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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商周确立天帝观念之后，天人关系一直成为中国哲学尤其是先秦哲学的基础命题。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苟子的天人观既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又提出了不同的内容。苟子的天人观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与先秦其他儒家学者的思想不同，荀子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出天人相分和天地人相参的观点。要求人们“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作用。荀子独特的天人观理论和展开向度，不仅继承了儒家一贯的积极思考天人关系的传统，同时又有自己独树一帜的深刻内涵。
关键词：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93-03
“天人关系”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论争的重要命题之一，究竟是天主宰人，还是人主宰天以及人与天如何相处问题是诸家论争的焦点。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融会诸家思想，结合当时生产力的状况，提出新的天人观，极力使儒家天人观从形而上的伦理层面向具体实用的知识层面转化，他的天人观不仅关注社会道德层面，而且注重了人的自然属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天人相处的新的方法。
一、苟子天人观提出的背景
(一)时代背景
荀子生活于战国末年，这是一个大动荡同时伴随着大变革的时代。虽然奴隶社会制度仍垂死挣扎，但是随着春秋战国的不断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步确立，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众望所盼。与此同时，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大范围的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也为社会统一创造了前提。在这样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大步向前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其中包括荀子无不受到影响，重新审视天人问题。
(二)荀子之前天人观的演变
天人观念最早是由上古先民的宗教意识演化而来的，在原始先民的宗教意识中，天是一种支配自然现象的神秘力量，人类不仅依赖自然，并且必须服从自然神灵的意志。殷商时，上帝(天)不仅是风雨阴晴的主宰，战争胜负等的至上神，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如果说原始先民的“天”纯自然的主宰力量，殷商时，“天”的概念则打上社会性的烙印。小邦周取代了大殷商之后，天人观发生重大改变，周人以“天”代替了殷人的“上帝”，“天”虽然还是最高的人格神，但他已是一个带有赏善罚恶的道德功能。
在传统天人观瓦解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儒道为代表的新的天人观。孔子既承认天的权威，又认识到其客观性。孟子进一步发展孔子的思想，不过他更关注天的道德属性。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否定了天的超越性而将其理解为自然而然的存在。荀子一方面接受道家的自然观，将其看做自然而然的自然，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天道刚健有为，超越了道家消极的宿命论倾向，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独特的天人之学。
二、苟子的天人观思想
荀子的天人观是其整个哲学体系得以展开的基础，他对于“天”、“人”的诠释，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解，无不反映了荀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涵养和非凡的智慧。他看到了人与天具有不同的职责和使命，人既要“制天命”而又不能与天争职，既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名与天人之分”的深刻观点。
(一)天的涵义
首先明晰荀子对“天”的理解。荀子的“天”，是外在的客观自然界，是实体性的具体存在，而非超越性的道德存在。荀子的“天”同时是自然界运行变化的客观过程、状态和性质。荀子明确表示天就是外在自然世界的变化发展过程及所处的状态，“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能“行”即是天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天行有常”云云，即是说，自然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不因人的善恶而变更其运行。人的祸福吉凶不是天所主宰，而完全缘于人为。
总而言之，荀子的天是自然之天，它要么是“水旱”、“寒暑”之类的自然现象，要么则是“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之类的自然事物，这些都无任何神秘性可言。
(二)天人关系
1、天人相分
荀子在言及天人关系时明确提出要“天人相分”。所谓“分”，是指职分、功能有差别。天人相分是指天与人、自然与社会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存在，两种存在都各有其存在的法则，天不干涉人事，人也无法改变天道，天人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运行活动，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去试图控制对方。对于天的运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不受人事左右，天地并不因人的主观感情变化而变化。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社会治乱的原因在于社会内部，与自然现象无关，要想出现太平盛世，必须个人尽了该尽的职分，非往天上寻原因。
关于“天人之分”，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下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下不能祸。故水早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下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下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下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在荀子看来，“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阴阳风雨、四时变化，都同属于物质世界，即所谓“万物同宇而异体”。如上所述，天有天职分，人有人职分，人事的吉凶休咎从根本上说，并非取决于天，如果要把人类的福祉寄托在所谓“天”上，实在是一种徒劳之举。“名明于天人之分”就是让我们看到“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同的，我们应该顺天道而勤人事。
