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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耶鲁校园沐浴在冬日的初阳中。我的被自己称作“澄斋”（有张充和先生题署的额匾）的耶鲁办公室书案上，《渡口，又一个早晨》（以下简称《渡口》）的初始样书，就那样静静地躺卧在斑驳晨光里。
三十七八年前，我尚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一位高龄老童生，二十五岁做“大一”新生，二十九岁方“本科”毕业，却顶着“大学不准谈恋爱”的超强压力，公然和公开追求低班女生，陷入了此生最为激情澎湃却又最为受挫受伤、不是初恋却远胜初恋的一场感情漩涡之中（真正的初恋属于知青时代的“革命爱情”，却完全不在“爱情”状态）。1981年夏天，我随着刚刚确定关系的女友探访她的室友、闺蜜在粤西乡镇的家乡，自广州出发，踏上了一段乡野采风又体味着恋爱甜蜜的旅程。那时候，我怀里揣着一本封底印着“内部文学参考资料”的白皮书——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边城》，从书页里的“湘西”，走进眼下的“粤西”。与女友及她的女伴一起，穿粤西古城，汲西江泉浪，吃不尽却带不走的农家糍粑与荷叶饭，品不完却买不起的老坑紫石端砚。那一路的明媚风光和愉悦心情，最终就都化到了《渡口》的笔端下。旅途结束，我忽然接到《花城》杂志社的一个“笔会”通知：邀约我几天后到广州市郊一个名叫“筲箕湾”的休养胜地报到，参与到《花城》杂志社召集的“全国长篇小说写作笔会”中去。
“全国长篇小说写作笔会”？我闻之大惊。当其时，虽然我已有四五年的“知青作家”经历（这是笔会选择我的原因，我是当时广东唯一到会的人选），但毕竟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名新兵。我注意到，出席这个全国性笔会的已有众多当时名重一时的人物，如写《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张一弓、写《枫》的郑义等，他们的作品都曾轰动一时。而我，因为赶上了“末班车”而忙于学业，反而错过了在“伤痕文学”阶段大展拳脚的机会。在当时，我的短篇小说虽已发表过若干，却尚是“一文不名”，更没想过这么快就要“染指”长篇小说的陌生领域，《花城》笔会这道门槛，于我，实在是太高太高了！没想到，我的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反倒正中主办方的“下怀”。他们告诉我：《花城》确是在办全国第一个长篇笔会。当其时，刚刚走过“伤痕文学”大潮的新进作家们，确还在中、短篇的门槛边徘徊，作为号称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的《花城》（其余三个是《收获》、《当代》、《十月》），就是想开风气之先。“你的紧张感反而是对路的”，笔会主持者之一、后来成为《渡口》的责任编辑林贤治大哥对我说：“正是因为写长篇的门槛高，才形成了你们创新与突破的最大张力，才需要调度起你们的最高能量！”
筲箕湾大水库边的《花城》笔会，可谓极一时之选。我和郑义、祖慰、赵大年等几位天天傍晚在大水库的碧波间畅游横渡，入黑了就聚到江波的屋子里听他讲述各种与特异功能有关的灵异故事。其实玩闹归玩闹，大家当时心里都各自砰砰地敲着小鼓：长篇写什么？怎么写？！头些天，我像无头苍蝇一样瞎碰瞎撞，瞎读海聊，一筹莫展。这时候，点醒我、焕发我的，恰恰正是当时尚是文坛禁忌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边城》。这本不敢印上出版单位的“内部文学参考资料”，重新成为我在“筲箕湾”招待所的案头书和枕边书。沈从文从细微处透视世态、俯瞰时代的非凡笔力，一下子把我慑住了。