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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学研究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919-1949）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都占有重要位置。文学研究会选择翻译文本时，特别注意俄国文学、被压迫民族文学和现当代外国文学。作者以操纵学派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从意识形态对选择翻译文本的影响的角度分析文学研究会的译介活动。然而，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是相对的，我们不能将这种影响绝对化。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 意识形态 翻译 文本选择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社团以及最早的翻译社团，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和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研会译介了大量的西方作品，把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化介绍到中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影响巨大。
一、意识形态与翻译活动
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Andre Lefevere 提出，影响翻译活动的主要有三个因素：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意识形态是“社会应该或者必须是什么样的”（Lefevere，2004：14）。意识形态涵盖的范围很广，可以指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重要社会团体的信仰和观念。
操纵学派认为，包括翻译在内的一切改写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翻译不仅仅是实现语言符号层面的转换，它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例如，在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广泛吸收外国文学和思想的新文学运动背景下诞生和积极活动的文研会，大量译介了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服务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为中国革命斗争和人性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占斌，2011：65）。
二、意识形态对文研会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沈雁冰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说：“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这应该是更注意些的目的。”对他来说，翻译是社会进步的指导性工具，而译者是新知识和文学模式的传递者。一九二一年五月上海的《文学旬刊·宣言》说文研会的译介活动是要“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以上两段材料充分说明了文研会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和态度。文研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概括为：一是介绍世界进步思潮为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服务，二是译介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为建设中国新文学服务。这一意识形态也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吻合。
“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可以这样说，从材料的选取到词汇的运用，翻译行为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涉及对多种选择的确定”（范祥涛，2002：26）。翻译行为的发起者在选取翻译材料时不是盲目的，他在考虑材料选自的国别和作者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Gideon Toury在考察希伯莱文学翻译时就发现影响翻译选材最大的是意识形态。
文研会选择翻译文本时注重以下几点：
1、注重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和被压迫民族文学
1921-1923年期间，几乎每一期的《小说月报》上都发表有俄国小说的译作，在数量上也远远多于来自其它的国家的译作。一九二一年九月，《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全方位介绍了俄国文学的发展历程。1921-1931年，文研会先后译介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安特列夫、阿尔志跋绥夫、陀思妥也夫斯基、爱罗先珂、高尔基等俄国近现代最主要的作家，在杂志上刊登了从俄国翻译过来的125部小说，13篇诗歌，26篇理论性文章以及8篇文学评论和传记。
2、现代和当代外国文学作品
文研会十分重视译介现当代外国文学。文研会领导人物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说：“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声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而《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中也明确地写着：“我们在这个丛书中，所介绍的世界文学作品，只限于近代的。”
文研会认为译作有两个功能。一是介绍进步思潮。另一是为建设新文学提供文学模式。基于这两个目的，文研会翻译了很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比如，在翻译俄国文学时，他们注重翻译契科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在翻译法国文学时，他们很关注莫泊桑、法朗士、福楼拜。而英国文学，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王尔德和拜伦。这些作家都生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对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青睐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对文研会译介活动的影响。
三、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影响的有限性
然而，意识形态的操纵力量并不是绝对的。当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时，往往会出现不同的选择。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文研会成员朱湘早期文学生涯中翻译了罗马尼亚的诗歌。同时，由于他对浪漫主义诗学的推崇，朱湘翻译了许多浪漫主义诗人如雪莱、济慈的诗作。此外，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史诗不多的状况，他还“刻意于长篇叙事诗歌的译介”（张旭，2004：3）。可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控制并非绝对。
四、小结
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影响，能帮助我们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活动，也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在翻译活动中，文研会很注重对俄罗斯文学、被压迫民族文学和世界现当代文学的译介。这一文本选择倾向与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有很大关系。然而，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不像Lefevere宣称的那样绝对，也会受到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反抗。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范祥涛，刘全福. 论翻译选择的目的性[J].中国翻译，2002，（6）：26.
[3]沈雁冰.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引言[A]. 贾植芳.文学研究会资料[C].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343-347.
[4]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 2003，（5）：16-23.
[5]王占斌，陈海伦.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争论谈起[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9）：65.
[6]张旭. 文化外求时期朱湘的译诗活动考察[J]. 外语与翻译，2004，（3）：1-11.
