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文学史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的评价不高,更有对其做整体“完全否定”的评价,然而,近日,在成都举行的“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共和国六十年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上,全国文学批评界的专家学者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为新中国60年文学“翻案”,不少观点动摇了文学史上的既定评价。
　　
　　雷达:为十七年文学正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雷达提出,应该重新评价新中国初期十七年文学。一般来说,在文学方向选择的过程中,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的繁盛,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地焕发活力,但是,“并非伟大的时代就一定能诞生伟大的作品和作家。有些很禁锢的时代,往往会出现很多有生命力的作品”。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文艺一直扮演为政治服务的角色,并且文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上都有严格的限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因此可供作家选择的题材范围非常小,这也是深刻的历史根源问题所致。”但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作家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能力?艺术还有没有它特殊的生存力呢?雷达认为是有的。“比方说《青春之歌》《红旗谱》……一个很豪华的名单。这些作品虽然有它的内在矛盾与局限性,有的甚至有硬伤,但是它们却在时间的长河中站住了。”作家自己的主体意识虽然部分被压抑,但仍不乏有些作家把自己的主体意识提升到非常可观的高度,绽放出夺目的光彩。雷达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还不如十七年中的作品。
　　由此,雷达提出了两个长期以来他在思索的问题。其一,政治视角的问题。其二,深入生活的问题。他同时感慨,十七年中,一些作家为了写一部作品,几经易稿,甚至耗尽毕生心血,这样的景况在现今文学写作中已不复存在。
　　
　　孟繁华:对现当代文学评价的标尺出了问题
　　
　　最近几年,对当代文学的否定成为一种主潮。一些思想界的人士如邓晓芒、丁东、崔卫平等,对当代文学更是做了根本性的否定,认为当代的中国作家没有担当,没有思想,认为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没有提供任何醒世的经验。德国汉学家顾彬也将“现代文学”比做“五粮液”,指认当代文学是“二锅头”。但在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孟繁华看来,这些批评的声音对当下的文学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并没有构成真正的批评,是一种“不及物”的批评。
　　孟繁华表示,“如果联系起百年中国文学的评价来说,这些批评的声音,评价现当代文学使用了两个尺度:他们在评价现代文学的时候,取的是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现代文学也有礼拜六、红玫瑰、张资平、十里洋场,因为有了鲁郭茅巴老曹,就能建构起一个伟大的现代文学史。但是当他们评价当代文学的时候,他们采取的是末流,把末流指认为当代文学。对现当代文学评价采取的不同尺度,造成了他们批评的不及物性质。”
　　孟繁华进一步提出,哪怕是现今的80后写手,有些起点都非常高,他们对语言、文体、作品结构、文学性质的认识,其起点不输于五四时期的很多大师。
　　
　　贺绍俊: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影响了现当代文学
　　
　　无论如何,当代文学并没有诞生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巨著,人们一直将原因归咎为时代与作家本身的原因。然而学者贺绍俊提出,要看到另一个根本性的原因,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对文学的影响。“现代汉语作为一种书面语,对应着古代文学的书面语——文言文,这两种语言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所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中,就出现了严重水土不服。”贺绍俊提出,文言文所积累起来的古代文学的典雅性、深邃性、精神深度、文化厚度都是文学性的重要通道,但是这一切却被革命性的行为中断了,致使现当代文学在上述几个要素上缺乏深厚基础,也使现当代文学在文学性的突破上造成了很大的局限性。
　　现代汉语的基本思维特征,贺绍俊认为是革命性和日常性,“革命性”并非来自白话文自身,而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新文化先驱把西方现代化的思维方式、逻辑方式和语言关系注入了白话文中;文言文不能完成思想革命的任务,日常生活的白话才能将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民众接受。所以,革命性所带来的宏大叙事和日常性所带来的日常生活叙事,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的两大叙事。
　　而文学走过这60年,贺绍俊认为,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如果不能克服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思维所带来的局限,不能和古代汉语的强大传统接续起来,吸收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吸纳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特征的独有的精神资源,我们的文学要往何处去呢”?
　　(选自10月21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