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8年4月7日，“白头盔” （叙利亚民防组织，Syrian Civil Defence）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和照片，称反对派坚守的叙利亚大马士革东古塔地区遭到沙林毒气攻击。此次疑似化武袭击最终引发了4月14日凌晨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的“精准”军事打击。数周后，俄罗斯对化武袭击的视频和照片提出“造假”的指证，称已找到“白头盔”自编自导拍摄上述视频的“演播室”。
等等，这一切似曾相识，不是吗？
2003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在联合国陈述时，出示的“可靠信息来源”是一组经过PowerPoint软件标记的照片。其中一张在一座没有任何特征的建筑上标注了“化学武器掩体”的标签，旁边形似车辆的图形被标注为净化车。2003年3月19日，来自挪威的武器检查员尤恩·斯列侯姆（Jorn Siljeholm）告诉美联社记者，图上被标注为净化车的东西实际上是水槽车，但为时已晚。19日深夜，联军部队轰炸了巴格达，开启了第二次海湾战争。
图像成为战争双方“有利”武器，虽然它不会直接造成身体的伤害。“9·11”后，被视觉文化学者威廉·米歇尔（William J. Mitchell）称为“图像战争”的时期悄然拉开帷幕。
事实上，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白头盔”声称“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从事人道主义救援”的行动就一直受到“摆拍”的质疑。最为人熟知的是2016年8月，5岁男孩奥姆兰带着满身灰土和血迹呆坐在救护车橙色座椅上的照片，它“俘获”了所有人。但随后，奥姆兰的父亲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表示：空袭发生后，“白头盔”从他手中夺走奥姆兰、塞进救护车，他并不确定袭击是否是叙政府军的行动，只知道“白头盔”利用了他的儿子。
戏剧性地是，俄罗斯在2018年4月提供的有关“白头盔”造假的证据，很快也被揭发为“造假”。所谓的“演播室”是一位叙利亚导演在拍摄一部“反映‘白头盔’是虚伪组织”的电影摄制现场，电影的名字叫做《Revolution Man》。作为“造假”证据的剧照，正是这位导演上传到社交媒体的。当然他只是作为电影宣传的一种方式，却被有心人借用了。
叙利亚化武危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国际问题专家纷纷出来解读真相。但对于并不想深究的普罗大众来说，这些被精心挑选的图像在第一时间赢得了它们的胜利。
人们对“照片即真相”的信念，自1839年以来，在维系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数字技术时代，从照片的拍摄、制作到传播、使用，整个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更易于被人为操纵，也变得更为隐蔽。
混乱的抢救室里，数位医护人员紧紧围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误伤的男孩进行抢救。一位乔装成医生的俄罗斯特工透过布帘连续按下快门，并在离开医院的路上，挑选了一张医护人员恰巧远离病床的照片，配以“FBI任由男孩失血死亡”的标题发布到网络上。事情还没有结束，他迅速激活了在美国境内招募的数百位潜伏的情报员，借由他们在社交媒体的转发，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推动事件发酵。美国當局立即辟谣，但这张被网民认为“真实”“合乎逻辑”的照片还是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为将刚刚就任的美国总统拉下马埋下了舆论的种子。
这是今年上映的美剧《国土安全》（Homeland）第7季里的情节，但它所影射的是如此逼真的现实：子虚乌有的图像通过被精心控制的链条塑造成一种“真相”，引导舆论，改变政策走向。
在威廉·米切尔看来，这些“伪造”的照片之所以能取得大众的信任，是因为人们判断合理性的能力并非简单地得自固有的常识，它实际上是由我们在话语中所处的位置所构建的，并且受制于我们存储相关事实的局限。就像1976年，布满岩石的火星特写照片发表时，我们几乎没有相关知识可以进行交叉验证，只能选择相信。聪明的欺骗者便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无知”。