从“湘西”边城到“粤西”边城——我刚刚结束的“爱之旅”，忽然闪出电光火石的灵感！记得，从广州出发坐长途车往粤西走的时候，车子走走停停，非常艰难地走出水网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几乎每过一道水就要耽搁在等候渡船的渡口码头，甚至有过等候一两个小时而无船可渡、在烈日下无所事事干耗时光的尴尬时刻。“渡口”于是成了跳进我长篇构思群里的第一个酵母，随即，粤西之行的许多细节——西江边杂沓凌乱的船家水楼，古城墙下高声调笑卖糍粑的红脸阿嫂，元宵节全城老少出动走老街“行运”的当地旧俗等，一时间全发酵了——呼啦啦活现眼前，呲溜溜长出了想象的翅膀！
我在日后的多种文字与访谈中，都曾言及写作《渡口》时，沈从文对我的巨大影响：
《渡口》的整个写作过程（1981年前后），可以说都是在亦步亦趋模仿沈从文——沈从文写湘西，《渡口》写粤西;《边城》写渡口与吊脚楼，《渡口》也写西江渡口与船家的水楼;甚至《边城》写赛龙舟，《渡口》也写赛龙舟。是沈从文唤醒了我对底层民俗的重视，以及启迪了我获得那么一种参与、进入而又凌虚、超越的阅世角度。这就开启了我日后写作《迷谷》、《米调》时的全新出发点。李陀说他完全看不出《迷谷》里受的沈从文影响，我欣慰于自己写《迷谷》时（1995年前后）其实已经“走出沈从文”了;而海外却有评论说，《迷谷》是“知青小说里的《边城》”，我则又暗暗窃喜——这倒是点破了《迷谷》写作构思中的某个奥秘。
完全没有构思腹稿，甚至也没有列出人物谱系以及任何写作提纲，《渡口》的开篇却异常顺利。串联在“渡口”这一意象之下，一个个人物卢公、吴琼、昌叔、金水、董莹子、曹老师等跃然而出。有些确有人物原型（如吴琼），更多的，却是从自己经历“文革”血火、“知青下乡”和“回城风潮”等的人生历练中感悟出来、想象出来，而自然而然、行云流水般涌动过来的人物形貌和故事走向。从此，二十多天的埋头写作可谓没日没夜，写得昏天黑地却也笑乐在其中，歌哭在其中（好几个段落确实写得我涕泪横流）。8月底，大概“筲箕湾”招待所原定的“笔会”日期很快完结，部分长篇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家已陆续离去。“笔会”后来移师到广州黄花岗附近的好像一个是部队招待所的地方，继續让剩余各人埋头写作。此时《渡口》已大致完成长篇的主体文字，我也正面临大学的1981年秋季开学，便只好留下大部分手稿给《花城》编辑部，匆匆赶回学校上课。
好消息很快传来，《渡口》全文将于1982年春天在《花城》连载，已经在寻找合适的插图画家等。对了，还有一个关节点需要言及，我的母校中山大学中文系，大概是当时（1978—1982）全国各大中文系中少数几个为七七级设写作专业的院系，指导老师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出版过轰动一时的、第一部描写新中国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的作者刘孟宇教授。1981年秋季开学，我本来只是想把《渡口》的完成初稿请一向关心、鼓励我的刘老师帮我看看，加以具体指点。不料刘老师读完，马上对我说：你这个长篇，可以直接作为你的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你再好好打磨润色一下，就可以交稿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开了这个头，日后中大中文系七七级有好几位同学（如蔡东士、骆炬等）都是以自己新创作的文学作品作为毕业论文呈交的。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当“《渡口》是广东的《芙蓉镇》”、“广东的《天云山传奇》”等的私下赞语陆续传到我耳里的时候，却引发了我内心另一场巨大的风暴。