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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二十载，我已经忘了2000年的第一场雪降临于中原的大致时间，却清晰记得一个琐碎的细节。那个雪天的下午，同桌何启驴脾气发作，硬拉我去三里外的书店买余秋雨新书《霜冷长河》，说此书适合雪里买，夜里读。一路雪花乱飞，落进眼中，清寒之外，有一种久违的生涩。何启高歌《雪中情》，嗓音尖细，有如驴鸣。唱到后来，翻来覆去只有一句“雪中行，雪中行，雪中我独行……”，忽然他不唱了，扭头问我：你决定不考中文系了？
我怔在原地，呆若木鸡。
彼时我读高三，在我们县第二中学。二中的高中生大都是一中的淘汰品，底子差，学风劣，能考上大学便谢天谢地，哪敢挑肥拣瘦，嫌贫爱富。我的预期是安徽大学或安徽师范大学，高三那年，受班主任Y先生影响，一度想考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是他的母校——然而这个念想在荒芜的心底滋长不足一周，便告夭折。当时感觉是奢望，如今则知是虚妄，青春的念想，大抵如是。
高三前后，我纠结的不是考哪所大学，而是报何种专业。于我而言，大学可比人生的跳板，助我逃出囚笼般的县城，专业则意味着未来的方向：那时何其自信，以为只要努力，便可把握人生，事实上，握在手里的从来不是方向盘，而是一块布满裂纹的枯木，裂纹深处，写满命运的秘密。作为文学青年，起初自然决定学中文，退而求其次，历史也可，不料上路之后，发现这两个专业，一个让我无力，一个让我迷茫。无奈之下，转而考虑法律和新闻，陪何启雪天买书之际，正是最纠结的时刻。待我觉悟到后两个专业与前两个专业并无本质不同，则在大学之后，木已成舟，只能认命。
这四个专业的选择，出发点都是不切实际的正义感与一厢情愿的使命感。究其成因，除了那一腔至今都不曾熄灭的青春意气，则当归结于小城青年的贫乏与谵妄。彼时我已知网络时代奔涌而来，却不曾见过一台电脑实物，所谓上网，堪比上天;“跨世纪”的话语时有耳闻，我却没有在意过它的内涵，因其重要性绝不会高于我跨越高考的鬼门关;自由主义等概念也曾浮现于我的阅读视野，然而毫无吸引力，我更关心那些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名人如何在近代大变局中与世沉浮……与那个年头的许多小城青年一样，我这样的杂草，大抵隔绝于时代的精神花园之外，无论知识还是梦想，都落后潮流不止一个节拍，充满了被遗弃的气质。更悲哀的是，我们并无自知之明，依旧以未来的主人翁自居，由此而生的理想主义，最终不是泻药，就是毒药。
雪天过后不久，何启去合肥探亲，买了本正版《围城》，准备送给班花。回来他大发感慨：从县城到省城，不是隔了三百里，而是一个世纪，县城在旧世纪，省城则在新世纪。这厮平时说话，一贯东拉西扯，玩世不恭，如此严肃的论断，我还是第一次见，未免有些莫名惊诧。唯恐我不信，他举例道，我们这天天唱《背叛情歌》，人家早就不听了，现在流行《单身情歌》，歌手叫林志炫，是林志颖的弟弟，同父异母，所以长得不大像。我是乐盲，唯有点头。说罢他翻到《围城》最后一页——我怀疑这本书他只读了开头和结尾——在书上指画了好一番后道：我们县好比方家那口祖传的老钟，比北京时间慢了整五个钟头。这时我频频点头都不够用了，于是抬起头来，试图用仰慕的目光吞没他。
虽然比时代落伍了五小时，我们依然在苦苦追赶，如流星赶月，不舍昼夜。2000年春天，借助一本杂志的转载，我读到《火与冰》的断章，惊喜不已，大有相见若平生欢之感，暗地里将作者与余秋雨对比，觉得这位年轻的余姓作家才是我们应该效仿的对象——其时，《火与冰》已经出版两年，《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问世不久，争议如潮，然而我全不知情。在学校阅览室和南巷街头的书店，我断断续续读到几期《读书》，记住了一个叫摩罗的名字，他的文字，结合了激扬与厚重两种特质，令人难忘，至于他在表达什么，则无深刻印象——其时，《耻辱者手记》出版一年余，其所属的“黑马文丛”奔腾千里，风靡一时，却不曾眷顾我生活的小城……
在苦苦追赶时代的途中，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专业：首选法律，其次新闻。那年夏天填志愿，所有选择都不出这二者，Y先生建议加一条服从调配，我却不管不顾。何以如此决绝呢，至今说不上所以然。我曾试图以后见之明加以诠释，所得到的答案比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还要缺乏说服力。所幸我是一个虔诚的不可知论者，模仿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凡是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凡是不可知的事物，必须保持敬畏。