因此，让深谙国际事务运作的官员都深陷泥潭的套路，又怎会轻易被大众识破。事实上，即便是身边习以为常的视觉经验，也会借由数字技术重新装扮一番骗过我们的眼睛。
今年5月7日，山西运城临猗县政府发布了一则声明：近日，多个电商平台利用打“悲情牌”营销临猗苹果，给当地果业品牌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据临猗县政府调查，平台所选用的视频、图片均拍摄于2016年以前，有的通过“摆拍”刻意营造果农贫苦形象。
主打“悲情牌”是近年来电商惯用的一种营销方式。在一家电商平台上，同一位老农的头像被多个商家用于销售滞销苹果、滞销甜瓜、滞销野生小笋等不同商品。
这位被网友称为“卖什么都滞销的‘滞销大爷’”的照片，是由甘肃摄影师柳渊拍摄的。2018年5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柳渊表示，老农的照片拍摄于2011年6月，是他和朋友开车路过一处村庄时有感而“拍”的，他记不清老人为什么会是一副“愁苦”的表情：“老人当时正在菜地里做农活，并没有提到蔬菜滞销的情况。”后来，摄影师将这组照片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中，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这张照片被商家滥用。
摄影师镜头中原本语义模糊的照片，被商家用“爱心义卖”赋予了明确的指向。相比为政治服务的骗局，滥用“滞销大爷”的套路要简陋的多，一些商家甚至来不及编造一个有名有姓的故事，仅用一张没有技术含量的拼贴照片、一个煽情的标题，便让不少善良的买家付出了爱心。图像的获取与使用，在民间变得更为直接而粗暴。
而这样的能力与需求如今被每一个人所拥有。1888年，第一台面向大众的廉价相机上市后，相机不再只是精英阶层的玩物，互联网也将曾经被特权把持的视觉资源、观看的自由、制作和传播图像的权利，从理论上赋予了每一个人。人们惊喜地发现获得了一种操纵图像的能力，自拍、美颜、虚假生活，毋需多言，照片代替我们成为了一个崭新的自己。
然而在这样一个人人发声的世界里，不但特权阶级维持对公共和个人记忆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个人想要清晰地分辨出自己的声音也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我们欺骗着别人，也被自己欺骗。 “照片即真相”的客观性在众声喧哗中一点点坍塌。更可悲的是，看似给予了我们无限自由的数字技术，往往成为了被操纵的工具。随着互联网不断浸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所见的世界越来越被准确地计算和控制。我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真相，不过是大多数人对可见的世界选择的一种解读而已。
等等，这一切似曾相识，不是吗？
2003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声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在联合国陈述时，出示的“可靠信息来源”是一组经过PowerPoint软件标记的照片。其中一张在一座没有任何特征的建筑上标注了“化学武器掩体”的标签，旁边形似车辆的图形被标注为净化车。2003年3月19日，来自挪威的武器检查员尤恩·斯列侯姆（Jorn Siljeholm）告诉美联社记者，图上被标注为净化车的东西实际上是水槽车，但为时已晚。19日深夜，联军部队轰炸了巴格达，开启了第二次海湾战争。
图像成为战争双方“有利”武器，虽然它不会直接造成身体的伤害。“9·11”后，被视觉文化学者威廉·米歇尔（William J. Mitchell）称为“图像战争”的时期悄然拉开帷幕。
事实上，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白头盔”声称“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从事人道主义救援”的行动就一直受到“摆拍”的质疑。最为人熟知的是2016年8月，5岁男孩奥姆兰带着满身灰土和血迹呆坐在救护车橙色座椅上的照片，它“俘获”了所有人。但随后，奥姆兰的父亲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表示：空袭发生后，“白头盔”从他手中夺走奥姆兰、塞进救护车，他并不确定袭击是否是叙政府军的行动，只知道“白头盔”利用了他的儿子。
戏剧性地是，俄罗斯在2018年4月提供的有关“白头盔”造假的证据，很快也被揭发为“造假”。所谓的“演播室”是一位叙利亚导演在拍摄一部“反映‘白头盔’是虚伪组织”的电影摄制现场，电影的名字叫做《Revolution Man》。作为“造假”证据的剧照，正是这位导演上传到社交媒体的。当然他只是作为电影宣传的一种方式，却被有心人借用了。