当其时，行将大学本科毕业的我，正面临一场命运攸关的人生选择：赴美留学，是命运之神此时突然扔给我的人生选项（具体说来，是得自两位造访中大的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的极力建议和推荐），一时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饼”。可是，与此同时，“你老兄是新时期知青作家中第一个发表长篇的人，只要《渡口》问世，你就可以趁热打铁一举成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这种时候，你怎么可以丢下现成的成名良机，转身离去！”又曰：“人一走，茶就凉呀！你這个学中文、写中文的人，自己的新长篇马上要发表，这种关键时刻，出国留学个什么劲呀！”质疑与劝阻，惶恐与徘徊，一时间遮天蔽地淹没了我，也噬咬着我、煎熬着我。“To be，or not to be”这个哈姆雷特之问，好几个月弄得我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走，还是不走？况且，更不必说，还有一位热恋中、却比我低年级不可能同行的女友依恋不舍的目光……
最终，我还是走了，说不上义无反顾，却是破釜沉舟。1982年春天，当时神州大地的出国留学大潮尚在引而未发的萌芽状态，我却一咬牙舍弃了小说“走红”的机缘，告别亲人和热恋中的女友，踏上了前路漫漫的去国长旅。
当《渡口》在1982年第二、三期《花城》杂志连载刊发时，我已经负笈西行。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出洋的自费留学生，此时正在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穷学生公寓里洗盘子以降低房费，甚至不得不到美国人家当减免食宿的“住家男佣”以维持学业，生存第一，学业第一，应付语言障碍及其文化冲击后的危机感、孤独感第一。至于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渡口》刊发后的反应如何，如何保持与编辑、作协及评论家的联系，还有后续的独立成书运作等，都全然顾不上了。果不其然，“人一走，茶就凉”，《渡口》果真就此成了我的文学长旅中的“迷途者”。因为从未成书，似乎问世降生后一直无波无澜，躺在岁月尘埃中默默消隐。
《渡口》当年成稿时，我年方二十七八，今天，却是“年过甲子”之人了！记得当时，编辑和最早的读者师友曾问过我：按年岁，“卢公”属于你的上一辈人，可小说文本中，其人物塑造却可触可感的;你写作时，可曾有真实的人物原型么？我答曰：没有。若有，也是由自己人生历练中见闻过的各种人物断片融合而成的。我当时没有明言：《渡口》中所引用的“卢公”与他挚爱的“吴琼”在其“中年之恋”中互赠的两首诗，其实，是借用的当时参加《花城》筲箕湾笔会的老诗人曾卓手书赠予我的诗句。为人行事低调谦和、内在里却乾坤浩荡、有着某种炽热坚韧的圣徒式品格的老诗人曾卓，按年龄，其实算是我的父辈，年轻时因卷入“胡风案”而半生坎坷。我们却在筲箕湾的碧水蓝天间乍一相遇，便成忘年交、莫逆于心，每每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曾卓老一再说：他从当时傻头傻脑、单纯如白纸的我身上，看见了年轻时代他自己的身影（当时我既没称他“老”，也没喊“老师”的习惯，他一概要我们以“曾卓”直呼他）。今天回头看去，我得承认，《渡口》“卢公”身上那种特立独行却视界高远、执着执拗却不失仁厚阳光的个性，也许确有着老诗人曾卓隐约的“原型”身影。至少在写作的当时，这种“原型”的模拟是不自觉的。然而今天，在暌违几十年后重读《渡口》，我在几次伏案欲泪的阅读震撼中，更惊怵地发现：“卢公”、曾卓与作者“我”之间，怎么竟似有隐隐的一脉相连？“卢公”乃“曾卓”么？或者，“卢公”里有“我”么？我既震惊于自己“少作”的幼稚和下笔粗疏——卢公、吴琼的苦涩浪漫和藕菱渡口芸芸众生的淳朴民风，写来都太理想化、田园化和粗线条式的简单化了！又震惊于这一切——怀一腔报国热情如若一张白纸傻头傻脑闯入诡谲世道的卢公，一若当初满腔热血投身革命却糊里糊涂落入“胡风集团”的曾卓，年纪轻轻就饱尝苦涩的世态炎凉与血火俱全的人生百味，却又始终不改初衷地御风而行，一仍独对人生渡口边的逝水如斯，也坚守如斯。这，难道不恰恰成了自己人生的隐喻、人生的映照以至人生的默写么！
