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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是一个美好的意境,夫妻团圆,母子重逢,星熠鸟欢,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只可惜恩恩爱爱的日子落入故事里,仍是可望不可及的神话。
世间流传的曾经只是星斗符号。“织女”、“牵牛”见诸文字,最早是《诗经·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两者指的都是神化的星斗,虽然他们初具拟人化的形象,彼此却无情感关系,而且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织女不会织布,牵牛不会赶车,闪耀在天上人间说话不腰疼。进入《史记·天官书》,他俩仍然一闪一闪亮晶晶,没有什么私交,不过身份有了差异,一者是天庙祭祀的牲畜,一者是“天女孙也”。东汉班固作《西都赋》,说“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作《西京赋》,云“迺有昆明灵沼……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两处写左牵牛、右织女相隔云汉间,都用了上天星斗的自然状态指称人间胜景的实际事物。这些早期叙事,无论讽刺还是称颂,皆以人态形象直接对应地比附天空景观,所呈现的天神如同简单的符号,直观地承载着朴素的生活想象。
日积月累,文化嬗变。传及东汉末期的《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还抱怨如《大东》,说“牵牛不负轭”,转头《迢迢牵牛星》就变调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两颗星斗由原来抽象的符号被注入具体的情节,从而生动起来。他们各处天河的两边,心生情愫却无法依偎。这种在水一方的爱情想象接续了《诗经·蒹葭》的意境,无疑开拓了牵牛、织女可能的想象空间。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墓竹简云:“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早在秦国就有记载,牵牛、织女结合为夫妻只维持了三年。然而,是男弃女还是女弃家,却不得而知;因何而弃,更无从说起。也许民间传说一直在发酵牵牛、织女的星斗传奇,但是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待到《迢迢牵牛星》出现,两位天神才形成鲜明的个体意识,故事才成为真正人格化的叙事。
斯风撩人,曹植、曹丕都有诗篇歌咏牵牛、织女悲哀的爱情关系和分离状态。但是,星象观察表明他俩也有相会的日子。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曾言:七月七日,民间设酒脯时果等,祈请河鼓(即牵牛星)织女,二星神该当相会。西晋傅玄也在《拟天问》篇说“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两星相聚、七夕乞巧,星空的爱情开始酝酿甜蜜的滋味。至于这个爱情关系何时进化为夫妻关系,唐代李善注解的《文选·洛神赋》曾引曹植的《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就在爱情的言说中,婚姻不知不觉到来了。南北朝时期,梁代任昉编著的《述异记》则提供了一段完整的事迹:“天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之夫婿,自后竟废织衽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与牵牛相会。”他说,织女是天帝之女,经天帝安排嫁给牵牛,又因天帝愤怒,与牵牛离别,只能一年一会。同时期殷芸的《小说》有基本相同的记载。随着这些踵事增华,牵牛、织女越来越具有生活情趣,天空景观越來越成就文化象征。延及唐宋的文人墨客,不时对牵牛、织女的处境给予深情感怀。如杜甫的“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杜牧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直至宋朝创造了词牌“鹊桥仙”,秦观写出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言之咄咄,大家说的仍然是神神关系,两位天神之间没有地位的高下之分,男女交往精神平等、情感相契。
当然,爱情一旦转化为婚姻,就不仅仅是个精神问题。任昉叙述的故事显然酝酿了两个重要的发散点:一是出现了一个命运的主宰者天帝,推动了爱情叙事转向社会叙事;二是强化了《史记》提出的身份差异,方便了神神关系从平等走向不平等,进而迈向人神关系。为此,源于东汉的董永故事有了与之合流的机会。曹植《灵芝篇》述及董永的身世:家境贫苦,受雇帮工,奉养老人,面对债主上门无计可施,幸而感动上天,有神女下凡为其织布偿债。传至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董永》,则变为大孝子董永卖身葬父,遇到了一位妇人“愿为子妻”。两人一起到主人家为奴,约定织一百匹布作为偿还。妇人十天就完工了,飞升而去,告别时说:“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原来的神女被落实为织女,而且嫁与董永为妻,这就为牵牛、织女故事准备了指向鲜明的关联素材。