也许旁观者清，有一人比我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可惜高考之后，我们一拍两散，就此失联。记得《霜冷长河》序中，余秋雨说他在北京朋友家里见到一位异人，那人双目炯炯，对他逼视良久，说道：“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何启读罢嘎嘎怪笑，把这段话套在我身上，“十步之遥”改作“一步之遥”。然而，如今我们不知隔了多少步，甚至不知穷通，不知生死。我只能在深冬长夜的追忆之中，写下这两个小城青年的残缺故事：关于跨世纪，关于理想，关于友谊，关于命运。
選自《中国经营报》
我怔在原地，呆若木鸡。
彼时我读高三，在我们县第二中学。二中的高中生大都是一中的淘汰品，底子差，学风劣，能考上大学便谢天谢地，哪敢挑肥拣瘦，嫌贫爱富。我的预期是安徽大学或安徽师范大学，高三那年，受班主任Y先生影响，一度想考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是他的母校——然而这个念想在荒芜的心底滋长不足一周，便告夭折。当时感觉是奢望，如今则知是虚妄，青春的念想，大抵如是。
高三前后，我纠结的不是考哪所大学，而是报何种专业。于我而言，大学可比人生的跳板，助我逃出囚笼般的县城，专业则意味着未来的方向：那时何其自信，以为只要努力，便可把握人生，事实上，握在手里的从来不是方向盘，而是一块布满裂纹的枯木，裂纹深处，写满命运的秘密。作为文学青年，起初自然决定学中文，退而求其次，历史也可，不料上路之后，发现这两个专业，一个让我无力，一个让我迷茫。无奈之下，转而考虑法律和新闻，陪何启雪天买书之际，正是最纠结的时刻。待我觉悟到后两个专业与前两个专业并无本质不同，则在大学之后，木已成舟，只能认命。
这四个专业的选择，出发点都是不切实际的正义感与一厢情愿的使命感。究其成因，除了那一腔至今都不曾熄灭的青春意气，则当归结于小城青年的贫乏与谵妄。彼时我已知网络时代奔涌而来，却不曾见过一台电脑实物，所谓上网，堪比上天;“跨世纪”的话语时有耳闻，我却没有在意过它的内涵，因其重要性绝不会高于我跨越高考的鬼门关;自由主义等概念也曾浮现于我的阅读视野，然而毫无吸引力，我更关心那些被称作自由主义者的历史名人如何在近代大变局中与世沉浮……与那个年头的许多小城青年一样，我这样的杂草，大抵隔绝于时代的精神花园之外，无论知识还是梦想，都落后潮流不止一个节拍，充满了被遗弃的气质。更悲哀的是，我们并无自知之明，依旧以未来的主人翁自居，由此而生的理想主义，最终不是泻药，就是毒药。
雪天过后不久，何启去合肥探亲，买了本正版《围城》，准备送给班花。回来他大发感慨：从县城到省城，不是隔了三百里，而是一个世纪，县城在旧世纪，省城则在新世纪。这厮平时说话，一贯东拉西扯，玩世不恭，如此严肃的论断，我还是第一次见，未免有些莫名惊诧。唯恐我不信，他举例道，我们这天天唱《背叛情歌》，人家早就不听了，现在流行《单身情歌》，歌手叫林志炫，是林志颖的弟弟，同父异母，所以长得不大像。我是乐盲，唯有点头。说罢他翻到《围城》最后一页——我怀疑这本书他只读了开头和结尾——在书上指画了好一番后道：我们县好比方家那口祖传的老钟，比北京时间慢了整五个钟头。这时我频频点头都不够用了，于是抬起头来，试图用仰慕的目光吞没他。
虽然比时代落伍了五小时，我们依然在苦苦追赶，如流星赶月，不舍昼夜。2000年春天，借助一本杂志的转载，我读到《火与冰》的断章，惊喜不已，大有相见若平生欢之感，暗地里将作者与余秋雨对比，觉得这位年轻的余姓作家才是我们应该效仿的对象——其时，《火与冰》已经出版两年，《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问世不久，争议如潮，然而我全不知情。在学校阅览室和南巷街头的书店，我断断续续读到几期《读书》，记住了一个叫摩罗的名字，他的文字，结合了激扬与厚重两种特质，令人难忘，至于他在表达什么，则无深刻印象——其时，《耻辱者手记》出版一年余，其所属的“黑马文丛”奔腾千里，风靡一时，却不曾眷顾我生活的小城……
在苦苦追赶时代的途中，我终于确定了自己的专业：首选法律，其次新闻。那年夏天填志愿，所有选择都不出这二者，Y先生建议加一条服从调配，我却不管不顾。何以如此决绝呢，至今说不上所以然。我曾试图以后见之明加以诠释，所得到的答案比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还要缺乏说服力。所幸我是一个虔诚的不可知论者，模仿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凡是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凡是不可知的事物，必须保持敬畏。
也许旁观者清，有一人比我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可惜高考之后，我们一拍两散，就此失联。记得《霜冷长河》序中，余秋雨说他在北京朋友家里见到一位异人，那人双目炯炯，对他逼视良久，说道：“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何启读罢嘎嘎怪笑，把这段话套在我身上，“十步之遥”改作“一步之遥”。然而，如今我们不知隔了多少步，甚至不知穷通，不知生死。我只能在深冬长夜的追忆之中，写下这两个小城青年的残缺故事：关于跨世纪，关于理想，关于友谊，关于命运。
選自《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