岁月苍苍。如果按俗说，以三十年为一个世代的话，将近四十年前所写的《渡口》今天能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面世，真的是让“恍若隔世”这一成语，铁板钉钉地落到了“隔一个世代”的实处了。今天回头看去，用刘中国兄的话说，敝人是“为老儿子理胎毛”，我是欣悦有之，感怀有之，赧愧亦有之。作为“少作”的《渡口》，从文体构思到文字叙述，其稚嫩处、浅显处都是显而易见的。以致后来我创作的长篇《米调》和《迷谷》，让读者感到困惑“很不像从前的你”了。
“归来还是少年”。如果选择2018年汉语的“流量网红”句式，一定少不了这个“热词”。这，也恰恰是我校订完《渡口》的单行本之后，跃然跳进我脑海里的句子。此时刻，恰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渡口》恰恰记录的是“改开元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粤西山城渡口的众生相，堪称一幅近似“清明上河图”式的浮世绘图卷，留下了众多特定地属于那个时代的、也属于作者个人的生涩而鲜活的痕迹。甚至，我忽然又想起启迪了、“点醒”了《渡口》构思立意的沈从文了。几十年过去，冥冥中的命运之手，曾把我一次又一次地带到沈老先生身边。“不折不从，亦慈亦让;赤子其人，星斗其文。”这是沈从文的内妹、定居耶鲁多年而成为我的忘年师友的张充和先生所书，如今缕刻在沈墓碑石上的十六字誺文。怀土，厚德，坚持，守恒，沈从文不也正是这么一位“归来还是少年”、始终秉持赤子之心的“迷途者”么？这些“迷途者”历世变而不改初心，从旷野里取暖，在逆风中释放，于黑夜里燃烧，待黎明时再重新上路……
三十七八年前，我尚是中山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一位高龄老童生，二十五岁做“大一”新生，二十九岁方“本科”毕业，却顶着“大学不准谈恋爱”的超强压力，公然和公开追求低班女生，陷入了此生最为激情澎湃却又最为受挫受伤、不是初恋却远胜初恋的一场感情漩涡之中（真正的初恋属于知青时代的“革命爱情”，却完全不在“爱情”状态）。1981年夏天，我随着刚刚确定关系的女友探访她的室友、闺蜜在粤西乡镇的家乡，自广州出发，踏上了一段乡野采风又体味着恋爱甜蜜的旅程。那时候，我怀里揣着一本封底印着“内部文学参考资料”的白皮书——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边城》，从书页里的“湘西”，走进眼下的“粤西”。与女友及她的女伴一起，穿粤西古城，汲西江泉浪，吃不尽却带不走的农家糍粑与荷叶饭，品不完却买不起的老坑紫石端砚。那一路的明媚风光和愉悦心情，最终就都化到了《渡口》的笔端下。旅途结束，我忽然接到《花城》杂志社的一个“笔会”通知：邀约我几天后到广州市郊一个名叫“筲箕湾”的休养胜地报到，参与到《花城》杂志社召集的“全国长篇小说写作笔会”中去。
