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也是我的老乡。如今在邵阳市郊区有一个蔡锷乡，我是他隔壁的隔壁乡的。蔡锷16岁远渡日本求学，始学经济，立志实业救国。一年后回来参加唐才成领导的自立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又走日本，投笔从戎入日本陆军成诚学校，后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21岁时以全校第二名毕业。29岁领导云南重九起义，光复云南。33岁率领护国军将士“再造共和”，34岁为四川督军。蔡先生之成在此我就不多说了，只不过先生之死，确为我中华之一大损失也，此乃绝对尔。其在人生的最高峰哑然去世，不仅在当时，就算在今日也让人叩足叹，仰天长叹先生英年早逝。
　　先生死于1916年11月8日，其在1915年底即已发病。其在1915年11月22日呈袁世凯文中有，“自今年入秋，复觉脾胃不舒，饮食减少，时作咳嗽，也不成眠。近复感受秋燥，虚火上炎，以致喉痛失音，发热盗汗，诸症并作”。有人或说这是先生为了迷惑袁世凯使其批准其休假三个月到日本就医的谋计，其实不然。先生是真的病了，这可以从他自己及好友的记述中证明。如其在1916年6月28日致梁启超的电文中有，“锷喉病起自去冬出京以前，迄无疗治之余裕，念已成顽性，非就专门医院速为调治似难奏效”。1916年4月29致潘蕙英函（潘蕙英为蔡锷妻子）中有，“此病起自去冬，因国事奔驰，迁延未治，遂至缠绵，其来也渐，则医治亦难急切奏效也”。先生具体起病原因又见蒋百里的《蔡公行状略》“一日深秋，早起渡南海，欲疾风而喉痛剧，遂病”。这里所说的南海，应该是中南海的南海，而不是南中国海。这段话的真伪，无法考之，有可能为蒋百里杜撰，但也可能是蔡锷和蒋百里聊天通信时说起过，依蒋百里中国近代军神的名气和他与蔡锷的好友关系，这还是具有一定的可信性的。
　　咳嗽、失音、饮食减少、肿痛、痰多，发病一年即死。当时的一般记录是喉疾之死，但具体死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及信息所限，也有可能是喉癌所致。但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传染病（即喉结核），见于1916年11月份石陶钧致张孝准函：“松坡系传染病，火车船运载均其不便，且有损国体，请运动政府用兵船来接，如何？”石陶钧是当时陪同松坡在日本治病的好友，他的话有一定的可信性，但也有可能是为了让政府派船来接的托词。根据当时日本的医疗水平来看，也不见得能查出松坡的具体病因。但到底是喉结核还是喉癌？这两个病的症状确实差不多，如能找到1916年日本福冈医院的病历记录就知道了，不过其实这都是悲剧。
　　先生病情最重的时候也是其成就最大之时，当时先生带着有病之体，辗转到云南发起护国运动，开始时带领2000余云南护国军将士进攻袁世凯的爪牙陈宦的四川，于3万北洋军队戮战泸州、纳溪三月有余。虽然没有彻底击溃北洋军占领泸州，但使得北洋军最精锐的第7师8师龟缩于城内不敢出击。即便没被击溃，但也可说是被打残了。在此情景下，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湖南、黑龙江等省才敢陆续宣布独立，脱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使得袁世凯被迫放弃帝制，后又羞愧致死。先生的病也是在纳溪与袁军作战时劳累过度，环境艰难，心力憔悴无暇疗治疾病而致病情越发厉害，这可从先生的电文中查得。先生在1916年3月25日致潘蕙英（潘蕙英是蔡锷的妻子）函中有“予近来身体健适，第喉病尚未全愈。”，这说明先生的病还没好。又见4月29日致潘蕙英的函中有“予近月来颇为病所苦，两星期内喉病加剧，至不能发音，每至夜中，喉间痒痛，随而大咳”，从这可以得知先生的病已很严重。又见5月16日致潘蕙英函中所说，“予以喉病加剧，暂回永宁调养”。5月26号致潘蕙英函中有“予喉病忽松忽剧，自觉体质不如前数年之健”。这段时间先生的病情可能加重了很多，已不能在前线指挥，回到了后方修养（其实永宁离前线也不过几十公里），一段时间后，可能病情又有所好转，在5月30日致唐继尧等电文中有“锷喉病稍痊，痛楚已除，但发音尚低耳”。但没好多久，从六月十几号开始，病情一直加剧，见6月21致梁启超电文有“喉病日剧，殊痛楚，几于不能发音”。6月26日致梁启超电“锷喉中痛楚，入夜颇剧，就医诊治，当可望痊”。先生病情加重后，一直想东渡日本好好养病，因为他自己也清楚病情很严重了，也感到非常痛苦，但无耐混乱的中国情形让他无法脱身不管，这从他很多的电文中可以看出来。如在6月21致梁启超中有“旬日来，力求脱卸，东渡养疴，而未能韧然撒手”。