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英国约300万的儿童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英国政府近年来还削减了多子女家庭的福利，让部分家庭的收入锐减1/3以上。
　　在美国，约3000万人口罹患糖尿病，占美国人口的10%，其中1/4的人因负担不起胰岛素而面临死亡威胁—他们中间的部分人，要么去墨西哥买胰岛素，要么去其他欧洲国家蹭医保。
　　为什么英美不热衷于福利国家建设？对于这些移民国家来说，大概还是中国那句老话，“肥水不流外人田”。

沾满蜂蜜的“厚黑学”

　　“福利国家”在传统上是左派政党的理念，但在2017年，差一点成为法国总统的极右党魁玛丽娜·勒庞，却表示拥护“福利国家”体制。
　　二战以后1/4个世纪里，福利国家体制在西方实现并极速扩张，成为现在所有发达国家最不可或缺的制度—规模大且占公共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不少国人向往的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或者瑞士，都是典型的高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改变了西方几代人的命运。麦克·斯多里，一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老人曾给《卫报》写信说：“我，出生在1950年代，一个穷人家的孩子，父母都失业还有健康问题，家里没有厕所，也没有暖气，一个床上得挤4个人。但是在政府的福利政策下，我完成了我的学业，赚了足够的钱照顾我的家人，并且让我的小孩有所成就。”
　　然而，福利国家体制也并非面面俱到。2017年，830万英国人资不抵债，仍需借债度日。
　　工资收入是绝对不平等的，而福利国家体制，包含社会保险、养老金、职工补偿、育儿福利等，是契约社会针对不同阶级的社会资本再分配，旨在协助国民应对包括疾病在内的大小危机。
　　但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国家照顾国民，是因为国家和企业都需要健康的、情绪稳定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素质更好的人才。
　　福利再分配是减少贫困的重要因素，但福利国家体制并非每个人的“保姆”，它有选择性地主要照顾失业人口和老人，而不倾向于在其他边缘群体身上花钱，比如儿童、糖尿病患者或精神病病患等，就被排除开来。

　　中产阶级掌握了绝大多数话语权，也最后主宰了福利分配。

　　躺在福利体制下吸血的人也不少。比如，根据《时代》杂志报道，2017年，有些叙利亚难民被欧洲国家庇护以后，拿到政府的补助款，转眼就买了最新款的苹果手机。很多加拿大父母超生，也是为了靠孩子的奶粉钱补贴生活。
　　这些懒惰的“吸血鬼”，也是近年来福利体制紧缩的一个原因。而且他们暂时享有的福利，很可能在政党轮替以后就被砍掉了。其中较为知名的例子，是特朗普差点推翻奥巴马时期的“平价医疗法案”。

福利，抑或是一种阶级斗争？

　　福利国家存在的前提，是一个有效率而且强大的政府。它最先出现在19世纪末的北欧。因此，福利国家的诞生，并非是受俄国革命或者战争影响;但它后来的扩张，却是与此紧密相关。
　　北欧是目前福利制度推行得最好的地区，这跟其民族同质性强有关。毕竟都是一家人，雨露均沾。
　　而现在，北欧因为移民的问题，甚至出现了强有力的极右政党来推行反对移民的政策。在瑞典的极右政党，还有可能当权。
　　与之相似的是，1980年代以后，欧洲其他地区由于许多新移民，民族同质性降低，福利国家体制也逐渐被政府削弱。
　　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福利国家制度，都是二战后才开始推行的。这是因为战后，西欧重建和西欧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西方有钱了;再则是因为，出于冷战时期与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竞争，西方需要树立榜样。只是后来，只要那些国家遭遇经济危机，福利国家體制就紧缩。一紧缩，也不知道为什么，首当其冲的就是养老金。
　　从表面上看，社会福利再分配是对危机和运气的精算。
　　政府方面说，福利国家体制不是针对某个阶级，而是根据危机种类（疾病、衰老、残疾和失业等）分配。老人有养老金和健康保险，中产阶级有教育津贴和公立学校，农民有农业补助，工人有失业保险。
　　乍一听好像是众生平等了，然而，不同阶级分到的蛋糕有大小，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国家体制从诞生起，就伴随着阶级斗争。
　　整个20世纪，都是工人阶级在跟中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产阶级的特点是独立，工人阶级的特点是团结。
　　福利国家制度对“不幸”者最有利。如果不是战争和动乱也给中产阶级带来损失，中产阶级会觉得没必要跟其他阶级共分一杯羹。事实上，在刚刚结束欧洲二战的时候，欧洲大陆上的中产阶级曾因自信自己管控风险的力量，而拒绝了福利国家体制。但是之后，工人结成工会，走向政治舞台;一波又一波的工人运动，推动了福利国家的形成。
　　1960年代，西方世界各种运动高涨，但到70年代就土崩瓦解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推行，导致欧洲工厂被转移到第三世界，工人跟资本家没有了谈判的筹码，因为永远有国外更廉价的劳动力。工人的力量被瓦解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斗争的最后，是中产阶级掌握了绝大多数话语权，也最后主宰了福利分配。比如，美国的住房政策主要是为了保障中产阶级，甚至有许多中产阶级特有的福利是隐形的。