“全国长篇小说写作笔会”？我闻之大惊。当其时，虽然我已有四五年的“知青作家”经历（这是笔会选择我的原因，我是当时广东唯一到会的人选），但毕竟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名新兵。我注意到，出席这个全国性笔会的已有众多当时名重一时的人物，如写《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张一弓、写《枫》的郑义等，他们的作品都曾轰动一时。而我，因为赶上了“末班车”而忙于学业，反而错过了在“伤痕文学”阶段大展拳脚的机会。在当时，我的短篇小说虽已发表过若干，却尚是“一文不名”，更没想过这么快就要“染指”长篇小说的陌生领域，《花城》笔会这道门槛，于我，实在是太高太高了！没想到，我的这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反倒正中主办方的“下怀”。他们告诉我：《花城》确是在办全国第一个长篇笔会。当其时，刚刚走过“伤痕文学”大潮的新进作家们，确还在中、短篇的门槛边徘徊，作为号称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的《花城》（其余三个是《收获》、《当代》、《十月》），就是想开风气之先。“你的紧张感反而是对路的”，笔会主持者之一、后来成为《渡口》的责任编辑林贤治大哥对我说：“正是因为写长篇的门槛高，才形成了你们创新与突破的最大张力，才需要调度起你们的最高能量！”
筲箕湾大水库边的《花城》笔会，可谓极一时之选。我和郑义、祖慰、赵大年等几位天天傍晚在大水库的碧波间畅游横渡，入黑了就聚到江波的屋子里听他讲述各种与特异功能有关的灵异故事。其实玩闹归玩闹，大家当时心里都各自砰砰地敲着小鼓：长篇写什么？怎么写？！头些天，我像无头苍蝇一样瞎碰瞎撞，瞎读海聊，一筹莫展。这时候，点醒我、焕发我的，恰恰正是当时尚是文坛禁忌的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边城》。这本不敢印上出版单位的“内部文学参考资料”，重新成为我在“筲箕湾”招待所的案头书和枕边书。沈从文从细微处透视世态、俯瞰时代的非凡笔力，一下子把我慑住了。从“湘西”边城到“粤西”边城——我刚刚结束的“爱之旅”，忽然闪出电光火石的灵感！记得，从广州出发坐长途车往粤西走的时候，车子走走停停，非常艰难地走出水网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几乎每过一道水就要耽搁在等候渡船的渡口码头，甚至有过等候一两个小时而无船可渡、在烈日下无所事事干耗时光的尴尬时刻。“渡口”于是成了跳进我长篇构思群里的第一个酵母，随即，粤西之行的许多细节——西江边杂沓凌乱的船家水楼，古城墙下高声调笑卖糍粑的红脸阿嫂，元宵节全城老少出动走老街“行运”的当地旧俗等，一时间全发酵了——呼啦啦活现眼前，呲溜溜长出了想象的翅膀！
我在日后的多种文字与访谈中，都曾言及写作《渡口》时，沈从文对我的巨大影响：
《渡口》的整个写作过程（1981年前后），可以说都是在亦步亦趋模仿沈从文——沈从文写湘西，《渡口》写粤西;《边城》写渡口与吊脚楼，《渡口》也写西江渡口与船家的水楼;甚至《边城》写赛龙舟，《渡口》也写赛龙舟。是沈从文唤醒了我对底层民俗的重视，以及启迪了我获得那么一种参与、进入而又凌虚、超越的阅世角度。这就开启了我日后写作《迷谷》、《米调》时的全新出发点。李陀说他完全看不出《迷谷》里受的沈从文影响，我欣慰于自己写《迷谷》时（1995年前后）其实已经“走出沈从文”了;而海外却有评论说，《迷谷》是“知青小说里的《边城》”，我则又暗暗窃喜——这倒是点破了《迷谷》写作构思中的某个奥秘。
完全没有构思腹稿，甚至也没有列出人物谱系以及任何写作提纲，《渡口》的开篇却异常顺利。串联在“渡口”这一意象之下，一个个人物卢公、吴琼、昌叔、金水、董莹子、曹老师等跃然而出。有些确有人物原型（如吴琼），更多的，却是从自己经历“文革”血火、“知青下乡”和“回城风潮”等的人生历练中感悟出来、想象出来，而自然而然、行云流水般涌动过来的人物形貌和故事走向。从此，二十多天的埋头写作可谓没日没夜，写得昏天黑地却也笑乐在其中，歌哭在其中（好几个段落确实写得我涕泪横流）。8月底，大概“筲箕湾”招待所原定的“笔会”日期很快完结，部分长篇完成或未完成的作家已陆续离去。“笔会”后来移师到广州黄花岗附近的好像一个是部队招待所的地方，继續让剩余各人埋头写作。此时《渡口》已大致完成长篇的主体文字，我也正面临大学的1981年秋季开学，便只好留下大部分手稿给《花城》编辑部，匆匆赶回学校上课。