六月二十几日梁启超为蔡锷从上海聘请了一位德国医生阿密思到四川泸州给蔡锷治疗。七月二日德国医生对蔡锷进行了治疗，但效果并不好，治疗后病情比原先更加严重，见7月5日致梁启超文中有“德医阿密思到泸后，连日诊治，砭药兼施，日来不惟无效，反觉痛楚加剧，食量顿减”。但直到此时蔡锷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个疾病的严重危险性，见7月11日致梁启超文中有“自度症候已由慢性而成顽固性，若再荏苒不治，纵无性命之虞，亦必成哑废”。7月28号致刘显世文有“第之思退，一以偿夙愿，一以病躯难胜繁剧，亟需趁时疗治，避免哑废”。此时先生认为最多可能也就是变哑巴，并没有意识到了生命危险。即便认识到了，也不一定能痊愈，但如果早日到医院去好好疗养，当不至于死得那么快。可惜四川一片混乱，中国一片混乱，这让先生不得不勉强留下来收拾局面。见7月12日致梁启超文“锷病必须转地疗养，已佚电辞职”。此时先生已被众人推为四川督军，但此时，先生已病入膏肓，半个月来“静居舟中”调养身体，见7月20号致梁启超文。蔡锷在万辞不就的情况下，拖着严重生病的身体于7月29日到达成都，但他已不能承担繁重的工作。半个月后，在将事情稍加安排妥当之后，蔡锷才请假3个月到上海或日本就医，九月初到达上海。不知道是在当时的哪家医院，但疗治几日，效果并不好，且医疗条件有限。几日后蔡锷即东渡日本求医，九月十四号到达日本福冈医院。见于9月22号致黎元洪电文中有“自到大学医院后，费久保，早稻两位博士医术精细，治疗恳切，调养适宜，当可速痊”，但先进的日本医疗水平也不能挽回蔡锷的生命，不到两个月后，就不治而亡。诚可叹也。
　　蔡锷去世时的详细情况，可见于石陶钧致张孝准函中有“初五、初六即呈险症，乃六日晚行注射后，初七日精神顿爽，并自谓前数日颇险，今日大快矣。夜间犹嘱写信上海买杏仁露。十时倾，气喘母直视，注射后稍安息。至八日午前一时，又因痰塞，喉断呼吸，继痰出，有呼吸，已极微弱。行人工呼吸法。静掩其目，平和安然而逝。嘱书遗电时，精神尚一丝不乱也，无一语及家事”。在蒋百里的蔡公行状略里也有记载：“十一月四日，食众人以瓜，且曰各人在，其一分也。语详遗电中。七日之早，望飞机，犹欣欣然有喜色，曰：今日愈矣。傍晚，命索食饵于湘中，十时，气益促。八日午前二时×”。石陶钧和蒋百里都是当时在蔡锷身边的人，张孝准和蒋百里及蔡锷都是同级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这两段话应该都是可信的。先生在十一月初五初六，病情就出现了很危险的情况，初六晚上打吊水或者也可能是打针了，具体打什么针那可能还得看100年前日本福冈医院的资料了。但初七可能感觉好了一点，早上看了飞机“欣欣然有喜色”“精神顿爽”，晚上还写信给上海的朋友买杏仁露。但在蒋百里的文中，却说“索食于湘中”想吃我们湖南的什么食物，可能是家乡邵阳的猪血丸子，又或者是长沙的臭豆腐。这也无从查证了，他临死之时，到底是想吃上海的杏仁露呢，还是家乡的特产？但我想初七可能是回光反照。八日上午，情况真是不好了，先是被痰堵住了喉管，通后呼吸已极微弱，行人工呼吸法，也未能得救，死于午前一时，大概也就是12点左右。
　　附录：蔡锷遗电，1916年至12月8号至国会和黎元洪等，锷病恐不起，谨口授随员等遗电陈：（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垦殤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临电哀鸣，伏乞慈鉴。四川督军兼省长蔡锷叩。庚。
　　蔡锷于民国六年4月12日国葬于长沙岳麓山，为中国近现代以来第一个享受国葬的人物。湖南还有一个名人，黄兴。也是死于当年，就在蔡锷死之前的四天，也就是1916年11月4号黄兴在上海去世，也是病死，不过是胃病，但也有说法是胃穿孔和胃出血。几天之间，湖南失去两位如此重量级的人物，不能不说是湖南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不过有意思的是，虽然黄兴先于蔡锷4天去世，但并没有享受国葬，可见黄兴在当时的社会影响确实不如蔡锷。如今在长沙的中心城区有两条路一条路被命名为蔡锷路，一条路叫黄兴路，两条路紧挨着并排着呈南北走向，黄兴路端塑黄兴着西装提衣跨立像，蔡锷路端塑蔡锷戎装骑马挎刀指挥塑。
　　作者简介：姚鹏，笔名：耕夫，湖南邵阳人，30岁，从事文史研究。02年至今，在《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晚报》等多家知名报刊杂志发表百余篇散文、杂文、影评、书评等各类文章，主要是文史类小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