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为了救人，党纪审查的目的不是要打垮一个党员，而是把他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去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让犯了错的党员干部主动交代。
　　限期交代开始增多
　　去年较早为“问题干部”创造条件的是贵州黔东南州。
　　当年2月，该州启动“铸廉行动”，發布《关于敦促有贪污贿赂行为的人员主动交代、自首的公告》，全面敦促有违纪违法行为的党员干部，于3月底之前主动投案。
　　一名纪委干部告诉记者，这种创造条件、限期交代的做法，十八大之前一些大案、要案中用得比较多，十八大之后基本就没用了。像这种发布公告、大范围明确使用的，还是去年才开始出现。
　　山西应该是第一个全省范围内为“问题党员干部”创造条件的。
　　对有问题的干部，山西省委明确了六个“区别对待”，其中包括对十八大之前发生问题和十八大以后的区别对待，对一般违纪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区别对待，对主动找组织交代和被组织调查了解的区别对待，对认错态度好和不相信组织的区别对待，等等。
　　随着新条例的实施、地方反腐机构的强调，这种限期交代方式在地方可能会越来越多。因为新条例中有从轻规定，限期交代从轻符合条例；而基层贪腐中随大流的情况不少，各地纪委力量不足时，限期交代不失为一种提高纪律审查效率的方式。
　　还有哪些机会？
　　创造机会主动交代与惩治腐败“零容忍”并不矛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的一贯方针。新条例也规定，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对违纪党员也可以在本条例规定的处分幅度以外减轻处分”。
　　一名纪委干部告诉记者，限期主动交代这个过程，未尝不是对“问题党员干部”党性锻炼和党的宗旨再教育的过程，从思想上触动挽救干部。
　　除了限期交代，去年以来，组织还给了“问题干部”哪些机会？
　　有些纪检监察机关会注意把握关键环节，敦促违纪人员主动到案交代问题。例如，对于初核环节，通过对被反映人进行初步调查，使相关涉案人员认识到自身问题，迫于形势，主动交代问题；在立案调查环节，形成强大震慑，敦促涉案人员主动交代问题。
　　谈话、提醒、函询也是“问题干部”主动交代的机会。
　　去年5月，中央纪委对反映干部问题线索的分类处置标准进行了调整，去掉了“留存”环节，增加了“谈话函询”环节。
　　一名地级市纪委书记曾告诉记者，2014年以来，他约谈县级干部的力度明显增加，到县区调研，晚上一般都是约谈当地领导班子成员。“有事就给他们一个主动交代的机会，没事就提提醒。”
　　这些不算正式的纪律审查，是不是就可以轻松对待了呢？其实不然。一名老纪检干部称，“此后如果该领导干部又被举报查实，证明了他此前向组织做出的说明不准确、有隐瞒、态度不负责任，那就可能从重处分。”
　　有些地方也会以“自首敦促会”的形式，提醒“问题干部”机不可失。
　　主动来、如实说、彻底退
　　一名纪检干部称，他们多会按照“主动来（到案）、如实说（交代问题）、彻底退（上缴违纪所得）”的标准，甄别违纪人员是否符合从轻、减轻处分的情形，依纪作出恰当处理。
　　有些党员干部在面对主动交代的机会时，却没有珍惜。
　　上述纪检干部曾参与一起案子，到了当地后，给出时间让有问题的干部来主动交代。“有些干部是要来，但是每天就是到纪委坐着，也不交代问题，问他，他就说，请组织指出他的问题，错失了机会。”
　　有些“问题干部”对这些机会完全不以为然。
　　去年底，中央纪委通报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白雪山被“双开”，其中就提到他“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也就是说，组织上给机会让他主动说明，他不以为意还嘴硬，最后走向今日之结局。
　　还有些干部把这些不当做机会，反而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换来的终究是从严惩处。
　　山西在给“问题干部”创造主动交代机会的时候，就要求写保证书，承诺对组织没有隐瞒。“如果今后发现瞒而不报的，会老账新账一起算。”
　　大同市环保局副主任科员、市环保宣教中心筹备组原组长刘守文等人，最近就因为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公然做出“如与事实不符，愿接受组织从重处理，并承担相应责任”承诺，对抗组织审查，被大同市纪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行政职务。
　　这种创造机会主动交代问题，是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体现，更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效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
　　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方式主要针对的是轻违纪问题、随大流的问题、十八大前的老问题等，但对于已涉嫌严重犯罪的，比如刘铁男，该法办的还是必须予以法办。同时，组织鼓励干部主动交代，但也要提防交代中避重就轻。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