好消息很快传来，《渡口》全文将于1982年春天在《花城》连载，已经在寻找合适的插图画家等。对了，还有一个关节点需要言及，我的母校中山大学中文系，大概是当时（1978—1982）全国各大中文系中少数几个为七七级设写作专业的院系，指导老师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出版过轰动一时的、第一部描写新中国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乘风破浪》的作者刘孟宇教授。1981年秋季开学，我本来只是想把《渡口》的完成初稿请一向关心、鼓励我的刘老师帮我看看，加以具体指点。不料刘老师读完，马上对我说：你这个长篇，可以直接作为你的中文系本科毕业论文，你再好好打磨润色一下，就可以交稿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开了这个头，日后中大中文系七七级有好几位同学（如蔡东士、骆炬等）都是以自己新创作的文学作品作为毕业论文呈交的。 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当“《渡口》是广东的《芙蓉镇》”、“广东的《天云山传奇》”等的私下赞语陆续传到我耳里的时候，却引发了我内心另一场巨大的风暴。当其时，行将大学本科毕业的我，正面临一场命运攸关的人生选择：赴美留学，是命运之神此时突然扔给我的人生选项（具体说来，是得自两位造访中大的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教授的极力建议和推荐），一时甚至被许多人视为“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饼”。可是，与此同时，“你老兄是新时期知青作家中第一个发表长篇的人，只要《渡口》问世，你就可以趁热打铁一举成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这种时候，你怎么可以丢下现成的成名良机，转身离去！”又曰：“人一走，茶就凉呀！你這个学中文、写中文的人，自己的新长篇马上要发表，这种关键时刻，出国留学个什么劲呀！”质疑与劝阻，惶恐与徘徊，一时间遮天蔽地淹没了我，也噬咬着我、煎熬着我。“To be，or not to be”这个哈姆雷特之问，好几个月弄得我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走，还是不走？况且，更不必说，还有一位热恋中、却比我低年级不可能同行的女友依恋不舍的目光……
最终，我还是走了，说不上义无反顾，却是破釜沉舟。1982年春天，当时神州大地的出国留学大潮尚在引而未发的萌芽状态，我却一咬牙舍弃了小说“走红”的机缘，告别亲人和热恋中的女友，踏上了前路漫漫的去国长旅。
当《渡口》在1982年第二、三期《花城》杂志连载刊发时，我已经负笈西行。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出洋的自费留学生，此时正在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穷学生公寓里洗盘子以降低房费，甚至不得不到美国人家当减免食宿的“住家男佣”以维持学业，生存第一，学业第一，应付语言障碍及其文化冲击后的危机感、孤独感第一。至于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渡口》刊发后的反应如何，如何保持与编辑、作协及评论家的联系，还有后续的独立成书运作等，都全然顾不上了。果不其然，“人一走，茶就凉”，《渡口》果真就此成了我的文学长旅中的“迷途者”。因为从未成书，似乎问世降生后一直无波无澜，躺在岁月尘埃中默默消隐。