叙利亚化武危机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国际问题专家纷纷出来解读真相。但对于并不想深究的普罗大众来说，这些被精心挑选的图像在第一时间赢得了它们的胜利。
人们对“照片即真相”的信念，自1839年以来，在维系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数字技术时代，从照片的拍摄、制作到传播、使用，整个链条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更易于被人为操纵，也变得更为隐蔽。
混乱的抢救室里，数位医护人员紧紧围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误伤的男孩进行抢救。一位乔装成医生的俄罗斯特工透过布帘连续按下快门，并在离开医院的路上，挑选了一张医护人员恰巧远离病床的照片，配以“FBI任由男孩失血死亡”的标题发布到网络上。事情还没有结束，他迅速激活了在美国境内招募的数百位潜伏的情报员，借由他们在社交媒体的转发，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推动事件发酵。美国當局立即辟谣，但这张被网民认为“真实”“合乎逻辑”的照片还是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为将刚刚就任的美国总统拉下马埋下了舆论的种子。
这是今年上映的美剧《国土安全》（Homeland）第7季里的情节，但它所影射的是如此逼真的现实：子虚乌有的图像通过被精心控制的链条塑造成一种“真相”，引导舆论，改变政策走向。
在威廉·米切尔看来，这些“伪造”的照片之所以能取得大众的信任，是因为人们判断合理性的能力并非简单地得自固有的常识，它实际上是由我们在话语中所处的位置所构建的，并且受制于我们存储相关事实的局限。就像1976年，布满岩石的火星特写照片发表时，我们几乎没有相关知识可以进行交叉验证，只能选择相信。聪明的欺骗者便可以充分利用这种“无知”。
因此，让深谙国际事务运作的官员都深陷泥潭的套路，又怎会轻易被大众识破。事实上，即便是身边习以为常的视觉经验，也会借由数字技术重新装扮一番骗过我们的眼睛。
今年5月7日，山西运城临猗县政府发布了一则声明：近日，多个电商平台利用打“悲情牌”营销临猗苹果，给当地果业品牌形象造成了严重影响。据临猗县政府调查，平台所选用的视频、图片均拍摄于2016年以前，有的通过“摆拍”刻意营造果农贫苦形象。
主打“悲情牌”是近年来电商惯用的一种营销方式。在一家电商平台上，同一位老农的头像被多个商家用于销售滞销苹果、滞销甜瓜、滞销野生小笋等不同商品。
这位被网友称为“卖什么都滞销的‘滞销大爷’”的照片，是由甘肃摄影师柳渊拍摄的。2018年5月，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柳渊表示，老农的照片拍摄于2011年6月，是他和朋友开车路过一处村庄时有感而“拍”的，他记不清老人为什么会是一副“愁苦”的表情：“老人当时正在菜地里做农活，并没有提到蔬菜滞销的情况。”后来，摄影师将这组照片上传到自己的博客中，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这张照片被商家滥用。
摄影师镜头中原本语义模糊的照片，被商家用“爱心义卖”赋予了明确的指向。相比为政治服务的骗局，滥用“滞销大爷”的套路要简陋的多，一些商家甚至来不及编造一个有名有姓的故事，仅用一张没有技术含量的拼贴照片、一个煽情的标题，便让不少善良的买家付出了爱心。图像的获取与使用，在民间变得更为直接而粗暴。
而这样的能力与需求如今被每一个人所拥有。1888年，第一台面向大众的廉价相机上市后，相机不再只是精英阶层的玩物，互联网也将曾经被特权把持的视觉资源、观看的自由、制作和传播图像的权利，从理论上赋予了每一个人。人们惊喜地发现获得了一种操纵图像的能力，自拍、美颜、虚假生活，毋需多言，照片代替我们成为了一个崭新的自己。
然而在这样一个人人发声的世界里，不但特权阶级维持对公共和个人记忆的控制变得更加困难，个人想要清晰地分辨出自己的声音也变得不那么容易了。我们欺骗着别人，也被自己欺骗。 “照片即真相”的客观性在众声喧哗中一点点坍塌。更可悲的是，看似给予了我们无限自由的数字技术，往往成为了被操纵的工具。随着互联网不断浸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所见的世界越来越被准确地计算和控制。我们一直努力追求的真相，不过是大多数人对可见的世界选择的一种解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