荀子的天人相分，一方面强调天是客观自然的存在，人是主观社会的存在，天人相分表现在主观之于客观、自然之于社会上的差别。另一方面，天囊括宇宙万物，是客观世界总体，人仅为万物之一，是有限的存在，有限的人无法超越无限的自然，天人之分，又体现着整体与部分，无限与有限，普遍与特殊的分立。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在中国古代认识史上第一次冲决了天命神学的堤坝，抹掉了“神”和“天”的神秘主义色彩，给天人关系以自然性的认识。
2、天地人相参
从“天人相分”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荀子更大限度上的将天与人相分别。荀子之前的思想家总是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受制于天，荀子却大力地抬高人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这是说天有运行生化的规律，地有生长万物的物力，人有治理社会的能力，三者共生而又不互相影响，此为“所以参”，人能与天、地并列为三，此为“能参”。人在天地面前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的(荀子也认识到人不能过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消极靠天，放弃人为，那是不明智的。这种人参天地的思 想比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更具积极意义。
制天命，参天地，包含了认知的因素在内，人对天的认识具有能动性，人能理性的把握天。在荀子看来，无论顺天，勘天还是参天，都离不开人对天的认识。人参天地的行为以认知天为基础，是自觉进行的，人只有正确的把握了天的规律，才可以合理地利用天。从认识的角度看待天人关系，使天人关系在他那里具有一丝主客体关系的意义。天人的一分一合，既分又合便是主客体的对立和统一，知天假物，即取得实践成果，达成认识目的，则说明天人相统一。
(三)处理天人关系的思想
荀子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理论特色便是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理应自然界或者促使其变化从而为人类服务。“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对“制”的不同理解引起了关于这段论述的两种不同解释：如果把“制”理解为“制服”，同时又含有改造、征服的意思的话，荀子就是在告诉我们，人与天各相独立，人不受制于天，人就应该努力地改造自然，进而掌控自然。另一方面，如果把“制”理解为“治理”的话，就是要认识、掌握自然规律，在正确“知天命”的条件下，在“天命”允许的范围内，“应之以治”。总之，天生人，人治天，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可参天、配天，自然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万物。
儒家的思想总是脉脉温情的，它不会要我们彻底地主宰自然，也不会要我们盲目地臣服于自然。笔者认为天人和谐相处在荀子这里也得到充分的体现。荀子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大儒，通过“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动思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不能一味的狂热崇拜天，而应把天看做自然物质而控制它；不能消极的对天歌功颂德，而应掌握自然的规律从而利用它；不能依天靠天等待天的恩赐，而应因时制宜改造它使其为我们服务；不能空想地去役使万物，而应合理的管理万物使其物尽其用；不能对待万物的生长急于求成，而应根据生长规律促进生长。这也是整个儒家对待人与自然时的内在品格，荀子的大贡献就在于他将天与人的关系分割的很清晰却又未割裂开来，看到了天与人的不同功能，同时又看到了天人相通的必然性，从而沿着儒家“天人合一”的一贯思路继续发展。荀子“天人相分”的观点要求人“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尽己之力，自求多福，不仅继承儒家积极地人生观立场，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学的一种丰富和发展。
在当时情况下，虽然经济社会有一定程度发展，人的主体地位开始凸现，但是生产力并不发达，封闭的生产方式使人们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对天产生敬畏、依赖的社会心理仍然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荀子主张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这些光辉思想无论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还是对国家的政治活动都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荀子；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1)02-093-03
“天人关系”是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论争的重要命题之一，究竟是天主宰人，还是人主宰天以及人与天如何相处问题是诸家论争的焦点。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儒学大师，荀子融会诸家思想，结合当时生产力的状况，提出新的天人观，极力使儒家天人观从形而上的伦理层面向具体实用的知识层面转化，他的天人观不仅关注社会道德层面，而且注重了人的自然属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天人相处的新的方法。
一、苟子天人观提出的背景
(一)时代背景
荀子生活于战国末年，这是一个大动荡同时伴随着大变革的时代。虽然奴隶社会制度仍垂死挣扎，但是随着春秋战国的不断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逐步确立，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已是大势所趋、众望所盼。与此同时，由于春秋战国以来大范围的民族融合，经济、文化的不断进步也为社会统一创造了前提。在这样一个经济、政治、文化都大步向前的时代，当时的思想家，其中包括荀子无不受到影响，重新审视天人问题。
(二)荀子之前天人观的演变
天人观念最早是由上古先民的宗教意识演化而来的，在原始先民的宗教意识中，天是一种支配自然现象的神秘力量，人类不仅依赖自然，并且必须服从自然神灵的意志。殷商时，上帝(天)不仅是风雨阴晴的主宰，战争胜负等的至上神，同时也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如果说原始先民的“天”纯自然的主宰力量，殷商时，“天”的概念则打上社会性的烙印。小邦周取代了大殷商之后，天人观发生重大改变，周人以“天”代替了殷人的“上帝”，“天”虽然还是最高的人格神，但他已是一个带有赏善罚恶的道德功能。
在传统天人观瓦解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儒道为代表的新的天人观。孔子既承认天的权威，又认识到其客观性。孟子进一步发展孔子的思想，不过他更关注天的道德属性。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否定了天的超越性而将其理解为自然而然的存在。荀子一方面接受道家的自然观，将其看做自然而然的自然，另一方面，也看到了天道刚健有为，超越了道家消极的宿命论倾向，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独特的天人之学。
二、苟子的天人观思想