后人对织女的臆想连绵不断,有的赞扬她身份地位的高贵,有的表现她对民妇生计的熟稔,有的描述她不屑世情的行为。如唐朝张荐写的《灵怪集·郭翰》讲到织女下凡,私会美男郭翰,对一年一见的夫君牵牛毫不在乎,完全没有纲常伦理的概念,更言“天上哪比人间”。这种反传统爱情主题的叙事,蔑视神神之间的精神契合,欢喜人神之间的肉身关系,承载了一股民间的实用情调。
正是民间的不断“登场”,推动着牵牛渐渐变身为牛郎。殷芸的《小说》已有“牵牛郎”的说法。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黄河》道:“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待灵槎送上天。”指向人物的“牛郎”,比起指向动作的“牵牛”更口语化,更具亲近感。既然星斗的命名可以变更,名称之下的事物又何尝不能变更?频频出场的牛郎在元明清戏曲、小说的演绎中终于成为凡人。一个地上的放牛娃,备受哥嫂的欺凌,有缘娶到天上的仙女,又因封建家长的干涉,失去了岁月安好的生活,好在天地间舆论的襄助,成就了传说中的七夕慰藉。经过漫长的世代累积,不断滚雪球,不断聚合,这出关于神的故事最终演变为关于人的故事,一个表现人们不断挣脱社会困境走向生活圆满的故事,无奈圆满总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来自外力的扶持。
寻根溯源,逝者如川。其中有两个现象似乎少人关注,耐人猜解。其一,牛郎、织女走着一条反方向的路。织女由普通天神升级为顶级女神,由织布技术不精变成了巧夺天工;牛郎则不断地下坠,越混越不济,成为时间的落伍者。从牵牛到牛郎,男性的坠落竟然需要女性织女来解救,而且需要具备更加强大力量的女性来解救,这隐喻了传统社会何种境遇和心理?才子佳人故事里,说公子落难小姐相救,倒还反映了一种男子的自信,暗示他们有才华,有生命的潜力。即使董永故事里,也暗示男子有担当和孝道。到牛郎这里,就莫名其妙了。任何一个平常的男性,都能达成这样的“躺赢”,或许是三教合流以来,民间因果报应的信仰无限弥散的结果,或许投射了人们面对社会现实的无能为力以及自我慰藉,或许正是对男尊女卑的一种确认。
其二,故事刻画的重点由织女转向牛郎,由爱情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神神关系中往往把织女当成主角,抒写他们的爱情,抒写他们情感的交流,兴会的投合;人神关系中则以牛郎为主角,述说他们的际遇,描绘他们命运的坎坷、处境的艰辛。观照领域的变化,或许在于男女显著有别的社会环境里,以女子为切入点更能言说爱情需要的精神平等,以及面对的困扰;以男子作为切入点更能展现世俗呈现的利益冲突,表达道德的诉求。如费孝通所说“文化是向着减少人间痛苦的目标行进”,理想的夫妻关系既精神契洽又事务合作,然而在事实上人们总是片面化,或只看重精神,或只关注事务。当牵牛、织女的爱情故事修改为牛郎、织女的社会故事,很有可能是人们思想中的现实越来越残酷,无法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精神只能退化为奢侈品吧。这就像宝玉结婚的对象,家长帮他选择了宝钗而不是黛玉。
哎,牛郎、织女成家生子,看似热闹,实际掩映了去路的荒芜。
世间流传的曾经只是星斗符号。“织女”、“牵牛”见诸文字,最早是《诗经·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两者指的都是神化的星斗,虽然他们初具拟人化的形象,彼此却无情感关系,而且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织女不会织布,牵牛不会赶车,闪耀在天上人间说话不腰疼。进入《史记·天官书》,他俩仍然一闪一闪亮晶晶,没有什么私交,不过身份有了差异,一者是天庙祭祀的牲畜,一者是“天女孙也”。东汉班固作《西都赋》,说“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张衡作《西京赋》,云“迺有昆明灵沼……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两处写左牵牛、右织女相隔云汉间,都用了上天星斗的自然状态指称人间胜景的实际事物。这些早期叙事,无论讽刺还是称颂,皆以人态形象直接对应地比附天空景观,所呈现的天神如同简单的符号,直观地承载着朴素的生活想象。
日积月累,文化嬗变。传及东汉末期的《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还抱怨如《大东》,说“牵牛不负轭”,转头《迢迢牵牛星》就变调了:“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这两颗星斗由原来抽象的符号被注入具体的情节,从而生动起来。他们各处天河的两边,心生情愫却无法依偎。这种在水一方的爱情想象接续了《诗经·蒹葭》的意境,无疑开拓了牵牛、织女可能的想象空间。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墓竹简云:“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早在秦国就有记载,牵牛、织女结合为夫妻只维持了三年。然而,是男弃女还是女弃家,却不得而知;因何而弃,更无从说起。也许民间传说一直在发酵牵牛、织女的星斗传奇,但是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待到《迢迢牵牛星》出现,两位天神才形成鲜明的个体意识,故事才成为真正人格化的叙事。