《渡口》当年成稿时，我年方二十七八，今天，却是“年过甲子”之人了！记得当时，编辑和最早的读者师友曾问过我：按年岁，“卢公”属于你的上一辈人，可小说文本中，其人物塑造却可触可感的;你写作时，可曾有真实的人物原型么？我答曰：没有。若有，也是由自己人生历练中见闻过的各种人物断片融合而成的。我当时没有明言：《渡口》中所引用的“卢公”与他挚爱的“吴琼”在其“中年之恋”中互赠的两首诗，其实，是借用的当时参加《花城》筲箕湾笔会的老诗人曾卓手书赠予我的诗句。为人行事低调谦和、内在里却乾坤浩荡、有着某种炽热坚韧的圣徒式品格的老诗人曾卓，按年龄，其实算是我的父辈，年轻时因卷入“胡风案”而半生坎坷。我们却在筲箕湾的碧水蓝天间乍一相遇，便成忘年交、莫逆于心，每每推心置腹，无话不谈。曾卓老一再说：他从当时傻头傻脑、单纯如白纸的我身上，看见了年轻时代他自己的身影（当时我既没称他“老”，也没喊“老师”的习惯，他一概要我们以“曾卓”直呼他）。今天回头看去，我得承认，《渡口》“卢公”身上那种特立独行却视界高远、执着执拗却不失仁厚阳光的个性，也许确有着老诗人曾卓隐约的“原型”身影。至少在写作的当时，这种“原型”的模拟是不自觉的。然而今天，在暌违几十年后重读《渡口》，我在几次伏案欲泪的阅读震撼中，更惊怵地发现：“卢公”、曾卓与作者“我”之间，怎么竟似有隐隐的一脉相连？“卢公”乃“曾卓”么？或者，“卢公”里有“我”么？我既震惊于自己“少作”的幼稚和下笔粗疏——卢公、吴琼的苦涩浪漫和藕菱渡口芸芸众生的淳朴民风，写来都太理想化、田园化和粗线条式的简单化了！又震惊于这一切——怀一腔报国热情如若一张白纸傻头傻脑闯入诡谲世道的卢公，一若当初满腔热血投身革命却糊里糊涂落入“胡风集团”的曾卓，年纪轻轻就饱尝苦涩的世态炎凉与血火俱全的人生百味，却又始终不改初衷地御风而行，一仍独对人生渡口边的逝水如斯，也坚守如斯。这，难道不恰恰成了自己人生的隐喻、人生的映照以至人生的默写么！
岁月苍苍。如果按俗说，以三十年为一个世代的话，将近四十年前所写的《渡口》今天能以单行本的形式重新面世，真的是让“恍若隔世”这一成语，铁板钉钉地落到了“隔一个世代”的实处了。今天回头看去，用刘中国兄的话说，敝人是“为老儿子理胎毛”，我是欣悦有之，感怀有之，赧愧亦有之。作为“少作”的《渡口》，从文体构思到文字叙述，其稚嫩处、浅显处都是显而易见的。以致后来我创作的长篇《米调》和《迷谷》，让读者感到困惑“很不像从前的你”了。
“归来还是少年”。如果选择2018年汉语的“流量网红”句式，一定少不了这个“热词”。这，也恰恰是我校订完《渡口》的单行本之后，跃然跳进我脑海里的句子。此时刻，恰值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日子，《渡口》恰恰记录的是“改开元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粤西山城渡口的众生相，堪称一幅近似“清明上河图”式的浮世绘图卷，留下了众多特定地属于那个时代的、也属于作者个人的生涩而鲜活的痕迹。甚至，我忽然又想起启迪了、“点醒”了《渡口》构思立意的沈从文了。几十年过去，冥冥中的命运之手，曾把我一次又一次地带到沈老先生身边。“不折不从，亦慈亦让;赤子其人，星斗其文。”这是沈从文的内妹、定居耶鲁多年而成为我的忘年师友的张充和先生所书，如今缕刻在沈墓碑石上的十六字誺文。怀土，厚德，坚持，守恒，沈从文不也正是这么一位“归来还是少年”、始终秉持赤子之心的“迷途者”么？这些“迷途者”历世变而不改初心，从旷野里取暖，在逆风中释放，于黑夜里燃烧，待黎明时再重新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