荀子的天人观是其整个哲学体系得以展开的基础，他对于“天”、“人”的诠释，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解，无不反映了荀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涵养和非凡的智慧。他看到了人与天具有不同的职责和使命，人既要“制天命”而又不能与天争职，既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名与天人之分”的深刻观点。
(一)天的涵义
首先明晰荀子对“天”的理解。荀子的“天”，是外在的客观自然界，是实体性的具体存在，而非超越性的道德存在。荀子的“天”同时是自然界运行变化的客观过程、状态和性质。荀子明确表示天就是外在自然世界的变化发展过程及所处的状态，“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能“行”即是天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天行有常”云云，即是说，自然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不因人的善恶而变更其运行。人的祸福吉凶不是天所主宰，而完全缘于人为。
总而言之，荀子的天是自然之天，它要么是“水旱”、“寒暑”之类的自然现象，要么则是“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之类的自然事物，这些都无任何神秘性可言。
(二)天人关系
1、天人相分
荀子在言及天人关系时明确提出要“天人相分”。所谓“分”，是指职分、功能有差别。天人相分是指天与人、自然与社会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存在，两种存在都各有其存在的法则，天不干涉人事，人也无法改变天道，天人只能在各自的范围内运行活动，不能超出自己的范围去试图控制对方。对于天的运行，有其客观的必然性，不受人事左右，天地并不因人的主观感情变化而变化。对于人类社会来说，社会治乱的原因在于社会内部，与自然现象无关，要想出现太平盛世，必须个人尽了该尽的职分，非往天上寻原因。
关于“天人之分”，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下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下不能祸。故水早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下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下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下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在荀子看来，“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阴阳风雨、四时变化，都同属于物质世界，即所谓“万物同宇而异体”。如上所述，天有天职分，人有人职分，人事的吉凶休咎从根本上说，并非取决于天，如果要把人类的福祉寄托在所谓“天”上，实在是一种徒劳之举。“名明于天人之分”就是让我们看到“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同的，我们应该顺天道而勤人事。
荀子的天人相分，一方面强调天是客观自然的存在，人是主观社会的存在，天人相分表现在主观之于客观、自然之于社会上的差别。另一方面，天囊括宇宙万物，是客观世界总体，人仅为万物之一，是有限的存在，有限的人无法超越无限的自然，天人之分，又体现着整体与部分，无限与有限，普遍与特殊的分立。荀子的天人相分思想在中国古代认识史上第一次冲决了天命神学的堤坝，抹掉了“神”和“天”的神秘主义色彩，给天人关系以自然性的认识。
2、天地人相参
从“天人相分”的思想我们可以看出，荀子更大限度上的将天与人相分别。荀子之前的思想家总是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人受制于天，荀子却大力地抬高人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这是说天有运行生化的规律，地有生长万物的物力，人有治理社会的能力，三者共生而又不互相影响，此为“所以参”，人能与天、地并列为三，此为“能参”。人在天地面前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的(荀子也认识到人不能过分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消极靠天，放弃人为，那是不明智的。这种人参天地的思 想比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更具积极意义。
制天命，参天地，包含了认知的因素在内，人对天的认识具有能动性，人能理性的把握天。在荀子看来，无论顺天，勘天还是参天，都离不开人对天的认识。人参天地的行为以认知天为基础，是自觉进行的，人只有正确的把握了天的规律，才可以合理地利用天。从认识的角度看待天人关系，使天人关系在他那里具有一丝主客体关系的意义。天人的一分一合，既分又合便是主客体的对立和统一，知天假物，即取得实践成果，达成认识目的，则说明天人相统一。
(三)处理天人关系的思想
荀子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的理论特色便是在正确认识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理应自然界或者促使其变化从而为人类服务。“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对“制”的不同理解引起了关于这段论述的两种不同解释：如果把“制”理解为“制服”，同时又含有改造、征服的意思的话，荀子就是在告诉我们，人与天各相独立，人不受制于天，人就应该努力地改造自然，进而掌控自然。另一方面，如果把“制”理解为“治理”的话，就是要认识、掌握自然规律，在正确“知天命”的条件下，在“天命”允许的范围内，“应之以治”。总之，天生人，人治天，人凭借自己的努力，可参天、配天，自然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万物。
儒家的思想总是脉脉温情的，它不会要我们彻底地主宰自然，也不会要我们盲目地臣服于自然。笔者认为天人和谐相处在荀子这里也得到充分的体现。荀子作为先秦最后一位大儒，通过“制天命而用之”的能动思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不能一味的狂热崇拜天，而应把天看做自然物质而控制它；不能消极的对天歌功颂德，而应掌握自然的规律从而利用它；不能依天靠天等待天的恩赐，而应因时制宜改造它使其为我们服务；不能空想地去役使万物，而应合理的管理万物使其物尽其用；不能对待万物的生长急于求成，而应根据生长规律促进生长。这也是整个儒家对待人与自然时的内在品格，荀子的大贡献就在于他将天与人的关系分割的很清晰却又未割裂开来，看到了天与人的不同功能，同时又看到了天人相通的必然性，从而沿着儒家“天人合一”的一贯思路继续发展。荀子“天人相分”的观点要求人“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尽己之力，自求多福，不仅继承儒家积极地人生观立场，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学的一种丰富和发展。
在当时情况下，虽然经济社会有一定程度发展，人的主体地位开始凸现，但是生产力并不发达，封闭的生产方式使人们在强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无能为力，对天产生敬畏、依赖的社会心理仍然占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荀子主张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这些光辉思想无论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还是对国家的政治活动都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