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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李小忠感到头昏脑涨。
作为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村主任，他正在登门入户当“说客”。
前些天，蔬菜种植能手李建找到李小忠，希望到村里办蔬菜合作社。
李小忠当即表示支持。
却不想，当他到村民家中动员时，却被泼了一盆凉水。
“合作社，不就是‘空壳公司’？”
“隔壁村的合作社，大半要死不活。”
“除了统一买点农资，合作社还能干嘛？”
乡亲们不领情，李小忠很郁闷。
“这些年，合作社遍地开花，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李小忠说，“问题见多了，不少村民对入社也变得谨慎了。”
2013年7月16日，重庆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发布消息：截至6月底，全市已有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23695个，参合农户达329.1万户，比2008年分别增加了146%与88%。十年之间，重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成长迅猛。然而，在“量”激增的背后，渐入“青春期”的重庆农村合作经济，也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
创新模式破解空壳之困
“乡亲们有顾虑。”2012月8月初，李小忠找到李建诉苦。
李建决定亲自出马。
三天后，光明村村委会办公室，一场村民动员大会召开。
“我想成立新型股份制合作社——以土地入股有租金，以劳动力入社有工资，全程接受村民监督！”李建向村民宣布。
很快，有人心动了。
2012年8月11日，光明村农盈蔬菜种植股份合作社成立。当年，社员人均增收上万元。
“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单一，是重庆农村合作经济的第一大不足。”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专家骆东奇说，此“软肋”会造成双重困境：一是传统合作社组织模式以企业、大户为主导，农民收益渠道单一且分配形式不明，降低了社员积极性，造成合作社内部“割裂”；二是面对农业的季节性和分散性，此类组织形式“盈利点”少，造成合作社和市场“割裂”。内外交困下，合作社很容易沦为“空壳”。
李建的股份制组织模式，是突破第一重困境的有益尝试。
而程惠泽的“内部孵化”模式，则向第二重困境发起冲锋。
64岁的程惠泽是长寿区云台镇青云村人。2007年，他成立了骄骥农机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农机服务。
可是，当地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机需求市场分散零碎——靠“小打小闹”，骄骥农机合作社难以维持。
为扭转困境，程惠泽决心革新合作社组织模式，整合需求市场。
2009年，长寿区葛兰镇冯庄村，程惠泽指导当地农户建立了水稻专业合作社，再由水稻专业合作社与骄骥农机合作社平等协商，将水稻社员机耕业务“外包”给骄骥农机。
其后三年，程惠泽如法炮制，在长寿相继建起15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势力范围”覆盖长寿全区和垫江、梁平等地四万亩农田。
“二次合作”破解恶性竞争
2004年6月，梁平县合兴镇龙滩村。
柚子林间，张文辉已经站了很久。
作为梁平县龙滩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每天都会到柚林转悠。
这天，张文辉照常来到柚林，却看到了一块荒地——由于梁平柚产量激增，当地七大柚子专业合作社竞相降价，导致柚农入不敷出，不少柚农一气之下砍掉了柚子树。
“在市场盲目性驱动下，特色种养殖行业催生出一大批同质化合作社。”骆东奇说，由于缺乏协调，这些合作社彼此争食，削弱了特色农业品牌竞争力——这是重庆农村合作经济的第二大不足。
如何避免同质化造成的恶性竞争？张文辉给出了答案。
2004年底，张文辉在七大柚子专业合作社之间穿梭游说，力促昔日对手缔结盟约，共同组建了梁平龙滩柚协会，优质梁平柚价格从每个0.5元上涨到10元。
“通过建立合作联社、行业协会等高级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经济就能实现‘二次合作’。”骆东奇说，通过此类合作，农村合作经济就会从同室操戈变为抱团出海。
融资互助破解资金难题
2008年，巫山县，迪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地。
崭新的牛舍已经耸立起来。牛舍后，环绕着面积约2000亩的牧草基地。
一年前，迪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随后投资建立了牛舍和牧草基地。
基础设施竣工，合作社的资金也用光了。
为融资，合作社理事长多次找到银行，却始终未能如愿。
2010年，巫山有141个农村专业合作社，其中25%负债严重，另外50%由于资金不足成了“空挂社”——它们都未能及时获得贷款。
针对这个难题，一些农村合作社自筹资金，建立起一种全新合作形式——农村金融互助社。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过银行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由合作社、农民和企业自愿入股建立，为社员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的社区互助性金融机构。
“在东部发达农村，金融互助组织已经成为金融服务主渠道之一。”骆东奇说，而在重庆，这种合作经济形式才刚起步。
2011年12月1日，黔江区城东街道下坝社区。
三间临街门面上挂出一块牌子：城东诚信资金互助社。
上午9点，社员蒲光胜走进门面。两个小时后，他拿着两万元贷款走了出来。
一个月前，黔江三个专业合作社联合出资，建立了城东诚信资金互助社，力求通过自助摆脱融资之苦。
