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伴随父亲几十年的自行车锁进了储藏室。睹物思人，有时是痛苦的，有时也是幸福的。曾几何时，那辆自行车承载着我和父亲的美好时光。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从苏北的一个野战师调到南京，成为军区机关报社的一名编辑、记者。在老家读完一年级后，我被送到父亲身边读书。母亲因一时物色不到合适的单位，则继续留在老家教书。
　　那时，我就读的太平门小学离军区大院仅一墙之隔。父亲忙于办报，我太小，还不会做家务，因此一天三顿饭都在大院食堂解决。家离学校只有五六分钟的步行时间，离报社也差不多十分钟。为节约时间，父亲都是骑车上班。于是，早饭后，父女俩在食堂分手。一天中午，我被留在学校订正试卷，父亲在食堂迟迟等不到我，就急匆匆地骑车赶到学校。记得当时，他有点生气地对老师说了一句话：“让孩子饿着肚子订正作业，这种方法是不科学的。”他的一句话，让留下来的学生都提前“解放”。那个午后，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面，很是得意。
　　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报纸版式都是靠人工排版。父亲白天写稿，晚上还经常要去报社加班画大样。一听父亲说要去办公室畫大样，我就很开心，因为那样我就可以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面跟去加班。
　　报社是座老式的两层楼，有着长长的走廊。我俩踏在枣红色的地板上，昏暗的走廊便发出阵阵回音。父亲在宽大的办公桌上铺开满是绿色空心圆点的大样纸，一手握着红蓝两色笔，一手拿着尺子，他要把那些文稿恰到好处地拼到位，这里放张插图，那里留张照片，比绣花还精细。我很享受这样的时光。春天，迎春花的曼妙身影会闪烁在雪白的墙上；夏天，办公楼前的梧桐树下可以寻到知了；秋天，一丛丛枫叶红得让我心醉；冬天，窗外的蜡梅花香会飘进散着暖气的房间。我看看杂志，欣赏一张张经父亲之手而成的报纸，再摆弄摆弄笔筒里的文具。月光下，虽已疲惫但依然好言好语的父亲，载着我回家。
　　若干年后，我也穿上了军装。太湖边的军营虽然并不遥远，但回家的次数也是有限的。一年春节下大雪，结束探亲即将归营的那天，雪开始融化，路上满是泥泞。去火车站之前，母亲说路上不好走，让父亲派车送我。父亲没答应，说不能占公家便宜搞特殊化，他坚持骑车送我去火车站。就这样，父亲在车龙头上挂上沉重的行李，后面载着我，在湿漉漉的、泥泞的路上骑了40分钟，满头大汗地来到火车站。
　　1990年夏天，我考上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又回到父母身边。因为周末可以回家，父亲便给我买了辆枣红色的凤凰牌自行车。每次出家门回校时，父亲除了叮嘱我好好学习多读书外，必会再叮嘱一句“骑车要当心哦”。
　　三年前的夏天，70岁的父亲终于摆脱病痛去了天堂。记不清在多少个梦里，我依稀听见父亲遥远的叮嘱：“骑车要当心哦。”此时，尽管泪水难抑，心里却是无尽的温暖。
　　（选自2015年8月14日《扬子晚报》，本刊有改动）