作者简介：汤婷（1989.1——）， 女， 河南南阳， 郑州科技学院. 研究生（2011级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
论与实践。
【关键词】文学研究会 意识形态 翻译 文本选择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文学社团以及最早的翻译社团，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文研会）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和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研会译介了大量的西方作品，把西方的文学、思想和文化介绍到中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影响巨大。
一、意识形态与翻译活动
操纵学派的代表人物Andre Lefevere 提出，影响翻译活动的主要有三个因素：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意识形态是“社会应该或者必须是什么样的”（Lefevere，2004：14）。意识形态涵盖的范围很广，可以指关于人类经验和外部世界的解释性的综合理论，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重要社会团体的信仰和观念。
操纵学派认为，包括翻译在内的一切改写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翻译不仅仅是实现语言符号层面的转换，它还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例如，在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广泛吸收外国文学和思想的新文学运动背景下诞生和积极活动的文研会，大量译介了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服务的文艺理论和文学，为中国革命斗争和人性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占斌，2011：65）。
二、意识形态对文研会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沈雁冰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说：“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这应该是更注意些的目的。”对他来说，翻译是社会进步的指导性工具，而译者是新知识和文学模式的传递者。一九二一年五月上海的《文学旬刊·宣言》说文研会的译介活动是要“一面努力介绍世界文学到中国，一面努力创造中国的文学，以贡献于世界的文学界”。以上两段材料充分说明了文研会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和态度。文研会的意识形态可以概括为：一是介绍世界进步思潮为当时的民族民主革命服务，二是译介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为建设中国新文学服务。这一意识形态也与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吻合。
“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可以这样说，从材料的选取到词汇的运用，翻译行为的每一个阶段无不涉及对多种选择的确定”（范祥涛，2002：26）。翻译行为的发起者在选取翻译材料时不是盲目的，他在考虑材料选自的国别和作者时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Gideon Toury在考察希伯莱文学翻译时就发现影响翻译选材最大的是意识形态。
文研会选择翻译文本时注重以下几点：
1、注重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和被压迫民族文学
1921-1923年期间，几乎每一期的《小说月报》上都发表有俄国小说的译作，在数量上也远远多于来自其它的国家的译作。一九二一年九月，《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专号，全方位介绍了俄国文学的发展历程。1921-1931年，文研会先后译介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安特列夫、阿尔志跋绥夫、陀思妥也夫斯基、爱罗先珂、高尔基等俄国近现代最主要的作家，在杂志上刊登了从俄国翻译过来的125部小说，13篇诗歌，26篇理论性文章以及8篇文学评论和传记。
2、现代和当代外国文学作品
文研会十分重视译介现当代外国文学。文研会领导人物郑振铎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中说：“文人们必须和时代的呼声相应答，必须敏感着苦难的社会而为之写作”。而《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中也明确地写着：“我们在这个丛书中，所介绍的世界文学作品，只限于近代的。”
文研会认为译作有两个功能。一是介绍进步思潮。另一是为建设新文学提供文学模式。基于这两个目的，文研会翻译了很多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学作品。比如，在翻译俄国文学时，他们注重翻译契科夫、屠格涅夫、契诃夫、阿尔志跋绥夫的作品。在翻译法国文学时，他们很关注莫泊桑、法朗士、福楼拜。而英国文学，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王尔德和拜伦。这些作家都生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对现当代外国文学作品的青睐充分体现了意识形态对文研会译介活动的影响。
三、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影响的有限性
然而，意识形态的操纵力量并不是绝对的。当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时，往往会出现不同的选择。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文研会成员朱湘早期文学生涯中翻译了罗马尼亚的诗歌。同时，由于他对浪漫主义诗学的推崇，朱湘翻译了许多浪漫主义诗人如雪莱、济慈的诗作。此外，考虑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史诗不多的状况，他还“刻意于长篇叙事诗歌的译介”（张旭，2004：3）。可见，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控制并非绝对。
四、小结
探讨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影响，能帮助我们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活动，也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在翻译活动中，文研会很注重对俄罗斯文学、被压迫民族文学和世界现当代文学的译介。这一文本选择倾向与意识形态的操纵作用有很大关系。然而，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并不像Lefevere宣称的那样绝对，也会受到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反抗。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范祥涛，刘全福. 论翻译选择的目的性[J].中国翻译，2002，（6）：26.
[3]沈雁冰. 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引言[A]. 贾植芳.文学研究会资料[C].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343-347.
[4]王东风.一只看不见的手——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J]. 中国翻译， 2003，（5）：16-23.
[5]王占斌，陈海伦.文学翻译文本的选择——从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关于翻译的争论谈起[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1，（9）：65.
[6]张旭. 文化外求时期朱湘的译诗活动考察[J]. 外语与翻译，2004，（3）：1-11.
作者简介：汤婷（1989.1——）， 女， 河南南阳， 郑州科技学院. 研究生（2011级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
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