到2012年底，互助社已经累计放贷300万元，贷款余额97万元，帮助一大批生产型合作社渡过了难关。
在开县、万州等地，类似的资金互助合作社也悄然成立。
“和商业银行相比，农村资金互助社资金少，客户公信力也比较弱。”骆奇东说，“但由于深度贴近‘三农’，农村资金互助社服务效率高，在充分成长后，此类合作社的作用将进一步显现。”
作为涪陵区石沱镇光明村村主任，他正在登门入户当“说客”。
前些天，蔬菜种植能手李建找到李小忠，希望到村里办蔬菜合作社。
李小忠当即表示支持。
却不想，当他到村民家中动员时，却被泼了一盆凉水。
“合作社，不就是‘空壳公司’？”
“隔壁村的合作社，大半要死不活。”
“除了统一买点农资，合作社还能干嘛？”
乡亲们不领情，李小忠很郁闷。
“这些年，合作社遍地开花，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李小忠说，“问题见多了，不少村民对入社也变得谨慎了。”
2013年7月16日，重庆市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发布消息：截至6月底，全市已有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23695个，参合农户达329.1万户，比2008年分别增加了146%与88%。十年之间，重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成长迅猛。然而，在“量”激增的背后，渐入“青春期”的重庆农村合作经济，也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
创新模式破解空壳之困
“乡亲们有顾虑。”2012月8月初，李小忠找到李建诉苦。
李建决定亲自出马。
三天后，光明村村委会办公室，一场村民动员大会召开。
“我想成立新型股份制合作社——以土地入股有租金，以劳动力入社有工资，全程接受村民监督！”李建向村民宣布。
很快，有人心动了。
2012年8月11日，光明村农盈蔬菜种植股份合作社成立。当年，社员人均增收上万元。
“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单一，是重庆农村合作经济的第一大不足。”重庆工商大学教授、农村经济问题研究专家骆东奇说，此“软肋”会造成双重困境：一是传统合作社组织模式以企业、大户为主导，农民收益渠道单一且分配形式不明，降低了社员积极性，造成合作社内部“割裂”；二是面对农业的季节性和分散性，此类组织形式“盈利点”少，造成合作社和市场“割裂”。内外交困下，合作社很容易沦为“空壳”。
李建的股份制组织模式，是突破第一重困境的有益尝试。
而程惠泽的“内部孵化”模式，则向第二重困境发起冲锋。
64岁的程惠泽是长寿区云台镇青云村人。2007年，他成立了骄骥农机合作社，为种植户提供农机服务。
可是，当地以小农经济为主，农机需求市场分散零碎——靠“小打小闹”，骄骥农机合作社难以维持。
为扭转困境，程惠泽决心革新合作社组织模式，整合需求市场。
2009年，长寿区葛兰镇冯庄村，程惠泽指导当地农户建立了水稻专业合作社，再由水稻专业合作社与骄骥农机合作社平等协商，将水稻社员机耕业务“外包”给骄骥农机。
其后三年，程惠泽如法炮制，在长寿相继建起15个种植专业合作社，“势力范围”覆盖长寿全区和垫江、梁平等地四万亩农田。
“二次合作”破解恶性竞争
2004年6月，梁平县合兴镇龙滩村。
柚子林间，张文辉已经站了很久。
作为梁平县龙滩柚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每天都会到柚林转悠。
这天，张文辉照常来到柚林，却看到了一块荒地——由于梁平柚产量激增，当地七大柚子专业合作社竞相降价，导致柚农入不敷出，不少柚农一气之下砍掉了柚子树。
“在市场盲目性驱动下，特色种养殖行业催生出一大批同质化合作社。”骆东奇说，由于缺乏协调，这些合作社彼此争食，削弱了特色农业品牌竞争力——这是重庆农村合作经济的第二大不足。
如何避免同质化造成的恶性竞争？张文辉给出了答案。
2004年底，张文辉在七大柚子专业合作社之间穿梭游说，力促昔日对手缔结盟约，共同组建了梁平龙滩柚协会，优质梁平柚价格从每个0.5元上涨到10元。
“通过建立合作联社、行业协会等高级合作组织，农村合作经济就能实现‘二次合作’。”骆东奇说，通过此类合作，农村合作经济就会从同室操戈变为抱团出海。
融资互助破解资金难题
2008年，巫山县，迪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基地。
崭新的牛舍已经耸立起来。牛舍后，环绕着面积约2000亩的牧草基地。
一年前，迪力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随后投资建立了牛舍和牧草基地。
基础设施竣工，合作社的资金也用光了。
为融资，合作社理事长多次找到银行，却始终未能如愿。
2010年，巫山有141个农村专业合作社，其中25%负债严重，另外50%由于资金不足成了“空挂社”——它们都未能及时获得贷款。
针对这个难题，一些农村合作社自筹资金，建立起一种全新合作形式——农村金融互助社。
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过银行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由合作社、农民和企业自愿入股建立，为社员提供各类金融服务的社区互助性金融机构。
“在东部发达农村，金融互助组织已经成为金融服务主渠道之一。”骆东奇说，而在重庆，这种合作经济形式才刚起步。
2011年12月1日，黔江区城东街道下坝社区。
三间临街门面上挂出一块牌子：城东诚信资金互助社。
上午9点，社员蒲光胜走进门面。两个小时后，他拿着两万元贷款走了出来。
一个月前，黔江三个专业合作社联合出资，建立了城东诚信资金互助社，力求通过自助摆脱融资之苦。
到2012年底，互助社已经累计放贷300万元，贷款余额97万元，帮助一大批生产型合作社渡过了难关。
在开县、万州等地，类似的资金互助合作社也悄然成立。
“和商业银行相比，农村资金互助社资金少，客户公信力也比较弱。”骆奇东说，“但由于深度贴近‘三农’，农村资金互助社服务效率高，在充分成长后，此类合作社的作用将进一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