斯风撩人,曹植、曹丕都有诗篇歌咏牵牛、织女悲哀的爱情关系和分离状态。但是,星象观察表明他俩也有相会的日子。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曾言:七月七日,民间设酒脯时果等,祈请河鼓(即牵牛星)织女,二星神该当相会。西晋傅玄也在《拟天问》篇说“七月七日牵牛织女会天河”。两星相聚、七夕乞巧,星空的爱情开始酝酿甜蜜的滋味。至于这个爱情关系何时进化为夫妻关系,唐代李善注解的《文选·洛神赋》曾引曹植的《九咏注》:“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就在爱情的言说中,婚姻不知不觉到来了。南北朝时期,梁代任昉编著的《述异记》则提供了一段完整的事迹:“天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之夫婿,自后竟废织衽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与牵牛相会。”他说,织女是天帝之女,经天帝安排嫁给牵牛,又因天帝愤怒,与牵牛离别,只能一年一会。同时期殷芸的《小说》有基本相同的记载。随着这些踵事增华,牵牛、织女越来越具有生活情趣,天空景观越來越成就文化象征。延及唐宋的文人墨客,不时对牵牛、织女的处境给予深情感怀。如杜甫的“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杜牧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直至宋朝创造了词牌“鹊桥仙”,秦观写出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言之咄咄,大家说的仍然是神神关系,两位天神之间没有地位的高下之分,男女交往精神平等、情感相契。
当然,爱情一旦转化为婚姻,就不仅仅是个精神问题。任昉叙述的故事显然酝酿了两个重要的发散点:一是出现了一个命运的主宰者天帝,推动了爱情叙事转向社会叙事;二是强化了《史记》提出的身份差异,方便了神神关系从平等走向不平等,进而迈向人神关系。为此,源于东汉的董永故事有了与之合流的机会。曹植《灵芝篇》述及董永的身世:家境贫苦,受雇帮工,奉养老人,面对债主上门无计可施,幸而感动上天,有神女下凡为其织布偿债。传至东晋干宝的《搜神记·董永》,则变为大孝子董永卖身葬父,遇到了一位妇人“愿为子妻”。两人一起到主人家为奴,约定织一百匹布作为偿还。妇人十天就完工了,飞升而去,告别时说:“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原来的神女被落实为织女,而且嫁与董永为妻,这就为牵牛、织女故事准备了指向鲜明的关联素材。
后人对织女的臆想连绵不断,有的赞扬她身份地位的高贵,有的表现她对民妇生计的熟稔,有的描述她不屑世情的行为。如唐朝张荐写的《灵怪集·郭翰》讲到织女下凡,私会美男郭翰,对一年一见的夫君牵牛毫不在乎,完全没有纲常伦理的概念,更言“天上哪比人间”。这种反传统爱情主题的叙事,蔑视神神之间的精神契合,欢喜人神之间的肉身关系,承载了一股民间的实用情调。
正是民间的不断“登场”,推动着牵牛渐渐变身为牛郎。殷芸的《小说》已有“牵牛郎”的说法。晚唐诗人胡曾的《咏史诗·黄河》道:“沿流欲共牛郎语,只待灵槎送上天。”指向人物的“牛郎”,比起指向动作的“牵牛”更口语化,更具亲近感。既然星斗的命名可以变更,名称之下的事物又何尝不能变更?频频出场的牛郎在元明清戏曲、小说的演绎中终于成为凡人。一个地上的放牛娃,备受哥嫂的欺凌,有缘娶到天上的仙女,又因封建家长的干涉,失去了岁月安好的生活,好在天地间舆论的襄助,成就了传说中的七夕慰藉。经过漫长的世代累积,不断滚雪球,不断聚合,这出关于神的故事最终演变为关于人的故事,一个表现人们不断挣脱社会困境走向生活圆满的故事,无奈圆满总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来自外力的扶持。
寻根溯源,逝者如川。其中有两个现象似乎少人关注,耐人猜解。其一,牛郎、织女走着一条反方向的路。织女由普通天神升级为顶级女神,由织布技术不精变成了巧夺天工;牛郎则不断地下坠,越混越不济,成为时间的落伍者。从牵牛到牛郎,男性的坠落竟然需要女性织女来解救,而且需要具备更加强大力量的女性来解救,这隐喻了传统社会何种境遇和心理?才子佳人故事里,说公子落难小姐相救,倒还反映了一种男子的自信,暗示他们有才华,有生命的潜力。即使董永故事里,也暗示男子有担当和孝道。到牛郎这里,就莫名其妙了。任何一个平常的男性,都能达成这样的“躺赢”,或许是三教合流以来,民间因果报应的信仰无限弥散的结果,或许投射了人们面对社会现实的无能为力以及自我慰藉,或许正是对男尊女卑的一种确认。
其二,故事刻画的重点由织女转向牛郎,由爱情问题转向社会问题。神神关系中往往把织女当成主角,抒写他们的爱情,抒写他们情感的交流,兴会的投合;人神关系中则以牛郎为主角,述说他们的际遇,描绘他们命运的坎坷、处境的艰辛。观照领域的变化,或许在于男女显著有别的社会环境里,以女子为切入点更能言说爱情需要的精神平等,以及面对的困扰;以男子作为切入点更能展现世俗呈现的利益冲突,表达道德的诉求。如费孝通所说“文化是向着减少人间痛苦的目标行进”,理想的夫妻关系既精神契洽又事务合作,然而在事实上人们总是片面化,或只看重精神,或只关注事务。当牵牛、织女的爱情故事修改为牛郎、织女的社会故事,很有可能是人们思想中的现实越来越残酷,无法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精神只能退化为奢侈品吧。这就像宝玉结婚的对象,家长帮他选择了宝钗而不是黛玉。
哎,牛郎、织女成家生子,看似热闹,实际掩映了去路的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