气中毒事故。秋冬之交，我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帮助居民糊制、安装风斗。几乎每天要检查一至三次。特别是遇到刮风天，检查更勤。因为大风呼呼地直往房里灌，煤气跑不出去，更是危险。
1954年冬天，分局电传：“今夜大风降温、西伯利亚大寒流袭击北京。望各派出所加强宣传，让居民做好防寒准备。”李所长特别关心这一片居民，把我从被窝里叫起来，让我用报纸喇叭广播宣传。我站在茄子胡同北边的大垃圾山上广播，不料却由此引出一幕喜剧。
当时，李所长在户籍办公室值班。突然，马二哥带着一伙人，个个手持棍棒，直眉瞪眼地闯了进来。
李所长吓了一跳，慌忙问：“你们干什么？”
“参加战斗！”
“参加什么战斗？”
“什么细脖子的大韩牛袭击北京，不管他是细脖还是粗脖的，反正不是好东西，保卫新政权，我们要参加战斗！”
李所长和在场的人愣了一会儿，忽然哈哈大笑。
“你们笑什么？”
“错啦！错啦！什么细脖子的大韩牛，是西伯利亚大寒流，意思是特别冷……”
1954年春季的一天，我下户管区，见北京市卫生局门前围着许多人。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精神病患者闹事。她站在卫生局的房顶上揭瓦片，砍过路行人。我正寻思怎么制止她，马二哥搬着一个梯子跑来。我蹬着梯子上了房。她只顾往前砍瓦片儿，我从她身后一下抱住她的双腿，马二哥迅速用绳子把她捆了起来。围观的群众热烈鼓掌。
这年夏天，两个小女孩在太平湖小学操场上玩耍。一人坐在秋千上，另一个人推。不小心秋千撞在头上，鲜血直流，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我正巧路过，听到呼救声，立即跑过去，抱起受伤小孩送到医院急救。经过医生检查，确诊为重度脑震荡，需留院观察。这孩子是茄子胡同6号赵家的，我知道赵家很穷，根本付不起医药费，便迅速赶回派出所向民政干事申请了补助。
事后不久，一天中午，我回所准备吃午饭，马二哥派人来找我，说有急事商量。我放下碗筷来到马二哥家，一进门，见马二哥和他的几位铁哥们儿整齐地围坐在小炕桌旁，炕桌上放着小葱拌豆腐、拍黄瓜、花生米等几碟小菜，还有一瓶二锅头。
我说：“二哥，你找我？”
“是，找你有话说呢。你先坐下。”马二哥拉着我坐下，接着又说：“今天找你不为别事，祝贺你，你出师了。”
“出什么师？”我不解地问。
“学徒讲三年出师，你学了一年就可以出师了。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说你嘴上跟抹了蜜似的，整天大爷大妈、哥哥嫂子不离嘴，忙完东家忙西家。那天制止闹事的精神病人，你够勇。前几天又救了老赵家的孩子。都说你是我们的贴心人，对我们这地界儿穷人不嫌弃，到哪家都像到自己家一样，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你可以出师了。”
马二哥的一番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事后我才知道，这是李所长与马二哥商议好的。就如同现在发动群众评议民警的做法，让群众与民警面对面，直接评议。
回所以后，李所长乐呵呵地来到我面前说：“干得不错，就这样干，大家才拥护你。”他还根据我的申请，发给我一份入党志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