福利国家体制的转折点

　　全球化和IT革命，使得低教育程度的劳动力收入锐减，同时抬高了高技术人才的收入，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加剧。
　　随着工业时代进入后工业时代，经济增速降低，工资增速降低;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工作后，离婚率增加、单亲家庭增多，带来更多贫困问题;再加上老龄化，生育率下降，造成福利蛋糕的提供赶不上消耗。这些变化，导致了福利国家体制的改革。

　　丹麦和德国的福利分配占每户收入的50%，贫困率只有5%。

　　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将国家经济表现低迷归咎于福利国家体制。他们认为，福利国家的高税率，挫败了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所以从这个时期起，发达国家开始对福利国家体制动手了—砍经费和把公共开支转移到私企。
　　撒切尔政府曾颁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养老金绿皮书。该绿皮书规定，40岁以下男人和35岁以下女人失去了自己的养老金福利，但是他们要继续缴纳国家保险以维持已退休人士的养老金，同时他们还要被强制性转移到私立养老金计划中自己存钱以供自己养老。
　　绿皮书在1986年被内容相似但更宽松的白皮书取代。白皮书虽然没有取消养老金制度，但是依然降低了福利，并将国家公共财政压力转移给私人养老保险。特定的人群，比如寡妇，其福利甚至降低了40%。
　　里根时期则减少了公租房的兴建项目，降低了44%的住房补贴。一个“两个小孩、两个大人的美国家庭”获得的住房福利，从2804美元/年下降到1459美元/年，相当于打了半折。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改革，没有冲击到福利国家体制的根本，但改革后，两个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加剧。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影响，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发达国家的福利体制改革。一些政府开始呼吁个人为自己的退休存钱，而不是依赖国家。虽然整体而言，发达国家对福利体制的财政支出一直在提高，但这更多是受到通货膨胀和人口增加的影响。
　　如果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变得更艰难，美国也不会选出特朗普，欧洲也不会有极右势力抬头。

當代格局的“围城”

　　在社会福利再分配之外，资本主义社会还通过扩大国家机构来解决失业问题。比如，让一部分边缘群体，在国家机构（包括国企）中就业，诸如印度政府保留政府机关名额给低种姓的人。

　　但是随着全民失业率增加，某些国家的福利负担显得过重。而那些私企中的高收入群体，透过私人保险与投资，也跳脱了国家福利体制。国家不得不削减国企员工福利来维持社会福利体制。
　　这样，过去40年里，资本主义社会逐渐失衡了。
　　1980-1990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在0.2～0.25左右，是最平等的状态;而在2000-2010年，美国和意大利甚至上升到较为不平等的警戒值0.4。这显然就是福利国家体制的滑铁卢。
　　如今，丹麦和德国的福利分配占每户收入的50%，贫困率只有5%;而美国，这个声称“福利分配制度倾向于低收入家庭”的国家，福利分配占每户收入的不到10%，贫困率超过15%—已经接近发展中国家。
　　但是，衡量福利国家的标准并没有办法一刀切，因为彼此类型不同，各有利弊。比如，美国在公共教育中的福利再分配，比欧洲国家领先了整整两个世纪，因此成为全球教育大国。而教育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
　　早期福利国家的社会背景是：失业率低，老龄人口不多。现在的福利国家，面临新自由主义和紧缩主义，新移民、难民问题，以及老龄化问题等。再加上，全球化中西方国家不再是最大赢家，经济危机、国家破产，最近又是疫情，各国为了护住自己面前的一份蛋糕已经焦头烂额，也滋生了全球范围内的“排外”情绪。
　　但与此同时，在拉丁美洲和东亚，都出现了初级福利国家体制。尤其是在2010年，10个拉美国家和2/3的拉美人民都由左派领导。左派是福利国家体制的推进器，因此，进一步刺激了这些国家的福利国家体制的兴起。
　　本质而言，福利国家是一个悖论。如同钱钟书在《围城》里所说“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一样，享有特权的人从来不渴望社会平等，而未享有特权的人永远在渴望一个平等的社会。
　　责任编辑谢奕秋 xyq@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