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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是一个美好的意境，夫妻团圆，母子重逢，星熠鸟欢，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只可惜恩恩爱爱的日子落入故事里，仍是可望不可及的神话。
世间流传的曾经只是星斗符号。“织女”、“牵牛”见诸文字，最早是《诗经·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两者指的都是神化的星斗，虽然他们初具拟人化的形象，彼此却无情感关系，而且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织女不会织布，牵牛不会赶车，闪耀在天上人间说话不腰疼。进入《史记·天官书》，他俩仍然一闪一闪亮晶晶，没有什么私交，不过身份有了差异，一者是天庙祭祀的牲畜，一者是“天女孙也”。东汉班固作《西都赋》，说“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作《西京赋》，云“迺有昆明灵沼……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两处写左牵牛、右织女相隔云汉间，都用了上天星斗的自然状态指称人间胜景的实际事物。这些早期叙事，无论讽刺还是称颂，皆以人态形象直接对应地比附天空景观，所呈现的天神如同简单的符号，直观地承载着朴素的生活想象。
日积月累，文化嬗变。传及东汉末期的《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还抱怨如《大东》，说“牵牛不负轭”，转头《迢迢牵牛星》就变调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两颗星斗由原来抽象的符号被注入具体的情节，从而生动起来。他们各处天河的两边，心生情愫却无法依偎。这种在水一方的爱情想象接续了《诗经·蒹葭》的意境，无疑开拓了牵牛、织女可能的想象空间。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墓竹简云：“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早在秦国就有记载，牵牛、织女结合为夫妻只维持了三年。然而，是男弃女还是女弃家，却不得而知;因何而弃，更无从说起。也许民间传说一直在发酵牵牛、织女的星斗传奇，但是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待到《迢迢牵牛星》出现，两位天神才形成鲜明的个体意识，故事才成为真正人格化的叙事。
斯风撩人，曹植、曹丕都有诗篇歌咏牵牛、织女悲哀的爱情关系和分离状态。但是，星象观察表明他俩也有相会的日子。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曾言：七月七日，民间设酒脯时果等，祈请河鼓（即牵牛星）织女，二星神该当相会。西晋傅玄也在《拟天问》篇说“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两星相聚、七夕乞巧，星空的爱情开始酝酿甜蜜的滋味。至于这个爱情关系何时进化为夫妻关系，唐代李善注解的《文选·洛神赋》曾引曹植的《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就在爱情的言说中，婚姻不知不觉到来了。南北朝时期，梁代任昉编著的《述异记》则提供了一段完整的事迹：“天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之夫婿，自后竟废织衽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与牵牛相会。”他说，织女是天帝之女，经天帝安排嫁给牵牛，又因天帝愤怒，与牵牛离别，只能一年一会。同时期殷芸的《小说》有基本相同的记载。随着这些踵事增华，牵牛、织女越来越具有生活情趣，天空景观越來越成就文化象征。延及唐宋的文人墨客，不时对牵牛、织女的处境给予深情感怀。如杜甫的“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杜牧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直至宋朝创造了词牌“鹊桥仙”，秦观写出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言之咄咄，大家说的仍然是神神关系，两位天神之间没有地位的高下之分，男女交往精神平等、情感相契。
当然，爱情一旦转化为婚姻，就不仅仅是个精神问题。任昉叙述的故事显然酝酿了两个重要的发散点：一是出现了一个命运的主宰者天帝，推动了爱情叙事转向社会叙事;二是强化了《史记》提出的身份差异，方便了神神关系从平等走向不平等，进而迈向人神关系。为此，源于东汉的董永故事有了与之合流的机会。曹植《灵芝篇》述及董永的身世：家境贫苦，受雇帮工，奉养老人，面对债主上门无计可施，幸而感动上天，有神女下凡为其织布偿债。传至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董永》，则变为大孝子董永卖身葬父，遇到了一位妇人“愿为子妻”。两人一起到主人家为奴，约定织一百匹布作为偿还。妇人十天就完工了，飞升而去，告别时说：“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原来的神女被落实为织女，而且嫁与董永为妻，这就为牵牛、织女故事准备了指向鲜明的关联素材。
后人对织女的臆想连绵不断，有的赞扬她身份地位的高贵，有的表现她对民妇生计的熟稔，有的描述她不屑世情的行为。如唐朝张荐写的《灵怪集·郭翰》讲到织女下凡，私会美男郭翰，对一年一见的夫君牵牛毫不在乎，完全没有纲常伦理的概念，更言“天上哪比人间”。这种反传统爱情主题的叙事，蔑视神神之间的精神契合，欢喜人神之间的肉身关系，承载了一股民间的实用情调。
正是民间的不断“登场”，推动着牵牛渐渐变身为牛郎。殷芸的《小说》已有“牵牛郎”的说法。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黄河》道：“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待灵槎送上天。”指向人物的“牛郎”，比起指向动作的“牵牛”更口语化，更具亲近感。既然星斗的命名可以变更，名称之下的事物又何尝不能变更？频频出场的牛郎在元明清戏曲、小说的演绎中终于成为凡人。一个地上的放牛娃，备受哥嫂的欺凌，有缘娶到天上的仙女，又因封建家长的干涉，失去了岁月安好的生活，好在天地间舆论的襄助，成就了传说中的七夕慰藉。经过漫长的世代累积，不断滚雪球，不断聚合，这出关于神的故事最终演变为关于人的故事，一个表现人们不断挣脱社会困境走向生活圆满的故事，无奈圆满总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来自外力的扶持。
寻根溯源，逝者如川。其中有两个现象似乎少人关注，耐人猜解。其一，牛郎、织女走着一条反方向的路。织女由普通天神升级为顶级女神，由织布技术不精变成了巧夺天工;牛郎则不断地下坠，越混越不济，成为时间的落伍者。从牵牛到牛郎，男性的坠落竟然需要女性织女来解救，而且需要具备更加强大力量的女性来解救，这隐喻了传统社会何种境遇和心理？才子佳人故事里，说公子落难小姐相救，倒还反映了一种男子的自信，暗示他们有才华，有生命的潜力。即使董永故事里，也暗示男子有担当和孝道。到牛郎这里，就莫名其妙了。任何一个平常的男性，都能达成这样的“躺赢”，或许是三教合流以来，民间因果报应的信仰无限弥散的结果，或许投射了人们面对社会现实的无能为力以及自我慰藉，或许正是对男尊女卑的一种确认。
其二，故事刻画的重点由织女转向牛郎，由爱情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神神关系中往往把织女当成主角，抒写他们的爱情，抒写他们情感的交流，兴会的投合;人神关系中则以牛郎为主角，述说他们的际遇，描绘他们命运的坎坷、处境的艰辛。观照领域的变化，或许在于男女显著有别的社会环境里，以女子为切入点更能言说爱情需要的精神平等，以及面对的困扰;以男子作为切入点更能展现世俗呈现的利益冲突，表达道德的诉求。如费孝通所说“文化是向着减少人间痛苦的目标行进”，理想的夫妻关系既精神契洽又事务合作，然而在事实上人们总是片面化，或只看重精神，或只关注事务。当牵牛、织女的爱情故事修改为牛郎、织女的社会故事，很有可能是人们思想中的现实越来越残酷，无法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精神只能退化为奢侈品吧。这就像宝玉结婚的对象，家长帮他选择了宝钗而不是黛玉。
哎，牛郎、织女成家生子，看似热闹，实际掩映了去路的荒芜。
世间流传的曾经只是星斗符号。“织女”、“牵牛”见诸文字，最早是《诗经·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两者指的都是神化的星斗，虽然他们初具拟人化的形象，彼此却无情感关系，而且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织女不会织布，牵牛不会赶车，闪耀在天上人间说话不腰疼。进入《史记·天官书》，他俩仍然一闪一闪亮晶晶，没有什么私交，不过身份有了差异，一者是天庙祭祀的牲畜，一者是“天女孙也”。东汉班固作《西都赋》，说“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作《西京赋》，云“迺有昆明灵沼……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两处写左牵牛、右织女相隔云汉间，都用了上天星斗的自然状态指称人间胜景的实际事物。这些早期叙事，无论讽刺还是称颂，皆以人态形象直接对应地比附天空景观，所呈现的天神如同简单的符号，直观地承载着朴素的生活想象。
日积月累，文化嬗变。传及东汉末期的《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还抱怨如《大东》，说“牵牛不负轭”，转头《迢迢牵牛星》就变调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两颗星斗由原来抽象的符号被注入具体的情节，从而生动起来。他们各处天河的两边，心生情愫却无法依偎。这种在水一方的爱情想象接续了《诗经·蒹葭》的意境，无疑开拓了牵牛、织女可能的想象空间。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墓竹简云：“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早在秦国就有记载，牵牛、织女结合为夫妻只维持了三年。然而，是男弃女还是女弃家，却不得而知;因何而弃，更无从说起。也许民间传说一直在发酵牵牛、织女的星斗传奇，但是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待到《迢迢牵牛星》出现，两位天神才形成鲜明的个体意识，故事才成为真正人格化的叙事。
斯风撩人，曹植、曹丕都有诗篇歌咏牵牛、织女悲哀的爱情关系和分离状态。但是，星象观察表明他俩也有相会的日子。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曾言：七月七日，民间设酒脯时果等，祈请河鼓（即牵牛星）织女，二星神该当相会。西晋傅玄也在《拟天问》篇说“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两星相聚、七夕乞巧，星空的爱情开始酝酿甜蜜的滋味。至于这个爱情关系何时进化为夫妻关系，唐代李善注解的《文选·洛神赋》曾引曹植的《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就在爱情的言说中，婚姻不知不觉到来了。南北朝时期，梁代任昉编著的《述异记》则提供了一段完整的事迹：“天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之夫婿，自后竟废织衽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与牵牛相会。”他说，织女是天帝之女，经天帝安排嫁给牵牛，又因天帝愤怒，与牵牛离别，只能一年一会。同时期殷芸的《小说》有基本相同的记载。随着这些踵事增华，牵牛、织女越来越具有生活情趣，天空景观越來越成就文化象征。延及唐宋的文人墨客，不时对牵牛、织女的处境给予深情感怀。如杜甫的“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杜牧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直至宋朝创造了词牌“鹊桥仙”，秦观写出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言之咄咄，大家说的仍然是神神关系，两位天神之间没有地位的高下之分，男女交往精神平等、情感相契。
当然，爱情一旦转化为婚姻，就不仅仅是个精神问题。任昉叙述的故事显然酝酿了两个重要的发散点：一是出现了一个命运的主宰者天帝，推动了爱情叙事转向社会叙事;二是强化了《史记》提出的身份差异，方便了神神关系从平等走向不平等，进而迈向人神关系。为此，源于东汉的董永故事有了与之合流的机会。曹植《灵芝篇》述及董永的身世：家境贫苦，受雇帮工，奉养老人，面对债主上门无计可施，幸而感动上天，有神女下凡为其织布偿债。传至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董永》，则变为大孝子董永卖身葬父，遇到了一位妇人“愿为子妻”。两人一起到主人家为奴，约定织一百匹布作为偿还。妇人十天就完工了，飞升而去，告别时说：“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原来的神女被落实为织女，而且嫁与董永为妻，这就为牵牛、织女故事准备了指向鲜明的关联素材。
后人对织女的臆想连绵不断，有的赞扬她身份地位的高贵，有的表现她对民妇生计的熟稔，有的描述她不屑世情的行为。如唐朝张荐写的《灵怪集·郭翰》讲到织女下凡，私会美男郭翰，对一年一见的夫君牵牛毫不在乎，完全没有纲常伦理的概念，更言“天上哪比人间”。这种反传统爱情主题的叙事，蔑视神神之间的精神契合，欢喜人神之间的肉身关系，承载了一股民间的实用情调。
正是民间的不断“登场”，推动着牵牛渐渐变身为牛郎。殷芸的《小说》已有“牵牛郎”的说法。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黄河》道：“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待灵槎送上天。”指向人物的“牛郎”，比起指向动作的“牵牛”更口语化，更具亲近感。既然星斗的命名可以变更，名称之下的事物又何尝不能变更？频频出场的牛郎在元明清戏曲、小说的演绎中终于成为凡人。一个地上的放牛娃，备受哥嫂的欺凌，有缘娶到天上的仙女，又因封建家长的干涉，失去了岁月安好的生活，好在天地间舆论的襄助，成就了传说中的七夕慰藉。经过漫长的世代累积，不断滚雪球，不断聚合，这出关于神的故事最终演变为关于人的故事，一个表现人们不断挣脱社会困境走向生活圆满的故事，无奈圆满总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来自外力的扶持。
寻根溯源，逝者如川。其中有两个现象似乎少人关注，耐人猜解。其一，牛郎、织女走着一条反方向的路。织女由普通天神升级为顶级女神，由织布技术不精变成了巧夺天工;牛郎则不断地下坠，越混越不济，成为时间的落伍者。从牵牛到牛郎，男性的坠落竟然需要女性织女来解救，而且需要具备更加强大力量的女性来解救，这隐喻了传统社会何种境遇和心理？才子佳人故事里，说公子落难小姐相救，倒还反映了一种男子的自信，暗示他们有才华，有生命的潜力。即使董永故事里，也暗示男子有担当和孝道。到牛郎这里，就莫名其妙了。任何一个平常的男性，都能达成这样的“躺赢”，或许是三教合流以来，民间因果报应的信仰无限弥散的结果，或许投射了人们面对社会现实的无能为力以及自我慰藉，或许正是对男尊女卑的一种确认。
其二，故事刻画的重点由织女转向牛郎，由爱情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神神关系中往往把织女当成主角，抒写他们的爱情，抒写他们情感的交流，兴会的投合;人神关系中则以牛郎为主角，述说他们的际遇，描绘他们命运的坎坷、处境的艰辛。观照领域的变化，或许在于男女显著有别的社会环境里，以女子为切入点更能言说爱情需要的精神平等，以及面对的困扰;以男子作为切入点更能展现世俗呈现的利益冲突，表达道德的诉求。如费孝通所说“文化是向着减少人间痛苦的目标行进”，理想的夫妻关系既精神契洽又事务合作，然而在事实上人们总是片面化，或只看重精神，或只关注事务。当牵牛、织女的爱情故事修改为牛郎、织女的社会故事，很有可能是人们思想中的现实越来越残酷，无法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精神只能退化为奢侈品吧。这就像宝玉结婚的对象，家长帮他选择了宝钗而不是黛玉。
哎，牛郎、织女成家生子，看似热闹，实际掩映了去路的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